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東“曆史事件”探究之四（上）
原創 思目 jocole
四、分局的擴大與調整（上）
1939年5月12日，羅榮桓等匆匆趕到無鹽村，同陸房突圍而出的陳光及一一五師師部等會合。15日，一一五師師部在無鹽村村邊搭起了台子，台子正上方掛著的橫幅寫著：“慶祝陸房戰鬥的偉大勝利”，台下整整齊齊地坐著師直機關和警衛部隊。會上，師部宣傳隊合唱了突圍後，賴可可編寫的“陸房戰鬥歌”，然後陳光與羅榮桓講話。
代師長陳光針對有同誌說的“被敵人包圍，苦戰了一天，最後雖然逃脫了，充其量隻能說幸免於難，哪裏說得上勝利呢？”，講了五點勝利的理由（大意）：第一，……，我們這一批人是火種，保住了就有未來；第二，敵人費盡心機，……，以為必定一舉將我軍殲滅，……，日寇自報死傷八百多人（當然不隻此數）傷亡數倍於我，……。第三，部隊得到了鍛煉，……，是一次難得的實戰演習。第四，長了我們的誌氣，滅了敵人的威風。第五，老百姓親眼看到八路軍英勇奮戰，大量殺傷敵人，必將進一步提高，抗戰必勝的信心。
師政委羅榮桓在講話中指出（大意）：這場惡戰本可避免，敵情事前已經掌握，本應及早跳出敵人的包圍圈，都因動作遲緩，才陷人重圍，差一點斷送了我軍的命脈。隨後話鋒一轉，羅政委又指出：這是一場消耗戰，從大量殺傷了敵人，這一點上說，還是勝仗，大可不必垂頭喪氣又說，我們是播種者，火種在，就能開辟出一片新天地。
羅榮桓（前排左一）井岡山時期與毛澤東等合影。（圖片取自網絡）
但陳光的說法，並未得到師部某些幹部的認可！根據筆者考證，對陳光的詬病和指責主要是這樣幾條：
首先是陳光的指揮等問題。戰鬥時陳光並未在師部，而是去了六八六團，而且中間發生危急都是由王秉章等人處置的，因此有人認為這是脫離自己的指揮崗位。當晚突圍時，陳光親自帶騎兵連在前邊探路，但卻與大部隊脫節——致使師部等被分成兩路，之後一路與陳光等會合，另一路自行突圍到指定地點。
二是部隊損失較重。據時任一一五師司令部作戰科參謀侯向之戰後統計：“陸房戰鬥後，我統計了我軍傷亡情況。一共犧牲了336人”（注1）如前文所述，這個數字應該隻是八路軍第一一五師的，至少未包括田家濱旅的損失——田旅突圍後自行離去。其中犧牲最多的，是六八六團第二營所部——共二百多人。該營原為紅三軍團的第十一團，犧牲的人員中約一半為參加過長征的老紅軍！
三是武器輜重等損失較大。不僅損失了部分槍支，而且還有師屬炮兵連的四門炮（山炮及步兵炮），以及一百多輛馬車及二百餘匹馱（戰）馬和被服等。由於八路軍的絕大部分武器彈藥及輜重給養等，都是靠曆次作戰繳獲積累起來的，此次一下損失如此之多，難免上上下下都會有怨言。此外，由於彈藥消耗很多——從山西所帶的彈藥消耗大半，致使部隊後來難以進行較大規模的作戰。
這些刺耳的話語及牢騷，使代師長陳光心情十分鬱悶，隨即便帶了一個連的警衛部隊，到湖西區視察由六八五團改編的蘇魯支隊去了。
5月20日，八路軍第一一五師師部及六八六團開始向東轉移，21日夜穿過津浦鐵路後，於28日進入泗水以東的馬家峪一帶，進行休整。得知陸房戰鬥的情況後，黎玉和張經武立即從山縱抽調了一千多名戰士，於6月初補充給了第六八六團。如此一來，六八六團不僅補齊了第一、二營的缺員，還重新組建了第三營。
6月1日，駐魯侵華日軍在敵酋植田大將指揮下，開始第二期“肅正作戰”。按照原來的計劃，此次掃蕩主要是針對剛剛入魯的於學忠所部，但陸房戰鬥震驚了駐魯日軍上層。因此，決定對沂蒙山區實施拉大網合圍——集中了第五、第一一四、第三十二師團及混成旅團的兩萬多兵力組成機動部隊，從臨沂、費縣、平邑、新泰、萊蕪、博山、臨朐、安丘、諸城等地分為十路，由北向南、由西向東，采取長驅直入、分進合擊的戰術，向沂蒙山腹地進行分區反複掃蕩的所謂鐵壁合圍。
幸好八路軍山縱第三支隊的楊國夫及霍士廉提前繳獲了欲對沂水北部進行掃蕩的文件，徐州及青島的情報點也及時送來了有關日軍掃蕩的情報，中共山東分局立即下發了反掃蕩的緊急通知：要求後方機關等分散隱蔽，軍政人員立刻下到各部隊，協助地方黨組織堅壁清野開展遊擊戰。主力部隊跳出包圍圈外，避免與日軍大部隊正麵作戰，重點打擊敵軍輜重部隊及後方交通補給線。
不巧的是，當山東分局、山縱司令部在特務團掩護下，連夜東渡沂水河轉移到沂水二區的梭峪村——大概是認為已跳出合圍圈，有些大意，第二天到附近村莊籌糧時被跟隨日軍掃蕩的偽軍發現。起初以為是頑固派秦啟榮部，圍過來後才明白原來是日偽軍，分局機關及山縱司令部在警衛部隊掩護下，立即向常莊方向撤退。這股日偽軍緊追不舍，幸虧隱蔽在附近的特務團從側麵殺過來，掩護領導機關後撤到常莊左近。由於這股日偽軍一直緊咬不放，特務團在常莊周邊的山上，整整阻擊了一個白天。
天黑後，牟中珩的第五十一軍軍部及部分部隊，也撤到了常莊附近。於是，分局書記郭洪濤親自過去與牟中珩軍長見麵，告訴他軍情緊急——如果被日軍攻上山頭，對兩軍都極為不利，建議第五十一軍派部隊進行增援。牟中珩隨即派了兩個連投入戰鬥，東北軍的裝備遠好於山東縱隊，打退了日軍的進攻後，兩軍連夜進行轉移。八路軍方麵先是轉移到了沂水東部，然後又乘隙轉移到蒙陰的南部。
就在反掃蕩鬥爭的關鍵時刻，中共北方局派來山東工作的朱瑞、徐向前一行二百多人，經過二十七天的艱苦跋涉於29日趕到代莊與郭洪濤、張經武、黎玉等會合。對於朱瑞、徐向前的到來，郭、張、黎三人十分高興但在態度上有些微妙：“黎玉說說：‘這會好了，山東可以大發展了！’郭洪濤預感到，朱瑞一來，他的分局書記一職可能易人，……。他岔開黎玉的話題，問徐向前：‘徐司令以前來過沂蒙山區嗎？’”（注2）但朱瑞急著開展工作，就直接了當地詢問有關山東的工作情況。
對於朱瑞如此急切的詢問，三人有些措手不及——此時，郭、張、黎三人滿腦子考慮的是如何迅速打破日軍掃蕩，隻好直接從尚未結束的反掃蕩說起。第二天，先是由郭洪濤報告了山東根據地創建經過及反掃蕩等，張經武著重介紹了山東的軍事問題，黎玉則主要講了山東縱隊的政治工作。此時，侵華日軍的掃蕩還未結束，徐向前與朱瑞一邊與郭、張、黎三人一起指揮反掃蕩作戰，一邊抓緊時間組建第一縱隊司令部。
那麽，朱瑞和徐向前的到來意味著什麽？這第一縱隊又是怎麽回事？這一切，都要從中中央1938年9月29日至11月6日，召開的六屆六中全會說起。
六屆六中全會之所以開了如此長的時間，主要是與王明回國後打著共產國際的旗號推行錯誤的右傾機會路線有關——先是在1937年底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即“十二月會議”)上，以共產國際路線代表的名義提出“抗戰高於一切”的口號，批評之前洛川會議過分強調“獨立自主原則”，主張“一切通過統一戰線”、“一切服從統一戰線”。之後在1938年2月27日至3月1日召開政治局會議，進一步從“十二月會議”提出的“五個統一”，發展為“七個統一”。王明的這些錯誤主張雖然遭到毛澤東等抵製，但他回到武漢後卻以中央自居，頻頻以中共中央的名義對外發表自己的言論。
直至是年８月初，王稼祥從莫斯科回到延安後，這種情況才開始有所改觀——在9月14日至27日舉行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上，王稼祥傳達了共產國際的指示和季米特洛夫的意見：中共一年來建立了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尤其是朱德、毛澤東等領導了八路軍，執行了黨的新政策，政治路線是正確的；中共在複雜的環境和困難的條件下，真正運用了馬克思列寧主義；在中共中央領導機關中，要以毛澤東為核心解決統一領導問題，中央領導機關要有親密團結的空氣。但王明的錯誤主張及淩駕於組織之上的問題，在黨內並沒有得到徹底糾正，因此中共中央決定召開擴大的六屆六中全會來解決這些問題。
在長達近四十天的會議期間，通過了《中共擴大的六中全會政治決議案》，《關於各級黨委暫行組織機構的決定》，《關於中央委員會工作規則與紀律的決定》，《關於各級黨部工作規則與紀律的決定》以及《中共擴大的六中全會告全國同胞、國共兩黨同誌書》等文件。全會決定撤銷長江局，設立南方局和中原局，由周恩來任南方局書記，董必武任副書記;劉少奇任中原局書記。結束了王明對華中地區的錯誤領導。著名的“四個服從”——即“個人服從組織、少數服從多數、下級服從上級、全黨服從中央”，就是這次會議通過的。
1937年12月，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代表們的合影。前排（右起）：劉少奇、陳雲、王明、凱豐、項英；後排（右起）：毛澤東、周恩來、博古、林伯渠、張國燾、洛甫、彭德懷、康生。（圖片取自網絡）
由於這次全會正確地分析了抗日戰爭的形勢，規定了黨在相持階段的任務，基本上克服了王明的右傾錯誤，進一步強調中國共產黨必須獨立自主地領導人民進行抗日戰爭，為抗日民族戰爭與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發展的新階段以及實現黨對抗日戰爭的領導進行了全麵的戰略規劃。這次會議使全黨統一於中央正確路線的指導之下，在黨的曆史上是極為重要和關鍵的，正如毛澤東在七大所強調的那樣：“六中全會是決定中國之命運的。”會議結束，立刻在全黨傳達落實。山東分局的調整，正是在這一背景下做出的。
有關派遣朱瑞及徐向前去山東主持工作，以及之後山東分局（5月擴為蘇魯皖分局）領導之間因工作產生的矛盾，大部分文章及專著都出現根本性錯誤：如不少文章著者都想當然地認為，中央是要徐向前去主持山東分局的工作；其次就是將之後朱瑞同羅榮桓等人的分歧簡單化、甚至庸俗化！那麽，山東分局領導之間的矛盾到底是如何產生的？是出於個人恩怨嗎？他們之間的分歧究竟何在？後來又是如何解決的？要想搞清楚這些問題，隻能循著曆史的軌跡結合時空，進行認真地研究與探討。
1939年3月19日，毛澤東在就目前戰略部署等問題發給彭德懷的電文中指出：“發展則應著重魯、蘇、豫、皖、鄂五省，目前請特別注意魯省，該省我們已有基礎。”（注3）隨後於24日，朱德、彭德懷、楊尚昆、朱瑞致電中央書記處並報毛澤東：“十九日電奉悉。關於山東問題及蘇、皖、豫（新黃河以北）問題，我們意見：（一）陳、羅雖已去山東，但陳在軍事上，羅在政治上均困難形成中心。（二）山東（缺）一個骨幹，我們擬派徐向前同誌去。一年來，徐在各方麵均有進步，但須配以堅強的政治委員，才能堅持大的局麵。（三）擬以朱瑞同誌去山東任政治委員。朱各方麵均很堅強，可形成中心領導。……”（注4）
不難看出，中共北方局打算對山東方麵重新布局，打算形成以朱瑞為中心的新的山東分局。那麽，為什麽朱德、彭德懷、楊尚昆、朱瑞會在此時給中央提出這樣的建議呢？這當然不會是無緣無故——根據文獻史料記載，中央認為山東形勢發展很快，但問題複雜，領導尚弱，因此指示北方局派人加強山東的領導力量。從常理推測，加強領導並不等於走馬換將，而且郭洪濤才於上年5月被任命分局書記，中央不太可能馬上就有“換將”的考慮。這裏麵的微妙，恐怕與北方局的人事變動有很大關係。
根據史料文獻等記載，原北方局書記劉少奇已於1938年11月，調到新成立的中原局任書記，“11月9日，中央決定：‘……，以朱德、彭德懷、楊尚昆為北方局常委，以楊尚昆為北方局書記。’這樣，北方局就同八路軍總部匯合在一起了。”（注5）根據朱瑞1944年所寫的自述，那封電文實際是由彭德懷、楊尚昆發出的。朱瑞與楊尚昆都曾在蘇聯留過學，大約有三年左右時間的交集，其後又在上海臨時中央一起工作過。朱瑞與彭德懷雖未在一起共過事，但在批判賀龍時有過配合。楊尚昆與彭德懷曾在紅三軍團搭檔，兩人的關係一直很好。所以向中央提議朱瑞去山東，恐怕主要是楊尚昆的意思。
北方局的這個要形成以朱瑞為中心的電報，大概有些突兀，中央書記處和毛澤東既未給予肯定亦未予以否定。於是，朱德、彭德懷、楊尚昆4月13日再次致電中央書記處：“（二）朱瑞同誌準於四月二十日前後動身與向前同誌會合去山東。書記處對山東工作有指示請電告。（三）徐、朱以八路軍第一縱隊司令員、政治委員名義統一指揮張、黎、陳、羅，肖華及雪楓部。”（注6）華北局之所以急於要朱瑞出發，主要是因山東3月30日發生了“太河慘案”，中央對山東分局提出批評：“山東方麵過去退讓太多，……。如上述情況不加以改變，山東創造根據地與堅持抗戰是要受挫折的。”（注7）
根據北方局5月4日發給山東分局的電報，其時中央書記處尚未明確要以朱瑞為山東分局的“中心”：“（二）擴大山東分局為蘇魯皖分局，以郭洪濤、朱瑞、徐向前、羅榮桓、陳光、黎玉、張經武、彭雪楓為委員，（郭）洪濤為書記。”“（三）組織八路軍第一縱隊，統一指揮新黃河以北山東境內及肖華區各正規部隊及各遊擊部隊。以徐向前為司令員，朱瑞為政委。6月前徐朱可到達魯境與張、郭、黎會合。”（注8）
表麵上看，楊、彭提出的這個建議挺好，用第一縱隊來統轄山東境內的第一一五師及山東縱隊。但後來的發展及史實證明，這不過是一記看似高明的失著。第一縱隊的設置，顯然考慮的是方便朱瑞及徐向前的指揮，但這卻使一一五師處於較為尷尬的境地。八路軍（後改為第十八集團軍）的編製是集團軍，下轄一一五、一二零及一二九等三個師，這三個師分別是由過去的紅一、紅二和紅四方麵軍改編而成。現在憑空冒出個編製外的第一縱隊算是怎麽回事？第一縱隊與集總是平級，還是一一五師被降級？
當初黎玉要求中央派主力部隊入魯的初衷，是想由一支八路軍主力部隊作為骨幹，將山東的武裝統一起來——因山東縱隊雖然發展迅速有數萬人之眾，但成分複雜、良莠不齊，其中有不少原國名黨軍的散兵遊勇以及爭取過來的地方武裝，很多部隊黨的領導薄弱或者沒有黨的領導，大部分隊伍都未經曆過嚴酷的戰爭考驗，有些隊伍甚至敵人一來就插槍解散回家去了。而中央派遣一一五師進入山東的打算，是想由這支有光榮傳統主力部隊，通過深度融合來帶領和提升山東縱隊，最終達到將這兩支部隊融合為一體。
而北方局設立的這個第一縱隊，卻在實際上使這兩支部隊成為互不隸屬關係，隻能互補而難以融合。這種因人設事的措施，必然會在實際工作中引發不必要的矛盾——徐向前和朱瑞隻能分別向這兩支部隊下達指令。而對於之後因此產生的矛盾，有文章不問青紅皂白，硬說是因徐向前是四方麵軍的，指揮不動一一五師而造成的。這些人忽略了這樣一個基本事實：朱瑞不僅來自紅一方麵軍而且還曾是紅一軍團的政治部主任，更何況北方局與集總在前述電文中說的分明：山東要形成的“中心”是朱瑞而非徐向前！
那麽，朱瑞真的如彭、楊電文中所言，“各方麵均很堅強，可形成中心領導”？
這可先簡要參閱一下，朱瑞參加革命的主要經曆：1925年底，朱瑞從“廣東大學”考取留俄資格後奔赴蘇聯留學，先後在莫斯科中山大學及克拉辛炮兵學校學習。1928年加入蘇共，後轉為中共黨員。1929年回國後，在上海的中共中央機關從事地下工作。1932年進入蘇區後，先是在紅軍總司令部當了半個月的科長，爾後去紅軍學校擔任教員。是年夏，轉任紅十五軍政委、年底升任紅五軍團政委等職。
根據其個人回憶，擔任紅五軍團政委二十個月之後，因與軍團長董振堂發生衝突及工作上的某些原因，堅決要求調動工作——經上級批準後，與原紅一軍團政治部主任李卓然對調。這段經曆說明，麵臨困難與矛盾時，朱瑞采取的態度是回避。之後朱瑞一直在紅一軍團，長征結束、三個方麵軍會合後，調至紅二方麵軍任政治部主任。半年後離開部隊，調入北方局任軍事部長。從其經曆不難看出，朱瑞既缺乏基層工作經驗亦無開辟和領導根據地建設的經曆，而且也沒有經受過大的艱苦鬥爭考驗。
那麽，朱瑞政治上到底如何呢？果如電文中所雲要強於羅榮桓嗎？這恐怕未必。俗話說“有比較才能有鑒別”，簡要比較一下二人的相關履曆：朱瑞在學識上要強於羅，在俄羅斯留學四年有餘。羅榮桓僅於1927年4月到武漢大學理學院就讀，之後不久便離校參加革命。自秋收起義始，參加“三灣改編”及井岡山鬥爭、開辟和建立閩贛中央蘇區以及一至五次反圍剿鬥爭，中間曆經磨難及艱苦鬥爭的考驗。升任一一五師政委後，與代師長陳光率三四三旅在山西作戰，連續取得午城井溝、汾離公路等戰鬥勝利。所以，簡單地說朱瑞政治上比羅榮桓強，很難得到史實的推敲與支撐。
注釋：
注1：見《陸房戰鬥有關問題—泰安黨史辦編輯》，第22頁。
注2：見王文仲著《遊擊三千裏：抗戰中的徐向前》，國防大學出版社，1997年6月第一版，第262頁。
注3：見黃瑤主編《羅榮桓年譜》，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11版，第99頁。
注4：見黃瑤主編《羅榮桓年譜》，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11版，第99、100頁。
注5：見《楊尚昆回憶錄》，中央文獻出版社，第188頁。
注6：見黃瑤主編《羅榮桓年譜》，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11版，第101頁。
注7：見黃瑤主編《羅榮桓年譜》，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11版，第100、101頁。
注8：見《八路軍山東縱隊文件選》，第416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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