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佚名
譯 / 苦山
原文 / www.theschooloflife.com/thebookoflife/the-ongoing-complexities-of-our-intimate-lives/
在西方前現代世界場景中，宗教和哲學都對“性（欲）”有諸多負麵的描述，這也不奇怪，畢竟，在一個以二元論為主導的觀念演進中，性（欲）與靈魂（精神）似乎是截然對立的存在。不僅如此，當時的觀念還左右著醫學的某些現在看起來很奇葩的實踐，諸如針對女性所謂“歇斯底裏”的診斷和治療。
那麽，在宗教相對淡化、哲學退場和醫學進步的現今，我們找到了關於性（觀念）的適當表述了嗎？在本文作者看來，這無疑是一個十分複雜的問題。
1953年4月初，在戛納的一片海灘上，18歲的碧姬·芭鐸（Brigitte Bardot）現身於全球媒體前，宣傳她的新電影《此恨綿綿》【Act of Love，與柯克·道格拉斯（Kirk Douglas）合作主演】，這是世界在性方麵邁向現代的一步。
她身穿一套印有花朵圖案的比基尼泳衣，而在那之前，這種衣物很少出現在鏡頭裏（在美國，1961年前，熒幕上出現肚臍眼是違法的）——就在此前一年，教皇庇護十二世（Pope Pius XII）曾對比基尼進行譴責，稱其容易助長罪惡、有礙道德。
碧姬·芭鐸於戛納電影節，1953年。
世界各地的婦女都脫掉了她們原本的連體式泳衣，與之一同被拋棄的還有過去多種對待身體的態度。
1960年，布萊恩·海蘭德（Brian Hyland）憑借他的歌曲《黃色圓點比基尼娃娃》 （‘Itsy Bitsy, Teenie Weenie, Yellow Polka Dot Bikini’） 大獲成功；在1963年的《海灘派對》（Beach Party）和1964年的《比基尼海灘》（Bikini Beach）這兩部大熱電影中，比基尼都是“主角”。天主教會放棄了反對，電影審查部門和保守派團體也不再抵製。在短短幾十年的時間裏，比基尼似乎變成了正常生活中早已存在的一部分——也就是“解放了的”生活裏的一部分。
2008年北京奧運會上，時任美國總統喬治·W. 布什與身穿比基尼的美國女子沙灘排球隊員合影。
它代表了一種看待身體和性的方式：沒有羞恥和罪惡感，沒有難堪的、被壓抑的過去帶來的遺存，預示著洋溢的熱情和自如的姿態。比基尼將現代性與古羅馬人和希臘人的異教自由聯係起來，在古希臘羅馬時期，人們知曉如何為身體的美感和運動精神感到驕傲，這在他們的雕塑、馬賽克鑲嵌畫和奧運會比賽中都有所反映。
早期的比基尼：發現於西西裏島卡薩爾古羅馬別墅（Roman Villa of Romana del Casale）的羅馬鑲嵌畫。
基督教把碧姬·芭鐸與羅馬人分離開來。數百年來，教會一直在對肉體發動戰爭，把裸體與亞當和夏娃的原罪聯係在一起，我們的羞恥感仿佛成了對我們先祖罪過的懲罰。我們中的許多人看到自己的軀體會感到極度不適，這僅僅證明了有關人類的一個基本事實：我們是罪人的後代。
馬薩喬（Masaccio）：《被逐出伊甸園的亞當和夏娃》（The Expulsion of Adam and Eve），1424年。
在現代以前，隻有極少數人敢於嚐試享受一種在性和肉體方麵不那麽受限的人生，為此，他們不得不把目光投向遠在歐洲邊界之外的地方。19世紀的法國畫家保羅·高更（Paul Gauguin），在距離戛納幾小時車程的普羅旺斯呆了幾個月之後，轉而前往大溪地（Tahiti）尋求異教信仰的生活，而這無疑是他那談性色變的祖國所無法給予的。遠離歐洲的高頂禮帽和長裙後，他發現這裏的人們像在伊甸園一般裸體相對，舒適地坐在熱帶樹木下，顯然完全不認為這樣露出軀體會造成任何尷尬。
保羅·高更：《怡人之地》（Te nave nave fenua / The pleasant land），1892年。 © Wikipedia
但是到了1953年，人們無需再走那麽遠了。大溪地來到了法國。
在後戛納電影節的時代看來，前現代世界處理性問題的嚐試可能會令人痛苦，蓋因他們實在太過逃避、謹慎，更有無數的手段。19世紀，出於健康上的原因，醫生們開始建議人們去海邊旅行，女性為了不向陌生人展示自己的身體，不得不付出了極大的努力，這種努力在技術層麵令人印象深刻，在心理層麵則荒謬無比。人們用馬匹拖動裝有輪子的特製小屋進入水中，婦女們可以從裏打開一個艙口，下到水裏洗海水浴（下圖）。哪怕隻是朝女性的肘部或肩膀瞥上一眼，都會被認為是卑鄙下流的行為。
這種扭曲的基礎源於這樣一種觀點：性欲是理智或美好生活之敵。它是一種居於我們內心的瘋狂，誘惑、折磨我們，使我們理智的日常生活脫軌，讓我們厭惡自己【流傳的格言如是說：“交媾之後，立即聽到魔鬼的笑聲”（Illico post coitum cachinnus auditur Diaboli）】。除了那些非常罕見的、以孕育後代為目的的情境之外，性行為在有尊嚴的生活中是沒有地位的。我們以它的名義所想和所作的都是獸性的。藝術家和哲學家們描述每個善人的內心鬥爭：一方是欲望，另一方是貞潔。沒有人能夠從這種無休止的內戰中幸免，但我們當中的有德之人知道該選哪一邊才能解決問題。
蓋拉爾多·迪·喬瓦尼·德爾福拉（Gherardo di Giovanni del Fora）：《愛與貞潔的戰鬥》（The Combat of Love and Chastity），1475年。
神聖之愛（Amor Divinus/Divine Love）將人類與宇宙的創造者聯係在一起；感恩、仁慈、無私和對理性的奉獻自它而出。但是獸性之愛（Amor Ferinus/Bestial Love）則會將人引向無休止的手淫、疲憊、墮落和歪曲。哲學的目的是說服學生把興趣從後者轉向前者。但是這一挑戰無疑是巨大的。
性欲被描繪成一種災難性的強大力量，足以摧毀最縝密的計劃和最深刻的美德。亞裏士多德被廣泛認為是古代最有智慧的人，在基督教時代，一個流傳甚廣的杜撰故事是，他愛上了亞曆山大大帝的妻子菲利斯（Phyllis），菲利斯為了懲戒他的欲望，便讓他嘴裏咬著皮繩，赤裸身體、四肢著地爬行——這個故事旨在向疏忽輕率的人證明，欲望能比理性強大太多。
漢斯·巴爾東（Hans Baldung）：《菲利斯騎著亞裏士多德》（Phyllis riding Aristotle），1515年。
在基督教時代，羅馬文化中的愛神維納斯的形象並不像她以前為人熟知的那樣，是頑皮欲望的迷人化身，而是一個聲名狼藉的妖婦，當她施放魔咒時，足以摧毀最堅毅之人的決心。在15世紀早期的一幅油畫中（下圖，現藏於盧浮宮），自維納斯私處散發出的光芒使六位偉人同時失明：阿基裏斯、特裏斯坦、蘭斯洛特、參孫、帕裏斯和特洛伊羅斯（Troilus）。要把目光移開或許很難，但不做嚐試則更加危險。
對所有教育年輕一代的人而言，他們的首要任務是幫助年輕人在邪惡（幾乎總是一個美麗的女人）和美德（幾乎總是一個正派但優柔寡斷的男人）的戰鬥之間做出正確的選擇。
保羅·韋羅內塞（Paolo Veronese）：《美德與邪惡的寓言》（Allegory of Virtue and Vice），1565年。
但是，即使在看似良善的人身上，也總是潛伏著風險，使他們有可能落入誘人但邪惡的丘比特的影響之下，丘比特不曾遠離，時刻準備射出他的箭矢，摧毀我們最好的計劃。許多世紀以來，欲望都不是什麽值得享受或高興的東西；它總是一個陷阱，甚至極有可能是一場死刑判決。
帕爾米賈尼諾（Parmigianino）：《丘比特製弓》（Cupid Marking his Arch），1533年。
在哲學和藝術對欲望的嚴酷評價之上，19世紀的醫學又為之增加了一層令人生畏的判斷。在奧地利精神病學家理察·克拉夫特-埃賓（Richard von Krafft-Ebing）的眼中，性可能並不直接是魔鬼或者狡猾的丘比特的傑作，但是它很可能將自身被賦予的邪惡轉而施加到了我們的身上，讓我們做出種種惡行。
在他裏程碑式的著作，19世紀歐洲最有影響力的性主題書籍《性心理病態》（Psychopathia Sexualis，1886）中，克拉夫特-埃賓關注由性引發的各類變態和疾病。盡管這本書的口吻冷靜、超然，但無法掩飾它對性之本質的厭惡：“放縱的愛是一座燃燒殆盡的火山：它是一片吞噬萬物的深淵——榮譽、物質和健康皆在其列。”克拉夫特-艾賓在序言中如是寫道，隨即列舉了數百個案例研究，說明我們身上的痛苦、反常的衝動正是由我們的性衝動孕育而生。例如：
“案例1：Y先生總是縱情享樂，但也總是在乎禮節，自從他七十六歲以來，他的智力逐漸下降，道德感日益變態。他以前很聰明，表麵上是個道德的人，現在卻把自己的財產浪費在妓女身上，隻頻繁光顧妓院，要求街上的每個女人都嫁給他或者和他交媾，因此變得臭名昭著，以至於不得不把他送進瘋人院。在那裏，他的性興奮升級為名副其實的性淫狂，症狀一直持續到他去世。他不停地自慰，甚至當著別人的麵這樣做；他隻從淫穢的想法中獲得樂趣；他認為他周圍的男人都是女人，並對他們提出下流的建議。”
“案例59：X是一位道德高尚的模範丈夫，幾個孩子的父親，他有幾次——也就是出於突發的衝動——去妓院，挑了兩三個最高大的女孩，把自己和她們關在一起。他光裸著上半身，躺在地板上，雙手交叉放在腹部，閉上眼睛，然後讓姑娘們從他裸露的胸部、脖子和臉上踏過，還敦促她們每一步都用鞋跟用力踩住他的肉。有時他會想找更重的女孩，或是采取其他比這更殘忍的行為。兩三個小時以後，他體會夠了。他給姑娘們買好酒、付了錢，揉搓身上的青紫淤痕，穿好衣服，付了帳，回去過日子。但隻過了幾個星期，他就會再次給自己製造同樣的奇怪快感。”
西格蒙德·弗洛伊德是克拉夫特-埃賓的後繼者，他的作品或許沒有那麽嚴肅，但在他的作品中，談及性時的氛圍卻是類似的：和克拉夫特-埃賓的病人一樣，在他的病人身上，性大多是陰暗、強迫性、古怪至極的，它足以破壞我們在一種文明而有德的生活中可能尋求到的一切。
相較之下，碧姬·芭鐸是多麽令人耳目一新啊！和那兩位偉大的奧地利醫生的陰暗分析相比，和文藝複興時期畫家的指責警告相比，和哲學家的可怖告誡相比，她是多麽遙遠啊！她代表著輕鬆、天真——以及重返伊甸園。現代化讓我們得以在空中飛翔，治愈小兒麻痹症，並撥通打向其他大陸的電話；它也將幫助我們在床上感到自然和快樂。身為現代人，我們終於從數百年令人遺憾的難堪、恐懼、憂慮和悲傷中“解放”了出來。
現代社會把自己想象成一個對人類大有裨益的時代。毫無疑問，穿著比基尼在沙灘上打排球聽起來比在妓院裏被踐踏要好得多。但可以說，現代化並沒有緩解我們與性的關係，反而使其變得愈發複雜。
舊世界清楚知道性是棘手的。它毫不猶豫地承認，性可能會令人尷尬，它可能會使人做一些令自己後悔的事情，它與某些有尊嚴的理想站在對立的立場上，它可能會與愛發生衝突，也許會引發自我厭惡，人們或許會想要采取明智的預防措施，以免被激起性衝動，或是激起他人的性衝動，因為其後果是眾人不想見到的。這些都是公認理所當然的基本真理，盡管它們確實令人憂鬱，但在許多方麵，它們同樣創造了一種“背景”，以幫助我們每個人借助它引導並消減自己的性衝動。
比基尼所代表的性觀念，雖然完全是出於好意，但可能反而會讓我們對在性衝動的伴隨下生活的種種現實準備不足。這種性觀念發現，它很難承認，在某些時候，對於我們大多數人來說，性可能會和一切看起來幹淨、善良和快樂的事情站在直接對立的立場上：它可能會激發我們心中鞭笞、貶低、侮辱、被粗暴對待的欲望，以及說出、做出與理性的自我形象直接相悖的事情的欲望。這種積極陽光的觀念暗示性應該是“正常的”，但這反而會讓我們更加孤獨，更加困惑，更加不正常，尤其是在某些時候，性活動顯然不是坦率的，我們發現自己——多數人都會這樣——渴望那些在被認定為合乎理智的人類本性中毫無立足之地的行為，它們雖然不是“有罪的”，但肯定是陰暗而特殊的。
當麵臨欲望與愛的分離，以比基尼為代表的現代性觀念也不能足夠恰當地幫助我們理解這一情境的存在；一段時間後，你愛的人很有可能不再是你想睡的那個人；有太多陌生人，甚至可能是你討厭或不喜歡的陌生人，會讓我們忍不住冒險相約，而在我們的欲望得到紓解的下一刻，我們便會對此後悔不已。
對於那些不合時宜的性活動這種陰暗常態，現代的性觀念並沒有向我們給出任何令人安心的敘述。它不曾像那些嚴肅的奧地利醫生所做的那樣，暗示所有的性都略帶瘋狂，我們應該在自己的大喜之日就對此做好充分的準備，而不是在這種複雜性生發時將它當作某種獨特的個體性痛苦，因為在尋常的一夫一妻製關係中，這種複雜性會不可避免地顯出身形。
現代社會則使我們能更輕易地拿它們開玩笑；我們樂於分享我們獵豔和欲望的細節。但是，在提及真正不常規的方麵時——罪惡感，戀物癖，極度下流的想法——我們並不比舊世界做得更好。事實上，我們所處的境地可能更糟，而這恰恰是因為我們理應已經被解放，我們理應已然克服了尷尬和恐懼。我們理應是幹淨、精力充沛、快樂的現代人。然而在我們的內心深處，我們中的許多人正悄悄地因為性痛苦和性體驗而失去理智，它們帶來的感受就和中世紀僧侶可能經曆過的一樣超乎常規。
性永遠會是一種過於強大、過於激進的力量，無法合乎所謂的“正常”。它天生就是逾越的——而其結構本身也決定了它必須如此。最明智的態度或許是假定我們無法重返伊甸園，並對任何講述無憂無慮或人類墮落之前的欲望的故事持高度懷疑的態度，不管它們來自大溪地還是古羅馬。
行之有效的假設應該如是：性必須是棘手的，它也許不是罪過，但肯定是一個非常沉重的待解決項：它是一種動力，與我們正在努力做的其他一切明智的事情都不一致，比如完成一份事業，撫養孩子，或者僅僅是善意並尊重地愛某個人長達幾十年。性的未來不在於想象它可以變得簡單而純潔，而在於承認它有著不可避免的古怪之處，並積蓄勇氣和黑色幽默來麵對它。丘比特並不直接向我們射箭，以此讓我們誤入歧途，但是在我們的內心深處有一種驅動力，它會把我們帶往遠到驚人的地方——遠遠偏離理智掌控一切時會把我們引向的地方。我們需要一種新的語言，在這種語言中，我們能夠承認性是多麽古怪而可怕，多麽迷人又邪惡，現在是這樣，將來也會一直如此。那才是真正的解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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