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美好的仗他已經打過了，無論地上的骨灰葬在何處

小萬工 維羅陽光 

我一直很想寫一位已經逝世的校長，因為他所創建的燕京大學，我雖然無緣就讀，卻對我影響至深。

 

我第一次知道燕京大學這個名字，是因為在北大校園裏看到一個男生穿著某社團的文化衫，背後印著“因真理，得自由，以服務”這九個字。

 

當時我正陷在大學生常見的，關於人生意義的迷惘當中，卻因為這幾個字得了許多的亮光。

 

後來我才知道這九個字是燕京大學的校訓，而北大之所以被稱為燕園，就是因為北大的核心區域，未名湖與博雅塔，乃至周邊美輪美奐的近代建築，都是當年燕京大學的舊址。

 

這所大學的首任校長，就是司徒雷登。

 

▲任校長期間，與燕京學生在一起

 

 

一個備受壓抑的外交家

 

 

雖然對於燕京大學我有些陌生，但是司徒雷登這個名字卻頗為熟悉。

 

他曾經被大V@過，甚至被收錄進中學課本，成為新中國耳熟能詳的負能量網紅，那篇文章的標題就是《別了，司徒雷登》。

 

可惜文章雖然叫做司徒雷登，但描述其人的卻隻有這麽短短幾行字：

 

司徒雷登是一個在中國出生的美國人，在中國有相當廣泛的社會聯係，在中國辦過多年的教會學校，抗日時期蹲過日本人的監獄，平素裝著愛中國也愛美國，頗能迷惑一部分中國人。因此被馬歇爾看中，成為駐華大使。

 

除了一係列的標簽之外，這段話中最讓我印象深刻的，是“裝著愛中國”這句斷語，活脫脫刻畫出一個偽君子政治家的形象。

 

但是大學期間，我因為偶然得來的那句校訓而生出許多好奇心，讀了他在日本人的監獄中寫就的《在華五十年》，就疑惑了：這樣的愛，真的可以假裝嗎？

 

▲1946年任美國駐中國大使期間

 

 

一個生於中國的美國人

 

 

試想一下，如果我生在和平年代繁榮富強的新中國，於985著名高校獲得博士學位，臨近畢業卻沒有參加校園裏任何如火如荼的校園招聘。而是跟父母說：我準備去炮火紛飛的巴基斯坦教中文，因為我深愛著那裏缺衣少食水深火熱中的人民。

 

父母肯定不會為我的這種跨越國界的“愛”感動，會覺得我是不是失戀了，發燒了，一時衝動了，被敵對勢力迷惑了。

 

他們會用盡各種方式來阻止我，比如給我看某某日報，說你難道沒見到前段時間在巴基斯坦街頭，被恐怖分子擊斃的那兩個年輕人麽？

 

但是時年28歲的司徒雷登，在美國博士畢業之後，攜新婚妻子一起做出類似決定，告別美國投身二戰中的中國的時候，他的父母卻是額手相慶。

 

因為司徒雷登的父母，早在自己年輕時也做出了同樣的選擇，告別舒適安逸的美國，於1860年代來到剛剛經曆過太平天國戰亂，滿目瘡痍的中國杭州。 

 

期間司徒雷登的父親約翰在杭州天水堂牧會，母親瑪麗在杭州創辦了中國的第二所女子中學，免除學費，提供食宿和衣物，要求不許纏足，不許包辦婚姻，改變了中國女性的教育格局。

 

這對敬虔的夫婦在杭州生下了四個孩子——他們的長子司徒雷登作為一個美國人，因此出生在中國。

 

▲司徒雷登（後立者）全家福

 

清華校長梅貽琦曾說：生斯長斯，吾愛吾廬。但是司徒雷登的父母，並沒有生在中國，卻終身服務於中國，最後共同葬在了異國他鄉的西子湖畔。

 

不僅如此，更願意將自己的孩子也一並搭上，獻給這個戰亂中的國度——這種不計回報又無緣無故的愛，如何能夠假裝？

 

 

一個謙卑的高材生

 

 

事實上司徒雷登的自傳中，他坦誠自己對於來中國，起初是非常抵觸的。

 

這種抵觸源於他十一歲操著一口流利的杭州方言回到美國上學時，體會到的東西方巨大的文化落差。他很努力地適應這種落差，並最終與自己的母國取得認同。

 

所以盡管在大二時就感受到回到中國的強烈呼召，他仍然不願意“在街角的小教堂裏和廟會上給那些懶散、好奇的人群大聲布道；幾乎白送一樣地向人推銷宗教小冊子，卻被當地老百姓戲弄；要忍受人生的種種煩惱和困苦；也沒有機會搞學術研究，過著一種現代遁世隱居者的生活”。——這種細致入微的描述必然出自他幼年時對於自己父親的觀察。作為一個傳教士的兒子，他深深地明白傳教從來都不是一種浪漫的生活方式。而是如聖經中所描述基督的樣子“人子來，不是受人的服侍，而是服侍人。”——這是一種完全犧牲的，舍己的生活。

 

可是最終，司徒雷登在長久的掙紮和徹夜禱告之後，仍然和新婚妻子一起奉差遣，來到了這個古老而陌生的國度，從此在中國服侍了四十五年，以一生來回應呼召。

 

▲年輕時的司徒雷登夫婦

 

這種在人看來愚拙的，不計代價的，義無反顧的逆向行駛，如何能夠假裝？

 

 

一個偉大的校長

 

 

1904年司徒雷登夫婦回到中國後，1907年協辦育英書院和之江學堂。1908年遷居南京金陵神學院任希臘文教授。1919年，司徒雷登受聘成為新成立的北京燕京大學校長。

 

聽起來這履曆青雲直上頗為風光，但其實當時的燕大，所有的財產僅僅是：五間課室，三排宿舍，一間廚房，一間浴室，一間圖書室，一間教員辦公室，而最要命的是沒有錢。

 

梅貽琦執掌清華期間至少經費是充裕的，司徒雷登的燕京大學則是一文不名。

 

所以在司徒雷登的自傳中，他將自己比作乞丐，在中國政要和美國富人之間周旋籌款，而後騎著毛驢走遍北平為燕大尋找新校址。

 

可是僅僅用了不到十年時間，司徒雷登便把一個幾乎一無所有的爛攤子，建成了如今未名湖畔中西合璧美輪美奐的燕園。

 

這所中國近代最為知名的大學，不僅有大樓，更有大師。

 

源於司徒雷登打破教會學校的限製，不拘一格囊括周作人、馮友蘭、俞平伯、謝冰心、錢穆、顧頡剛、錢玄同、埃德加·斯諾等當時最有名的教授，並成立了至今仍在運轉的、享譽世界的哈佛—燕京學社。

 

 

當年燕京大學絕對不遜於當今北大，建校的短短的33年間，注冊學生不到一萬人，卻出產了42名中國科學院院士，11名中國工程院院士。二戰時，中國駐各大城市的新聞特派員，十分之九都是燕京大學的畢業生。

 

據統計，至1937年，燕京大學收到的捐款高達二百五十萬美金，但司徒雷登本人卻過著十分清苦的生活，辭世之時與梅貽琦同樣身無長物，兩袖清風。

 

這些足以彪炳史冊的功績，卻被輕描淡寫地記敘為一句：他在中國有廣泛的社會聯係，在中國辦過多年的教會學校！

 

1926年，司徒雷登的妻子艾琳病逝於燕園，他一生未再續娶，每天清晨都去妻子的墓前靜坐禱告。

 

將自己深愛之人親手葬在自己所建造的學校，這樣至死不渝的深情，如何能夠假裝？

 

1941年太平洋戰爭爆發，日本憲兵隊闖入燕園，逮捕了18名燕大師生，其中就包括司徒雷登。他在山東的集中營被關押了四年，出獄後的第二天，就著手重建燕大，當年的10月10日，燕京大學又開學了。

 

當時全國教會大學林立，除了上海的聖約翰大學，還有山東的齊魯大學與燕京齊名，號稱“南齊北燕”——這些都是傳教士們在民國創造的教育奇跡。嶽南在其巨著《南渡北歸》裏，講述了這段可歌可泣的民族思想史。

 

 

身陷囹圄卻矢誌不渝，心心念念記掛的仍是這所中國人的學校，這樣全人投入的愛，如何能夠假裝？

 

 

一個淒慘的老人

 

 

1949年，司徒雷登在中美關係的僵局之中黯然離開北京，回到美國三個月後即中風，後半生臥床不起。

 

1952年燕京大學被撤消，在香港被並入香港中文大學的崇基學院。在中國大陸，文科、理科多並入北京大學，工科並入清華大學，法學院、社會學係並入北京政法學院（今中國政法大學）。

 

1962年司徒雷登病逝之時，他葬禮上的音樂，是中國名曲《陽關三疊》。

 

渭城朝雨浥輕塵，客舍青青柳色新。勸君更盡一杯酒，西出陽關無故人。

 

我讀到這裏就覺得不勝唏噓，這個創建燕京大學時被譽為“舉世無仇敵”的人，最終卻落得西出陽關無故人的淒涼晚景。

 

司徒雷登臨終，留下了兩個遺願，一是將周恩來送給他的明代彩繪花瓶還給中國，二是將自己的骨灰運回中國，安葬在燕園妻子的墓旁。

 

可惜半個世紀之後，燕園變成了北大的燕園，妻子的墓地成為了北大的體育活動場所，而他們相濡以沫居住的臨湖軒成為了北大的會客廳。

 

偌大的燕園，卻容不下一個司徒雷登。

 

▲1946年，在美燕京校友看望司徒雷登

 

後人隻能將他的遺骨輾轉歸葬他的出生地——杭州。

 

畢業於燕京大學的冰心談論司徒雷登時曾說：

 

“他能夠叫出學校裏每一個人的名字，不管是學生、敲鍾的，還是掃地的。”

 

“這團體上上下下、前前後後，總有成千上萬的人。這上千上萬人的生、 婚、病、死四件大事裏，都短不了他。你添一個孩子、害一場病、過一次生日、死一個親人，第一封短簡是他寄的，第一盆鮮花是他送的，第一個歡迎微笑、第一句真摯的慰語，都是從他來的……”

 

他將自己所有的都給了中國，照顧過成千上萬人的生老病死。然而，他的葬禮無人參與，他的名字無人紀念，他的愛被視為假裝，他一生的心血——燕京大學被徹底肢解，成為時代的祭品。

 

 

一個忠實的奴仆

 

 

哈佛的校訓是真理，斯坦福的校訓是自由，普林斯頓的校訓是服務。

 

而司徒雷登所擬定的燕京大學的校訓“因真理，得自由，以服務”，卻最完美地詮釋了教育的意義——教育是為了認識真理，真理方能使人自由，這自由不是成為人上人驅使人的自由，而是服務他人的自由——雖不能至，心向往之。

 

教育是用生命影響生命，正如梅貽琦一生踐行的“行勝於言”一樣，司徒雷登也用一生踐行了自己所擬定的校訓——“因真理，得自由，以服務。”

 

司徒雷登的晚年很喜歡一首詩：

 

我要如此死去，漫漫時日使命已履，歲暮百靈歌唱，心中已得酬報。

 

這位耄耋老人在他的淒涼晚景中，對中國沒有抱怨隻有眷戀，常常望向中國的方向。

 

司徒雷登杭州墓園的墓誌銘上，隻刻著“燕京大學首任校長”——然而這卻是對他的最高讚譽。

 

▲2008年11月17日，司徒雷登的骨灰安放於杭州半山安賢園

 

如此他就無需這世界的酬報，因為他已經得了那召他來者的獎賞——那當跑的路他已經跑盡了，那美好的仗他已經打過了，無論地上的骨灰葬在何處，在天國我們終能重逢。

 

 

 

他譽滿天下、也謗滿天下——他是毛眼中“裝著愛中國”的偽君子政治家；是蔣介石眼中不受歡迎的人；是美國人眼中對華政策失敗的罪人。

 

也是許多學生眼中“永遠的燕大老校長”，是燕大師生的保護者，是被日軍關押近4年的不屈者，是聞一多口中，真正知道中國人民的要求的“中國人民的朋友”。

 

歸根究底，很少有一個外國人能像司徒雷登那樣，對中國產生過如此難以估量的影響，遍及政治、文化、教育諸多領域。在某種意義上，他與中國近代史劃上了等號——

 

司徒雷登生於中國也葬於中國，一生做“中國人多於美國人”；作為教育家，他創建燕京大學，使其躋身世界一流大學之列；作為美國駐華大使，他見證了國民黨失敗的整個過程；作為中國走向現代的親曆者，他目睹了這個國家所承受的成長的傷痛。

 

多重的身份，讓司徒雷登成為理解近代中國最重要的幾個外國人之一。然而，長期以來，司徒雷登並沒有受到足夠的重視——在台灣，蔣介石公開表態不歡迎司徒雷登；在內地，毛的一篇《別了，司徒雷登》也讓對他的評價一錘定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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