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是非常狹隘的個人主義思維當頭不符合自然規律而極其唯心並極端錯誤的觀念和說法，也很幼稚。
俗話講：不在其位不謀其政。換個角度理解，也可以說是不在其位無法謀政。
當然不在其位沒有職權無法謀政，這是其一。而其二，就是不知如何謀政從而無法謀政。有職權就其位而謀政但不是以其職權，發號施令猶如花果山的孫猴子發號 “小的們” 即可謀政的。畢竟共事的同誌們不是孫猴子門下 “小的們”。
在其位並謀政，要和同誌們共商並達成多數協議，才能謀政順暢並得以被部下一絲不苟地執行落實。戰爭年代毛澤東遊說張聞天王稼祥任弼時等人從反對自己的上海中央陣營，轉而支持自己並通過他們的努力，使得他們的部下也能共同貫徹執行多數決議。這是謀政方法之一。
上海中央在戰爭年代 “聘請” 毛澤東謀政，從有史以來黨內鬥爭狀況來看，那是當時中央不得已的下策了。盡管如此，上海中央更是變本加厲地依靠耍小手腕、搞小集體及分裂並掌握個體軍事武裝以維持和加強自己在黨內軍內的話語權 —— 爭權，以至於延安整風，成為必要。
延安整風，如果沒有掌握上海中央小集體活動負麵作用的證據，比如影響團結及導致革命力量受損等事例，那是無論如何要整，也是整不起來的，並會遭到大多數人反對。眾所周知的負麵活動比如抗戰中總理主持的南方（長江）局和毛主席的延安不一致，導致皖南事變，顯然是無法隱瞞的事實。當然為了團結，這一切都是王明的不是了。延安整風，要真是毛澤東獨裁一意孤行要打倒上海中央並以整風的名義，爭權，估計某晚外出散步，就不見回來了。
延安整風使得上海中央迫於形勢，不得不配合毛澤東為首的中央決議和策略，並使自己成為“大多數” 的一部分以及做檢查，但暗下依然不改行事作風習慣，積極活動、維護加強和擴大其在黨政軍各方麵的影響。而整風之後其抵製及消除或減弱毛澤東正確性的活動手段，更為冠冕堂皇、隱秘、不斷進步，爐火純青。
國民黨垮台新中國建立，上海中央的矛頭再次調整對準毛澤東，並以削弱毛澤東的威望及鏟除其左右手為策略，主動出擊尋找機會貫徹落實。其出擊手段之一就是議事會上舉手同意以避免公開反對暴露真實意向不利隱蔽活動，暗下卻設法利用某些人的弱點，煽風點火挑人出麵引發事端，幹擾多數決議的執行。
毛澤東建國初期倡導新民主主義遭抵製而失敗，可以說是上海中央爭權活動策略上取得初步成效的一個例子。而毛澤東則認為黨內條件不成熟，提倡新民主主義及憲政，等於在黨內拔苗助長，於是退而求之（次）並希冀於老辦法的說服遊說，來逐步爭取大多數的支持或開辟倡導新的建設模式。然而上海中央並非顧全大局就此作罷，上海中央有自己信仰，要確立自己的建國方針政策，就必須徹底除掉毛澤東的 “幹擾”。此後，高崗饒漱石彭德懷，包括粟裕的總參謀長等一係列事件，無不為上海中央削弱毛澤東於黨政軍各方麵威望而行。尤其對於毛澤東提倡使用和重用北方及抗戰中湧現的，主要由小知識分子構成的軍事和地方幹部的措施，更為恐懼而積極對抗。薄一波彭真習仲勳等人的相繼倒台，就是上海中央就此對抗所取得的偉大勝利了。
就此，毛澤東能依靠的幹部力量不斷被削弱，其本人也因此被邊緣化、架空。以至於要靠女同誌，打探外交部的真實情況。最後不得已並以一張打字報的形式，在黨內批評了某種不健康因素。而由於上海中央持續的對抗活動，林彪也不得不出麵，號召要大家團結在以毛澤東為首的黨中央周圍。然而上海中央的對抗能力和形式，已非當年延安時期可比，其“爭權” 對象也早已不是國民黨反動派了。
此後的爭權活動，上海中央基本以借力於毛澤東的指示為策略，行動上將其引致極端、歧路。毛澤東內部的那張大字報，使得周總理能夠深夜在天安門廣場充滿激情地要求同學們去北京以外全國的其它地方串聯，並鼓勵北京之外地區的同學，也可以來北京串聯、學習。也就是要同學們放棄課堂學習，去全國各地 “撒野”，國務院並為此大開方便之門。於是，轟轟烈烈文化大革命的烈火被點燃、調動，而順勢沿著國務院的這股強勁東風，迅猛燃燒至全國各地黨政軍機關及工廠學校。上海中央就此烈火，將黨內分歧公開化並借此如魚得水地進一步並能持續地打擊、瓦解和消除毛澤東的幹部力量。而毛澤東本人則被紅衛兵要求接見，不得不以凝重神色出場。謀政者的手段以及在其位而不得不為的公開表像，就這麽地成了曆史的一部分，不斷地被占有強勁勢力的上海中央餘黨，以喪失原則立場的小人心態，歪曲解說、抹黑同宗前輩。這類誣陷抹黑，在胡溫當政時期，登峰造極。
通俗地不談謀政單說爭權，一個巴掌拍不響。然而這倆巴掌孰輕孰重，或哪個是為謀政而哪個意在爭權消滅對方，從狹隘的個人主義觀念出發，也不難發現。但難的，是要使自己從被迷惑的頭腦中清醒。對於事實視而不見，那是偏見所致。因為相對公正地講論政治事件或故事，不會出現任何小人心態之下的用詞，諸如極為庸俗的“結仇、記仇、恩怨” 等等。對覺悟不高的普通人也許如此但作為領袖，顯然就是梁山王倫，成不了氣候。
前人民日報梁副總編之流把張聞天轉而支持毛澤東的這個事實，用盡庸俗不堪之辭並極力展現了其小人之心而度君子之腹的筆墨，渲染毛澤東對張聞天記仇。其目的，是將謀政的正當方式混為爭權記仇，掩蓋黨內鬥爭上海中央的曆史主線、姻緣，並歪曲張聞天脫離上海中央轉而支持毛澤東，這個正常謀政方法策略之下毛澤東為人處事及謀政的成功。
為國於政壇謀政，不是孫猴子的花果山和小的們那麽的好處理和領導的。。。。。。
研究曆史看待曆史和議論曆史，以狹隘個人唯心主義至上觀點並執個人偏見是不行的，而口出幼稚之言更不可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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