親曆從“牢不可破”到反目成仇（之二）
資中筠
1958年7月斯德哥爾摩“裁軍與國際合作大會”，與赫爾辛基大會相隔三年，氣氛就沒有那麽和諧了。大會的主題是中東局勢：前一年中東戰爭埃及收回蘇伊士運河，1958年伊拉克出現左派政權，卡塞姆在共產黨支持下上台，黎巴嫩局勢動蕩，中東局勢有向對蘇聯有利的方向發展的可能。美國遂派軍隊幹涉黎巴嫩，英國也派軍隊進駐約旦。因此在中東問題上，中蘇立場基本一致。這樣，在這次大會上沒有出現分歧。大會一致通過了“關於中東局勢的告世界各國人民書”，以及要求禁止核試驗和裁軍的呼籲書等。這大概是最後一次中蘇還能表麵上勉強維持一致的大會。
那次大會還有一個南斯拉夫代表的問題。當時中國“反修”以南斯拉夫為主要靶子，在一切國際場合予以抵製。此次南代表出現在會上，中國駐維也納書記鄭森禹因未能事先製止而受到國內來的領導批評，這實在是很冤枉的，因為此事蘇聯不會先與中方通氣，即使知道了也無力製止。記得鄭森禹曾對廖承誌公表示為了顧全大局，不在代表團內公開辯解，但是對批評不能接受。會上，南斯拉夫代表受到中國代表的迎頭痛批。
國際方麵，匈牙利事件雖然中蘇保持一致，卻是“和運”內部實質性分歧的焦點。西方人士，包括一部分共產黨員，普遍對處死納吉想不通。原來英國哲學家羅素是大會支持委員會成員，本已決定參會，因匈牙利處決納吉，致函“世和”總書記維尼耶，宣布退出大會支持委員會，並撤銷對“世和”的支持，因為它隻譴責西方國家，不譴責共產黨國家，要求斯德哥爾摩大會通過決議譴責處死納吉是背信棄義，否則不能認為“世和”是公正的組織。
中蘇主要分歧問題：
在和運中中蘇主要分歧問題如下：
——爭取和平與支持民族獨立運動的側重點：蘇方強調前者，中方強調後者；
——和平力量主要依靠對象：蘇方重視西方和平力量包括和平主義者；中方重視亞非拉民族解放運動，包括武裝鬥爭力量；當時在歐美國家中反對核武器、防止核戰爭的輿論高漲，出現各種組織，蘇聯基本上把它們作為應該團結爭取的力量，因而在文件決議中考慮這部分人的接受限度，中國認為不能為遷就他們而降低反帝調門。
——反對核武器和爭取裁軍：蘇聯強調核武器本身的危險性和危害性，強調核戰爭無贏家，強調放射物汙染大氣層，反對地上核試驗；中國反對渲染“核恐怖”，強調反對民族壓迫，認為沒有核戰爭，被壓迫人民也正在天天死亡；關於核武器，主張全麵禁止，銷毀一切現存武器，不能隻禁止地上核試驗；關於裁軍，中國反對籠統談裁軍，應重點要求“武裝到牙齒”的美國裁軍，被壓迫民族不但不能裁軍還應加強武裝；
——蘇聯強調緩和國際緊張局勢，中國強調高舉反對美帝旗幟，甚至認為蘇聯與美國“緩和”不利於被壓迫人民的鬥爭。中國堅持要點明戰爭根源是美帝國主義而不是大規模殺傷性武器。歸根結底，這些分歧都反映出當時中蘇兩黨意識形態和路線的論戰。後來毛澤東在國內以王稼祥為對象，批判“三和一少”（和平共處、和平過渡、和平競賽、少支持民族獨立運動）“右傾機會主義”路線，到“文革”中升級為“三降一滅”（投降帝國主義、投降修正主義、投降反動派和消滅民族解放運動），“修正主義路線”。從實質上講，蘇聯自赫魯曉夫上台後，對內否定斯大林，實行“解凍”，對外爭取與美國“緩和”，這些都與毛澤東在國內一浪高一浪的階級鬥爭和在國際上堅決反美，支持世界革命的取向背道而馳。
1959年在莫斯科和斯德哥爾摩分別開了兩次會議。中蘇表麵上勉強求同存異。莫斯科會議期間赫魯曉夫接見了全體代表，並在回答蘇丹代表的問題中肯定了民族獨立運動也是和平力量，當時亞非代表頗受鼓舞，但是赫魯曉夫的表態並不能消除中蘇在這個問題上的實際分歧，以後日益尖銳化直至公開對立。
爭論激化到公開反目
中國十周年國慶
1959年十周年國慶是一件大事，“世和”代表團應邀參加觀禮，並訪問各地。代表團規格很高，以主席貝爾納為首（貝爾納是英國物理學家，也是諾貝爾獎獲得者，居裏去世後接任主席），成員包括蘇聯吉洪諾夫等五位各國籍的副主席。國內接待規格也很高。
“世和”代表團本來是來“祝壽”的，但是在當時情況下，免不了有一場爭論：從外地回京後，貝爾納與郭、廖、劉有一次嚴肅的談話，由我做翻譯。爭論的題目主要是“世和”內部分歧。貝指責中方不合作，雙方都說和運要跟上形勢發展。不過貝指的是在西方國家應擴大團結麵，改變“和運”是共產黨把持的形象；中方則指的是要跟上蓬勃發展的民族獨立鬥爭的形勢，批評“世和”支持不夠，不承認它們是重要的和平力量。另外還有對反核武器運動等一係列問題的看法。加拿大文幼章在代表團離去後單獨留了較長時間，到10月底與廖承誌還有一次長談。當時文幼章的處境比較為難，他和中共的淵源很深，從抗戰在四川時就支持學生運動，在中共內有許多朋友，但是他在“世和”得聽蘇聯的，而且他本人的觀點也比較接近蘇聯和西歐代表。他曾表示，中國朋友把他看成不友好，使他很傷心。
後來才知道，那一年變化的根源就是蘇聯對中印邊界分歧偏向印度的立場、赫魯曉夫訪華的講話以及與毛澤東關於“聯合艦隊”等問題的談話，此事現在已經眾所周知，不必贅言。中蘇關係驟冷，反映在“世和”，就是中國無限期推遲派人去維也納書記處，蘇方來催問則不置可否，也不說一定不去。這樣拖到1965年底，忽然上麵決定，這個陣地還是要占領的，至少可以是一個觸角，了解一些外麵的情況。於是又派了李壽葆（上海基督教青年會負責人）為書記，和一名中層幹部，英、法文翻譯各一名，共四人到維也納。他們隻呆了不到一年，文革開始後，於1966年下半年陸續調回，從此與“世和”基本斷絕關係。
中國代表團公開退場和“死屍運動”之由來
1961年12月，世和理事會斯德哥爾摩會議期間，出現了戲劇性的場麵：在正式會議之外有一場亞非拉代表的非正式集會。蘇聯代表，也是當時的蘇聯常駐書記切克瓦采，在會上發表講話，針對有人指責蘇聯不反帝，辯解說蘇聯建立了第一個社會主義國家本身，就是反對帝國主義，接著講了一段話，大意為：和運與民族獨立運動不可分，裁軍有助於民族獨立，因為帝國主義就是憑武力統治人民。戰爭是可怕的，如果發生核戰爭，引起億萬人死亡，這樣還有誰的民族獨立？隻有億萬死屍！不希望是死屍的民族獨立。話音剛落，中國代表團在廖承誌帶領下全體起身扔下耳機，大踏步退出會場，表示抗議。以後的小組會議上劍拔弩張，朱子奇與蘇聯代表幾乎發生肢體衝突。最後通過決議時，中國代表投反對票後退場。與中國人采取共同行動的有幾內亞和日本代表。
與此有關，我還幹了一件傻事：那次會議我在翻譯箱內做同聲傳譯。蘇聯代表這段話是我譯出的（從法文轉譯），我覺得把他的話說成是汙蔑民族獨立運動為“死屍運動”似乎有失原意，害怕我的翻譯造成誤解。出於職業的責任心，會後專門找到廖、劉二位領導重複一遍那段話的全文，說明前麵有一段推理，怕我譯得不完整，或他們沒有聽清楚。結果廖像哄小孩一樣向我扮了一個鬼臉，劉揮揮手，意思不必囉嗦了。這使我感到自己完全是書生氣十足，而且十分幼稚。問題絕不在於這段話原意的邏輯如何，而是當時“鬥”的方針已定，就是要抓個由頭做文章。從此，中共給蘇共扣上“汙蔑民族獨立運動為‘死屍運動’”的帽子，而且後來寫入《九評蘇共中央的公開信》中的《五評》中，載入了史冊。
為反對而反對
在此之前，雖然爭論不斷，有時為決議中的幾個字爭到半夜，但最後還是基本上一致通過。從那次起，中國開始投反對票。就是為反對而反對，不能表現出一致。有的決議措辭其實與中國立場並無不同，但為了不讓它一致通過，努力提高反帝調門。有時就是爭一項決議裏出現幾次“美帝”字樣，現在看來有點像小孩子吵架。當時雙方卻都十分認真。記得有一次在日本開會，起草小組為一項決議中的“美帝”字樣，爭了一個通宵。別國代表都撐不住了，隻剩下中、蘇兩家。歐洲工作人員（文秘、翻譯等）都不奉陪，早已回去睡覺了。隻有中國、蘇聯和日本的工作人員在堅持。中、蘇是當然的，領導不休息，焉能擅離崗位。日本工作人員的敬業精神給我以深刻印象，不僅表現在陪我們開通宵上，而是在各個方麵的認真、嚴謹，一絲不苟，與歐洲人（盡管是共產黨員）的維護休息權成對比。中蘇代表對文件措辭錙銖必較，主要不是真的認為那些話語有多大作用，而是為的向國內交賬——如果文件口徑不符合各自“中央”指示，代表回去就要挨批評。這裏，中國比蘇聯主動些，因為不合己意可以投反對票，而蘇聯則必須保證其意圖得到貫徹。所以有個別情況下蘇方對局麵失控，會上以多數通過違背莫斯科旨意的決議，他們竟在其所控製的文印處偷換文稿，使大會最後正式印發供公開發表的文本與大家舉手通過的不符。以至於有幾次會，決議通過後，我們還曾奉命到文印打字室去“誌願幫助”校對文本，保證其不被篡改。越到後來，中方越不重視“世和”，似乎隻求其“不做壞事”，而不求其發揮積極作用；而蘇聯還是很重視，所以會議決議常常在《真理報》上全文發表。有的決議未能按蘇方意圖通過，在《真理報》上關鍵處還是改成蘇聯的原稿。可見其主要作用是對內宣傳。
1962－1965年之間中蘇關係可以說是波浪式地惡化，在這期間“世和”又舉行過多次會議。中蘇關係當時的狀況反映到會議上，時而和緩，時而激化。中蘇代表在會外有多次會談，各自陳述立場，都指責對方破壞團結。此時美國在越南的戰爭不斷升級，支持越南人民抗美鬥爭成為曆次會議中心議題，越南代表（包括南、北越）在會上的重要性也日益突出，每次越南代表發言都全場傾聽，有時還起立鼓掌。隻有在這個問題上分歧最少，西方和平主義者也都反對美國侵越戰爭。中蘇兩家都要爭取越南“小兄弟”，而後者其實隻關心自己的事，拿到滿意的決議就滿足了。“兩大之間難為小”，對中蘇分歧，他們隻求息事寧人。實際上在國際共運內，胡誌明就是扮演和事佬的角色。
批判“三和一少”路線
1962年莫斯科“普遍裁軍與和平世界大會”又是一次轉折。在此之前，5月間在瑞典舉行籌備會，到那時為止，中蘇之間似乎還有妥協的期望，所以才派鄭森禹與楊朔參加。會外考涅楚克與鄭、楊有一次長談。我擔任翻譯兼記錄（中介語言為法文）。那次談話雙方都坦率地擺出了分歧，不過氣氛還比較緩和，表示了團結的願望。到7月在莫斯科開會，中方代表團明顯人數比往常減少，規格也降低，郭、廖、劉都沒有去，團長是茅盾，實際負責人是王力（即後來在文革中有名的“王、關、戚”之一）和區棠亮，他們兩人分別是中聯部某局的局長。另外還有金仲華、朱子奇等。茅盾的發言稿是王力寫的，在會上照念而已。此次中國代表團雖然與蘇聯有爭論，表明了態度，但是沒有投反對票。阿爾巴尼亞代表團態度最激烈，投了反對票。照例，代表團出國以前，參會方針一定是上麵批準的，發言調子也是在國內基本定的。不料代表團一回國，就遭到了批評：對蘇聯太軟，鬥爭不力，還不如“小兄弟”（即阿爾巴尼亞，好像他們已向中方告了狀）。緊接著開過幾次總結會，王力、區棠亮做檢討（茅盾名義上是團長，但大家都知道他不負政治責任）。他們似乎沒有心理準備，感到委屈，區棠亮曾幾度要辯解，被劉寧一製止。我還聽一位“和大”的領導說，毛主席說：什麽“和平共處”？就是“和平地”消滅帝國主義！
後來我逐漸明白，那正好與毛又一次發動的政治鬥爭有關。1962年“七千人大會”之後，提出了“調整、充實、鞏固、提高”方針以恢複元氣。據此，王稼祥作為中聯部部長、書記處書記，與伍修權等部分黨委成員於2月份向中央提出對外工作的建議書，主要精神是：為有利於爭取時間渡過困難，在對外關係方麵應該采取緩和的而非緊張的政策，不要四麵樹敵，不能籠統地說戰爭是不可避免的。在同蘇聯的關係上，要抓住團結和反分裂的旗幟，防止雙方的鬥爭直線尖銳下去。不要隻講民族解放運動，不講和平運動。中國對外援助應“實事求是，量力而行”。這就是以後被稱為“三和一少”的路線。此信寫給周恩來、陳毅、鄧小平，並未遭到反駁。參加莫斯科大會代表團的政治負責人王力和區棠亮就是秉承這一精神行事的。而同為中聯部領導的康生是主張“三鬥一多”的。“七千人大會”毛澤東一直在醞釀反擊，從1962年中開始發動批判對內對外的一係列“風”，如“黑暗風”（對經濟局勢估計太悲觀）、“單幹風”（三自一包）、“投降風”（對民主黨派），等等，在國際上就把王稼祥提出的主張概括為“三和一少”（“三”指“帝、修、反”，“一”指民族獨立運動），而讚成“三鬥一多”。從此在國內外階級鬥爭的弦日益繃緊，提出“天天講，月月講……”，對外則發表“八評”、“九評”，與蘇共以及其他歐洲共產黨展開公開爭論。反映到和平運動，如果中國還派代表參加會議的話，那就是為了利用其講壇宣傳自己的主張，揭露“修正主義”，爭取第三世界的群眾。當時亞非國家一些代表，特別是非洲未獨立國家的民族運動人士，出席會議的經費隻能依靠中國或蘇聯的援助，甚至他們在國內進行鬥爭的經費也是如此。在中蘇對立的情況下，他們依違於兩大之間，或兩頭為難，或兩頭得利。私下都表示感謝和支持中國“兄弟”高舉民族獨立大旗的立場，在會上表決時又舉手支持蘇聯提出的決議。有人還向中方打招呼，說是需要蘇聯援助，是不得已的。一位中國代表曾歎氣說：“和運的門兒向南開，有理無錢莫進來”。中國在上世紀60年代初的財力當然比不過蘇聯。與此同時，中國逐步把重點放在“亞非團結運動”，直到“文革”開始以後完全退出此類國際活動。
撇開國際幹革命
大約在1966年文革初期，傳達過一個毛澤東講話（在什麽場合的講話，完全忘了），與他否定17年各個領域的成績一樣，完全否定過去這些國際會議，說是“完全沒用”，“通過好的決議和壞的決議都沒有用”。我當時聽了挺傷心，十幾年為之焚膏繼晷都白幹了。再一想，毛說的也沒錯，這些堆積如山的決議案的確是毫無用處，爭得不可開交的一個詞、一句話，誰還記得？想起來都覺得可笑。不過多年以後，在從事國際政治研究中想起這段經曆，覺得對我個人也不算完全浪費——提供了一個“見世麵”的機會。有些事當時不理解，待有了新的認識之後，卻提供了賴以思考的難得的獨家史料，也是一種收獲。我體會那時毛對國際問題的主要思想是支持世界革命，強調武裝鬥爭，已經對什麽和平談判、和平會議等等不耐煩了。還提出要成立“革命的聯合國”之說。就是完全把現有的由“帝、修、反把持”的聯合國撇在一邊，由革命力量組成自己的聯合國與之對抗。所謂“革命力量”包括：響應中國“反修”而從各國共產黨中分裂出來的左派、新成立的認同毛澤東思想的小黨派、亞非拉親中共的民族解放組織，和少數已經獨立的親華的第三世界國家。在那前後，我還聽過一次康生在中聯部講話的傳達，說當時與中聯部有聯係的“堅持馬克思主義”的共產黨（亦即所謂“毛派”）已經有52個雲。不言而喻，這個“革命聯合國”如果組成，當然是以中共為核心。不過此說我隻聽到過一次，以後未見再提起。事實上，那些小組織很少有成氣候的。
後記：美國方麵的反應
我在寫這篇回憶時，偶然在網上發現一份1950年美國國會“非美活動委員會”針對這一“和平運動”的長篇報告，引起我強烈的興趣。原來我們後來自己都認為“沒有用”的這個“和平運動”，美國政府卻曾給予如此的重視和關注，稱它為“對美國有嚴重威脅的蘇聯一項戰略性的陰謀”！今天在冷戰結束之後，特別是中國已經全方位開放的形勢下，回顧當年“兩大陣營”之間那種敵對、封閉和互相猜疑的程度，別是一番滋味，感到雙方的思維方式其實非常相似，都把對方視為假想敵，誇大其威脅，國家之間的猜忌禍延本國平民。時過境遷，國際格局雖然有很大變化，而這種思維方式似乎很難有根本轉變。
美國國會的那份《報告》篇幅極長，印出來近三百頁，從內容看，美國政府確曾花費許多人力、物力對“和運”進行追蹤調查，不放過每一個細節，其行文帶有美國特有的繁瑣作風。題目本身畫龍點睛： “關於共產黨‘和平’攻勢——一場旨在解除美國武裝並擊敗美國的運動——的報告”。這就是美國為“和運”的定性。《報告》的日期是1951年4月，所以不包括此後的情況，也就是還處於中蘇友誼“牢不可破”，社會主義陣營“團結一致”的時期。從種種跡象來看，美國這種看法大約保持到 1956年左右，赫魯曉夫上台，美蘇關係緩和，而此時中蘇分歧也逐步公開了。
這種對罵是否起到了瓦解對方民意和士氣的作用呢？我看未必，也許效果適得其反。外敵（無論是真的還是假想的）攻擊適足以促進一個民族的凝聚力，甚至有助於執政者賴以鞏固政權。如果一國統治者不能像原來那樣統治下去——例如蘇聯的解體——絕不是被“敵人”罵垮的，而是內部諸多因素造成，最主要是廣大人民的切身感受。在信息極度封閉的情況下，統治者的謊言能在一定的時期起作用。一旦公眾知道真相，哪怕是部分的真相，作為專製統治基礎的神話就會破滅。正因為如此，1956年以後“冷戰”雙方攻守之勢開始易位。大批左傾的西方知識分子從失望到幻滅，有的退出，有的轉到反麵。就是還留在“和運”內部的，對蘇聯也不那麽言聽計從了，因此蘇共領導也意識到要改變策略和語調，更加強調要團結西方中立的和平主義人士，而毛澤東此時正日甚一日地強調階級鬥爭，中蘇分歧於焉不可調和。
（2014年）
本文摘自資中筠《夕照漫筆》下卷第二輯，“世界觀察”。《夕照漫筆》是繼2011年《資中筠自選集》、2013年《老生常談》之後，著名學者資中筠的最新自選集，收入其2013-2022年間尚未入集的文章，以及講座整理稿、訪談記錄。全書共兩卷、八輯，涉及學術思考、公共話題、私人生活等各個方麵。上卷四輯為文化教育、公益與社會改良、閑情與雜感、訪談錄，下卷四輯為曆史與救國、世界觀察、思故人、音樂家園。
《夕照漫筆》包括印刷版和電子版，在amazon全球站點（中國除外）， Barnes & Noble及各大網上書店均有銷售。amazon購買請點擊這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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