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蘇在援越抗美問題上的衝突與矛盾(1965—1972)
（一）中蘇在實現蘇聯援越軍事行動計劃上的糾紛
１９６５年２月柯西金訪越結束後，蘇聯製定了一個新的援越軍事行動計劃。２５日，蘇共中央、蘇聯政府根據此計劃，通過蘇駐華使館向中國提出口頭聲明，要求１、派一個旅的戰鬥部隊和其他現役武裝人員４０００人通過中國鐵路去越南；２、在中越邊界地區撥出一到兩個機場（如昆明機場），供蘇的一個米格－２１截擊機大隊使用，並駐紮５００名蘇現役軍人，用以保證機場的安全；３、在中國領空開辟空中航線，供蘇聯運送米格－２１飛機和其他武器及蘇聯在越軍事人員所需的物資。為了進一步表明此項要求的迫切性，蘇政府又於２月２７日通過其駐華使館提出：事情很急，他們應越南的要求，要用４５架安－１２飛機空運１８門高射炮和７５挺高射機槍去越南。[５４]
３月１０日，中國政府通過外交途徑正式答複蘇聯政府２月２５日的口頭聲明說：蘇聯提出的軍事計劃超出了通常的軍事援助範圍。對於第一條要求，中國以越南方麵並不讚成蘇聯的作戰部隊進駐越南為由加以拒絕。關於第二條建立空軍作戰基地的要求，中國則強調，按照蘇聯通知的米格－２１飛機的飛行距離，把昆明作為作戰基地，根本起不到保護越南領空的作用，故此也回絕了。而對於第三條在中國建立“空中走廊”的要求，此前中方已於２月２８日回複說，大規模空運不符合蘇聯主張的絕對保密原則，建議改為陸運。此時再次重複說明，蘇聯給越南這麽一點武器和作戰物資，卻要派蘇聯飛機長期在中國領空飛來飛去，這不僅不能嚇退敵人，還會立即暴露給敵人知道。中國的“答複”指出，像這樣的重大行動，沒有經過越、中、蘇三方協商，是強加於人。因此，中國方麵不能同意蘇聯的這種軍事行動計劃。“答複”並指責說：蘇方的要求，實際上就是把中國、蘇聯、越南三國置於目前就開始對美國公開作戰的地位，這將使當前越南人民反美鬥爭的形勢複雜化。總之，在中國政府看來，蘇聯的這些要求是另有所圖。例如，蘇方要求緊急空運高射武器去越南，但是卻直到３月８日才將這批飛機和高射武器交給中方，中方於當日兩天內全部起運交付越南。為此，中國方麵認為，如果蘇聯真的那麽急於運，何以拖延８天才運來呢？[５５]蘇聯的行為令中國疑慮重重，感到在中蘇關係目前的狀況下，蘇聯提出這些要求，實際是對中國主權的侵犯和對中國國家安全的威脅。
莫斯科則利用中方的答複進行攻擊，大作中國阻止蘇聯援越的文章。蘇聯領導人於莫斯科三月會議上披露說：由於盡快掩護北越城市免遭美國空軍襲擊至關緊要，我們請求中國當局允許載有軍事技術裝備和必要數量軍事專家的蘇聯運輸機穿越中國領空。但中國政府拒絕了這一請求，理由是蘇聯飛機在中國上空飛行可能被敵人發現，從而“造成不必要的損失”。沒過幾天，中國領導人又想出了新的十分可笑的借口。他們把蘇聯航空兵部隊經中國飛往越南的建議完全看成了“想控製越南和中國”的企圖。他們竟不為這種荒誕的論斷害羞，似乎在越南民主共和國邊境地區的幾百人“可以控製”有６．５億人口的中國。蘇方進而責備說：由於中國的這一立場，盡管美國在越南的侵略行為不斷加劇，我們給越南提供的必要的軍事技術裝備，主要是防空裝備，隻有用鐵路運輸，而這是需要很長時間的。不過經我們的努力，部分蘇聯裝備還是運到了越南。[５６]
對此，中國外交部雖然提出目前尚不宜公開表態進行駁斥，但認為，為了消除蘇方宣傳所造成的影響，有必要向有關人士吹吹風，由中方涉外人員在同國外左派和中間派人士的談話中澄清事實，說明：蘇聯在“莫斯科分裂會議”上“掀起了一個所謂中國阻撓蘇聯援越的謠言攻勢，煽動一些不明真相的人來反對中國”。但謠言的影子隻有１８門高射炮和７５挺高射機槍。中國認為這批武器空運不好，也無必要，建議陸運，本是一件很正常的事。對越南需要，而且蘇聯同意給的軍事物資，中國無不全力以赴，予以協助。過去如此，現在仍然如此。關於這一點，越南同誌知道，蘇聯同誌也知道。事實總是推翻不了的。而蘇聯歪曲事實，誣蔑中國阻撓他們援越，是一種預謀的反華行動。[５７]
１９６７年５月，蘇聯又向中國提出要經中國領空轉運米格－１７和米格－２１型飛機各１２架。蘇聯關於空運問題的舊話重提，自然再次遭到中國拒絕。中國方麵認為，蘇聯提出空運飛機的建議是在有意識地將軍事秘密暴露給敵人，是一個陰謀。這樣一個大的軍事行動，蘇聯不經協商就要迫使中國接受，是十足的大國沙文主義態度。越南方麵在傳達蘇聯的這個要求時，估計到中國不會同意，所以同時提出通過鐵路運輸飛機的方式，為中國所接受。[５８]
（二）中蘇在援越物資過境問題上的糾葛
由於社會主義國家向越南民主共和國運送物資比較便利和現實的途徑是通過中國的領土，因此，在整個援越抗美期間，中國鐵路成為免費轉運蘇聯和朝、蒙、東歐其他社會主義國家援越物資至越的一條重要通道。[５９]此期，中蘇雙方圍繞蘇聯援越物資經中國鐵路過境的問題，展開了尖銳的鬥爭，其糾葛過程複雜，更為突出地表現了中蘇之間在援越中的矛盾衝突。
１９６５年２月，柯西金訪越兩次途經北京時，向周恩來談道：美國轟炸越南北方以後，蘇聯可以放手援越了。蘇將無償向越南提供大炮、坦克、地對空導彈。周恩來表示：希望蘇聯快給越南武器，中國鐵路可以幫助運輸。毛澤東在２月１１日會見柯西金時也指出，中國將協助把蘇聯的軍事技術裝備盡速運往越南。此後，中蘇兩國政府於３月３０日達成協議，簽訂了關於轉運蘇聯政府供應越南民主共和國的特種物資過境議定書。中國方麵隨即把轉運蘇聯援越軍事物資放在優先地位，成立了專門小組負責此項工作。[６０]４月，蘇聯援助越南的首批地空導彈裝備，包括１３列火車、４０３個車皮、２８２名專家，及部分旅團指揮器材（大部為舊貨），相當與兩個火力營、兩個技術營、１個指揮營，開始經中國過境運往越南。中共中央、中央軍委要求必須及時、安全地將這批裝備和人員運抵越南，並由副總參謀長李天佑親往廣西憑祥檢查布署工作。４月１４日至５月２０日，中越蘇三方在憑祥進行了此批物資過境的交接手續。６月，範文同等人在莫斯科與蘇方達成有關軍事援助的意向後來華，羅瑞卿在同文進勇會談時闡明了中國對運送蘇聯軍援物資的立場：你們向蘇聯要裝備，理直氣壯。但要有重點，逼他海運。要我們運也可以，但不許他搞陰謀。什麽提供空中走廊、機場、港口等，過去、現在、今後我們都不幹。羅瑞卿表示：關於蘇聯援越物資的過境運輸，我們還是像過去一樣免費運輸。他們的專家過境，我們也會招待的。此後不久，劉少奇於７月３日與阮維楨會談時指出：蘇聯和東歐的援越物資，今後應主要從海上運輸。中央援越領導小組辦公室隨即提出：蘇聯援越物資，大部分應要求蘇方海上運輸。凡過去與我達成協議由我負責轉運的物資，我們負責。如有少量急需或特種物資要求我轉運，可適當安排。海上運輸遇空襲要求在我港口待避，可視情況臨時商定。中央領導人批準了這一方案，周恩來、羅瑞卿並指示說：空運物資也可答應，因為其不同於開辟空中走廊和撥給機場。[６１]７月，中越運輸代表團在北京舉行會談，並於２６日簽訂了會談紀要。據中越雙方達成的協議，１９６５年下半年蘇聯及東歐等國過境中國的物資計劃為１４．８５萬噸，其中軍事物資５．５萬噸，一般物資７．５萬噸。雙方商定，優先安排運輸軍事物資。[６２]根據中國的材料，１９６５年３月，中國方麵根據蘇方提出的貨單運送了１５０車皮以上的物資去越南；４－１０月，蘇方計劃有４０列車左右的軍用物資過境。５月２６日，蘇越雙方又在莫斯科達成由蘇聯向越南提供一批補充物資的協議，要求中國轉運。從１９６５—１９６８年，通過中國鐵路轉運的援越物資共１７９列火車５７５０個車皮。中方認為，中國自始至終都忠實地履行了自己的諾言，嚴格按照協議，全部、及時、安全地轉運了蘇聯的援越武器。[６３]
但是蘇共中央於１９６５年７月初致函中共中央，指責中方沒有及時轉運蘇給越的補充物資。對此，中共中央７月１４日複函蘇共中央予以駁斥。此後，蘇聯方麵繼續提出：中國當局違反毛澤東同誌的保證，從蘇方一開始向越南運送軍用物資時起就製造困難。在蘇聯和越南民主共和國之間達成了關於增加提供軍事技術裝備和加速運送這些裝備的協議後，中國行政當局的代表阻撓運輸蘇給越的物資。[６４]
那麽事實究竟如何？這其中的是是非非能否說清呢？
對於蘇聯和其他社會主義國家援越物資過境問題的處理，中國曆來的做法是在援助國提出申請之後，首先征求受援國越南的意見，然後協調好中越兩國的運輸計劃，再同援助國達成相應的協議。１９６５年８月２６日，蘇聯方麵向中國對外經濟聯絡委員會遞交了一份關於１９６５－１９６７年補充供應越南的軍事技術物資過境的申請。中國方麵依照慣例辦理，通過中國駐越大使於９月２日通知越南外交部蘇方申請之事，並在是月１７日、２７日和１０月７日連續催請越方答複。同時由中國對外經濟聯絡委員會的有關人員於９月１８至１０月１８日接連５次向蘇對外經濟聯絡委員會代表和駐華武官說明情況，表示一俟得到越南的答複，即與蘇方商談簽訂協議之事。但直至１１月初，越方仍無回音。中國於是將蘇聯的申請暫時擱置。對於１０月７日蘇對外經委代理代表請中國對外經委盡快簽協議的要求，中方回複說：在搞清蘇聯的這批軍事技術物資“哪些是越南方麵首先必需的，它希望在什麽期限內收到，以及為了接受這些技術裝備在技術上有哪些可能性”之前，中國方麵將不接受蘇聯給越南的軍用物資。據此，中方向蘇代表聲明，拒絕讓一係列載有蘇軍援物資的運輸車輛從中國過境，其中涉及到１０輛軍機修理車以及４０門高射炮的轉運。[６５]
不過時隔不久，中國方麵對於特殊問題還是采取了通融的態度，在征得越方同意後於１０月１２日約見蘇駐華武官，正式提出就上述修理車和高射炮兩項物資的運輸問題與蘇方單獨辦理換文，以便盡早將其運往越南，而不必等待補充協議的簽訂。隨後，中方又多次催詢，蘇方卻遲遲不複。在中方人員質問其用意何在時，蘇武官和代理代表也表示不理解莫斯科的意圖。１０月２１日，蘇共中央致函中共中央，指責中國有意“拖延簽訂”協議，並拒絕接受轉運上述物資。對此，中共中央於１１月５日複函澄清說，事實明擺著，這兩項物資不能及時轉運，責任完全在蘇方。進而回擊蘇聯是“無事生非，蓄意誹謗”，存心顛倒黑白，目的在於製造口實，作反華文章。[６６]
另外，在運送蘇聯過境物資時，中國方麵堅持按協議辦事，不願意遷就蘇聯，改變自己的運輸計劃。蘇聯方麵則強調非常時期，援越不必完全照章辦事，可以作特殊處理。故而蘇聯常常違反同中國簽訂的運輸協議，或不按時提交計劃，或不按計劃發車，有時甚至既無計劃，又不通知，突然將列車開進中國邊境站。中國方麵認為，這種情況不僅打亂了中方的計劃，而且使中越兩國的運輸計劃無法銜接，是破壞協議的行為，極大地影響了援越物資的正常運輸。９月２日，中國對外經委副主任李強約見蘇對外經委代表，指出：蘇聯的做法就是要造成一種形勢：如果我們接運你們違背協議運來的物資，你們就可以任意打亂中越兩國的運輸計劃；如果不接運，你們就造謠說中國阻撓蘇聯援越物資過境。李強表示堅決反對蘇方的這種做法。蘇代表則保證說，今後一定采取措施，按協議辦事。隻是此後情況並未發生變化，僅９月一個月內，蘇聯方麵無計劃和不按計劃發車數即占總批數的７２%。為此，中方從９月１８日至１０月２３日，先後１０次向蘇方提出這一問題，聲明此事如不加以解決，誤了運輸時間，一切責任完全由蘇聯方麵承擔。蘇代表一麵感謝中方“由於我們的過錯而造成的工作障礙所表現的巨大耐心”，表示要找出症結所在，消除己方工作中存在的缺點，一麵懇請中方“不要把我們看成是不可救藥的”。[６７]
但遺憾的是，以後此類事情仍有發生。如是年１１月２５日，一批由中國代越儲存的蘇聯、波蘭炸藥和爆破器材提前到貨，給中國對外貿易總公司的工作帶來困難。１９６６年４月上旬，一批從波蘭發往越南的炸藥、雷管由蘇聯方麵換票發運時在手續上造成了紊亂，運單與貨物名實不符，如未發現即辦理換裝和發運，又會成為中蘇之間的一場過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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