山東“曆史事件”探究之十一
原創 思目（jocole）
十一、一波三折的土改
對於這段難以言傳的曆史，時任華東局魯中區黨委第一副書記兼軍區第一副政委的高克亭多年後在其回憶裏含蓄地歎道：“有的地方掌握了運動領導權的所謂“赤貧”不是真正的貧雇農，而是那些平時不務正業、不思勞作的流氓無產者，正像毛澤東同誌指出的那樣：在混亂的局麵下，他們的破壞作用遠大於建設作用。”（注1）
高克亭（圖片取自網上）
據經曆過二次土改的老人們回憶，召開萬人批鬥大會之前工作組都專門組織過演練，而且批鬥大會的議程和“積極分子”的控訴發言等，都是在土改工作組幫助指導下才得以完成的。群眾動員起來後，土改工作組在觀望的同時不忘指導，於是乎，各村的批鬥很快掀起一波又一波的高潮。從開始時的打人，很快過渡到將人打死！
對於其時隨意打死人發展到何種程度，老前輩王文正有一段觸目驚心的回憶：“8月中旬，我們工作隊從萊東縣出發，路過萊陽（屬南海專區管轄）、招遠（屬北海專區管轄）、掖南等縣時，就看到有的批鬥會的台子兩邊貼著‘血流變成河，屍骨堆成山’的對聯，橫幅寫著‘打死無論’；有些村莊的牆上寫的大標語：‘一不做、二不休’、‘過大河不怕水淹’、‘打破頭使扇子扇’，等等。”（注2）
更加令人吃驚的是，還有的編著花樣去批鬥和打人——據高克亭回憶：“‘過關’就是一個‘發明創造’。這是淄川城附近村莊的做法。他們召開對被管製的地主的鬥爭大會時，在會場設木橋，要鬥爭對象地主在橋上檢討交待，往往在檢查交待時就被群眾打在橋下，有的則被打死。”（注3）最為出格的是華東局渤海區土改工作團，竟然將景曉村、李人鳳和李震等渤海區領導帶到批鬥現場——據李震回憶：“一百零三天的土地會議上，批判的重點就是我們三個人，像文化大革命一樣，對我們進行考驗，叫我們去看看貧下中農怎樣打死地主，幾分鍾就打死一個呀。”（注4）
那二次土改為什麽要批鬥和打人？為什麽發展到要往死裏打呢？根據史料記載和親曆者們的回憶，剛開始打人主要是為了起浮財。那時，不要說窮苦百姓，就是一些地主也不是很富裕，所以起浮財像擠牙膏一樣。可很多地主和富農愛財如命，甚至有的寧可被打死也不說。浮財比土地要實惠多了，而且金銀財寶和大洋以及皮襖和綢緞等，又都是些看得見摸得著、實實在在的東西。
可此風一開，亂打亂殺！一些抗戰時期同中共合作的開明人士、抗日軍人家屬同樣難逃厄運，隻要“貧雇農團”同意就直接去抄家翻箱倒櫃。其時渤海及膠東區對地主和富農的政策是“地主不分田，富農分壞田”，“掃地出門一鍋端”，被集中到一起——說是土改完了再進行處理。除了那些被當場打死的，還有很多被鬥後痛不欲生、自殺的——如丁釗將軍的父親，就是忍受不了毒打和受辱而自殺的。
其實被活活打死的，又何止地主富農和某些中農們！根據李震回憶：“華東局工委組織了土改工作團負責土改工作，對過去的工作全麵否定。令各村成立‘貧雇農團’，口號是‘貧雇農團說了算’，鬥軍屬、吊打地主出身的連長、指導員的事不斷發生。對被鬥對象邊鬥邊打，有的亂棍打死。”（注5）毋庸置疑，僅憑各村的“貧雇農團”，是無權將這些“地主出身的連長、指導員”從部隊調回來批鬥的！其時部隊的“連長、指導員”，大都是38年、39年參加抗戰的老八路，由於沒有明確記載，到底有多少被調回打死無法得知！
圖片取自網絡
時至是年的10月份，渤海區的土改進行不下去了！
國民黨軍在是年的6月下旬，開始發動第三次對山東解放區的重點進攻。由於南麻等戰役的失利，8月後除渤海區黃河以北及膠東根據地尚保有少數幾個縣外，山東黃河以南所有的縣城，全部都被國民黨軍占領。而國民黨軍采取齊頭並進的戰術，使華野無處下口，隻好暫時退到黃河以北。9月間，陳毅等根據中央軍委指示調整部署，主力由渤海向西繞至魯西南及豫東一帶，配合二野進軍大別山開辟中原戰場。
對於這一時期的嚴峻態勢，鄧子恢在其《自述》裏的描述為：“此時華野的兵員補充、糧款物資供應以及運輸、擔架等都依靠渤海，渤海人民負擔很重，土改過左，群眾不滿，……，因此，我們采取緊急措施，一方麵停止過左的土改行動，另一方麵在機關部隊中實行‘三大方案’（縮小編製，降低待遇，並將各機關部隊後方的小家當全部集中），把各機關部隊後方的編餘人員和節約出來的糧款物資全部供應前方，以減輕渤海人民負擔。現在看來，當時那種緊急措施是鞏固後方、爭取前線勝利所必不可少的措施。”（注6）
那麽，渤海區“停止過左的土改行動”到底是如何運行的？
根據文獻史料記載，張雲逸、鄧子恢等組成的華東後方工作委員會於10月8日，在惠民地區的陽信縣李家橋（後移至何家坊）召開渤海區的土改整黨會議。出席會議的，有渤海區黨委、行署、軍區的負責人，以及各地委、專署以及縣委、縣府的三級幹部，共計550多人。會議議程分三個階段進行：第一階段傳達學習全國土地會議精神；第二階段進行整黨，解決組織不純問題；第三階段部署進一步搞好土改複查工作。
從相關的史料記載來看，會議開始時依然安排景曉村，以渤海區黨委書記身份致開幕詞。10月10日，中共中央頒布的《土地法大綱》以及山東參加全國土地會議的代表返回後，鄧子恢與張雲逸、舒同三人於21日，聯名給華東局、中央工委發出一份報告：渤海地區土改問題異常嚴重，從去年7月開始是“右”，與華東局的“九一指示”不謀而合；今年7月接受華東局的“七七指示”，又出現“左”的行動，一概“掃地出門”、“一鍋端”，掃了中貧農；每會必鬥，每鬥必打，每打必死；大部分地區土地問題基本沒有解決；群眾是在發動，隻是小眾，不是大眾行動；軍政幹部不得幹涉土改。
因而，此次會議強調要用打通思想、調整組織、執行紀律三種辦法，來達到整編隊伍和改造黨的領導機關的目的。並在報告中建議，對區黨委、地委的領導成員，進行調整、充實、加強。隨即風向一轉，會議改由華東局民運部長張曄、副部長劉格平等主持，變成了批判景曉村、李人鳳、李震以及各地、縣一大批主要負責人的鬥爭會。
會議進行了十多天後，決定對原來的大會主席團進行改組——經鄧子恢代表華東局工委提議，主席團內的貧雇農成分不少於1/4，這自然會被毫無障礙地全體通過。同時，原來的會議代表支部也被改選，區黨委機關及各地縣均需成立由貧雇農出身的同誌組成新的支部來領導。如此一來，參加會議的渤海區、地、縣各級幹部550餘人幾乎人人自危——都要被查祖孫三代，凡是出身或被認為是出身地主、富農家庭的幹部，基本上都一律靠邊站。
這種局麵的出現，使鄧子恢等感到有些錯愕，不知如何是好。於是就打電報給中央工委，請求康生來渤海指導。據說，他們認為康生是山東人，又是中央政治局委員，不但說起話來會超脫些，而且也方便工作。根據相關史料記載，康生接到劉少奇的電報後，於10月30日，與妻子曹軼歐、秘書淩雲、聯絡員毛岸英等部分土改工作團成員一起，乘坐一輛美國10輪大卡車，於11月5日來到了渤海區黨委駐地陽信縣何家坊。
11月16日，康生致電中央工委：“到達渤海一星期中，我除參加會議外……大量了解此區黨內不純情況，較晉察冀嚴重萬分。或者說有基本區別。其主要特點是：許多黨的組織被地主富農所掌握。渤海從行署正副主任到各處長都是地主富農成分，他們對土改不僅思想上站在地主立場，而且大多數曾做過鎮壓農民、包庇地主、保護自己家庭為農民所恨的罪惡”。“各地縣委中保護地主、阻撓土改者到處皆有……土改情況可想而知。許多貧雇農沒有得到或很少得到土地，沒有得到鬥爭果實，沒有翻身……。”“此間情況複雜，稍一不慎，有可能發生反革命暴動和叛亂的危險。”（注7）
根據相關記載，康生於11月6日開始參加渤海土地會議後，會議轉入集中檢查區黨委的領導問題，著重檢查、批判渤海區黨委在土改中的“富農路線”、“宗派主義”和剿匪反特鬥爭中的右傾錯誤，矛頭集中指向區黨委書記景曉村、副書記王卓如、行署主任李人鳳和區黨委社會部長兼行署公安局長李震，以及各地、縣一大批主要負責人等。據黎玉回憶，康生下車伊始便武斷地說：“我還在延安就聽說，山東有兩個娃娃；我在來山東的路上，又聽說這兩個娃娃。我到了山東，見了膠東的林浩，渤海的景曉村，果然是兩個娃娃。‘三十而立’嘛，不到三十歲，上帝允許說胡話，說胡話上帝也不會怪罪。”
康生（圖片取自網上）
11月16日，劉少奇、董必武在發給康生並張鼎丞、鄧子恢的電報中說：“現在山東土改應大量用有經驗的外地幹部去作領導，本地地主、富農出身的幹部及官僚蛻化分子應調離本地。以後再不要在幹部中提華中、山東幹部的界線，一切能很好領導群眾進行工作的幹部即應提拔，一切不能很好領導群眾進行工作的幹部均應撤換，不管是華中來的或原在山東工作的。”（注8）可康生卻在25日渤海土地會議上，繼續大放厥詞：“軍隊與地方、冀魯邊與清河、外來與本地、工農分子與知識分子、最後是山東幹部與華東局幹部之間，關係上不是沒有問題的。”
隨後“幾次大會，是張曄、劉格平、王卓如等人發言，揭發批判原渤海區黨、政兩主要領導景曉村、李人鳳，兩人數次檢討右傾錯誤，並牽連到李的曆史經曆。”（注9）張曄、劉格平、王卓如等都是原冀魯邊的幹部，而景曉村和李人鳳則是原清河區的幹部。那他們之間到底有何矛盾？熟悉山東那段曆史的同誌都知道，渤海區是於1944年1月由清河和冀魯邊合並而成，合並後渤海區的黨政軍一把手均為原清河的幹部——區委書記、軍區政委為景曉村，軍區司令為楊國夫，行署主任為劉其人（去東北後由李人風接任），原冀魯邊的王卓如、張曄（後被調到濱海區）和龍書金等均為副職。
據某位老同誌回憶，在渤海區舉行的一次會議上，曾有原冀魯邊的幹部借題發揮，對渤海區的領導景曉村等提出尖銳批評。但由於景曉村等較為大度，沒有計較並進行反駁或報複，所以其時原冀魯邊與清河的幹部，在後來的工作與團結上未出現大的問題。對於這段曆史，鄧子恢等華東局領導顯然是心知肚明，否則不會特意組織原冀魯邊的幹部（包括彭瑞林等），站出來批判原清河的主要幹部——景曉村和李人鳳等。
根據老前輩何郝炬所著《門開萬壽逢三叟——追憶張曄》一文透露，多年後編纂《張曄傳》時，當時揭發批判景曉村、李人鳳時，張曄被認為“起了打頭陣，鎮前台的作用。他對這一曆史事件負有重大責任，應當如實反映。”（注10）至於王卓如、劉格平二人的批判，未見引述不得而知，推測似乎應該不算激烈。
對於其時批判發言的激烈程度，可通過時任平北縣任民運部長李興民的回憶，來領略體會一下——“大會發言，措詞激烈，如：彭瑞林發言指原班子：‘狗肉丸子不放鹽，是一盤葷蛋。’康生的講話，盡是批判富農路線，還講指名批省委書記黎玉同誌，說是在黎的住處掛匾，群眾送書：‘跟黎主席走’，大叫跟你到哪裏去……‘命令立即摘掉’等，整個會議嚴肅、震感。……。”（注11）
“參加會議的所有成員，在大會氣氛的影響下，都嚴格的而且是過火的回顧自己在土改中存在的問題，重點是民主作風和階級路線方麵。還用自報公議的辦法，評定自己的家庭出身成份，唯恐自己不能參加土改工作和黨、政領導工作。還聽到在軍隊上清洗和退役了一批地、富出身的幹部；有的則與地、富家庭脫離關係，以說明劃清界限。在農村，曾出現壞人控製村組織，擴大化的亂劃地、富家庭，使一批幹部受到損害。以濟陽史家寺為例，李克禎退役回家，張耀堂與家庭脫離關係：張廷秀錯劃，夫人出黨，弟除名等。”（注12）
1948年1月9日，在康生的坐鎮與支持下，華東局開始對這個“宗派主義集團”進行組織處理：決定將渤海區黨委書記兼渤海軍區政委景曉村及渤海行署主任李人鳳撤職，渤海區黨委副書記兼軍區第一副政委王卓如免職，區黨委社會部長兼公安局長李震予以撤職處分。任命張曄擔任渤海區黨委書記，王卓如改任行署主任，渤海區公安局長則在此之前就早已安排妥當——由楊帆接任，彭瑞林任渤海區黨委委員兼民運部長。
隨後，那60多名幹部以及渤海區各地委、縣委和區委的大部分主要領導人，被撤的撤、免的免，也有的則借支前之機調出。其中陽信縣委基本被大換班，十個區委書記隻保留了三人，其餘七人全都被撤換。1948年2月25日，曆時138天的華東局工委渤海區土地會議，終於降下了帷幕。
當年《渤海日報》上刊登的撤銷景曉村、李人鳳職務的布告。（圖片取自網絡）
就在鄧子恢等召開渤海區的土改整黨會議期間，華東局書記饒漱石等於1947年10月中旬，在諸城主持召開包括魯中、魯南、濱海三區的大魯南會議，參加會議的主要為這三個區各地縣以上的負責同誌。那麽，“饒大將軍”為什麽要在此時開這個“大魯南會議”？筆者依據史料及老同誌回憶推測，大概主要基於兩點：
一是以饒漱石為首的某些領導幹部攻擊和汙蔑山東土改背後的目的，是為了打擊以黎玉為代表的山東地方幹部，以達到全麵奪取和控製山東行政權利的目的。因此，當鄧子恢等在渤海區土改問題上打開突破口後，就將矛頭指向黎玉以及被認為是黎玉圈內的其他山東幹部。
二是其時魯中與魯南的區委書記早已由原華中的傅秋濤和向明擔任，至於濱海的書記雖仍為原山東分局的穀牧，但在這兒之前就被“饒大將軍”敲打過——1946年初冬，未經華東局同意，穀牧就“擅自”給華中來濱海休整的兩個團換了冬裝，並動用了華東局庫存的聯合國善後救濟物資中的少量呢子。饒漱石知道後不但狠狠地訓了穀牧一通，還因其進行申辯當場“氣呼呼地說：‘我撤你的職！看來你久在濱海工作，尾大不掉了！’我表示：‘服從組織決定，等著你們的通知。’”（注13）
有資料稱，“饒大將軍”剛進山東，就聲色俱厲地嗬斥道：“我一進山東就覺得山東黨氣味不對，像進了茅房一樣臭氣衝天！”（注14）之後，又在各種場合批黎玉——“他在和各大軍區負責人談話時，借題發揮，說：‘人家到處掛黎主席像哩，喊黎主席萬歲哩。’‘省俯有黎玉派哩。’……我聽說後十分氣憤，在會上當場問他，什麽地方、什麽時間有此事，我們一起去看看！他竟然瞠目結舌，一句話也說不出來。”（注15）故而在此次“大魯南會議”上，饒漱石抓緊時機，更是大批而特批！
這位“饒大將軍”為了達到其不可告人目的，真可謂不遺餘力——甚至不惜挑撥新四軍和山東八路軍的關係！“他在幹部大會上公開講‘山東後勤發裝備，對山東發的好，對華中發的壞。’‘山東不給新四軍吃細糧。’”（注16）
據時任魯中區副書記的高克亭回憶：“會議由華東局書記饒漱石主持，張鼎丞同誌參加，會上傳達了中央土地會議精神，接著就批判《九一指示》，批判黎玉同誌‘富農路線、山頭主義、個人崇拜’等。本來黎玉同誌已作了違心的檢討，但饒漱石抓住不放，繼續批判，誇大其錯誤。大小會結合，大會主要由饒揭發批判黎的‘錯誤’，張鼎丞同誌也發了言，有些大會黎並未參加，而是背靠背鬥爭。會議很不民主，隻是他們華東局個別領導人講話，各地參加會議的同誌很少發言，隻是在小組會上討論時發言。這三個區的一把手都算不上黎玉的人，不像渤海膠東那樣有明確的打擊目標，但是仍拿黎玉當靶子，狠批了所謂‘富農路線’、‘宗派主義’、‘山頭主義’。有一些幹部如魯中區黨委書記霍士廉、魯中行署主任馬馥唐等也受到牽連。”（注17）
那麽，黎玉等原山東分局大部分幹部的態度如何呢？
注釋：
注1、3、17：見《高克亭回憶錄》，“解放戰爭（七、糾正土改複查左傾）”。
注2：見王文正《一九四七年膠東解放區土改複查的問題》一文。
注4：見李震著《回憶戰時在山東的公安保衛工作》一文。
注5：見李震著《憶景政委曉村同誌》一文。
注6：見《鄧子恢自述》，第29頁。
注7: 見李維民著《康生、饒漱石在山東土改中大搞極左鐵證如山》之“二、”第四自然段。
注8：見《劉少奇年譜》，1947年11月16日。
注9、11、12：見李興民著《土改運動（從46年54指示開始）》一文。
注10：見何郝炬所著《門開萬壽逢三叟——追憶張曄》，“堅忍執著、忠貞不渝的張曄（五）”章節。
注13：見《穀牧回憶錄》，“3.濱海十年3•12一切為了前方的勝利”章節。
注14：見《黎玉回憶錄》，第250頁。
注15、16：見《黎玉回憶錄》，第252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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