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聞天：一個塵封垢埋愈見光輝的靈魂
作者：梁衡 來源：音樂文化閑聊閣
一把鑰匙解黨史?
張聞天曾是中國共產黨的總書記。1964年4月16日，毛澤東說，在他之前中共有五朝書記：陳獨秀、瞿秋白、向忠發（實際工作是李立三）、博古、張聞天。張算是第五朝了。毛澤東稱張聞天是“明君”，並開玩笑叫張的夫人劉英為“娘娘”（毛還是長征時為張、劉二人牽得姻緣的“紅娘”）。因他在張領導下分管軍事，就自稱“大帥”。
1935年1月遵義會議後，張接替博古做總書記，真正是“受任於敗軍之際，奉命於危難之間”。算到1938年共產國際明確支持毛為首領，張任總書記是四年；算到1943年3月中央政治局正式推定毛為主席，在組織上完成交替，張任總書記是八年。無論四年還是八年，張領導的“第五朝”班子是中共和中華民族命運的重要的轉折期。
現在回頭看，張在第五任總書記任上幹了三件影響中國曆史的大事。一是把毛澤東扶上了領袖的位置，成就了一個偉人。遵義會議後毛的實權並沒有一步到位，隻是協助周恩來指揮軍事。張聞天是總書記，知人善任，他說“二次回遵義後，我看出周恩來同誌領導戰爭無把握，故提議毛澤東同誌去前方當前敵總指揮”。後來又決定毛分工軍事，從此毛周就調換了位置，周成了毛的軍事助手。毛借軍事方麵的才能進而在全黨一步步確立了權威。
二是正確處理西安事變，抓住了這個千載難逢的機會實現了第二次國共合作，共產黨得到了難得的喘息之機，並日漸壯大。三是經過艱苦工作實現了國內戰爭向民族抗日戰爭的轉變，共產黨取得了敵後抗戰領導權，獲得民心，從此取得政權。
可見這“第五朝”是從建黨到建立新中國的關鍵一朝，就算這期間毛澤東在逐漸過渡接班，張這個“明君”至少也有半朝之功吧。但是在以往的宣傳中，張卻幾無蹤影。他生前被逐漸地閑置、淡化、邊緣化，直到悄無聲息地去世。可是東邊日出西邊雨，曆史無情又有情。在他去世幾十年後，終於潮落石出，他的功績又漸漸顯現出來，他的思想重又得到後人的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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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毛澤東的說法，張是五朝，毛就是六朝。張與毛的交接既是黨內政權五、六朝之間的交替又是中共從奪權到掌權、從革命黨到執政黨的轉變；還是張、毛這兩個出身、修養、性格截然不同的領袖之間的交班。在五朝時，張為君，毛為臣，“瓦窯堡會議”兩人合作甚冾，完成了黨的抗日統一戰線策略的重大轉變；到六朝時倒了過來，毛為君，張為臣，兩人吵架於“廬山會議”，黨犯了“左”的錯誤，元氣大傷。時勢相異，結果不同，兩人的合作或好或壞，黨的工作局麵就或盛或衰。可以說毛、張的恩恩怨怨、分分合合是解開黨史、國史謎團的一把鑰匙，也是留給後人的一筆文化財富。
張聞天與毛澤東都有強烈的革命理想和犧牲精神，但兩人的出身、經曆、知識結構和性格都差異很大。張聞天出身書香門第，上過私塾，讀過技術學校，留日、留美、留蘇，係統研究並在大學講授過馬列，翻譯過馬恩作品。他愛好文學寫過詩歌、散文、小說，也譯介過外國文學作品，發表過大量文藝批評文章。1922年詩人歌德九十周年誕辰時他發表了兩萬字的長文，這是中國第一篇係統介紹歌德《浮士德》的論文。他屬於開放型的知識結構，性格隨和包容，與周恩來、鄧小平、聶榮臻等同屬黨內的留洋開放派。毛澤東出身農家，受傳統國學教育較深，幾乎未出國門。他熟讀史書，特別是熟知治國禦人的典故，雖思想高遠，但性格剛烈、好鬥。他自己也知道這個缺點，曾講其弟毛澤覃批評他說：“共產黨員又不是你毛家祠堂。”張、毛兩人這種不同的知識背景、性格基因決定了他們的命運甚至黨和國家的命運。
惹人怨怒因紅顏?
毛澤東與張聞天（洛甫）曾有一段合作的蜜月，即1935年遵義會議後到1943年延安整風前。這也正是前麵所說張為黨建樹三大功勞的時期。據何方先生考證，1935年10月紅軍長征到達陝北，到1938年9月六中全會，兩人聯名（多署“洛、毛”）發出的電報就有286件。這時期他們以民族利益為重，小心合作，互相尊重。
如西安事變一出，毛主張“審蔣”，張主張和平處理，毛隨即同意；紅軍到陝北後到底向哪個方向發展，張要向北，毛要東渡，後來張又同意了毛的意見，並率領中央機關隨軍“禦駕親征”。向來曆史上“明君”與“能臣”的合作都是國家的大幸，會出現政治局麵的上升期，如劉備與諸葛亮，唐太宗與魏征，宋仁宗與範仲淹的合作等。當毛稱張為“明君”，自己為“大帥”的時候，也正是中共第五朝興旺之時，總書記民主，將帥用心，內聯國軍，外禦日寇，民心所聚，日盛一日。這時毛分管軍事，隨著局麵的打開，其威信也水漲船高。張、毛合作的這一段蜜月期也正是全黨政治局麵的上升期。
但這時發生了一件不大不小的事。賀子珍與毛不合出走蘇聯，江青乘虛而入。當時黨內高層幾乎一片反對聲，紛紛向張聞天這個總書記進言，就連遠在敵後的項英也發來長電，他們實在不放心江青的曆史和在上海的風流表現，認為這有損領袖形象。張無奈，便綜合大家的意見給毛寫了一信，勸其慎重考慮。誰知毛看後勃然大怒，將信撕得粉碎。說：“我明天就結婚，誰管得著！”他第二天就在供銷社擺酒，遍請熟人，卻不請張這個“明君”。時在1938年11月。這是毛與張的第一次結怨，毛記下了這個仇。
每一個曆史事件，哪怕是一件小事，就像樹枝上的一個嫩芽，總是在它必然要長出的地方悄悄露頭，然後又不知會結出一個好果子還是壞果子。江青的出現恰到好處，從私生活上講正是賀子珍的出走之際，從政治上講又正是毛澤東的地位已經初步確立之時（兩個月前剛開過六屆六中全會），他已有資格與上級和戰友們拍桌子。要是在遵義會議前，毛正落魄之時，估計也不會這樣發威。
毛江結婚這個嫩芽後來結出了什麽政治果子，這是大家都知道的。其實毛這一怒可能還有更深一層的原因。他是文化的本土派，從骨子裏排斥留洋回來的人。瑞金時期對他的不公平讓他不滿從莫斯科回來的人，延安整風他大反宗派主義，其實他心裏也是有一個“派”的。1938年周恩來從蘇聯養傷回來，順便轉述共產國際負責人的話，說張聞天是難得的理論家，毛憤而說：“什麽理論家，背回一口袋教條。”
張聞天性格溫和，作風謙虛，不戀權。他任總書記後曾有三次提出讓位，第一次是遵義會議後黨需要派一個人到上海去恢複白區工作，這當然很危險，他說“我去”，中央不同意，結果派了陳雲。第二次是張國燾搞分裂，向中央要權，為了黨的團結，張說“把我的總書記讓給他”，毛說不可，結果是周恩來讓出了紅軍總政委一職。第三次就是1938年的六中全會，會前王稼祥明確傳達了共產國際支持毛為領袖的意見，張就立即要把總書記的位子讓給毛。因為其時王明還在與毛爭權（張國燾這時已經沒有多大的力氣了），毛的絕對權威也未確立，還需要張來頂這個書記，毛就說這次先不議這個問題。張在後來的《反省筆記》中說：“六中全會期間我雖未把總書記一職讓掉，但我的方針還是把工作逐漸轉移，而不是把持不放。自王明同誌留延安工作後，我即把政治局會議地點移到楊家嶺毛澤東同誌的住處開，我隻在形式上當主席，一切重大問題均由毛主席決定。”那時共產黨很窮，政治局也沒有個會議室，誰是一把手，就在誰的窯洞裏開會。張把實權讓掉後就躲開權力中心，到晉西北、陝北搞農村調查去了。而在毛的心裏，也就再沒有張這個“明君”。
忍辱負重二十年?
1945年日本投降後，張作為政治局委員要求去東北開辟工作（就像當年要求到上海開辟工作一樣），這正合上意，他先後任兩個小省省委書記。這樣使用顯然有謫貶之意，但張不在乎，隻要有工作幹就行。
早在晉西北、陝北調查時，張就對經濟工作產生了極大的興趣。這回有了自己的政權，他急切地想去為人民實地探索一條發展經濟、翻身富裕的路子。而勤於思考，熱心研究新問題，又幾乎是張的天賦之性。1936年12月“西安事變”後他和戰友們成功地促成了從國內戰爭向民族戰爭的轉變，這次他也渴望著黨能完成從戰爭向建設的轉身。他熱心地指導農村合作社，指出不能急，先“合作供銷”，再“合作生產”。合作社一定要分紅，不能增加收入叫什麽合作社？新中國將要成立，他總結出未來的六種經濟形式，甚至提出中外合資。這些思想大都被吸收到毛澤東七屆二中全會的報告中。東北時期是他工作最舒心的時光。
但是好景不長，1951年又調他任駐蘇聯大使，這顯然有外放之意。一個政治局委員任駐外大使這在中國和整個社會主義國家都是空前絕後的。這中間有一件事，1952年劉少奇帶中共代表團出席蘇共“十九大”，團員有中央委員饒漱石、陳毅、王稼祥、候補委員劉長勝，卻沒有時為政治局委員的駐蘇大使張聞天，這是明顯的歧視。試想，張以政治局委員身份為幾個中央委員、候補委員服務，以大使身份為代表團跑前跑後，卻又上不了桌麵，是何心情？這就像當年林則徐被發配新疆，皇上命他勘測荒地。林則徐風餐露宿，車馬勞頓，終於完成任務，但最後上呈勘測報告時，卻不能署他的名字，因為他是罪臣。這些張聞天都忍了，他向陳雲表示，希望回國改行去做經濟工作。
陳向他透露，毛的意思，不拿下他的政治局委員，不會給他安排工作。周恩來兼外長工作太忙，上麵同意周的建議調他回來任常務副部長，但外事活動又不讓他多出頭。1956年黨的八大，他以一個從事外交工作的政治局候補委員要作一個外交方麵的發言，不許。這種歧視倒使他遠離權力中心，反而旁觀者清。他在許多大事上表現得驚人的冷靜。
1957年反右，他在外交部盡力抵製，保護了一批人。1958年“大躍進”，全國處在一種燥熱之中，浮誇風四起，荒唐事層出。他雖不管經濟，卻力排眾議，到處批評蠻幹，在政治局會議上大膽發言。1958年8月北戴河會議是個標誌，提出鋼鐵產量翻一番，全國建人民公社，運動一哄而上。10月他在東北考察，見土高爐遍地開花，就對地方領導說這樣不行，回京一看，他自己的外交部大院也壘起了小高爐。他說這是胡來，要求立即下馬。
1958年10月13日《人民日報》發表張春橋的文章《破除資產階級的法權思想》，否定按勞分配，宣揚一步跨進共產主義。毛澤東很欣賞此文，親自加按語。當人們被那些假馬列弄得暈頭轉向時，他輕輕一笑說，這根本不是馬列主義，恰恰違背了馬列理論的最基本常識。按勞分配是社會主義階段的分配原則，是唯一平等的分配標準，怎麽能破除呢？而毛卻認為按勞分配的工資製是資產階級法權，甚至想恢複戰時的供給製。對於“人有多大膽，地有多大產”之類的口號，張說這違背主客觀一致的辯證法原則。並且他在這些現象背後已經看到了更可怕的個人崇拜的問題。上麵好大喜功，下麵就報喜不報憂，他到海南視察，那裏都餓死人了也不敢上報。
在1958年4月的上海會議上，毛說要提倡海瑞精神，不要怕殺頭。張說：海瑞精神固然重要，但更重要的是民主氣氛，要使人不害怕，敢講話。當時為迎合毛，領導幹部送材料、寫文章都爭著引毛的話。而張的文章中據理說事，很少引語錄去阿諛迎合。毛對此心知肚明，認為他驕傲、犯上，兩人就隔膜更深。當然，今非昔比，現在已是毛為“君”張為“臣”，為大局張聞天也不得不委曲求全，多有隱忍。1958年4月他向毛寫信匯報看到的“大躍進”局麵，本想提點意見，猶豫再三還是暫不說為好。毛看了很高興，遂給他回一信，但仍不忘教訓和挖苦：“你這個人通了，我表示熱烈的祝賀。我一直不大滿意你。在延安曾對你有五個字的批評，你記得嗎？進城後我對恩來、陳雲幾次說過，你有嚴重的書生氣，不大懂實際。記得也對你當麵說過。今天看了你的報告引起我對你的熱情。”毛說“可能對你估計過高，即書生氣，大少爺氣，還沒有完全去掉，還沒有完全實際化。若果如此，也不要緊，你繼續進步就是了。”這哪裏是對當年的“明君”說話，是對一個小學生的訓斥。信裏說的當年給張的那五個字是“狹、高、空、怯、私”……
從1938年到1958年，這二十年間，張的職務是六屆中央政治局常委（還有幾年總書記）、七屆政治局委員、八屆政治局候補委員。但是，在整風後張隻分工一個四五人的中央材料室，後又下基層，出國任大使，長期高職低配，久處江湖之遠，而再未能登廟堂之高。就是對他在遵義會議後主持全黨工作的那段經曆也絕口不提。張在黨內給人留下的形象是犯過錯誤，不能用，可有可無。對張來說，二十年來給多少權，幹多少活，相忍為黨，盡力為國，隻要能工作就行。但他又是一個勤於思考的人，可以忍但不能不想。他整日在基層調查研究，接觸“卑”工“賤”農，工作親曆親為，又有紮實的理論基礎，自然會有許多想法。無論怎樣地看他、待他，為黨、為國、為民、為真理，他還是要說實話的。廬山上的一場爭論已經不可避免。
一鳴驚破廬山霧?
1959年6月中旬張聞天剛動了一個手術，中央7月2日開廬山會議，他本可不去，但看到議題是“總結經驗，糾正錯誤”，他決定去。這時彭德懷剛出訪八國回來，很累，不準備上山。張力勸彭去，說當此總結經驗，糾正錯誤之時，不可不去，哪怕聽一聽也好。不想這一勸竟給他倆惹下終身大禍。
廬山會議本是要糾“左”的，但是船大難調頭。思想這個東西像浮塵一樣，一旦飄起來，就是日落風停，也得等到明天早晨才能塵埃落定。何況這又不是一個人的一時之念，而是一個大黨的指導思想。這時總路線、“大躍進”、人民公社運動在人們心中鼓起的狂熱，已是塵囂難停。“大躍進”出現了問題，不得不糾“左”，自揭其短，毛澤東本來就不大情願，而這時幹部中的狂熱者還不在少數。有一撥兒高幹圍在毛的身邊，說再糾“左”就要把氣泄光了，鼓動他趕快“反右傾”。
田家英在小組會上隻如實說了一點在四川看到的問題，西南局書記李井泉就立即打斷，不容揭短。1959年，新中國剛成立十年，共產黨的幹部還保留著不少戰爭思維，勇往直前，不計代價，不許泄氣，不許動搖軍心。還有一些人則是一味搖旗呐喊，如上海的柯慶施、張春橋等。這期間彭德懷因為一封批評“大躍進”和人民公社化運動中錯誤的信件，一石激起千層浪，會議轉向大批“右傾”。這也反映了當時全黨對經濟建設的規律還不熟悉。
張聞天早就有話要說，不吐不快，32開的白紙，用圓珠筆寫了四五張，又用紅筆圈圈點點。田家英聽說他要發言，忙電話告之，“大煉鋼鐵”的事千萬不要再說。他放下電話沉吟片刻，對秘書說：“不去管它！”胡喬木也感到山雨欲來，21日晨打來電話，勸他這個時候還是不說為好，一定要說也少講缺點。張表示：吾意已決。21日下午，張帶著這幾天熬夜寫就的發言提綱，帶著秘書，吩咐仔細記錄，便從177別墅向華東組的會場走去。又一顆炸彈將在廬山爆炸。
與彭德懷的信不同，張的發言除講事實外，更注重找原因，並從經濟學和哲學的高度析事說理。如果說彭的信是摸了幾顆瓜給人看，張的發言就是把瓜藤提起來，細講這瓜是怎麽長出來的。針對會上不讓說缺點，怕泄氣，他說缺點要講透，才能接受教訓；泄掉虛氣，實氣才能上升。總結教訓不能隻說缺乏經驗就算完，這樣下一次還會犯錯誤，而是要從觀點、方法、作風上找原因。
如“刮共產風”，就要從所有製和按勞分配上找原因。他說好大喜功也可以，但要主客觀一定要一致；政治掛帥也行，但一定要按經濟規律辦事。壞事可以變好事，是指接受教訓，壞事本身並不是好事，我們要盡量不辦壞事。他特別講到黨風，說不要聽不得不同意見，不要怕沒有人歌功頌德。最後，他提到最敏感的彭總的信。明知這時毛已表態，彭正處在牆倒眾人推的境地，但他還是泰然支持，並為之辯護、澄清。說到信中最敏感的一句話“小資產階級狂熱性”，他為之辯道：這話不說可能好一點，說了也可以。“共產風”不就是小資產階級狂熱性？
他發言的華東組，組長是柯慶施。柯最善看毛的眼色，跟風點火。連毛都說“大躍進”的發明權要歸於柯慶施。1958年1月南寧會議，毛批周恩來，嫌他保守，曾一度動了以柯取代周恩來當總理的念頭。柯在“文革”前病逝，有人說柯要不死，文革就不是“四人幫”而是“五人幫”。張在柯主持的小組發言，可謂虎穴掏子，引來四圍怒目相向。柯等頻頻插話，他的發言不斷被打斷，會場氣氛如箭在弦。在一旁記錄的秘書直捏一把汗。張卻泰然處之，緊扣主旨，娓娓道來。他沒有大聲強辯，也沒有像給毛寫信時那樣掩飾，他知道這是力挽狂瀾的最後一搏了，就像當年在扭轉危局的遵義會議上一樣，一切都置之度外。遇有幹擾，他如若不聞，再重複一下自己的觀點，繼續講下去，條分縷析，一字一頓，像一個遠行者一步一步執著地走向既定的目標。他知道這也許是飛蛾撲火，但自燃的一亮也能引起人們的一點關注。二十年來，他官愈當愈小，問題卻看得愈來愈透。那些熱鬧的“大躍進”場麵，那些空想的理論，在他看來是一件皇帝的新衣，是百姓和國家的災難，總得有人來捅破。遲捅不如早捅，就讓他來做這個捅破皇帝新衣的第一人。
他足足講了三個小時，整個下午就他一人發言。稿子整理出來有八千多字。這個講話戳到了毛的兩個痛處。一是不尊重經濟規律，搞“大躍進”；二是作風不民主，聽不得不同意見。當年馬克思講，有一個共產主義的幽靈在歐洲遊蕩。現在又有一個“幽靈”，一個清醒的反“左”的聲音在廬山上回蕩。
毛澤東大為震怒。兩天後的7月23日，毛作了一個疾言厲色的發言，全場為之一驚，鴉雀無聲，整個廬山都在發抖。散會時人人低頭看路，默無一言，隻聞挪步出門之聲。8月2日毛又召所有的中央委員上山（林彪說是搬來救兵），工作會議變成了中央全會（八屆八中全會）。這天毛在會上點了張聞天的名，說他舊病複發。當天又給張寫成一信並印發全會，滿紙皆為批評、質問。
7月23日和8月2日的講話，還有這封信讓張大為震驚。他本是拚將忠心來直諫，又據實說理論短長的，想當此上下頭腦發熱之際，掏盡髒腑，傾平生所學、平時所研，為黨開一個藥方。事前田家英、胡喬木曾勸他不要說話時，他也不是沒有考慮過，在再三思量後，曾手撫講稿對秘書說：“比較成熟，估計要能駁倒這個講話也難。”毛的講話和信給張定了調子：“軍事俱樂部”、“文武合璧，相得益彰”、“反黨集團”。會議立即一呼百應，展開對他的批判，並又翻起他的老賬，說什麽曆史上忽左忽右，一貫搖擺。就這樣他成了“彭黃張周”反黨集團的副帥。
張聞天知道，根據過去黨內鬥爭的經驗，如果他不檢查，廬山上的這個會是無法收場的。為了黨的團結，他顧全大局再一次違心地檢查，並交了一份一萬字的檢查稿。但還是通不過。9日那天他從會場出來，一言不發，要了一輛車子，直開到山頂的望江亭，西望山下江漢茫茫，四野蒼蒼，亂雲飛渡，殘陽如血。他心急如焚，欲哭無淚。
他幾次求見毛，拒而不見。會議結束，8月18日張聞天下山，回到北京。家人和朋友說你管外交，不幹經濟，何苦上山發言闖此大禍？他卻冷靜地分析相對：不上山，就沒有這個發言，是偶然性；肚子裏有意見總是要講，這是必然性。但這一講，他的名字從此就在報紙上消失了……
留得光輝在人間?
廬山一別，張與毛竟成永訣。
1960年春，張大病初愈，便寫信給毛希望給一點工作，不理。他找鄧小平，鄧說可研究一點國際問題。又找劉少奇，劉說還是搞經濟吧，最好不要去碰中蘇關係。他就明白了，自己還不脫“裏通外國”的嫌疑。他去找管經濟的李富春，李說正缺你這樣的人，三天後卻又表示不敢使用。
後來中組部讓他到經濟研究所去當一個特約研究員，他立即回家把書房裏的英文、俄文版的外交問題書籍一推而去，全部換成經濟學書刊，並開始重讀《資本論》。1962年七千人大會前後，全國形勢好不容易出現一個亮點，中央開始檢討1958年以來的失誤，毛、劉在會上都有自我批評。張很高興，在南方調查後向中央報送了《關於集市貿易等問題的一些意見》。沒想到這又被指為翻案風，立即被取消參加中央會議和閱讀一切文件的權利，送交專案組審查。
到“文革”一起，他這個曾經的總書記又受到當年農民遊街鬥地主式的淩辱。他經常是早晨穿戴整齊，懷揣月票，擠上公共汽車，準時到指定地點去接受批鬥。下午，他的妻子劉英，一起從長征走過來的老戰友，門依黃昏，提心吊膽，盼他能平安回來。他有冠心病，在挨鬥時已不知幾次犯病，僅靠一片硝酸甘油挺過來。隻1968年七、八、九三個月就被批鬥十六七場。他還被強迫作偽證，以迫害忠良。遇有這種情況他都嚴詞拒絕，犧牲自己保護幹部。他以一個有罪之身為陳雲、陸定一等辯誣。特別是康生和四人幫想借“61人叛徒案”打倒劉少奇，他就挺身而出，以時任總書記的身分一再為劉證明和辯護。時窮而節見……
1969年10月18日他被迫不得再用“張聞天”三個字，化名“張普”到廣東肇慶。肇慶五年是他生命的末期，也是他思想的光輝頂點。張聞天委身的這個小山坡就叫“牛岡”，比牛棚大一點，但仍不得自由。像一個摔跤手，被人摔倒了又扔到台下，但他並不急著爬起來，他暫時也無力起身，就索性讓自己安靜一會兒，躺在那裏看著天上的流雲，聽著耳邊的風聲，探究著更深一層的道理。一個有曆史責任感的政治家總是把自己作為一種元素放在社會這個大燒瓶裏進行著痛苦的實驗。他把魯迅的兩段話抄在卡片上，置於案頭：
隻要能培一朵花，就不妨做做會朽的腐草。
革命者為達目的，可用任何手段的話，我是以為不錯的。所以即使因為我罪孽深重，革命文學的第一步，必須拿我來開刀，我也敢於咬著牙關忍受。殺不掉，我就退進野草裏，自己舔盡了傷口上的血痕，絕不煩別人敷藥。
他每日聽著高音喇叭裏的最高指示，感受著“文革”的喧囂，回憶著自己忽上忽下、國內國外的經曆，思考著黨、國家、民族的前途。他本來就是一個思想家，在已往的每一個崗位上都有新思想的萌芽破土而出，寫成調查報告或文章送中央。思考和寫作已經成了他生活的慣性，成了他自覺為黨工作的一部分。但現在“休去倚危欄，斜陽正在，煙柳斷腸處！”他明白不會再有人聽他的什麽建議，也沒有地方發表他的文章，寫作隻是為了探求真理。他隻求無愧生命，無愧青史。正像一首詩所說的：能工作時就工作，不能工作時就寫作。二者皆不能，讀書、積累、思索。
每當夜深人靜，繁星在空，他披衣攬卷，細味此生。他會想起在蘇聯紅色教授學院時的學習，想起在長征路上與毛澤東一同反思五次反“圍剿”的失利，想起廬山上的那一場爭吵。毛澤東比他大七歲，他們都垂垂老矣，但是直到現在還沒有吵出個結果，而國家卻日複一日地政治混亂、經濟崩潰。是黨的路線出了毛病，還是廬山上他說的那些問題，今猶更甚。歸納起來就是三點：一是濫用階級鬥爭，國無寧日，人無寧日，無休無止；二是不尊重經濟規律，狂想蠻幹；三是個人崇拜，缺乏民主。他將這些想法，點點所得，寫成文章。這些文字早已不是他當年寫小說、寫詩歌，而是如紅葉經秋，寒菊著霜，字字血，聲聲淚了。牛岡本為一部隊農場之地，雖“文革”之亂，卻仍不廢雞犬牛羊。所以他常於夜半凝神之時，遙聞冷巷狗吠之聲；而奮筆疾書，卻又雄雞三唱，東方漸白。
張聞天接受七千人大會後的教訓，潛心寫作，秘而不露。眼見“文革”之亂了無時日，他便請侄兒將文稿手抄了三份，然後將原稿銷毀。這些文章隻有作為“藏書”藏之後世了。這批珍貴的抄件，後經劉英呈王震才得以保存下來，學界稱之為《肇慶文稿》。
多少年後當我們打開這部《文稿》時，頓覺光芒四射，英氣逼人，仿佛是一個前世的預言家在路邊為後人埋下的一張紙條。我們不得不驚歎，在那樣狂熱混亂的年代裏，作者竟能如此冷靜大膽地直刺要害。隻需看一下這些文章的標題，就知道他是在怎樣努力撥開時代的迷霧：《人民群眾是主人》、《論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無產階級專政下的政治和經濟》、《無產階級專政下的階級和階級鬥爭》、《黨內鬥爭要正確進行》。我們不妨再打開書本，聽一聽他在四十年前發出的震聾發聵的聲音：生產力是決定因素，離開發展生產力去改革生產關係是空洞可笑的；社會主義與共產主義是不同的階段，不要急著跨進共產主義。階級鬥爭就是各階級為自己階級的物質利益的鬥爭，不能改善人民的生活，共產主義就是畫餅充饑；共產黨執政後最危險的錯誤是脫離群眾，不要以為黨決定了的東西就是對的。為保證黨的正確先要作風民主，不要老是喜歡聽歌功頌德，個人專斷；黨內矛盾是同誌矛盾，沒有什麽“資產階級代理人”，黨內鬥爭隻能批評與自我批評，不能鎮壓……他的這些話從理論上解剖了新中國成立以來反右派、“大躍進”、“反右傾”、“文革”等運動的錯誤，是在為黨開藥方、動手術。
1974年2月經周恩來幹預，張聞天恢複了組織生活。10月他給毛寫信說自己已是風燭殘年，希望能回京居住治病，毛批示：“到北京住，恐不合適，可另換一地方居住。”張欲回老家上海，不許，1975年8月被安置到無錫。越明年，1976年7月1日，在黨的55周年生日這一天，這個五朝總書記就默默地客死他鄉（這一年中共去世四位元老，1月：周恩來；7月：張聞天、朱德；9月：毛澤東）。他臨死前遺囑，將解凍的存款和補發的工資上交黨費。這時距打倒“四人幫”隻剩三個月。上麵指示：不開追悼會，骨灰存當地，火化時不許用真名字。妻子劉英送的花圈上隻好寫著“送給老張同誌”。火化後骨灰又不讓存入骨灰堂，而放在一儲物間裏……正是：在世時難別亦難，春風無力百花殘。哲人到死恨不盡，英雄成灰灰含冤。
張聞天一生三次讓位，品高功偉；但又三次受辱，長期沉埋。在延安時因勸毛勿娶江青，被當麵怒斥，整風中又屢作檢查，此為一辱；廬山會議勸毛反思“大躍進”，被打成反黨集團，此為二辱；“文革”被整、被關、被流放，死而不得複其名，此為三辱。大半生都是“人為刀俎，我為魚肉”，低房簷下難展身。
但他一辱見其量，有大量，從容辭去總書記，到基層工作；二辱見其節，有大節，不低頭，不屈服，轉而去潛心研究經濟理論，為治國富民探一條路；三辱見其誌，不改共產主義的大誌，雖為鬥室之囚，卻靜心推演社會進步之理，最後留下雄文四卷，一百一十萬言。辱之於他如塵埃難掩珠玉之光；如浮雲難遮麗日之輝。他甚至於懶得伸手去彈掉這些浮塵，而隻待曆史的清風去慢慢打掃它。果然，清風徐來，雲開霧散。
他去世後三個月“四人幫”倒台，三年後中央為他開追悼會平反昭雪。鄧小平致悼詞曰：“作風正派，顧全大局，光明磊落，敢於鬥爭。”1985年，他誕辰八十五周年之際《張聞天選集》出版，1990年他誕辰九十周年之際四卷本一百一十萬字的《張聞天文集》出版。到2010年他誕辰一百一十年之際，史學界、思想界掀起一股張聞天熱，許多研究專著出版。2011年《人民日報》出版新年第一期的《文史參考》雜誌，封麵主題是：“遵義會議後中共最高領導人不是毛澤東而是張聞天。”《北京日報》刊出建黨九十周年特稿《張聞天在中共黨史上的十大貢獻》。桃李不言，下自成蹊；人心有秤，公道歸來，一個時代的巨人重又站在曆史的雲端。曆史有時會開這樣的玩笑：一個勝者可以成就功業霸業，為自己建造一座富麗堂皇的宮殿，把他的對手打倒在地並踩在腳下；但曆史的風雨會一層一層地剝蝕掉那座華麗的宮殿，敗者也會憑借自己思想和人格的力量，重新站起身來，一點一點地剝去勝者的外衣。這就是曆史唯物主義。
還汝潔白漫天雪?
2011元旦，我為尋找張聞天的舊蹤專門上了一次廬山。剛住下我就提出要去看一下他1959年廬山會議時住的177號別墅。主人說，已拆除。我知道廬山上的老別墅是一景，是文物，六百多座都是專門編號的，怎麽會拆呢？主人說因旅遊業發展的需要，那年就選了兩棟拆建改造。老天不公啊，六百選二，怎麽偏偏就輪上他呢？我說那就到原址憑吊一下吧。改造過的房子是一座嶄新的二層樓，已經完全找不到舊日的影子。裏麵正住著一位省裏的領導，我說是來看看張聞天的舊居，他一臉茫然。我不覺心中一涼，連當地的高幹都不關心這些，難道他真的已經在人們的記憶裏消失？
第二天一覺醒來，好一場大雪，一夜無聲，滿山皆白。要下山了，我想再最後看一眼177號別墅。這時才發現，從我住的173號別墅順坡而下，就是毛澤東1970年上山時住的175號別墅，再往下就是1959年彭德懷住的176號和張聞天住的177號。三個曾在這裏吵架的巨人，原來是這樣地相傍為鄰啊。1970年毛澤東曾在175號別墅住了二十三天，每日出入其間，抬頭不見低頭見，睹“屋”思人，難道就沒有想起彭德懷和張聞天？
現在是冬天，本就遊人稀少，這時天還早，177號就更顯得冷清。新樓的山牆上鑲著重建時一位領導人題的兩個字“秀廬”。我卻想為這棟房子命名為“冷廬”或“靜廬”。這裏曾住過是一個最冷靜、最清醒的思想家。當1959年，廬山會議上的多數人還在頭腦發熱時，張聞天就在這座房子裏寫了一篇極冷靜的文章，一篇專治極“左”病的要言妙道，這是一篇現代版的《七發》。我在院子裏徘徊，樓前空地上幾棵孤鬆獨起，青枝如臂，正靜靜地迎著漫天而下的雪花。石階旁有幾株我從未見過的灌木，一米多高，葉柔如柳，枝硬如鐵，綴著一串串鮮紅的果實，在這白雪世界裏如珠似玉，晶瑩剔透。我問送我下山的鄭書記（他曾在廬山植物園工作）這是何物？他說：“很少見，名字也怪，叫平枝荀子，屬薔薇科。”我大奇，這山上我少說也上來過五六次，怎麽卻從未見過？是今日，蒼天特冥冥有指吧。平者，憑也；荀者，尋之。我忽聞天語解天意，這是叫我來憑吊和尋訪英靈的啊。難怪昨夜突降大雪，原來也是要還故居主人一個潔白。我在心底哦吟著這樣的句子：
憑子吊子，惆悵我懷。尋子訪子，舊居不再。飄飄灑灑，雪從天來。撫其辱痕，還汝潔白。水打山崖，風過林海。斯人遠去，魂兮歸來！
作者梁衡：人民日報副總編輯、中國人民大學新聞學院博士生導師、中國作家協會全委會委員、中國記者協會全委會常務理事、人教版中小學教材總顧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