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有句老話，叫：“當事者迷，旁觀者清。”作為後來人和旁觀者，也作為一分區史的獨立研究者，我以《雁宿崖、黃土嶺戰鬥詳報》為主要依據，從不同的觀察角度去看當年的曆史問題，所以也許能發現一些不同的問題。但在把握不準的情況下，我隻提出問題，不去解答，不給結論，留待以後的晉察冀抗戰史研究者去自己得出結論。
這是係列黃土嶺文章的最後一篇，將對某些問題提出質疑。我從不堅持“真理在我的手裏”，可能我的質疑是錯誤的，多此一舉。我僅是從我的研究中，提出我的疑問而已。
在有關黃土嶺戰鬥的曆史文獻中，我認為，最全麵也最具權威性的，是楊成武在1939年12月14日上報晉察冀軍區的《雁宿崖、黃土嶺戰鬥詳報》。楊成武的傑出軍事素質，在每期《戰鬥詳報》中表現得淋漓盡致，分析研究的極為透徹。作為對一分區主力團大小戰鬥都了解得比較多的人，對比來細讀代表著楊成武軍事思想的一份份《戰鬥詳報》，每一次都感到收益不小。
反觀之，楊成武1939年底寫的專門供宣傳使用的《“名將之花”命喪太行山——憶雁宿崖、黃土嶺戰鬥》，以及1957年8月2日，楊成武在任北京軍區司令員期間，《人民日報》重新刊登了這篇文章，“名將之花雕謝在太行山上”——憶擊斃日軍“蒙、疆駐屯軍”最高司令阿部規秀中將的黃土嶺戰鬥前後，就覺得泛泛了許多，不如《戰鬥詳報》那樣的軍事科學價值。
楊成武之後，是雁宿崖、黃土嶺戰場親曆者陳正湘的回憶文章《雁宿崖、黃土嶺的烽煙》，和以後陳正湘重新修訂過的《黃土嶺擊斃阿部中將》。這是作為《戰鬥詳報》最好的補充材料。
除此以外，原一團兩個教育幹事魏巍、藺柳杞的文章也具很高的參考價值。原三分區二團、一二〇師教導團，都有人寫出回憶文章，雖然部分地方已經與實際有所背離，但也具有一定寶貴的參考價值。
2005年，為紀念抗日戰爭勝利六十周年，有關方麵曾搞過一次對原黃土嶺戰鬥參加者的追訪。包括對曾經的一分區老兵，擔任過副總長徐信、總政副主任史進前的采訪。打黃土嶺時，從三分區與二團交換過來的徐信因表現出色，當時已經擔任一團五連指導員。是當時一團排以上幹部中極少數沒有紅軍身份的抗戰幹部。一團大多數連排幹部都有著紅軍的身份。但時隔六十年的回憶隻具有泛泛性和教育意義，在真實性上有所出入。
比如，徐信所說：“下午4時許，楊成武命令發起總攻”這樣的詞匯，任何人都會得出“楊成武也在戰鬥現場”的印象。還比如，有一團老兵回憶“一團參謀長馬青山”，這也是錯的。當時的一團參謀長楊上堃，馬青山是1940年楊上堃出事後的接替者。史進前非常誠實，誠實的表現在於他沒有說出什麽內容，隻是重複了楊成武回憶錄中的某些詞語。因為雁宿崖、黃土嶺戰鬥時，他作為宣傳科長，跟著一分區政治部去了唐縣參加晉察冀兩周年慶祝大會，沒有去黃土嶺戰鬥前線。
繼續前一次的敘述，在賀龍、關向應於1939年12月6日向朱德、彭德懷、左權報告戰況中，多次出現“各團總攻擊，因配合不夠，未能奏效”，“各部配合不好，不能解決戰鬥”的字樣，看來沒有設立戰場的統一指揮，是黃土嶺戰鬥打成“夾生”的主要原因。
這一次要解開黃土嶺戰鬥之謎：到底一分區有沒有設前線的統一指揮？
在陳正湘《星火燎原專刊：抗日戰爭回憶錄專輯》中的那篇回憶文章《雁宿崖、黃土嶺的烽煙》當中，有一件楊成武回憶中從不見提及到的關鍵問題：那就是黃土嶺戰鬥中是楊成武否將前線統一指揮權交給了陳正湘？
陳正湘在回憶中說：7日下午3時許的那次電話中，“向分區、軍區作了匯報，說明隻要參戰各部協同動作，密切配合，完全可以全殲敵人，並建議於8日拂曉，以一團附近的三堆火為總攻信號，各團同時出擊，全殲敵人。楊司令員“回答說分區目前派不了人去統一指揮。但同意我的建議，於8日晨點火為總攻信號。最後楊司令員說：‘三團歸你們統一指揮，其餘兩個團（注：即三分區二團和一二〇師特務團）分區負責通知。’”
這就是說，陳正湘明確證實：黃土嶺戰場的統一指揮權楊成武在7日傍晚口頭授權給了陳正湘。
但這隻是意向，實際情況又如何呢？實際情況是這個授權根本就沒有兌現過。
陳正湘接著敘述：“8日，天蒙蒙亮，793高地三堆烈火衝天而起，司號員易良才吹起了衝鋒號。……當突擊隊衝向河灘時，遭到敵人密集火力的攔阻射擊。突擊隊暫停前進，隱蔽待命。這時，除聽到特務團方向有槍聲外，其他團（隊）方向均無動靜。為了避免突擊隊被敵人火力封鎖，減少傷亡，隻得吹號令一營、二營後撤。”
特務團戰報中也記載：“上午四時開始總攻擊，五時職團方才接到命令……。但是五時還不見二三兩團的運動”。
這一次黎明時發起的全殲敵人的總攻行動陷於失敗。楊成武在《戰鬥詳報》中，將二團、三團沒有接到總攻命令的原因歸咎為電話通訊不暢。因為楊成武就是通過電話來遙控指揮黃土嶺戰場的，一旦電話不暢，指揮渠道就必然中斷。
除了電話通訊，難道就沒有其他的聯絡方法嗎？陳正湘在回憶中，他不大放心“分區通知三團”的命令是否得到落實，於是親自手寫一封信，命令一團的兩個偵察員給三團送去。陳正湘隨後在括號中補充：“（實際上三團已於7日晚撤出陣地，到後麵宿營去了。）”
根據指揮者的敢作敢為，我的認為應該是邱蔚。邱蔚和宋玉琳一樣，紅軍時期的獨立團老兵，跟楊成武關係很不一般。隻有他們才敢將楊成武的命令當作耳旁風，打了折扣，甚至黃土嶺戰鬥之後的宋玉琳，盡管楊成武專門來電話告知要夜間提高警戒，但宋玉琳仍舊麻痹大意，被夜間遠道來偷襲的日軍鑽了空子。
根據上述情況，我還進一步認為，有關黃土嶺三團主要領導幹部的回憶，陳正湘是準確的，紀亭榭沒有參加戰鬥。起碼沒有擔負三團的領導職責。楊成武的回憶有問題，你向紀亭榭、邱蔚、袁升平三位領導布置任務，可紀亭榭已經接到了“被撤職”的命令，不在位了。在戰後給晉察冀軍區的《戰鬥詳報》中，楊成武也明確提到“三團團長邱蔚、團政委袁升平”，看來紀亭榭已不在其位，楊成武是知道的。
一團始終堅持在陣地上露營。一團通信主任邱榮輝回憶：“冬天山裏天黑得早，很快，天已黑了。晚飯抬上陣地，已結了冰。”11月的山裏，入夜時寒冷刺骨，留在陣地上的一團戰士，無法烤火，隻能幹忍受著。由於天冷，陳正湘回憶：一團“戰士多用繳獲的敵黃呢大衣禦寒”，以致第二天（8日）上午10點敵運輸機空投時分弄不清敵我陣地，“有不少彈藥、餅幹投落到我軍陣地上。” 但一團這一夜也沒閑著，每個營各自出動部隊，連夜騷擾敵人，“繳獲了一些騾馬馱子”。
在賀龍、關向應於1939年12月6日向朱德、彭德懷、左權報告戰況中：“特務團配合軍區一、二、三團消滅該敵，於6日下午由南北大悲強行軍趕到黃土嶺，歸軍區三團首長指揮。”也就是說，特務團到黃土嶺後歸三團指揮，從來沒有被陳正湘指揮過。
指揮權落實不了不說，還有一個重要的方麵就是：黃土嶺戰場上各團的撤退自行其是。
陳正湘是怎麽才知道黃土嶺戰場上各團的撤退的？
陳正湘回憶中：
7日，“因另有任務，二十五團兩個營下午東撤。”此時在易縣後方，二十六團團長韓寶書已經叛變投敵，趙玉昆高參尹玉齋也跟著叛變投敵，在黃土嶺前線的陳正湘都不知道。
8日，天蒙蒙亮，燃起了三堆熊熊大火之後，按照昨晚跟一分區司令員楊成武電話中約好的，一團開始發起攻擊，但“除聽到特務團方向有槍聲外，其他團（隊）方向均無動靜。到三團送信的偵察員也沒回來。”
你看前麵，明明以三堆大火為總攻信號，但卻隻有一團孤軍奮戰，特務團方向也響起了槍聲，但二團、特別是三團的陣地上都沒有動靜，他們到哪裏去了？
在楊成武的回憶中，他應該也是不知情的。因為他提到：“入夜，枯計敵人殘存兵力尚有七八百人，由於我各團之間聯係困難，不便於乘夜攻擊，我便命令各團固守已有陣地，不使敵人漏網。同時派小部隊襲擾敵人、疲勞敵人，等到拂曉再開始總攻擊。”
問題是：三團膽子大，傍晚時私自將部隊撤下陣地去宿營，早起又不按照統一號令發起總攻？難道二團、三團都沒有接到8日黎明發起總攻的電話命令和陳正湘的手書嗎？
當然，當時黃土嶺戰場還有一個特殊的情況，就是大霧天氣。陳正湘回憶：“海拔200米以上的山頭都被晨霧籠罩著，能見度隻有100米左右。”即使二團、三團的陣地上還有人，要看到對麵一團陣地上的三堆大火也很難。
陳正湘繼續寫到：下午4時許，“特務團頑強地抗擊敵人的衝擊，激烈的戰鬥持續了近20分鍾。後因敵援兵將至，該團有組織地撤向長祥溝、大安等地。”“當我追擊部隊向前追擊時，發現南麵原我兄弟部隊的陣地上有敵鋼盔的反光。”“這時，已經是下午5點來鍾了。”“戰局已變化，全殲敵之戰機已失。於是，令三營擔任掩護，團主力向寨頭以東地區轉移。”
看到這裏，應該能對黃土嶺戰場的形勢一目了然了吧？
陳正湘能指揮動的，隻有一團和短期配屬給一團的二十五團兩個營。二十五團那兩個營在7日戰事正激烈的下午3-4點鍾奉命東撤，對黃土嶺戰場如釜底抽薪。而一團也確實盡心盡力打到底了，最後一個退出戰場。其餘各團，隻有二十五團那兩個營走的時候跟陳正湘打了招呼。因為在開戰初，明確定下二十五團兩個營配給一團，由陳正湘指揮。所以二十五團走，打了招呼。其餘二團、三團，沒有一個團臨撤出戰場時跟陳正湘打招呼。特務團撤退，陳正湘是根據經驗（或槍聲的移動）估計出來的。黃土嶺戰場，各團均有同一分區的連通電話線，可以隨時接受楊成武的指揮調動。
在一分區的幾個主力團當中，人數最多、武器裝備最好、戰鬥力最強的，應該是三團。打雁宿崖戰鬥時兩千多人（三團老幹部自己回憶是三千五百人），15個連（比一團多兩個連），尤其有一個淶源子弟營組成的三營，曾任淶源支隊支隊長的肖應棠任三營長。而戰鬥力較弱的，應該是來自三分區的二團。這個團原本是在一分區組建的，團長黃壽發、團政委袁升平，交給三分區後團長唐子安、政委黃文明、副團長劉興隆，都是55年老少將。
在三分區，這個二團沒有像一分區主力團那樣得到任何改善，所以人數最少（十個連編製，九個戰鬥連、一個團部直屬連），武器裝備也最差。這個團隻有兩個原獨立團的紅軍連做底子，還都是老陝北子弟組成的。三分區反掃蕩，領導上常把這兩個最可靠的紅軍連抽出來作保衛分區機關的警衛部隊。
楊成武心裏有數，考慮到二團的戰鬥力稍弱，雁宿崖戰鬥時，特地將三團的一個營抽出來，配給二團指揮。黃土嶺戰鬥沒這麽做，因為三團自己也要獨當一麵。所以黃土嶺戰鬥中，二團陣地一度被鬼子衝破，危急關頭，特務團及時出擊，攔腰截斷了鬼子，救了二團。
在《楊成武回憶錄》中，黃土嶺戰場的撤退，是“敵人糾集了重兵。駐保定的第1 10 師團、駐大同的第26 師團、駐張家口的獨立混成第見旅川餘部紛紛出動，從靈丘、淶源、唐縣、完縣、易縣、滿城等方向分多路向黃土嶺合擊，先頭部隊距黃土嶺己不到15 公裏了。敵人企圖在包圍圈外麵對我們形成一個更人的包圍圈，把我們的參戰部隊一網打盡。”
情況緊急，聶司令員“立即指示部隊撤出戰鬥，注意敵情變化。”所以我猜測，各團撤退，除了特務團跟一分區沒有隸屬關係，可以自行其是。其餘各團，包括隸屬三分區的二團，很可能是接到了楊成武的撤退命令，起碼也是撤退許可。
戰爭年代，一支在戰場上正在參加戰鬥的部隊，如果主動退出戰鬥，必定離不開兩個必要條件：一個是接到上級要你撤退的命令，另一個是看到戰場上的情況不利於我而指揮員采取的主動撤退。
奇怪的是：二十五團，也許是二團、三團，很可能？！都是接到了上級撤退的命令才離開黃土嶺陣地的。在二團二營代理營長段誌清的回憶中，他寫的是9日“到了下午，團長傳達了楊司令員指示，原來情況發生急劇變化，日軍已組織了2萬多兵力，正分5路向黃土嶺合擊而來。為了避免部隊傷亡，我軍決定撤出陣地向唐河南岸轉移。”段誌清的回憶與楊成武的《戰鬥詳報》十分吻合。二團是那天下午第一個接到撤退通知的團隊。
特務團、最後是一團，都沒有接到撤退的命令，如果有，他們會在自己的回憶錄中明確說出來，但沒有。他們是看到了戰場上鬼子的數量越來越多，兄弟部隊的陣地上槍聲停止，出現的都是鬼子的鋼盔，猜測是鬼子的援兵到了，兄弟部隊已經撤退，於是才相繼撤出戰場。
在這裏，最關鍵的問題出現了：黃土嶺撤退，為什麽不同的部隊兩種待遇？如果聶司令通過楊成武下達了撤退的命令，那麽沒有通知到一團？從陳正湘的回憶文章來看，應該是沒有，如果有，陳正湘會在自己的回憶中寫到。但他沒寫。他是在對黃土嶺戰場的觀察中看到了本來應該是兄弟部隊的陣地上出現了鬼子的鋼盔，他才知道大事不好，下達了撤退的命令。
可為什麽一團始終就沒有接到撤退命令呢？把一個主力團丟在戰場上，這樣重要的事情會忘記嗎？這是令我最迷惑不解的地方？
退一步說，即使一分區連接一團的電話線被炸斷（當時黃土嶺的小鬼子沒有那樣的大型遠程炮），那一分區為什麽不能在通知其他團撤退的時候，要其他團派專人來通知一團一起撤退呢？
你不通知，指揮上出現失誤，萬一鬼子的增援部隊將撤退不及的一團包了餃子？這後果誰負？其餘各團是不是還要返回來救？
因為沒有全殲敵人，一團回去，出力最大、最後一個撤退、責任明顯不在他們的這支部隊還要做檢查，準備開檢討大會。幸好傳出了日軍中將阿部規秀被打死的消息，檢討大會變成了慶祝大會。這又是什麽邏輯？
以後的陳正湘離去，是不是與此有關？那誰又知道呢？
離開了一分區的陳正湘，1940年從晉東南回來後，立即接任四分區司令員，與楊成武成為平級的幹部。陳正湘接替的原四分區司令員熊伯濤，是從原一分區參謀長位置上提升過來的。陳正湘從晉東南回來之前，熊伯濤接到命令，到呂正操冀中軍區任參謀長，他拒絕前往，結果受到被撤職的處分，調到晉察冀軍區降職擔任參謀處長。
如果不是看到黃土嶺戰鬥時一團參謀長楊上堃後來的回憶，有一段曆史我是絕想不到的。楊上堃的家人回憶，文革後期，被關押多年的楊成武恢複了自由，被任命為福州軍區司令員。當時在江西省軍區工作的楊上堃接到楊成武的邀請：到福州軍區任參謀長。這是一個相當副兵團即大區副職的職務，但楊上堃拒絕了。他留在江西省軍區，擔任副軍級別的省軍區副司令。楊上堃的拒絕，是不是中間還有沒解開的疙瘩？
抗戰時期的晉察冀軍區第一軍分區，應該有幾個團、營級別的紅軍長征幹部被判處死刑，而最後能被延安最高層幹預保留住性命的，隻有楊上堃和朱遵斌。這是很殘酷的一個現實。
黃土嶺戰前，一分區三團團長紀亭榭奉命“去延安學習”，離開了三團的領導崗位。我所知道的，黃土嶺戰後，三團仍將一些戰利品專門送到紀亭榭那裏，但紀亭榭都轉送給他人。以後紀亭榭從延安學習回來，再沒有能回到一分區帶兵，這也是一個很說耐人尋味的結局。
黃土嶺戰鬥幸虧是大勝仗，掩蓋了這背後的重重矛盾，所以出現了1940年初的一些問題。這些曆史疑點，以往晉察冀曆史是采取了回避不談的做法，過於消極了，我今天提出來，做個拋磚引玉，把這些曆史疑問給搞清楚。
有關雁宿崖、黃土嶺戰鬥的研究文章，我前後寫過有一二十篇，起碼十幾、二十萬字左右，這是有史以來的第一篇，寫於八年以前，文字、觀點都很粗糙，僅供參考。）
先從沙飛拍攝的“黃土嶺戰鬥”的老照片說起。
1939年黃土嶺戰鬥前後，楊成武從未下過任何一支一分區部隊進行過戰前動員
作為從1919年到1949年這三十年的曆史，在曆史分期上被稱作是“現代史”。1919年以前為“近代史”，1949年以後為“當代史”。總之，凡時間一經過去，便可被稱為“曆史”。“當代史”就是現實，咱不去談它。因為“當事者迷，旁觀者清。”幾十年後，自有咱們的後人去把它搞清楚。那時今天那些當權的當事人都死了，研究的阻力消失了，我們今天所發生的一切，幾十年後自有後人會搞清楚。
“抗戰史”，屬於“現代史”的範疇之中。而“現代史”的絕大部分時間都是戰爭史，你躲不開對戰爭過程的探討。而“現代史”，因為眾多當事人的存在，提供給你了“口述曆史”這個研究渠道。這是與“近代史”以前的曆史所不同的地方。
我以前屢次說過，作為對“口述曆史”的研究，錯誤的出現是難免的。出現錯誤有兩個原因，一是主觀上的，你的錯誤曆史觀和對一件曆史現象錯誤的理解；另一是客觀的原因，是你被某些“口述曆史”的錯誤內容給誤導了。
1939年11月發生的雁宿崖和黃土嶺兩次戰鬥，是晉察冀軍區第一軍分區史上最輝煌、也是後來爭議最大的一場戰役。想剖析這個“軟肋”或“雞肋”，讓背後的真實麵貌大白於天下，是我一個很糾結的念頭。這個念頭產生的原因，是因為我發現很長時間以來，我對於雁宿崖、黃土嶺戰役的曆史認識是被人誤導的。
我一件件分析我被誤導的那些史料，那些曾在很久以前就被公開發表的文字和老照片。
先拿這一張老照片說事。這是1939年11月，晉察冀著名攝影師沙飛來到一分區，拍下了一張足以千古流傳的珍貴照片：“楊成武、高鵬、羅元發在黃土嶺前線指揮戰鬥”。
所謂：“楊成武、高鵬、羅元發在黃土嶺前線指揮戰鬥”，實際上是在易縣管頭村外擺拍的
毫無疑問，沙飛確實在雁宿崖戰鬥之前，即黃土嶺戰鬥之前到過黃土嶺前線。當時任一分區三團連指導員的高良玉、後來改名叫“高糧”的著名攝影家寫回憶錄時證實了這一點。這也是我最初“上當”的主要原因：既然前提正確，結論也就應該正確。
但恰恰結論是錯誤的。沙飛的這張照片誤導了大家。起碼誤導了我。因為隨著研究的深入我才發現，在整個雁宿崖、黃土嶺戰役期間，楊成武一直在河北省易縣南管頭，一分區司令部所在地，不僅楊成武從未親身到過黃土嶺戰場、而且照片上的另兩個人，羅元發和高鵬，也從未親身到過正在進行戰鬥的黃土嶺戰場。
那麽問題就出現了：這張照片是如何拍攝出來的？背景是淶源縣黃土嶺戰場嗎？
查1939年的11月7日，黃土嶺戰鬥打響的那一天。11月7日是什麽日子？是晉察冀軍區成立的日子。1937年11月7日，晉察冀軍區在山西省五台縣宣布成立。所以，1939年的11月7日，原在河北省阜平縣的晉察冀軍區全體領導幹部、也包括來到晉察冀的在河北省靈壽縣的抗大二分校領導，10月底以前就都來到了唐縣，分別住在和家莊及稻園村、葛公村，三分區所在地，參加晉察冀軍區召開的成立兩周年紀念大會。
史載：10月底至11月初，晉察冀軍區在唐縣軍城舉辦了軍事、文藝、體育競賽大會。晉察冀軍區直屬隊，以及晉察冀軍區下屬的四個軍分區，總共五個部門分別組隊參加大會。一分區是政治部主任羅元發帶隊。賀龍的一二零師派戰鬥劇社參加大會演出助興。在此之前的半個多月前，1939年10月，雁宿崖戰鬥打響的一周前，一分區已經在南管頭村召開了“祝捷、訓練檢閱大會”，一分區直屬隊，以及一分區所屬一團、三團、六團、二十五團、二十六團，都組成了代表隊參加大會。
一分區政治部、戰線劇社，都在唐縣，羅元發的帶領下，參加晉察冀成立兩周年紀念大會
可惜1939年底，一分區自己的攝影師尚未培養出來，沙飛也沒有參加這個大會，所以沒有留下寶貴影像。我查了1939年一分區留下的寶貴影像，主要都是來自延安的攝影師羅功達拍攝的。沙飛拍攝了著名的“楊成武、高鵬、羅元發在黃土嶺前線指揮戰鬥”的照片，此時正在我這裏受到質疑。
10月底、11月初在唐縣召開的晉察冀軍區兩周年紀念大會，楊成武留在易縣南管頭，沒有參加。他沒有參加唐縣的大會有幾點原因：一是眾所周知，淶源縣正在進行的雁宿崖戰鬥，隨後是準備再次在淶源縣進行的黃土嶺戰鬥；二是楊成武夫人趙誌珍正在臨產，地點是一分區衛生部水泉休養院，接生女醫生是從北平同仁醫院跑出來參加抗日隊伍的婦產科女醫生陳露輝。楊成武大女楊易（以後在《空軍報》名叫“楊毅”，文革中被迫害致死）出生。
最後還有一個很重要的原因，楊成武紅一方麵軍的老上司羅瑞卿，此時剛剛來到晉察冀，10月31日提出要到一分區（陳伯鈞率領的抗大二分校，1938年12月初離開陝北，1939年2月初到達晉察冀，此時，任抗大副校長的羅瑞卿正準備來到晉察冀。），然後再參加軍區兩周年紀念大會後回到陳莊（抗大二分校在靈壽縣駐地）。這個人物的到來，楊成武不能不親自接待。
為什麽羅瑞卿要急於來到一分區，這還要從當年八路軍的實際狀況談起。
八路軍主要靠戰場上的繳獲補充自己，“以戰養戰”，打勝仗越多，繳獲越多，這支部隊也就越富裕。1944年春天，一分區一團奉命調往延安，到延安之後的一團，一進城就引起了全延安的轟動，因為一直處在後方的人民從沒有見過全套日式現代裝備的部隊。以後一團在延安，因武器裝備齊整，奉命擔任機場上迎客的儀仗隊和閱兵的任務。這1939年羅瑞卿一等人從後方延安來到晉察冀，聽說楊成武的一分區打仗最多，繳獲也越多，於是急於來到一分區“發點洋財”。
上級首長到前線部隊“發點洋財”，是自打紅軍時期就有的規矩，楊成武如何不懂？一分區在10月份召開“祝捷、訓練檢閱大會”的一項重要內容，就是陳列展覽一分區自1937年底以來的曆次戰鬥所得到的戰利品。從吃到用及武器裝備無所不包。羅瑞卿等老領導前來，“楊成武吹腫了老臉充當胖子”（當年一分區某領導幹部的評價），將這兩年的最好精華任其隨意挑選。望遠鏡、毛毯、皮大衣、手槍及子彈，鋁製可加熱飯盒、水壺，特別還有細布襯衣，餅幹和糖果就更不用說了（實際上並非高級食品，是日軍士兵的夥食配給），都是當年大家的最愛。羅瑞卿等領導幹部在一分區好吃好喝好招待，臨走時還滿載而歸，席卷走了一分區幾乎全部展品，能不高興？
高鵬一直在楊成武的身邊，為展覽、為展品的事忙個不停。此時的一分區政治部主任羅元發在哪裏？他不在一分區，在唐縣晉察冀軍區。羅元發1939年10月27日新婚大喜（比留在一分區結婚的一團長陳正湘要早三天），但他的公事，卻是率領一分區政治部所屬的戰線劇社為晉察冀軍區成立兩周年紀念大會演出文藝節目。
11月6日，晉察冀軍區成立紀念日的頭一天，當晚剛上燈（陳伯鈞語），回到唐縣葛公村的羅瑞卿還與一分區通了電話，表示感謝。但當晚壞消息也隨之而來：鬼子分三路合擊，除了力量最強的北線鬼子被陳正湘合圍在黃土嶺，完縣的鬼子離北大悲不遠，唐縣的鬼子已經接近了店頭村。
由於鬼子的突然進攻，晉察冀軍區兩周年紀念大會被迫中斷。
11月7日，那一天是下雨天，黃土嶺打響的同時，葛公村周邊均已發生小規模戰鬥。擔任阻敵的部隊隻有賀龍一二零師教導團和冀中特務營。在唐縣的晉察冀軍區及抗大二分校隻能倉促轉移。幸好黃土嶺戰鬥已經打響，緩解了鬼子兵的進攻壓力。
與此同時，在黃土嶺前線指揮戰鬥的一分區一團團長陳正湘回憶錄中提到：戰鬥打響到下午時分，一分區所屬的二十五團兩個營另有任務，奉命東撤。此時，正是黃土嶺戰場陷入到膠著狀態，八路軍最需要兵力的時候。我猜測，鬼子的突然進攻，不僅在唐縣的晉察冀軍區機關和抗大二分校周圍無軍力保護，一分區易縣南管頭周邊也同樣沒有兵力，所以楊成武不得不將二十五團的兩個營調回。這一撤兵的後果我在後麵會詳細講。
8日，鬼子兵在齊家佐、管家佐一線會合。固然八路軍裝備差導致戰鬥力弱，但一二零師教導團與冀中特務營之不積極配合，是此役之最大缺憾（言信注：當時首長們的回憶錄中，這一段話什麽意思？我至今都沒能搞清楚。）。
鬼子兵9日退走，轉向神南、神北地區。抓緊時間，晉察冀軍區兩周年紀念大會在11月12日繼續召開，地點在唐縣稻園村旁邊的三道崗農田裏舉行，有閱兵和聶榮臻等領導講話。二分區、三分區我不知道，在河北省靈壽縣熊伯濤任司令員、劉道生任政委的四分區，直到一個月後的1939年12月13日才開了軍民全體大會，紀念晉察冀軍區成立兩周年。
沙飛在紀念晉察冀軍區成立兩周年大會上拍攝了多少珍貴的曆史照片？我至今還沒有看見多少。我猜想由於鬼子兵對兩周年紀念大會的中途突襲，這次大會不會開得太轟轟烈烈，沙飛拍攝不到多少好照片，在情理之中。同樣在1939年的11月，沙飛在唐縣葛公村、石家莊子的晉察冀軍區後方醫院，拍攝了白求恩醫生現場診治八路軍傷病員的珍貴照片。
因為，11月14日那一天白求恩以身殉職，所以我推斷，沙飛所拍攝的白求恩照片的時間應該在11月初。或許就是在一分區雁宿崖戰鬥大捷之後，沙飛與白求恩一起奔赴一分區幹河淨後方醫院和旺家台衛生病院所拍攝的。
1939年11月8日下午5點太陽落山時分，一分區一團最後一個撤出黃土嶺戰場，退回到易縣境內的狼牙山根據地，黃土嶺戰鬥就此結束。賀龍派來支援的特務團打得實在，陳正湘的估計，在下午大約4點時特務團才撤退。而一分區三團、三分區二團在上午時就已不見了蹤影。此時，從淶源方向趕到的鬼子援兵綠川大隊抵達了黃土嶺。黃土嶺戰鬥打成了“夾生”，按照曆史記載，阿部規秀帶領的鬼子兵1500餘人，被殲800多，剩餘600多。
黃土嶺戰場的最高指揮員一分區一團團長陳正湘曾惋惜的總結：“本來7日黃昏前完全可以全殲敵人”，退一步說：“如果7日晚有的團隊不撤出陣地，8日一早，我各部隊同時向殘敵發起攻擊，敵人不會逃脫跑回淶源。”
11月12日，晉察冀軍區在唐縣稻園村繼續召開被鬼子打斷的兩周年紀念大會。當晚，一分區司令部駐地河北省易縣南管頭村，為慶祝黃土嶺戰鬥勝利，管理員搞到了白麵和肉餡，一分區司令部難得吃起了菜餡餃子。晚飯時，一架孤零零的敵機來偵察，楊成武察覺情況有異，於是，通知駐紮在南管頭北的一團二營，營長宋玉琳、教導員鄭三生。告訴他們夜間多布崗哨，防止鬼子乘夜偷襲。
當晚十時，楊成武還不放心，於是發布命令：夜半時分，司令部、政治部機關從南北管頭村的駐地轉移到滿城縣慈家台。
當夜，二營長宋玉琳馬虎了，沒把楊成武的警告當回事，讓鬼子偷襲過來。趁夜間出動的鬼子兵，居然與二營同宿一村，雙方穿的都是鬼子兵的黃呢子大衣，所以雙方無一人察覺。13日，接近淩晨，鬼子起身，悄悄出兵偷襲一分區司令部、政治部機關所駐紮的南北管頭兩個村子。鬼子兵占領了已經空無一人的北管頭村，因不知道近在咫尺的南管頭村的八路軍實力，不敢貿然進攻。幸虧南管頭村口布置的崗哨及時發現了鬼子兵，立即鳴槍示警。楊成武、高鵬、黃壽發，以及剩下的十來個幹部，一個都是短槍配製的警衛班，一口氣跑六七裏，到南管頭與上下隘刹之間的山梁上才脫離危險。
最糊塗的，還有二營教導員鄭三生的馬夫。鬼子兵出動時跟鬼子走在了一起，被鬼子發現後槍殺。
這以後還有一段小插曲。因前一晚吃菜餡餃子，司令部還剩下有半盆餃子沒有吃完。大家跑出南管頭村時，高鵬突然想了起來，覺得丟下了可惜，於是又奮力跑回來取餃子。幸好當夜鬼子兵沒有進南管頭村，這才給了高鵬抱著餃子盆跑回來的時間。
那一次，在鬼子兵的壓力之下，一分區機關從滿城縣慈家台向南轉移至唐縣軍城北，與參加晉察冀軍區兩周年紀念文藝演出的一分區戰線劇社會合。黃土嶺戰鬥結束後，戰線劇社曾派出宋治國、張書良、沙夫帶隊的一部分人員，跟一分區機關幹部一起，到參戰部隊慰問演出。此時由於鬼子的報複性掃蕩，也輾轉到了唐縣，與大隊會合。
這還沒完，這還不是鬼子兵正式的報複行動。為報複黃土嶺失敗，11月23日，日軍1.8萬餘人分7路向阜平地區合擊，企圖殲滅晉察冀軍區機關和主力部隊。軍區主力大部和軍區機關隱蔽待機，以主力一部與敵保持接觸，以另一部主力轉至敵後襲擊日軍據點，破壞交通線。冀中軍區部隊和冀熱察挺進軍鉗製敵人，配合北嶽反“掃蕩”。11月26日，日軍占領阜平，一直到12月初鬼子兵才退走。
黃土嶺戰鬥的時間過程講到這裏，於是再回到開始時的那個老問題：沙飛是什麽時候？在哪裏？為從沒有到過黃土嶺戰場的楊成武、高鵬、羅元發拍攝了在“黃土嶺指揮戰鬥”的這張照片？
當然，這是一個永遠也得不到回答的問題。照片上，為了不被對麵的敵人發現，楊成武、高鵬、羅元發依次隱蔽在一道石坎的後麵。從照片拍攝的角度來看，拍照的攝影師應該站在石坎的前麵，半蹲著拍下的這張照片。如果細分析，問題就出來了：拍照的攝影師，你就不怕對麵的敵人看見你嗎？你就不怕敵人開槍打著你嗎？
事後來看，這的確是一張“做出來”的照片。具體位置，應該在南管頭的村邊，一處農家收割過的莊稼地裏。照片中的石坎是農家自己壘砌的，為的是防止南管頭村邊的那條漕河水泛濫。因為是莊稼地，所以身後都是平坦的土地，沒有黃土嶺那樣的崎嶇山巒。三個照片中的模特認真敬業，攝影師也一絲不苟。可為什麽沒有給黃土嶺戰鬥的真正參加者照一張照片呢？
我的分析，阿部規秀被打死的消息傳出之後，國民政府表彰延安，延安又向晉察冀軍區追尋此事。於是聶老總派沙飛過來，照相，編寫文章。一分區司政機關，一般隻有四個人在負責：楊成武、高鵬、黃壽發、羅元發。黃壽發脾氣怪，從來都拒絕照相，所以當時在南管頭村邊上照片的隻有這三個人。其實當時黃土嶺戰場上打死了誰，一分區這邊並不清楚。
軍隊的規矩，隻要你有良心，從來最忌諱無功受祿。所以，一分區的曆史矛盾，由此而起。這一切，遵從上級命令前來一分區照相的沙飛並不知道。
講完了沙飛，開始講藺柳杞。前些日子，陳正湘的孩子曾對我說，藺柳杞的女兒在尋找我，她父親的一本新書剛剛再版，她打算轉贈給我。
藺柳杞寫的書我都讀過，有些文章讀過不止一兩遍，十遍八遍都有了，就像《楊成武回憶錄》、《高糧回憶錄》等等，我比作者的後代讀得都要仔細。如果說，沙飛是以照片演繹曆史，那麽可以說，藺柳杞則是以文字詮釋曆史。巧合的是，1949年初，解放軍開進北平的時候，同住一個醫院的藺柳杞恰好見證了沙飛生命的最後時間。
1949年初解放軍進北平，當時被二十兵團副政委李誌民看中，任命為二十兵團宣傳部副部長的藺柳杞，被發現患有肺結核，住進華北軍區白求恩醫院。在師級幹部的高幹病房，藺柳杞的病房鄰居就是沙飛。當時沙飛因為精神病發作，槍殺日本醫生，藺柳杞是目擊證人。沙飛事件發生之後，白求恩醫院亂成一團，大批從張家口參加八路軍的日本醫護人員，集體靜默，看你八路軍如何處置？當華北軍區來人調查時，藺柳杞是第一證人。
記不清誰評價說：藺柳杞本人就是個奇跡。他以最差的身體、最多的病體在一分區聞名。當年一分區反掃蕩，無論機關還是部隊，都不願意帶他同行，把他看作是個行軍打仗的累贅。藺柳杞自己就寫過：1943年反掃蕩開始，一分區機關即將連夜轉移，組織科長黃連秋給了他10元邊幣，手指著遠處一條山溝，告訴他，衛生所可能隱藏在那裏，要他自己去找。接著隊伍把他扔下，消失在漆黑的夜空當中。
結果想不到藺柳杞命大，每次反掃蕩他單獨行動，過後，他總能拖著一條病歪歪的身子活著回來。1945年他出現在張家口時，把一分區衛生部長的很多人都嚇了一跳，以為他“死而複生”。1946年初，郭天民野戰縱隊改編為晉察冀野戰軍二縱，原六旅改編為四旅，藺柳杞被任命為四旅政治部宣傳科科長。當時他接替老宣傳科科長、新華社冀察分社副社長錢丹輝，正在擔任新華社記者。是旅政治部主任鄭旭煜三顧茅廬，親自到宣化的冀察軍區政治部新華社分社去接他上任。
藺柳杞具有舊時代文人的一切基本特征：人正派、同情弱者，不勢利眼，不以官階大小看待昔日的老戰友，嫉惡如仇，敢於仗義執言，不計後果。當然，沒有缺點的人是沒有的。舊文人的自視清高、自高自大、好議論、好“抗上”、自由散漫、風流倜儻……，他都具有。藺柳杞尤其對欣賞他的老上司，比如楊成武、李誌民，到了不顧一切“愚忠”的地步。凡在藺柳杞的文學作品或回憶錄當中，隻要是涉及到楊成武、李誌民的地方，無不充滿讚譽之詞。
藺柳杞五十年代以黃土嶺戰鬥為題材寫的長篇小說“長城煙塵”，可以看作是文學版的雁宿崖、黃土嶺戰記。我的評價是寫得非常好。甚至好過後來寫的專記《黃土嶺戰地舊景》。當然，這是小說，不是曆史，怎麽去寫、去“創作”隻能任憑他自由發揮（藺柳杞將1940年秋的攻占東團堡戰鬥放在了1939年打黃土嶺戰鬥的前麵）。但如果是寫曆史，就必須要尊重事實，不能像文學家那樣去“創造事實”。
1977年，所謂“粉碎四人幫”，結束文化革命的第二年，解放軍建軍五十周年之際，解放軍文藝出版社向藺柳杞約稿，要他寫一篇有關雁宿崖、黃土嶺之戰的文稿。這就是我前麵提到過的《黃土嶺戰地舊景》。藺柳杞的文章，兩次提到聶榮臻、三次提到楊成武，二十次提到阿部規秀。當年在雁宿崖、黃土嶺的最高級幹部一團長陳正湘提到過幾次？一次也沒有。其他的人名，提到過一團一營長李德才，一營教導員朱遵斌當然不被提及。此外一團再無人上榜。三團、二十五團同樣如此。還提到了一分區炮營長楊九坪（哈，本應該是連長，他為了與《楊成武回憶錄》的提法保持一致，就寫成了營長）。除此以外的十來個人名，都是一般幹部和老百姓。這就是藺柳杞，標準的藺柳杞寫作風格。
藺柳杞寫作水平的高明之處，在於他需要遮掩的，你這個讀者是一點也看不出來的。這就是寫作藝術。讀藺柳杞的回憶黃土嶺戰鬥的文章，究竟誰在現場指揮，誰是黃土嶺戰場的最高負責人，你是看不出來的。藺柳杞寫道：“村北一座較高的山峰，曾是我軍指揮員觀察敵人的陣地。當年我們清楚地看到這位指揮員拿著一把山草隱蔽身體，對敵觀察，指揮作戰。他瞞過天空的敵機，瞞過麵前的敵人，卻瞞不過自己的部隊，戰士們瞅著自己的指揮員，大家相互激勵，對敵射擊的機關槍更加清脆悅耳。”
看到這裏，你知道這位“我軍指揮員”是誰了吧？當然不知道。你藺柳杞始終都不點名，要我們如何知道？所以，在很多年間，我一直都以為雁宿崖、黃土嶺戰場的最高指揮員就是楊成武。藺柳杞的寫作水平有多高？明白了吧？他不讓我們明白的事情，你在他的文章裏是很難搞清楚的。除非我仔細研究那一段曆史。
其實，在藺柳杞的長篇小說《長城煙塵》中，已經講得非常明確，楊成武確實不在雁宿崖和黃土嶺戰鬥的現場。說藺柳杞的後來的那篇文字《黃土嶺戰地舊景》誤導過我，原因就在這裏。
藺柳杞、魏巍、瞿世俊，當時都是一團的幹事。他們不認識一團的主要領導是不可能的。藺柳杞那部著名長篇小說《長城煙塵》中，“團長陳從源”的原型人物就是陳正湘；“政委王正國”的原型人物是一團團政委王道邦。特別是在這部長篇小說中，藺柳杞將“團長陳從源”描寫得十分出色。尤其最精確的一點，陳正湘是寫日記的，這位“陳從源團長”也是寫“陣中日記”的。
當時按照領導上對這些秀才們的愛惜，並不是每個幹事都批準上戰場的。在他們的體格中，隻有身子板硬朗些的河南人魏巍被批準上黃土嶺戰場，藺柳杞、瞿世俊這些瘦弱不堪的秀才都在後方“貓著”。所以，當年黃土嶺戰場上的實際情況如何？我猜想藺柳杞其實不大知情，在這點他遠不如有親身經曆的魏巍。所以，在一分區那些年，魏巍有一份“黃土嶺戰地日記”拿得出手，藺柳杞卻從未寫出親身的經曆。
藺柳杞對黃土嶺戰鬥的認識上的飛躍，產生於解放以後的1958年冬天。那一年，是楊成武就任新成立的北京軍區司令員的最後一年。按照楊司令的安排，藺柳杞一行北京軍區的秀才們，重返了當年的一分區特別是黃土嶺戰場。那一次，他們同老軍人、老民兵骨幹、老農民的許多人見了麵，重溫當年的戰鬥經過，並進行現場勘查。他們甚至還采訪了拘押在淶源縣城、張家口、呼和浩特的一些原漢奸人物，詳細了解了敵方的動向。回來後的第二年，1959年，藺柳杞的《長城煙塵》初稿問世。
藺柳杞是我的前輩，我父輩的戰友、好友，我沒有任何理由不尊重他。藺柳杞1939年就將我的父親納入他的文字之中。他們一行魏巍、瞿世俊幾個人被分到一團當幹事，要從一分區政治部所在的北管頭村到一團駐地林泉、界安一帶。1939年初夏，剛消滅當地的地頭蛇孟閣臣不久，一團占據了原孟閣臣部隊的防區。一團的東南是趙玉昆部隊、東北是日偽軍駐地，對方的小股武裝、特務分子不時摸進一團駐地，這一路上並不太平。
所以，藺柳杞一行人去一團報到，要求一分區政治部派兵護送，理所當然。當時一分區政治部組織科的幹部，黃連秋、鄭秀煜、宮呈祥等人都在場，當時吃驚得張大了嘴巴：“派兵？你們自己不就是兵嗎？”
“可我們從來都沒打過仗呀？連放槍都沒有過。”藺柳杞、魏巍、瞿世俊等人絕望得大叫。
一聽也是，“真是一夥成事不足的書呆子”，黃連秋後來笑話他們說。那一次，在藺柳杞日記中“楊華”的陪伴下，他們到了婁山、團山、鬆山以東的一團。還提到半路上遇到一個騎自行車戴著禮帽的小商人，警惕性極高、但又向他們一行人彬彬有禮的問候。
藺柳杞的日記及作品，是我參照研究一分區曆史的主要來源之一。他寫的許多東西都真實可信。唯獨黃土嶺這篇我當作例外，因為一個字都沒有提到他曾經的老團長陳正湘。
回到1939年的雁宿崖戰鬥，指揮戰鬥的一團長陳正湘，在山上的指揮所感覺到了敵人射擊過來的冷槍，馬上及時收回了身子。過了一會兒，他想試探敵兵是否還注視這裏，於是將手持的望遠鏡伸了出去。隻覺得一陣震顫，望遠鏡被擊碎了一個鏡筒，陳正湘的手也負傷了。幸好雁宿崖戰鬥結束，繳獲了一具更好的望遠鏡，彌補了陳正湘的遺憾。那具被打破一個鏡筒的望遠鏡，就放在一團團部。藺柳杞將這一情節寫進了他的小說《長城煙塵》。
曆史的細節就像一張拚圖，精確的拚接到一起，嚴絲合縫。
2015年，在病床上幾年之後，藺柳杞徹底離我們而去，他這一段記憶成為了曆史。最後又回到故事的主題，你問我是相信藺柳杞的長篇小說《長城煙塵》還是相信他的專記《黃土嶺戰地舊景》？
我的回答：都信，也都不信。孟子曰：“盡信書，則不如無書”。但比較起來，還是長篇小說《長城煙塵》比《黃土嶺戰地舊景》具有更準確的曆史參考價值。
被藺柳杞忽略掉不談的陳正湘，實際上是雁宿崖、黃土嶺戰鬥的真正主心骨。提起雁宿崖、黃土嶺兩場戰鬥，都離不開陳正湘。因為他是戰場上的核心人物和關鍵人物，沒有了陳正湘，也就沒有了雁宿崖、黃土嶺戰場上取得的良好戰績。換了別人，戰績肯定會大打折扣。
1993年，陳正湘病故，悼念者蜂起。在紀念陳正湘的紀念冊中，以王平上將為首的晉察冀一些老幹部，重提起1939年11月的雁宿崖和黃土嶺兩場戰鬥，都特意強調到戰場上真正的指揮者應該是陳正湘。而從未到過戰場上指揮的楊成武不過是冒占其功。
作為一個一分區史的研究者，我想談談我的看法。
楊成武一生中曾數次重權在握，特別是文革初期的“總參代總長”時期，已經承接了老上司羅瑞卿的部分權力，其重要性已遠遠超越了他的另一個老上司聶榮臻。位高權重，又處事不當，楊成武因此積怨不少，結下不少軍內重量級的大冤家。
其中，僅上將中最知名的就有兩位：一個是新四軍的張愛萍，另一個是晉察冀的王平。而王平因為抗戰八年一直在晉察冀，長期擔任三分區政委，他應該是最具發言權的。問題就在於，他滿懷怨恨的發言的合理性究竟有多少？
我的個人意見，如果不帶恩怨成分，全麵考察1939年11月的雁宿崖、黃土嶺戰場，唯一具有全麵指揮者身分的人就是楊成武。這既是晉察冀軍區下達黃土嶺作戰命令時的明確規定，也是陳正湘本人回顧雁宿崖、黃土嶺兩次戰鬥的真實表述。
在楊成武1939年11月6日晚9時下達的第二天作戰命令中：“軍區司令員聶榮臻的指示綱要是：繼續使用一、二、三團及二十五團兩個營（一二○師特務團北上參加這次戰鬥），將敵人殲滅於黃土嶺地區。參戰各團統歸一分區指揮。”
一分區是誰？就是楊成武。
我們再看有關陳正湘的戰場記載：
1、最初親自考察了雁宿崖、黃土嶺地形並擬定了作戰計劃的是楊成武。陳正湘隻是此次戰役的具體執行人。
2、雁宿崖參戰三個團、黃土嶺參戰五個團，陳正湘僅直接指揮了其中的一個團，即他擔任團長的一分區一團。
3、戰場上陳正湘不止一次通過電話向在易縣南管頭村的楊成武請示匯報。
4、戰場上的各團都在單獨作戰，陳正湘根本指揮不動其他團。甚至連各團的退出戰場他也不知情。通訊不暢，加上指揮不統一，這是黃土嶺一戰最失敗的地方。
5、最關鍵的，正因為是楊成武在易縣南管頭的遙控指揮，致使黃土嶺一戰打成了夾生。占五分之二的鬼子兵得以生還。如果是陳正湘有戰場的全盤指揮權，黃土嶺一戰不會是這個結局。好的話在7日當天結束戰鬥，不順利的話也會在8日上午結束戰鬥。
這就是二律背反的鐵定規律，誰承擔的指揮權，誰就應該同時承擔戰場失利的指揮責任。那種既認為黃土嶺戰場的指揮者是陳正湘，同時又不指出黃土嶺戰場的失利責任該由誰來承擔，這種做法明顯是偏頗的。
還有（這非常重要），由於戰場條件的複雜性，通過電話指揮作戰也是“指揮”。在解放戰爭和抗美援朝戰爭中，這樣的情境經常出現。所以，說不在現場就不算是指揮的說法是不恰當的。
同時，也必須說明：楊成武在黃土嶺一戰中指揮中也存在失職責任。你既不在其位，又不指定黃土嶺戰場幾個團的最高負責人，致使黃土嶺戰場上的五個團各自為戰，不成章法，把一個可以全殲敵人的戰鬥打成“夾生”。除去指揮的好壞不談，即使是楊成武親自擬定的雁宿崖、黃土嶺作戰計劃，也顯得粗糙，使參戰的各團無章法可循，最後竟然出現自己擅作主張，退出戰場的怪事。
你不想想：你退出了，不打招呼，你的兄弟部隊怎麽辦？獨自支撐與日本鬼子血戰？你這個擅自退出激戰的戰場，是不是有顯自私？
看日軍曆史文獻，評價抗戰中的中國軍隊，最體現“中國人劣根性”的一點，就是當主要麵對日軍的中國軍隊在苦戰的時候，其餘的中國軍隊或者趁機退走、或者在遠遠觀望，不來救援。所以，中國軍隊看似是一個整體，其實是無數個體。中國人由來已久的自私本性決定了形成軍隊整體意識的基礎尚未成熟。反觀日本軍隊，整體觀念非常強烈。日軍一支部隊在九江被圍，遠在數百裏之外的河南的日軍都拚死趕來救援。
抗戰八年，八路軍有一條常用的戰術，叫“圍點打援”。因為八路軍知道，隻要一小支日軍被圍，其餘日軍一定會趕來營救。所以“圍點打援”非常有效。八路軍就不會這樣，你被圍，隻怪你處境不好，你隻能自己奮鬥，擺脫困境。1942年，日軍在冀中發動了前所未有的“五一大掃蕩”，平漢鐵路線以西的晉察冀軍區及各軍分區，就像小農經濟的各個農戶，都守在各自的地盤上無所作為，眼看著冀中抗日根據地在鬼子的大掃蕩先是孤軍奮戰，接著是全麵淪陷。
1944年秋天，晉察冀八路軍有所轉變，成立了四個二級軍區，這是從個體戶向互助組的進化。解放戰爭開始，成立了野戰縱隊，標誌著軍隊從互助組進化到了合作社，整體的意識開始形成。
回過頭來，看看一年後，1940年秋，陳正湘已經不在一分區，楊成武親自擬定並親臨戰場監督實施的“淶靈戰役作戰計劃”。由於缺乏卓越戰將陳正湘的參與，結果是付出了慘痛的代價。雖然淶靈戰役初期攻打下鬼子兩個據點，但一分區主力損兵折將，元氣大傷。1941年以後一分區兵員匱乏，麵對鬼子的進攻隻有招架之力，再無力進行主動進攻。
如果作戰指揮經驗更加豐富、思考更加縝密的陳正湘還留在一分區，絕不會是這個被動挨打的局麵。
在陳正湘自己寫的《黃土嶺擊斃阿部中將》一文中，還揭示出一個重要線索。雁宿崖戰鬥，圍殲鬼子辻村大作600餘人，原本也由於每個團各自為戰、指揮不統一，險些打成了“夾生仗”。是陳正湘及時發現了問題，主動趕赴到三團指揮所，與三團領導（團長紀亭榭已經不在、陳正湘是與副團長邱蔚和團政委袁升平）聯係，共同商量後拿出了協同作戰的方案，給雁宿崖戰鬥畫上了圓滿的句號。
當年戰爭年代的規矩，一個團長非經上級領導特別授權，是無法指揮動其他團的。其他團長都與你平級，他不會聽你的命令。所以，當時對三團沒有指揮權的陳正湘，隻能與三團領導用協商的方式找出解決困境的辦法。如果有指揮權，就簡單了，一個命令就完成了。
陳正湘的回憶中，還有一個重要線索不容忽視。那就是，雁宿崖戰鬥之後，鬼子阿部規秀大兵南下，是陳正湘最先（在5日晚上）向楊成武電話提出了打阿部規秀鬼子大隊的設想。陳正湘的話最引起楊成武留心的，是如果不打，放阿部規秀的鬼子兵繼續南下，一來會威脅到易縣南管頭的一分區司令部的安全，二來會威脅到花塔地區後方醫院和兵工廠的安全。所以陳正湘提出，必須將鬼子往東引到黃土嶺、寨頭方向。
楊成武聽了，不可能不動心思：一分區有主力部隊三個團六七千人，如果讓阿部規秀的一千多鬼子把一分區占領，那這周邊的軍民有何看法？你一分區主力部隊是吃素的？再說，一分區是晉察冀的北大門，占領了一分區，阿部規秀的鬼子兵就可以向唐縣腹地長驅直入，晉察冀再無主力部隊可以抵擋，晉察冀成立兩周年紀念大會將成為泡影。
所以，陳正湘說得有道理，此戰非打不可。
下定了“打”的決心，楊成武立即向晉察冀軍區領導匯報，於是才有了後來黃土嶺再打一仗的作戰計劃。楊成武向一分區所屬主力部隊傳達晉察冀軍區下達的作戰命令，是在6日晚9時左右，時間上，在陳正湘再打一仗建議的一天之後。所以說，是陳正湘提出了打黃土嶺這一仗消滅阿部規秀這夥鬼子的原始構想。
綜上所述，由此可以得出三個結論：
第一：雁宿崖、黃土嶺兩場戰鬥的指揮者隻能是楊成武；
第二：一團長陳正湘的作用是非常重要，而且是舉足輕重、不可忽視、不能替代的；
第三：如果黃土嶺戰鬥是陳正湘指揮，將會達到“完勝”的最好結局。
最後說一下，沒有能團結並留下晉察冀的優秀戰將陳正湘在一分區，是楊成武抗戰八年當中的最大敗筆。黃土嶺一戰，即使打成了“夾生”，也是抗戰八年整個八路軍中不可多得的一次勝仗。加上雁宿崖戰鬥，晉察冀八路軍幾天之內殲滅鬼子共1400多人，戰果超過平型關大捷，你查閱整個八路軍、新四軍戰史，可曾有第二次這樣的戰果？當然，如果當年更加信任陳正湘，讓他參與整個作戰計劃的擬定，賦予他黃土嶺前線的最高指揮權，那樣全殲鬼子的數量會達到2000。小鬼子一個都跑不了。
可惜，曆史上沒有“如果”。機不可失，時不再來。這就是曆史。
我說盡管這樣，打了“夾生”，雁宿崖、黃土嶺戰役仍是八路軍抗戰史中的一次前所未有的大捷。你比較一下1940年底，百團大戰的第三階段，彭德懷親自指揮太行一二九師主力兩個半旅，一萬多近兩萬人，都是響當當的老八路，不是晉察冀這樣的“新建八路”。在山西省武鄉縣關家堖圍攻日本軍崗崎大隊五百多人。血戰兩晝夜，八路軍傷亡兩千多人，最後仍未能全殲岡崎大隊，有一百多鬼子跑回。對比之下，雁宿崖、黃土嶺消滅鬼子共1400餘人，應該說是前所未有的偉大勝利。
回顧整個一分區曆史，把1939年看作是一分區發展的頂峰，是十分有道理的。此時的一分區，人才薈萃、兵力強大、財力雄厚，所以能打出雁宿崖、黃土嶺這樣的傑出戰役。黃土嶺大捷，無疑是件好事。但好事處理不當，就會帶來壞的結果。黃土嶺大捷以後的一分區就是這樣。
黃土嶺大捷的兩個月後，1940年初，擔任一分區一支隊支隊長的陳正湘突然離開了一分區，去晉察冀軍區養病。難道在一分區就不能養病嗎？何況他同一分區衛生部部長張傑、副部長盧星文的私人關係都非常好，他夫人康捷就是醫生，在盧星文手下東西水村衛生所工作。
無獨有偶，緊接陳正湘其後的，是擔任一支隊政委的袁升平離去，“到延安學習”。與陳正湘是傑出的“將才”不同，袁升平是一分區屈指可數的傑出政工幹部，他的過早離去，不管跟陳正湘有什麽關係，總是對一分區來說是一個重大損失。陳正湘、袁升平之後，是一支隊參謀長楊上堃帶領二十多人的私自離去。其中幾個對一分區來說還是舉足輕重負有重責的紅軍幹部。
到此為止，有目共睹，一分區一支隊領導班子全盤盡失，一個沒剩。這對楊成武領導的一分區不是個重大打擊，鬼都不信？
有了一支隊這樣的重大事件出現，才會有緊隨其後的五支隊司令員趙玉昆的叛變。
1937年11月初，平型關戰鬥結束後，鄧華、陳正湘、羅文坊一批一一五師幹部被留在晉察冀，又分配到獨立團工作。此時一分區和獨立師尚未成立。楊成武率獨立團一營、三營在蔚縣，獨立團二營在淶源縣單獨活動，當時正從淶源縣向東進入易縣，占領了紫荊關。在陳正湘帶領下，二營以一個連繼續占領紫荊關，兩個連往東打下易縣縣城。
這兩個連在攻占易縣縣城的時候，一支當地的農民軍隊伍在旁邊觀看。問起來，說是易縣當地人趙玉昆拉起的隊伍。那一次是趙玉昆與陳正湘的第一次見麵，趙玉昆對陳正湘大為折服。1939年初趙玉昆從冀中的河北遊擊軍係列改為劃歸到一分區，趙玉昆對陳正湘的折服，是原因之一。此時一年過去，陳正湘剛走，趙玉昆就叛變，離開一分區。趙玉昆的叛變，無疑是多種原因造成的。因為壓垮駱駝的不隻是一根稻草。比如趙侗的下場、孟閣臣的下場等等。但陳正湘的離去也是趙玉昆叛變的主要原因之一。
至此，隨著陳正湘、趙玉昆一眾人等的離去，一分區“支隊”這一級畫蛇添足的機構如曇花一現，最終不得不被迫取消。
1937年秋全國抗戰爆發，紅軍改編成八路軍，陳正湘的職務是副團長，與楊成武擔任的團長僅差一步，但都在同一個層次上麵。高於後來擔任了他的上司黃壽發的職務。當時鄧華、羅元發的職務都是團政訓處主任，雖然也處於同一個層次，但明顯又低於副團長一步。但這幾個人後來都成為了他的上司。
等到了1937年11月，鄧華、陳正湘來到一分區之後，鄧華擔任一分區政委，陳正湘擔任一團團長，明顯低於楊成武、鄧華一個層次，已經不在一個級別上了。陳正湘擔任一分區一團團長兩年，戰功累累，非一般人可比。原來在陳正湘之下的黃壽發、羅元發，1939年以後都成為了陳正湘的上級。提拔陳正湘為一分區副司令，理所當然。
可惜的是，當時一分區副司令的位置已經有人給占了，就是高鵬。高鵬從未有過一次指揮戰鬥的曆史記錄。“占著茅坑不拉屎”，這就是那些一分區紅軍幹部最看不起高鵬的地方。古典經濟學上一個古老的法則“劣幣驅逐良幣”的原理，在一分區這裏發生了作用。
陳正湘走，但走得合情合理，因為他確實有病。他的病是極度的神經衰弱，睡不著覺。1939年，是一分區戰事最頻繁的一年。打孟閣臣之後，大龍華之前，陳正湘的神經衰弱一度加重。所以1939年5月的一團攻打大龍華戰鬥，是楊成武直接指揮，一團副團長熊奎具體指揮。半年時間過去，1940年初陳正湘走，去晉察冀軍區養病，任何人都說不出什麽。
陳正湘走了，同楊成武的良好關係依舊。1946年成立晉察冀野戰縱隊，除去楊得誌的一縱來自晉冀魯豫，郭天民二縱、楊成武三縱、陳正湘四縱都是由晉察冀部隊組成的。其中，冀中原主力部隊六個團被呂正操帶到晉綏軍區，脫離了晉察冀，楊成武新建的冀中部隊都是地方部隊新組成的，戰鬥力明顯要低於老部隊。而陳正湘冀晉部隊組成的四縱都是老主力組成的，於是，就發生了楊成武向陳正湘要求“調換”一個旅。
陳正湘將四縱十一旅給了楊成武，楊成武改換番號為三縱九旅。但楊成武並沒有將自己的三縱九旅給陳正湘，而是補進七旅和八旅。陳正湘四縱因此缺編一個旅。晉察冀領導最鳴不平的就是這一件事。幸好張家口撤退之後，原張家口教導旅（旅長李湘、旅政委張明河）原本就來自冀晉地區，於是正好給了四縱，成為新的四縱十一旅。
解放初期，當時的華北軍區將一些紅軍資曆的幹部集中起來，對外叫“幹部休養團”，在北京的軍產房養起來。這些軍產房都是四合院，在北京的居民區當中，是原國民黨軍隊用來安置他們的官佐家屬的。藺柳杞作為師級幹部，曾有幸分到一處住房，在東城區方家胡同。四合院的那三戶人家都是長征過來的紅軍幹部。
農民出身的紅軍幹部一成為居民，就馬上恢複了農民本性，種菜、養雞、養鴨，最要命的是養……豬。在北京市裏養豬，氣味難聞不說，光是蒼蠅就成災了。這些人資曆老，都是紅軍幹部，後勤幹部部門誰都管不了。萬般無奈之下，華北軍區請出了一位德高望重的紅軍領導幹部進行說服，他就是陳正湘。從晉察冀軍區——華北軍區——北京軍區的發展曆史中，陳正湘在紅軍幹部中的威望，首屈一指。他說服了紅軍幹部在北京市的住家裏放棄養豬。
上個世紀八十年代，一分區幹部經常齊聚在楊成武家中，回顧抗戰八年那些往事。雁宿崖、黃土嶺是離不開的話題。有的老幹部回憶：雁宿崖戰鬥的後期，八路軍打疲了，沒有了鬥誌，眼看戰鬥成膠著狀態。楊成武急得大叫：“不能停，衝上去，狠狠打呀……”於是幹部帶頭，許多人掄著大刀、挺著刺刀衝了上去。
楊成武既然不在現場，他究竟喊了沒有？
我的分析，楊成武的確喊了，但是在電話機裏叫喊的。楊成武的急切情緒感染了紀亭榭、邱蔚這樣的火爆脾氣，他們向部隊大叫：楊司令急了，大喊要我們衝鋒，絕不能停下來。
當兵的都是一根筋，一聽楊司令大喊，於是都急眼了，就有了雁宿崖戰鬥最後的一衝。
其實人們隻注意了雁宿崖、黃土嶺戰鬥大捷，忽視了隨後鬼子的報複性掃蕩。1939年11-12月，黃土嶺戰鬥結束後不幾天，鬼子對一分區發起進攻。這一次，一分區根據地全部淪陷。楊成武、高鵬、黃壽發、羅元發，帶領一分區機關及炮兵連，一直轉移到三分區花塔山下（注：兩年後的1941年秋季鬼子掃蕩，楊成武率一分區機關在這裏陷入重圍，於是出現了著名的“梯子溝突圍”）。
回顧完這段曆史，楊成武對在座的大家說：“指揮破敵人分進合擊這種大仗，一輩子用上一兩次就很幸運了。哪裏天天會有‘利害變換圈’等你去跳……”
我想看看這個一分區的老幹部圈子是怎麽談論陳正湘的？
可惜沒有，一個字都沒有。
抗戰時期，楊成武領導的一分區最光輝的閃亮點，就是1939年底的雁宿崖和黃土嶺戰鬥。這兩次緊緊相連的戰鬥已經被載入中國軍隊的傑出範例和光榮曆史。這兩場幾天之內前後相聯的戰鬥，消滅了日本軍1400餘人，其中還有一個中將，如果戰果正確無誤，很明顯超過了林彪帶領一一五師打的平型關大捷。
半個多世紀以來，有許多人無數次回顧這段曆史，每個人的回顧角度均有不同，但基本上無一不是都圍繞著“怎樣打仗”這個方麵來展開的。我的敘述角度與敘述方式與往不同。“怎樣打仗”，人們談得盡夠多了，我想講一點雁宿崖、黃土嶺戰鬥前後的故事。
雁宿崖和黃土嶺緊挨著，相距不過十來裏地，都在河北省淶源縣。淶源縣地處山西省、原察哈爾省、河北省三省的交界處，以後，這塊三省交接的地域簡稱“晉察冀”，成為八路軍最早開辟的抗日根據地，稱為“晉察冀邊區”。而晉察冀邊區的中心淶源縣，是由楊成武帶領的一一五師獨立團二營先於整個晉察冀開辟的抗日根據地。
可能沒有人會知道，淶源縣作為最早的抗日根據地，原本並不是為獨立團準備的，是整個一一五師、包括獨立團在內，開辟華北抗日根據地的預訂計劃。
1937年7月7日，蘆溝橋事變爆發，抗日戰爭全麵爆發。8月下旬，紅一軍團奉命離開甘肅省正寧縣、寧縣，南下陝西省三原參加改編，開赴抗日的最前線。在陝西省三原縣雲陽鎮紅一軍團的紅一師編為一一五師獨立團，團長楊成武，參謀長熊伯濤，政治處主任羅元發，供給處長董永清。副官李光漢。全團1500餘人，又補充了200名陝甘籍新戰士。
當八路軍一一五師先遣隊東渡黃河的時候，林彪前往參加洛川會議沒有隨部隊出發。在從陝西到太原的路上，林彪早已經開始考慮如何打好八路軍出師第一仗。一一五師原計劃背靠比較友好的閻錫山晉軍，從山西省廣靈縣一帶開進河北省淶源縣，下一步進軍華北。這就是說，楊成武後來所做的這一切，最初都是林彪為一一五師的戰略構想。
但後來形勢發生了變化，日本軍進軍的速度很快，隨著張家口、大同的失守，日軍跑到了山西省的北部。1937年9月14日晚上，到達山西省北部原平縣的林彪向中央軍委和八路軍總部致電請戰，提出了當時情況下一一五師的行動計劃:“在廣靈失守、靈丘附近到敵的情況下，原定一一五師經靈丘到淶源計劃已不執行。先擬將三四三旅及獨立團集中大營，準備待敵仰攻大營東之平型關友軍陣地時，我相機襲擊敵之左側後，殲敵一部，以擴大戰果。”
平型關戰鬥之後，一一五師未能去的“經靈丘到淶源”的行動計劃，被在山西省廣靈縣、靈丘縣為平型關戰鬥阻擊日寇援軍打了腰站戰鬥的楊成武獨立團實現了。此後，從1937年11月晉察冀軍區成立到1939年1月一分區部隊開進淶源縣東麵的易縣，消滅孟閣臣後鳩占鵲巢，淶源縣一直是一分區司令部、政治部，以及一分區地委、一分區行署的所在地。老資格的一分區幹部都對淶源縣這塊土地了如指掌。
淶源縣又是為一分區貢獻兵員最多的縣之一，淶源縣前後幾個縣大隊都被合並進一分區各主力團。1937年11月，1700人的獨立團升格為7000人的獨立第一師，蔚、靈、廣、淶、易5縣行政委員會在靈丘縣上寨建立，主任張蘇。淶靈兩支遊擊隊千餘人、靈丘縣抗日義勇軍1000人，編為晉察冀軍區獨立師第三團。以後，這個團被鄧華帶到平西，1939年秋改編為晉察冀軍區六團，又被派回到廣靈縣、靈丘縣在內的雁北地區。我猜與這個六團裏有著相當數量的淶廣靈子弟兵是分不開的。
1938年初，馬輝任淶源遊擊支隊長期間，率領淶源支隊加入到一分區主力一團，馬輝任一團三營營長（副營長李青川）。馬輝前腳走，後腳肖應棠來，繼續組建新的淶源支隊。這個新組建起來的淶源支隊並沒有留在淶源，而是編進了接替鄧華帶走的那個三團的新三團，肖應棠任三營長。最後這個淶源遊擊支隊是曾雍雅、梁正中建起來的，從此留在了淶源縣。後麵會特地講到這個有“狼誘子”雅稱的淶源支隊。
有一個重點要加以說明：1937年10月底，當獨立團從山西省廣靈縣、靈丘縣開進河北省和原察哈爾省的時候，在晉察冀這個三省交界處已經沒有了任何國民黨軍隊，最後退出這一地界的是國民黨軍朱懷冰師五千餘人。朱懷冰的原駐地是河北省阜平縣王快鎮（當時歸曲陽縣，解放後劃歸給阜平縣）。朱懷冰風聞鬼子兵要來，提前退走，留下幾百名遊兵散勇被八路軍收編。所以，晉察冀軍區最早的一些直屬部隊出自國民黨軍“遊雜”，而非老紅軍部隊。
這一切還說明，整個晉察冀邊區都是八路軍從日本鬼子鐵蹄下解放的，並非從國民政府手中獲取的。抗戰八年，八路軍、新四軍各抗日根據地都是國共軍隊混雜在一起，唯獨在晉察冀，隻有共軍而無國軍，原因就在這裏，這裏是貨真價實沒有後方的敵後抗日根據地。一旦晉察冀抗日根據地被掃蕩的日軍占領，晉察冀八路軍無後路可退，隻能跟日軍打轉轉，繞圈子。
幾乎與此同時，隸屬日本軍關東軍駐蒙軍指揮的獨立混成第2旅團，1938年2月在北平地區編成，駐防張家口。1939年夏天，獨立混成第2旅團的防區擴大，蔚縣和淶源縣都成為其管轄地區。所以淶源縣境內的雁宿崖、黃土嶺成為消滅日軍第2旅團所屬的辻村、阿部規秀的戰場，表麵上看來是偶然的，實際上具有一定的曆史必然性。如果獨立混成第2旅團沒有接收淶源縣這個防區，阿部規秀中將未必能喪命在黃土嶺。
1945年8月，日本宣布投降，冀察八路軍開進張家口、宣化。宣化大校場是獨立混成第2旅團教導大隊所在地，八路軍開進去的時候，軍械庫、被服庫、食品庫還基本完好，不像張家口，被當地老百姓搶先進去往自己家搬，在八路軍進駐之後的兩三個月內對日軍倉庫的哄搶就從沒有停止過。
在宣化，冀察軍區教導大隊在自己的駐地看見了日軍教導大隊的教材，從1939年成立之後就開始研究怎樣同八路軍進行山地作戰。尤其阿部規秀送命之後的1940年，日軍教導大隊已經在文字教材中，對部隊的行軍、作戰、固守待援、緊急救援，都有了明確的戰場應對的文字指示。
日本人的長處，是一個極其“精細”的民族，善於學習、能及時收集情報、總結經驗教訓，向部隊推廣。所以在1941年以後，岡村寧次擔任了日本華北方麵軍司令之後，日本軍基本上掌握了晉察冀戰場的主動權，1939年這樣的八路軍誘敵深入、以便設伏擊殲之的傑出戰例再沒有出現過。
1939年一整年，是一分區的大發展的一年，也是一分區部隊作戰最多的一年。1939年不算團以下的小仗，僅是分區級別的大仗，1月滅孟閣臣、5月打鬼子據點大龍華、7月鬼子趁大雨來報複、10月麻田嶺偷襲戰、11月初雁宿崖、黃土嶺、12月鬼子冬季大掃蕩，足足折騰了一整年，不得消停。
1939年10月，一分區參謀長黃壽發親自指揮的麻田嶺（史稱摩天嶺）偷襲戰，出動兩個營，一團張英輝三營、分區直屬馬輝特務營。此戰是雁宿崖、黃土嶺戰鬥的前頁，一分區的戰鬥從東往西、從易縣轉向淶源縣，這才有了日本軍辻村大隊的途經雁宿崖，對淶源縣銀坊三團的掃蕩行動。
雁宿崖戰鬥還算打得圓滿，隻有極少部分的鬼子跑了，基本上達到全殲敵人。但黃土嶺戰鬥打得不盡人意，一團是最後撤出黃土嶺戰鬥現場的。在他們之前，賀龍派來的特務團很夠意思，是倒數第二撤出的戰場，再不撤，小鬼子就從後麵把他們圍住了。在特務團之前，參戰的二團、三團早就走了，臨走時連招呼也沒有打。二十五團就更不用說了，幾乎是跟特務團交接班似的，他們前腳走，特務團後腳來。
所以，黃土嶺戰場上一直是八路軍四個團、而不是五個團在作戰。名義上是五個團的配置，但最初特務團來得晚，開打後隻有一團、二團、三團、二十五團（隻有兩個營）在打。到了下午，緊張時刻，姍姍來遲的特務團趕到了，立即在三團側後投入戰場。但此時，二十五團接到命令，撤出戰鬥，回到一分區。
一團最後撤出的戰鬥，經碾子溝、寨頭、幹河淨返回一分區。在幹河淨路邊，楊成武的老秘書陳子端一直守候在那裏，向返回的各團詢問戰績，以便及時將戰果上報給晉察冀軍區。
各團剛收兵，還沒有做戰後總結，各連、各營的戰果都沒有總結上來，團裏哪裏有戰果數字報給陳子端？但那一次陳子端報上去的戰果數字，與後來收集到的數字相差無幾。兩三年後的一次閑聊天，陳子端向一分區作戰科介紹那一次他統計戰果的經驗，他是根據我軍戰士身穿得日軍大衣估算出那一戰的大致戰果的。
原來，在抗日戰爭時期，中國因為實在太窮，從軍隊到平民，對戰後的日軍屍體是從不放過的。從頭到腳，能扒下來的一律扒得幹幹淨淨，哪怕炸破的舊軍裝不能穿了，做鞋底子打袼褙，也絕不給小鬼子剩下。所以隻要是八路軍圍殲鬼子兵的戰場，小鬼子屍體大都光溜溜的，先是被軍隊扒一遍，然後被老百姓扒得幹淨。
雁宿崖、黃土嶺戰鬥時，天氣寒冷，八路軍冬裝供應有限，無法及時滿足各團。於是軍隊就地取材，將鬼子的軍裝、主要是軍大衣穿在身上。還有，就是翻那些死了的小鬼子的衣兜。這裏麵有好奇的成分。小鬼子的衣兜裏大都有家庭照片、筆記本、護身符什麽的，而這些東西恰恰是的當時的八路軍戰士所沒有的。八路軍戰士們想看看，被自己打死的日本鬼子都是些什麽人？
部隊鬼子裝束化了，難免會引起誤會。一團我不清楚，三團的原駐地在淶源縣最南端的銀坊。當年叫“銀坊村”，今天是“銀坊鎮”，就像一分區司令部駐地“南管頭村”今天叫“狼牙山鎮”一樣。
雁宿崖大捷，戰後，三團返回原駐地銀坊，隻見沿途的老百姓紛紛躲避，遠遠就看見扶老攜幼的老百姓躲上山去。回頭一看，邱蔚、袁升平恍然大悟，原來自己部隊的許多人穿的是鬼子兵的黃呢子大衣，把老百姓嚇著了。於是趕快向老百姓呼喊，八路軍打了大勝仗，把小鬼子都消滅了。
在藺柳杞的長篇小說《長城煙塵》中，也有八路軍營長和許多戰士身穿小鬼子軍裝把老鄉嚇到的描寫。這可不是虛構的情節，而是紀實的描寫，看來這在一團也是個常見的現象。看其他老幹部寫的有關一分區的回憶錄，在戰場上每戰之後打掃戰場，戰士們繳武器、扒軍裝、翻衣兜，這樣的情景很常見。
再回到黃土嶺之後的幹河淨路口。陳子端一聽各團的戰果還沒有統計上來，他登高一看，各團戰士身上穿的鬼子軍大衣曆曆在目，他靈機一動：鬼子兵前來作戰，總不能戰不成，把身上的黃呢子軍大衣脫下來，給你們八路軍帶走。小鬼子不死，你八路軍的小鬼子軍大衣從何而來？他送給你的？於是，陳子端略清點一下，他自己估算是“十取七八”，總會有一些小鬼子的軍大衣被炸碎燒壞，不能穿。他測算的結果是約“半個團”，一千出頭。加上“十取七八”的那“二三”，約一千四五百之數。報給楊成武，與楊成武自己估算的相差不大，於是又向晉察冀軍區報送戰果。半個多世紀過去，當年陳子端的測算居然相差不大。
要不說：八路軍個個是能人。一個蔚縣中學的普通語文教師，跟著八路軍也居然如神算子一般。
黃土嶺戰後，你以為一分區一團居首功了吧？其實不然。黃土嶺一戰未能全殲敵人，一團領導奉命總結經驗，寫出檢查。正在寫檢查期間，一個人把一團給救了。這個人就是黃土嶺死去的老鬼子阿部規秀。
在當時一團參謀長楊上堃的回憶錄中記載到：
“幾天後的一個下午，我們進行戰鬥和戰役總結時，因為沒把日本兵全殲，晉察冀軍區認為打的不好，正準備開檢討大會，我軍情報部門從日本廣播電台的廣播中得知，阿部規秀旅團長已經‘陣亡’在黃土嶺，並立即將這一消息轉告給晉察冀軍區。聶榮臻司令員打電話給楊成武：‘告訴你們一個好消息，延安拍來賀電，說你們擊斃 了阿部規秀中將，並向我們祝賀。’
楊成武聽後，他馬上打電話給我們一團：‘告訴你們，咱們打死了一個日本兵的大官！’
我們問：‘大官，有多大？少佐，中佐？’
‘比他們大！’
‘大佐？’
‘再大點兒！’
‘少將？’
‘是中將！一名日軍中將！’
這才知道打死了一個‘大大的太君’，直接把檢討大會改成慶祝大會了。”
看《楊成武回憶錄》中記載：
一天下午，我們正在總結，聶司令員突然打來電話，他喜悅地高聲說：“成武同誌，好消息啊！延安拍來賀電，說你們打死了阿部規秀中將，我祝賀你們啊”。
我又驚又喜，根本沒想到這位中將旅團長竟親自率兵進人黃土嶺，並且被我們打死了。放下電話，我向旁邊正在統計戰果的秘書陳子端喊道：“老陳、聶司令員說，我們打死了阿部中將，總部祝賀我們哩!”
陳子端一怔，拍著統計表叫道：“是中將，我們還不知道有這個死鬼呐，哈哈哈… … ”在場的人們都高興得開懷大笑。
我急忙給一團掛電話，轉告了這個喜訊，並且要他們立刻到戰場尋找阿部中將的遺物。當天，阿部的繡著兩顆金星的黃呢大衣和金把指揮刀也落到我們手中。後來，我們把這些東西送到了軍區，軍區又把它送到延安。
阿部規秀是當時日軍侵華戰爭中在戰場上喪失的一個高級將領，也是我八路軍在華北戰場第一次擊斃日軍中將指揮官，在中國人民抗戰史上也是第一次。黨中央、八路軍總部和全國各地的友軍、抗日團體、著名人士，紛紛拍來賀電，祝賀我們所取得的勝利。全國各地的報紙也紛紛報道黃土嶺戰鬥經過，刊登各種祝捷詩文。根據地軍民沉浸在勝利的喜悅之中，大家異常振奮。
不久，彭真同誌指示我，就黃上嶺戰鬥經過寫一篇文章，駁斥國民黨內部那夥誣蔑我們“遊而不擊”的人。我便寫了一篇題為《名將之花凋謝在太行山一一礁一瞧八路軍是不是遊而不擊》的文章，登在當時的抗日刊物《 新長城》上。
雁宿崖、黃土嶺接連大捷，主要功臣當然要受到褒獎，於是一團長陳正湘、一團參謀長楊上堃，分別被提升為一支隊支隊長和支隊參謀長。三團團政委袁升平擔任一支隊政委。可惜時間不長，一支隊領導層便發生變故，陳正湘棄職去軍區養病，袁升平去延安學習，支隊參謀長楊上堃呢？
二十世紀九十年代的一天，抗戰時期曾在延安黨中央工作過的長征女幹部危秀英大媽拉著楊上堃小兒子老七楊國興的手，意味深長、極其嚴肅認真地對他說：“小七子，有件事，我要跟你說，你爸爸他自己都不一定知道。你一定要記住，千萬不要忘記了，你爸爸是個很好的人，他是戰爭英雄，長征的時候為了保衛中央縱隊，立下了很多戰功，毛主席都知道他啊！後來他犯了一個大錯，毛主席都保了他。”接著，危大媽講了一個當時轟動了整個延安的故事：
黃土嶺戰役楊上堃所在晉察冀軍區主力一團擊斃日軍中將阿部規秀後，楊上堃官升一級，由團參謀長調升縱隊（旅）參謀長，但楊並未“領這個情”，一直十分不願意當參謀長這種“配角”的他，覺得屈才，在個人英雄主義盛氣之下，魯莽衝動的他盡擅自率部去打一仗幹點名堂給上級看看，極想證明自己的軍事才幹，哪怕是降級當部隊主官都行。整個事件前後七天，後來被謂之為“七日之錯”。
結果被組織嚴肅處理，一擼到底，差點被槍斃——那是在1940年3月一天，在八路軍總部，彭德懷、朱德等人勃然大怒，用力的拍著屋裏的桌子，大聲喊道：“全部槍斃，一個不留！”
這時，一直一語未發神情冷靜的毛澤東不緊不慢說了一句：“慢，手下留人，他是長征的英雄和功臣，事件已經搞清楚，他的問題不是敵我矛盾的問題。”
結果是，參加了這次“七日事件”的領導幹部全部被槍斃了，隻留下楊上堃一人。就因為毛澤東的這句話，楊上堃從衝動莽撞失誤的死神中走了出來，他很快被送到抗日軍政大學高級幹部班學習，而且，一學就是5年，直到抗戰勝利，被派往東北。
原文是這樣寫的，我一字不改，原文照登，其中疑義的地方我隨後再解釋。楊上堃事件，發生在後來的一團團政委朱遵斌事件的十個月前。楊上堃事件發生時，朱遵斌已經接替王道邦就任一團團政委，所以楊上堃事件的始末及處理他都十分清楚。朱遵斌的孩子曾給我來信說：他父親生前曾提起過，許多立過赫赫戰功的紅軍幹部都被槍斃了，應該指的就是這件事情。
在《楊成武回憶錄》中，楊上堃事件被稱作：“一分區偵察科長袁彪帶人逃亡”，其中楊上堃沒有被點名，隻說“蒙騙了一支隊參謀長、偵察股股長羅昭輝和支隊偵察連連長”，“在雨夜裏突然向保定方向竄去”。既然是袁彪欺騙了其他人，應該隻槍斃袁彪一個人足矣，為什麽恰好相反，最後的處理結果，隻保留了立有通天大功的楊上堃一個人，其餘幹部都被槍斃，這是為什麽呢？
這一次的文字太多了，到此為止。
前一次，講述的是雁宿崖、黃土嶺戰鬥前後發生的故事，這一次，講一點有關雁宿崖、黃土嶺戰鬥親曆者的戰場綜述及回憶。
人們今天能全麵了解雁宿崖、黃土嶺兩場戰鬥，不僅在於保衛中華民族的八路軍所取得的傑出戰果，也在於這兩場戰鬥參加者們的親自表述。
就像一分區宣傳科長錢丹輝是第一個記述狼牙山五壯士故事的人，當時的一團教育幹事魏巍，在戰鬥一結束就立即寫出了《雁宿崖戰鬥小景》 和《 黃上嶺戰鬥日記》，可以說是第一個記述下雁宿崖、黃土嶺戰鬥的人。魏巍、藺柳杞兩個人在此戰結束後離開一團，被調往一分區宣傳科，以後跟錢丹輝一起，成為全晉察冀知名的三大秀才幹事，其中，魏巍與他這兩篇文章的飛快發表不無關係。
隨後是楊成武在1939年12月14日上報晉察冀軍區的《雁宿崖、黃土嶺戰鬥詳報》，雖說執筆人是楊成武的文字秘書陳子端，但其中應該參考了魏巍的紀實文章，因為在表述語言上有相近之處。
在知道打死了日軍中將阿部規秀之後，應中共晉察冀局書記彭真的要求，楊成武又寫下了《“名將之花”命喪太行山——憶雁宿崖、黃土嶺戰鬥》。雖然文章的署名人是楊成武，但文字秘書陳子端的執筆作用不可抹殺。這篇命題作文參考了魏巍的原文也許更多一些，也成為後人們全麵了解雁宿崖、黃土嶺戰鬥的權威教材。
以後這半個多世紀，楊成武的所有關於雁宿崖、黃土嶺戰鬥的回憶文章基本上都不出這個套路。解放以後的《星火燎原》、《八路軍回憶史料》等等，凡涉及到雁宿崖、黃土嶺戰鬥的回憶文章，大都被楊成武這篇權威文章所壟斷著。
1959年，在一年前考察了黃土嶺戰場的藺柳杞，寫下了雁宿崖、黃土嶺戰鬥的長篇小說《長城煙塵》。此時，已屬於“回頭看”，不是“當時看”，等於用寫史的方式搞文學創作了。雖然書中的主要故事人名是虛構的，但事是真事，聶榮臻、楊成武這些曆史人物都是真名，可以看成是一部紀實文學。1977年，藺柳杞在解放軍建軍五十周年之際寫下的《黃土嶺戰地舊景》，有曆史回顧，也有反思，雖然不盡全麵，應該說也是一篇不錯的傳世之作。
直到文革以後的八十年代，在《星火燎原專刊：抗日戰爭回憶錄專輯》中，人們才看到了雁宿崖、黃土嶺戰場親曆者陳正湘的回憶文章《雁宿崖、黃土嶺的烽煙》。以後陳正湘在《黃土嶺擊斃阿部中將》一文中，雖然不盡全麵，隻寫了一團，但更準確地講述了雁宿崖、黃土嶺戰鬥的真實場景。
楊成武是以一分區司令員的身份寫這篇文章的，所以敘述角度較為全麵。陳正湘是以一團團長的身份寫這篇文章的，所以隻能以一團的活動為主。楊成武的文章中，充滿了“我命令”這個詞，給人以一種他在現實指揮的印象。而且在楊成武的文章中，八路軍在黃土嶺的戰鬥表現盡善盡美，看不出有任何不足之處。陳正湘的文章中，更有真實感和層次感，看出了八路軍的戰場表現既有長處也有不足，不足的原因是哪些？為什麽？
實際上，陳正湘這篇回憶文章為黃土嶺戰鬥的戰場研究提供了關鍵性的史料，我將在下一篇文章中專門分析。
一團的參謀長楊上堃，晚年的時候才有回憶黃土嶺的零散片段出來，也很有實際價值。尤其像一團領導黃土嶺戰鬥後回去還要做檢查，以及八路軍戰士翻日軍屍體衣兜相互炫耀的真實情景，楊上堃（以及當時三營長張英輝的回憶錄）如實敘述，毫不隱瞞。
陳正湘的回憶中，凡提到三團，隻提“團長邱蔚、團政委袁升平”，真正的團長紀亭榭隻字不提。而楊成武寫回憶，明白無誤地寫出：“看完地形後，我又到達三團駐地銀坊鎮，和團長紀亭榭、政委袁升平、副團長邱蔚進一步研究作戰方案。”
很多人沒有注意到：在這些看似有所差異的文字表述之中，其實揭示了一個重大問題，三團長紀亭榭是在雁宿崖戰鬥的過程中被突然免職撤下來的。
言語即代表真實的觀點。當年一分區三團的紅軍幹部集體“倒紀”，把紀亭榭“拱走”，一團的紅軍幹部也有介入。陳正湘無疑堅定地站在那些紅軍幹部一邊，很可能還是其中的核心人物。從當時的情形來看，高鵬、紀亭榭這些人“立小功而受大祿”，占據要害的軍事領導崗位是一回事，不懂軍事又占據在身經百戰的紅軍指揮員之上，這才是最主要的問題。
除了楊成武、陳正湘的文章，描寫當年參戰的賀龍一二〇師特務團一篇文章也寫得有聲有色。當年在黃土嶺，特務團在黃土嶺打得十分“仗義”，遠勝於其他晉察冀主力。特務團是在最後，僅在一團之前退出的黃土嶺戰場，這就是說，二團、三團撤離黃土嶺戰場，不僅沒有告知一團，也沒有告知特務團，此時，增援的鬼子已經趕到，再不走就來不及了。
據說，賀龍最“仗義”的話，是布置任務給特務團團長和政委時說的。賀龍說：“聶總下了決心要打，任務很重要，你們要服從楊成武的指揮，一定把仗打好，不要把自己看成配角。”賀龍特別說：“不要怕打硬仗，不要怕犧牲，你豁出兩個營也不要緊，回來我再給你們補充。”事實是，黃土嶺戰鬥，特務團損失不大，繳獲不少（見賀龍給八路軍總部報告）。
反觀，晉察冀部隊就沒有這樣的氣魄，無論主力團領導人還是地方遊擊支隊領導人，在打起仗來使用兵員上十分謹慎。這是因為，晉察冀是就地征兵，所以被稱為“子弟兵”，你八路軍要對人家的父母負責任的。你豁出兩個營，須知人命關天，這兩個營的子弟兵都是有父母妻兒老小的。你豁得出去，要同時想到他們那些家庭就要失去親人。
追問一句：1939年初，為什麽在晉綏的賀龍，跑到晉察冀來了？是因為當時晉綏地貧人稀，賀龍的部隊征不上兵，發展遲緩。於是中央批準，賀龍到冀中來發展部隊、更新武器。1940年初，賀龍帶了大批冀中子弟兵（十萬河北農民遊擊軍的精華部分）返回晉綏，臨離開晉察冀時還在靈壽縣打了一仗，配合聶老總消滅了趙侗的幾百人武裝。
自己部隊撤離，而不告知友鄰，以後也發生過。1946年在大同、集寧戰場，晉察冀部隊與賀龍的晉綏部隊再次合作。前線失利，大同前指決定撤退，決定一下，隻見楊成武的冀中部隊呼啦啦的疾跑如飛，瞬間即不見蹤影，留下晉綏部隊殿後，吃虧不小。氣得賀龍向聶榮臻告狀：楊成武朋友的不是，狡猾大大的……，扔下我們殿後，自己先跑了。
黃土嶺戰鬥，作為主動來黃土嶺戰場參戰幫忙的“客串”，特務團的表現相當優異，在關鍵地方起到了關鍵作用。最後特務團傷亡了四十多人，繳獲了七十多條槍，幾十個騾馬馱子的物資，算是這五個參戰團中參展時間最短、收獲最劃算的部隊。其他晉察冀四個主力團的部隊，一團、二團、三團、二十五團，在黃土嶺戰鬥中基本上空手而歸。
除了一團、二團（團政委黃文明）、特務團看見有回憶錄，當年在黃土嶺參戰的三團、二十五團均不見有回憶文章出來。三團邱蔚去世的早，來不及寫這些文章；從不見三團團政委袁升平有回憶文章出來。文革後期，毛澤東鼓勵河南作家姚雪垠寫長篇曆史巨作《李自成》，那時的紀亭榭買了全套《李自成》，看得有滋有味，並且串門時向一分區老幹部介紹他的閱讀心得。他應該是有寫作能力而沒有寫。
二十五團，真正帶兩營部隊上黃土嶺戰場的是副團長黃伯峰，不是團長宋學飛。黃土嶺戰後，黃伯峰調走，改為馬輝任二十五團副團長。馬輝是員戰將，黃土嶺一戰中為什麽沒有傑出表現？因為雁宿崖戰鬥後，白求恩醫生來一分區衛生部搶救雁宿崖戰場下來的傷員。馬輝當時任分區直屬特務營營長，帶全營在幹河淨承擔守衛任務。
馬輝因紅軍年代嘴部受傷，被子彈打成“豁子”，故馬輝抗戰八年均有“馬豁子”的外號。此時在幹河淨衛生所經白求恩醫生親自操刀，為馬輝做了縫合手術，馬輝沒有上黃土嶺戰場。
最近這幾年，事情向兩個極端的方麵發展。一方麵，因為搞“紅色旅遊”，淶源掀起了“抗戰熱”，雁宿崖、黃土嶺戰鬥作為旅遊熱點，被捧了上來。但由於源於無知，吹捧的錯誤也是明顯的。我看到一篇文章，易縣人去黃土嶺，淶源縣當地老鄉趕上來收錢，“說起黃土嶺大戰，這個老鄉說，楊成武就是在這個廟裏指揮的，楊成武生前還來過，是經他確認的。”
上述這些老幹部們的回憶文章中，我認為，最精確的可以說是陳正湘有關一團的敘述。這也同陳正湘指揮戰鬥的一貫嚴謹性是高度一致的。雁宿崖戰鬥前的一團，連隊的連排長以上多數是紅軍戰士，全團近1900餘人，武器裝備較好。團長陳正湘、團政委王道邦、副團長熊招來、團參謀長楊上堃、總支書記朱遵斌。
11月1日晚，接受戰鬥任務時，陳正湘的一團團部在易縣南管頭東邊的鬆山村，一營、二營距團部很近，三營另外單駐，在靠近黃土嶺的喬家河，不在一起。
在陳正湘的回憶裏特地說明：“經過整訓，部隊軍政素質又有提高，鬥誌十分旺盛。”
問題出來了：1939年1月一分區部隊剛整訓過，楊成武1939年4月30日，剛剛向晉察冀軍區遞上《三四月份整理訓練工作總結》，現在10月份，半年時間不到，為什麽一團又再次整訓？
還有，為什麽一團團部與一營、二營駐在一起，三營在很遠的地方單獨駐紮？
這要從兩個月前談起。
1939年的7-8月間，狼牙山地區大雨，百年罕見，山區裏可以行舟。史載，當時整個華北地區連下七天七夜大雨，暴雨成災，河湖泛濫，平津大城市都被水淹。尤其天津，市區裏可行得大船。河北易縣，有“小天津”之稱的良崗，還有幹河、毛兒崖、管頭等村鎮都被衝毀了。
鬼子為了報複一分區五月份打下的大龍華據點，他們被殲滅四百多人，於是，保定集結華北方麵軍第110師主力及偽軍一部共5000餘人，帶著衝鋒舟，趁著大水向易、滿、徐以西的南北管頭、大良崗、婁山地區發起進攻，企圖合擊第一軍分區主力。那一次在晉察冀抗戰史上被稱作“易滿徐保衛戰”，一分區部隊冒著大雨全力奮戰，僅在鬆山一個反攻就使得近300鬼子掉進湍急的激流中被大水卷走。這次作戰，在後來官方的記載中，晉察冀軍區部隊（實際上就是一分區部隊）以傷亡250餘人的代價，斃傷日偽軍千餘人，保衛了易滿徐根據地。
戰後的9-10月間，楊成武接到一團總支書記黃作珍的報告：一團兩個紅軍營級幹部，一個營教導員、一個特派員，在一年前1938年7月一團東征冀中的時候，他們兩個私下裏“打土豪”，私分法幣500元。此時，事發一年之後，兩個人因私下裏吃喝被人發現舉報。楊成武一聽，虎威震怒，戰爭年代，他最容不得的惡習就是腐敗，因為部隊腐敗是瓦解戰鬥力的最主要原因。於是楊成武與袁升平一起，主持召開一分區營以上幹部大會，對這兩個私分了500元法幣的紅軍幹部進行鬥爭批判。
我也打聽過，這兩個紅軍幹部到底是誰？對比一下那兩年的一團營級幹部名單就知道了。
先看1938年的一團幹部配置：團長陳正湘、政委王道邦、總支書記黃作珍。一營長李德才、教導員朱尊斌，二營長宋玉琳、教導員羅霄文，三營長楊上堃、教導員霍誌德。
再看1939年秋的一團幹部配置：團長陳正湘、團政委王道邦、副團長熊招來、團參謀長楊上堃。一營長李德才、營教導員朱遵斌（年底接黃作珍的一團總支書記，李尚德接），二營長宋玉琳、教導員鄭三生，三營長羅化明（因傷由張英輝代理）、教導員鄧經緯。
哪個教導員被替換下了？又沒有安排新的職務。我提示一下，不是三營教導員霍誌德。霍誌德後來到三團任一營教導員（營長賴慶堯）。而且，三營長楊上堃被提升為團參謀長，如果營教導員出事，他會受到牽連提拔不上去。特別是，三營作為最放心的一個營，不用再參加整訓，跟著一分區參謀長黃壽發，去打摩天嶺公路破襲戰。這次幹部調整，使得一位連指導員嶄露頭角，被提拔上來，成為營教導員。這就是八十年代一度成為中央委員被毛澤東當眾稱為：“鄭三生真是‘三生有幸’”的鄭三生。
一團整訓期間，情報傳來，鬼子從蔚縣向淶源縣經過摩天嶺修公路，一旦公路修成，將難以阻擋張家口的鬼子用汽車向淶源縣增援。所以，這股修路的鬼子非打掉不可。可此時，一團出現的這件大事也非處理不可。於是，由一分區參謀長黃壽發帶領，組織了分區直屬的馬輝特務營，還有張英輝的一團三營，組成“北進支隊”，在10月19日夜襲摩天嶺，消滅了一百多日偽軍，將鬼子的修路計劃徹底粉碎。
就在這一次戰鬥中，白求恩醫生為了搶時間給傷員動手術，忘記了帶手術手套，結果受傷。二十多天後因傷勢惡化，轉為敗血症，醫治無效，於11月12日淩晨在河北省唐縣黃石口村逝世。
跟隨黃壽發打摩天嶺回來的一團三營，就留在了良崗。此地距淶源縣非常近。
陳正湘回憶說：11月1日晚9點前，從軍區剛趕回來的楊司令電話傳達作戰命令（此時的楊成武在一分區司令部所在地易縣南管頭村，今天的狼牙山鎮）：淶源縣城鬼子10月30日增兵至一千五六百人（注：後來得知是兩千人）。抓民夫600，牲口600，準備2日午後分三路集結，左路敵主力，六七百人，進駐白石口，進襲銀坊；中路敵400餘，經西鋪、插箭嶺、進襲走馬驛；右路敵近二百，經北石佛，進占水堡，北水泉。
楊司令轉達晉察冀聶司令指示：“集中一、二、三團主力，利用雁宿崖至三岔口峽穀地段，首先殲滅敵左路。三分區第二團歸一分區統一指揮。”
看楊成武雁宿崖戰鬥的安排：一團東山伏擊，南麵與三團銜接；三團主力由南向北攻擊；然後是二團，三團撥出一個營，交二團指揮。以上三個主力團，專門對付淶源出來的左路鬼子六百人。八路軍三個團一個曾雍雅支隊，總兵力約六千人，折合十比一的人數優勢。
在這裏麵，最關鍵的是一分區曾雍雅任支隊長、縣委書記梁正中任政委的三支隊，駐地在走馬驛。這也是一分區大名鼎鼎的淶源支隊，1942年以後的一區隊。曾雍雅是1955年少將，梁正中是淶源本地人，1955年大校。1939年3-4月間，方國華帶領的一分區地方工作團不再存在，分別組建一分區民運科、一分區地委及地區行署。其中一些淶源、易縣的本地人來到走馬驛，被分進曾雍雅、梁正中支隊，時間大致在1939年的夏天。
這個曾雍雅支隊的作用非同小可。按照楊成武的部署，這個駐地在走馬驛的曾雍雅、梁正中支隊中的部分人，在雁宿崖戰鬥中起到“狼誘子”的作用，吸引鬼子辻村大隊到雁宿崖。接著，曾雍雅支隊還要對付從插箭嶺到走馬驛的那股中路的鬼子，粘住他們，不讓他們到雁宿崖戰場去添亂。
接到楊成武的命令，一團在陳正湘帶領下，一小時內（11月1日夜間10點以前）即動身。當夜下雨，好在雨不算很大，一團帶足三天的糧食（生糧，不是熟食幹糧），王道邦簡短動員後便連夜行進。兩個營沿同一條路線分頭前進。早晨到達苑崗吃早飯，中午到達易縣緊靠淶源縣境的煤鬥店村吃午飯後大休息，抓緊睡覺。單獨前進的一團三營駐寨頭村北麵的喬家河村（今天的喬家河鄉），副團長熊招來親去布置任務。
陳正湘沒有休息，帶了幾個參謀前去觀察雁宿崖一帶地形。2日當天下午5時，一團全部進入黃土嶺、司各莊地區。晚飯後布置好崗哨，立即抓緊睡覺。3日拂曉，一團進入預先設置好的雁宿崖東山陣地。團直和各營的大行李、夥食擔子、供給、衛生、電台留在司各莊附近（此時的一團衛生隊長還是覃波，不是尹明亮。一團那幾個秀才和擔架隊在一起，留在煤鬥店，隻有魏巍上了戰場，在寨頭村的團直）。
這兩場戰鬥的細節我不再重複說了。我隻提其中與主題有關的關鍵部分。
雁宿崖戰鬥一度受阻，受阻的原因是各團之間的攻擊很難配合。陳正湘立即趕到三團團部，他回憶中，是“與邱蔚、袁升平商議，一團一營擔任主攻，三團一營、三營火力掩護”，攻占小鬼子最後占據的馬腦山一帶。紀亭榭團長此時已消失不見任何記載。
雁宿崖結束戰鬥後的11月4日，一團團直，及一營、二營一部，轉移到上下葦石（今天的易縣上下葦場）、幹河淨一帶，三營留在司各莊（淶源縣）休整。同一天，鬼子阿部規秀帶領的1400餘人，先頭部隊400餘人中午12時到達三岔口雁宿崖戰場，收拾屍體，就地火化，尋找被八路軍繳獲的六門炮（四門九二炮、兩門山炮）。
擔任誘敵任務並與敵人一直保持接觸的，是一團二營的五連、六連和二十五團一部。
5日上午，另一路日軍主力趕到，成夾擊之勢，到達西流水、張家墳、銀坊一帶。三團退出銀坊，銀坊老百姓跟著一起上山，銀坊一片大火。三團的後勤物資沒有提前轉移，被日軍一把大火燒掉，受到分區領導的嚴厲批評。雁宿崖、黃土嶺方麵，一團二營那兩個連背靠司各莊、黃土嶺，節節抗擊，牽住敵人。
5日下午，陳正湘命三營長張英輝帶十連、十一連，接替二營，繼續誘敵。換下二營回幹河淨休整。陳正湘判斷：敵人若繼續前進，一定會威脅到軍區（當時晉察冀軍區在唐縣開兩周年紀念大會），而且會威脅到冀中軍區設在花塔山地區的供給、衛生、軍工生產等後方部門，所以，必須將敵人引至黃土嶺、寨頭方向。5日晚，陳正湘通過電話向楊成武匯報了敵情和自己的想法。
6日晨，聚集在北壇、張家墳、西流水至上下台的鬼子，達到1400餘人。敵6日午前，兵分兩路向司各莊、黃土嶺攻擊前進，進占司各莊及西南地區。誘敵的一團三營兩個連在司各莊以東一線山頭，背靠黃土嶺遲滯敵人。
這一點也非常重要，因為實際情況說明：是鬼子4日已經到達了黃土嶺西邊的雁宿崖村，兩天來逐步推進，才會有6日晚下達的黃土嶺作戰命令。如果鬼子的進軍速度快或慢，都不會出現“黃土嶺戰鬥”，而會是其他的什麽戰鬥。
6日晚9時，陳正湘接到了楊成武從南管頭分區駐地打來的電話，確定要再打一仗，接著宣布第二天的作戰命令。一分區有連同到各團的臨時電話線，所以二團、三團、二十五團、特務團應該同時接到作戰命令。
7日早8時一團部隊進入陣地。9時半，一分區派來支援的軍分區直屬炮連到達緊靠黃土嶺戰場不遠的寨頭。10時，先頭部隊與鬼子打響。午時，黃土嶺戰場除了特務團，其餘一團、二團、三團、二十五團全麵打響。
特務團是什麽時候打響的？
“特務團受命後尾隨日軍前進。7日的15時許，日軍進人教場村、上莊子特務團的伏擊地域”，特務團開火。
在賀龍、關向應於1939年12月6日向朱德、彭德懷、左權報告戰況中：“下午1 時，敵人向三團進攻，特務團從側麵攻擊，敵遂潰下來。”此報告的缺陷，是時間不準，把特務團開火的時間提前了兩個小時。在這份報告中，多次出現“各團總攻擊，因配合不夠，未能奏效”，“各部配合不好，不能解決戰鬥”的字樣，看來沒有設立戰場的統一指揮，是黃土嶺戰鬥打成“夾生”的主要原因。
在楊成武的回憶文章中：“中午12 時，敵先頭部隊已接近黃土嶺東麵的寨頭村，大隊在上莊子一線。直到下午3 點鍾左右，全部人馬才離開黃土嶺，陸續進人狹穀中的小路。這時，我一團、二十五團迎頭殺出，三團及三分區的二團從西南北三麵合擊過來，把敵人團團圍住，壓縮在上莊子附近一條長約1 . 5 公裏，寬約百米的溝裏。我軍100 多挺機槍從各個山頭一齊朝溝中打。”
您看，楊成武對特務團一字沒提，意思是那時還沒他們什麽事，最主要的原因是黃土嶺戰鬥開始時，特務團尚未趕到。
寬約百米的一條溝，八路軍的100多挺輕重機槍從四麵八方一起打，這樣的火力已經遠遠超過了兩年前平型關戰鬥時的八路軍一一五師。阿部規秀的鬼子兵措手不及，最起碼有3-4百鬼子兵當場喪命。八路軍如果當時配合得好，戰鬥應該按陳正湘所說：在那一天傍晚全殲鬼子，創造出更輝煌的戰績。
可惜實際上並不是那樣。
中國有句老話，叫：“當事者迷，旁觀者清。”作為後來人和旁觀者，也作為一分區史的獨立研究者，我以《雁宿崖、黃土嶺戰鬥詳報》為主要依據，從不同的觀察角度去看當年的曆史問題，所以也許能發現一些不同的問題。但在把握不準的情況下，我隻提出問題，不去解答，不給結論，留待以後的晉察冀抗戰史研究者去自己得出結論。
這是係列黃土嶺文章的最後一篇，將對某些問題提出質疑。我從不堅持“真理在我的手裏”，可能我的質疑是錯誤的，多此一舉。我僅是從我的研究中，提出我的疑問而已。
在有關黃土嶺戰鬥的曆史文獻中，我認為，最全麵也最具權威性的，是楊成武在1939年12月14日上報晉察冀軍區的《雁宿崖、黃土嶺戰鬥詳報》。楊成武的傑出軍事素質，在每期《戰鬥詳報》中表現得淋漓盡致，分析研究的極為透徹。作為對一分區主力團大小戰鬥都了解得比較多的人，對比來細讀代表著楊成武軍事思想的一份份《戰鬥詳報》，每一次都感到收益不小。
反觀之，楊成武1939年底寫的專門供宣傳使用的《“名將之花”命喪太行山——憶雁宿崖、黃土嶺戰鬥》，以及1957年8月2日，楊成武在任北京軍區司令員期間，《人民日報》重新刊登了這篇文章，“名將之花雕謝在太行山上”——憶擊斃日軍“蒙、疆駐屯軍”最高司令阿部規秀中將的黃土嶺戰鬥前後，就覺得泛泛了許多，不如《戰鬥詳報》那樣的軍事科學價值。
楊成武之後，是雁宿崖、黃土嶺戰場親曆者陳正湘的回憶文章《雁宿崖、黃土嶺的烽煙》，和以後陳正湘重新修訂過的《黃土嶺擊斃阿部中將》。這是作為《戰鬥詳報》最好的補充材料。
除此以外，原一團兩個教育幹事魏巍、藺柳杞的文章也具很高的參考價值。原三分區二團、一二〇師教導團，都有人寫出回憶文章，雖然部分地方已經與實際有所背離，但也具有一定寶貴的參考價值。
2005年，為紀念抗日戰爭勝利六十周年，有關方麵曾搞過一次對原黃土嶺戰鬥參加者的追訪。包括對曾經的一分區老兵，擔任過副總長徐信、總政副主任史進前的采訪。打黃土嶺時，從三分區與二團交換過來的徐信因表現出色，當時已經擔任一團五連指導員。是當時一團排以上幹部中極少數沒有紅軍身份的抗戰幹部。一團大多數連排幹部都有著紅軍的身份。但時隔六十年的回憶隻具有泛泛性和教育意義，在真實性上有所出入。
比如，徐信所說：“下午4時許，楊成武命令發起總攻”這樣的詞匯，任何人都會得出“楊成武也在戰鬥現場”的印象。還比如，有一團老兵回憶“一團參謀長馬青山”，這也是錯的。當時的一團參謀長楊上堃，馬青山是1940年楊上堃出事後的接替者。史進前非常誠實，誠實的表現在於他沒有說出什麽內容，隻是重複了楊成武回憶錄中的某些詞語。因為雁宿崖、黃土嶺戰鬥時，他作為宣傳科長，跟著一分區政治部去了唐縣參加晉察冀兩周年慶祝大會，沒有去黃土嶺戰鬥前線。
繼續前一次的敘述，在賀龍、關向應於1939年12月6日向朱德、彭德懷、左權報告戰況中，多次出現“各團總攻擊，因配合不夠，未能奏效”，“各部配合不好，不能解決戰鬥”的字樣，看來沒有設立戰場的統一指揮，是黃土嶺戰鬥打成“夾生”的主要原因。
這一次要解開黃土嶺戰鬥之謎：到底一分區有沒有設前線的統一指揮？
在陳正湘《星火燎原專刊：抗日戰爭回憶錄專輯》中的那篇回憶文章《雁宿崖、黃土嶺的烽煙》當中，有一件楊成武回憶中從不見提及到的關鍵問題：那就是黃土嶺戰鬥中是楊成武否將前線統一指揮權交給了陳正湘？
陳正湘在回憶中說：7日下午3時許的那次電話中，“向分區、軍區作了匯報，說明隻要參戰各部協同動作，密切配合，完全可以全殲敵人，並建議於8日拂曉，以一團附近的三堆火為總攻信號，各團同時出擊，全殲敵人。楊司令員“回答說分區目前派不了人去統一指揮。但同意我的建議，於8日晨點火為總攻信號。最後楊司令員說：‘三團歸你們統一指揮，其餘兩個團（注：即三分區二團和一二〇師特務團）分區負責通知。’”
這就是說，陳正湘明確證實：黃土嶺戰場的統一指揮權楊成武在7日傍晚口頭授權給了陳正湘。
但這隻是意向，實際情況又如何呢？實際情況是這個授權根本就沒有兌現過。
陳正湘接著敘述：“8日，天蒙蒙亮，793高地三堆烈火衝天而起，司號員易良才吹起了衝鋒號。……當突擊隊衝向河灘時，遭到敵人密集火力的攔阻射擊。突擊隊暫停前進，隱蔽待命。這時，除聽到特務團方向有槍聲外，其他團（隊）方向均無動靜。為了避免突擊隊被敵人火力封鎖，減少傷亡，隻得吹號令一營、二營後撤。”
特務團戰報中也記載：“上午四時開始總攻擊，五時職團方才接到命令……。但是五時還不見二三兩團的運動”。
這一次黎明時發起的全殲敵人的總攻行動陷於失敗。楊成武在《戰鬥詳報》中，將二團、三團沒有接到總攻命令的原因歸咎為電話通訊不暢。因為楊成武就是通過電話來遙控指揮黃土嶺戰場的，一旦電話不暢，指揮渠道就必然中斷。
除了電話通訊，難道就沒有其他的聯絡方法嗎？陳正湘在回憶中，他不大放心“分區通知三團”的命令是否得到落實，於是親自手寫一封信，命令一團的兩個偵察員給三團送去。陳正湘隨後在括號中補充：“（實際上三團已於7日晚撤出陣地，到後麵宿營去了。）”
根據指揮者的敢作敢為，我的認為應該是邱蔚。邱蔚和宋玉琳一樣，紅軍時期的獨立團老兵，跟楊成武關係很不一般。隻有他們才敢將楊成武的命令當作耳旁風，打了折扣，甚至黃土嶺戰鬥之後的宋玉琳，盡管楊成武專門來電話告知要夜間提高警戒，但宋玉琳仍舊麻痹大意，被夜間遠道來偷襲的日軍鑽了空子。
根據上述情況，我還進一步認為，有關黃土嶺三團主要領導幹部的回憶，陳正湘是準確的，紀亭榭沒有參加戰鬥。起碼沒有擔負三團的領導職責。楊成武的回憶有問題，你向紀亭榭、邱蔚、袁升平三位領導布置任務，可紀亭榭已經接到了“被撤職”的命令，不在位了。在戰後給晉察冀軍區的《戰鬥詳報》中，楊成武也明確提到“三團團長邱蔚、團政委袁升平”，看來紀亭榭已不在其位，楊成武是知道的。
一團始終堅持在陣地上露營。一團通信主任邱榮輝回憶：“冬天山裏天黑得早，很快，天已黑了。晚飯抬上陣地，已結了冰。”11月的山裏，入夜時寒冷刺骨，留在陣地上的一團戰士，無法烤火，隻能幹忍受著。由於天冷，陳正湘回憶：一團“戰士多用繳獲的敵黃呢大衣禦寒”，以致第二天（8日）上午10點敵運輸機空投時分弄不清敵我陣地，“有不少彈藥、餅幹投落到我軍陣地上。” 但一團這一夜也沒閑著，每個營各自出動部隊，連夜騷擾敵人，“繳獲了一些騾馬馱子”。
在賀龍、關向應於1939年12月6日向朱德、彭德懷、左權報告戰況中：“特務團配合軍區一、二、三團消滅該敵，於6日下午由南北大悲強行軍趕到黃土嶺，歸軍區三團首長指揮。”也就是說，特務團到黃土嶺後歸三團指揮，從來沒有被陳正湘指揮過。
指揮權落實不了不說，還有一個重要的方麵就是：黃土嶺戰場上各團的撤退自行其是。
陳正湘是怎麽才知道黃土嶺戰場上各團的撤退的？
陳正湘回憶中：
7日，“因另有任務，二十五團兩個營下午東撤。”此時在易縣後方，二十六團團長韓寶書已經叛變投敵，趙玉昆高參尹玉齋也跟著叛變投敵，在黃土嶺前線的陳正湘都不知道。
8日，天蒙蒙亮，燃起了三堆熊熊大火之後，按照昨晚跟一分區司令員楊成武電話中約好的，一團開始發起攻擊，但“除聽到特務團方向有槍聲外，其他團（隊）方向均無動靜。到三團送信的偵察員也沒回來。”
你看前麵，明明以三堆大火為總攻信號，但卻隻有一團孤軍奮戰，特務團方向也響起了槍聲，但二團、特別是三團的陣地上都沒有動靜，他們到哪裏去了？
在楊成武的回憶中，他應該也是不知情的。因為他提到：“入夜，枯計敵人殘存兵力尚有七八百人，由於我各團之間聯係困難，不便於乘夜攻擊，我便命令各團固守已有陣地，不使敵人漏網。同時派小部隊襲擾敵人、疲勞敵人，等到拂曉再開始總攻擊。”
問題是：三團膽子大，傍晚時私自將部隊撤下陣地去宿營，早起又不按照統一號令發起總攻？難道二團、三團都沒有接到8日黎明發起總攻的電話命令和陳正湘的手書嗎？
當然，當時黃土嶺戰場還有一個特殊的情況，就是大霧天氣。陳正湘回憶：“海拔200米以上的山頭都被晨霧籠罩著，能見度隻有100米左右。”即使二團、三團的陣地上還有人，要看到對麵一團陣地上的三堆大火也很難。
陳正湘繼續寫到：下午4時許，“特務團頑強地抗擊敵人的衝擊，激烈的戰鬥持續了近20分鍾。後因敵援兵將至，該團有組織地撤向長祥溝、大安等地。”“當我追擊部隊向前追擊時，發現南麵原我兄弟部隊的陣地上有敵鋼盔的反光。”“這時，已經是下午5點來鍾了。”“戰局已變化，全殲敵之戰機已失。於是，令三營擔任掩護，團主力向寨頭以東地區轉移。”
看到這裏，應該能對黃土嶺戰場的形勢一目了然了吧？
陳正湘能指揮動的，隻有一團和短期配屬給一團的二十五團兩個營。二十五團那兩個營在7日戰事正激烈的下午3-4點鍾奉命東撤，對黃土嶺戰場如釜底抽薪。而一團也確實盡心盡力打到底了，最後一個退出戰場。其餘各團，隻有二十五團那兩個營走的時候跟陳正湘打了招呼。因為在開戰初，明確定下二十五團兩個營配給一團，由陳正湘指揮。所以二十五團走，打了招呼。其餘二團、三團，沒有一個團臨撤出戰場時跟陳正湘打招呼。特務團撤退，陳正湘是根據經驗（或槍聲的移動）估計出來的。黃土嶺戰場，各團均有同一分區的連通電話線，可以隨時接受楊成武的指揮調動。
在一分區的幾個主力團當中，人數最多、武器裝備最好、戰鬥力最強的，應該是三團。打雁宿崖戰鬥時兩千多人（三團老幹部自己回憶是三千五百人），15個連（比一團多兩個連），尤其有一個淶源子弟營組成的三營，曾任淶源支隊支隊長的肖應棠任三營長。而戰鬥力較弱的，應該是來自三分區的二團。這個團原本是在一分區組建的，團長黃壽發、團政委袁升平，交給三分區後團長唐子安、政委黃文明、副團長劉興隆，都是55年老少將。
在三分區，這個二團沒有像一分區主力團那樣得到任何改善，所以人數最少（十個連編製，九個戰鬥連、一個團部直屬連），武器裝備也最差。這個團隻有兩個原獨立團的紅軍連做底子，還都是老陝北子弟組成的。三分區反掃蕩，領導上常把這兩個最可靠的紅軍連抽出來作保衛分區機關的警衛部隊。
楊成武心裏有數，考慮到二團的戰鬥力稍弱，雁宿崖戰鬥時，特地將三團的一個營抽出來，配給二團指揮。黃土嶺戰鬥沒這麽做，因為三團自己也要獨當一麵。所以黃土嶺戰鬥中，二團陣地一度被鬼子衝破，危急關頭，特務團及時出擊，攔腰截斷了鬼子，救了二團。
在《楊成武回憶錄》中，黃土嶺戰場的撤退，是“敵人糾集了重兵。駐保定的第1 10 師團、駐大同的第26 師團、駐張家口的獨立混成第見旅川餘部紛紛出動，從靈丘、淶源、唐縣、完縣、易縣、滿城等方向分多路向黃土嶺合擊，先頭部隊距黃土嶺己不到15 公裏了。敵人企圖在包圍圈外麵對我們形成一個更人的包圍圈，把我們的參戰部隊一網打盡。”
情況緊急，聶司令員“立即指示部隊撤出戰鬥，注意敵情變化。”所以我猜測，各團撤退，除了特務團跟一分區沒有隸屬關係，可以自行其是。其餘各團，包括隸屬三分區的二團，很可能是接到了楊成武的撤退命令，起碼也是撤退許可。
戰爭年代，一支在戰場上正在參加戰鬥的部隊，如果主動退出戰鬥，必定離不開兩個必要條件：一個是接到上級要你撤退的命令，另一個是看到戰場上的情況不利於我而指揮員采取的主動撤退。
奇怪的是：二十五團，也許是二團、三團，很可能？！都是接到了上級撤退的命令才離開黃土嶺陣地的。在二團二營代理營長段誌清的回憶中，他寫的是9日“到了下午，團長傳達了楊司令員指示，原來情況發生急劇變化，日軍已組織了2萬多兵力，正分5路向黃土嶺合擊而來。為了避免部隊傷亡，我軍決定撤出陣地向唐河南岸轉移。”段誌清的回憶與楊成武的《戰鬥詳報》十分吻合。二團是那天下午第一個接到撤退通知的團隊。
特務團、最後是一團，都沒有接到撤退的命令，如果有，他們會在自己的回憶錄中明確說出來，但沒有。他們是看到了戰場上鬼子的數量越來越多，兄弟部隊的陣地上槍聲停止，出現的都是鬼子的鋼盔，猜測是鬼子的援兵到了，兄弟部隊已經撤退，於是才相繼撤出戰場。
在這裏，最關鍵的問題出現了：黃土嶺撤退，為什麽不同的部隊兩種待遇？如果聶司令通過楊成武下達了撤退的命令，那麽沒有通知到一團？從陳正湘的回憶文章來看，應該是沒有，如果有，陳正湘會在自己的回憶中寫到。但他沒寫。他是在對黃土嶺戰場的觀察中看到了本來應該是兄弟部隊的陣地上出現了鬼子的鋼盔，他才知道大事不好，下達了撤退的命令。
可為什麽一團始終就沒有接到撤退命令呢？把一個主力團丟在戰場上，這樣重要的事情會忘記嗎？這是令我最迷惑不解的地方？
退一步說，即使一分區連接一團的電話線被炸斷（當時黃土嶺的小鬼子沒有那樣的大型遠程炮），那一分區為什麽不能在通知其他團撤退的時候，要其他團派專人來通知一團一起撤退呢？
你不通知，指揮上出現失誤，萬一鬼子的增援部隊將撤退不及的一團包了餃子？這後果誰負？其餘各團是不是還要返回來救？
因為沒有全殲敵人，一團回去，出力最大、最後一個撤退、責任明顯不在他們的這支部隊還要做檢查，準備開檢討大會。幸好傳出了日軍中將阿部規秀被打死的消息，檢討大會變成了慶祝大會。這又是什麽邏輯？
以後的陳正湘離去，是不是與此有關？那誰又知道呢？
離開了一分區的陳正湘，1940年從晉東南回來後，立即接任四分區司令員，與楊成武成為平級的幹部。陳正湘接替的原四分區司令員熊伯濤，是從原一分區參謀長位置上提升過來的。陳正湘從晉東南回來之前，熊伯濤接到命令，到呂正操冀中軍區任參謀長，他拒絕前往，結果受到被撤職的處分，調到晉察冀軍區降職擔任參謀處長。
如果不是看到黃土嶺戰鬥時一團參謀長楊上堃後來的回憶，有一段曆史我是絕想不到的。楊上堃的家人回憶，文革後期，被關押多年的楊成武恢複了自由，被任命為福州軍區司令員。當時在江西省軍區工作的楊上堃接到楊成武的邀請：到福州軍區任參謀長。這是一個相當副兵團即大區副職的職務，但楊上堃拒絕了。他留在江西省軍區，擔任副軍級別的省軍區副司令。楊上堃的拒絕，是不是中間還有沒解開的疙瘩？
抗戰時期的晉察冀軍區第一軍分區，應該有幾個團、營級別的紅軍長征幹部被判處死刑，而最後能被延安最高層幹預保留住性命的，隻有楊上堃和朱遵斌。這是很殘酷的一個現實。
黃土嶺戰前，一分區三團團長紀亭榭奉命“去延安學習”，離開了三團的領導崗位。我所知道的，黃土嶺戰後，三團仍將一些戰利品專門送到紀亭榭那裏，但紀亭榭都轉送給他人。以後紀亭榭從延安學習回來，再沒有能回到一分區帶兵，這也是一個很說耐人尋味的結局。
黃土嶺戰鬥幸虧是大勝仗，掩蓋了這背後的重重矛盾，所以出現了1940年初的一些問題。這些曆史疑點，以往晉察冀曆史是采取了回避不談的做法，過於消極了，我今天提出來，做個拋磚引玉，把這些曆史疑問給搞清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