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軍自古就有“黨支部建在連隊”的傳統，因此，連級以上部隊都設有雙主官，分別是軍事主官和政治主官。二者級別相同分工不同，但是在戰時軍事主官犧牲之後，政委雖然有權接替指揮，卻不是第一順序人。
之所以會出現這樣的情況，還要從抗日戰爭時期的我軍一場失利說起。
很多人不曾想到，戰爭年代，在相當長一段時間裏，我軍有過一條特殊的規定：“政委在軍事鬥爭中擁有最終決定權”，也就是說，在戰爭中，如果軍事主官的意見與政委發生衝突，政委可以使用最終決定權。
換句話說，政委實際上在某些時候，要擁有比軍事主官更大的權力。他可以在管理政治生活的同時，對軍事指揮施加強力影響。
這就造成了我軍曆史上的一次悲劇，1942年，日軍對我八路軍冀中軍區第八軍分區所在根據地發起了一次大規模掃蕩。時任軍分區司令員常德善與政委王遠音帶領軍分區機關和23團成功突破了封鎖線，順利運動至饒陽。
此時，司令員常德善得知分區下轄的30團被敵人包圍，與政委商議之後，決定不能扔下30團，於是返回增援。正當他們在根據地聯係到30團時，意外突然發生。
敵人察覺到我軍的意圖開始實施合圍，而當地群眾對於八路軍極為擁護，不希望部隊撤走。就在緊急關頭，司令員常德善與政委王遠音在行動方向上產生分歧，常德善準備盡快撤離甩開敵人，而政委王遠音則是堅持留下打運動戰阻擊敵人。最終爭論的結果是，政委動用最終決定權，常德善隻能聽從。
因為政委的這個決定，冀中軍區第八軍分區所屬的兩個主力團23團和30團剩餘部隊1000餘人，落入日軍四千人的包圍圈，最終部隊全軍覆沒，司令員常德善英勇犧牲，政委王遠音被俘後自盡殉國。
消息傳到延安之後，全黨全軍為之震動。司令員常德善是紅軍時期成長起來的優秀軍事主官，久經考驗且能力出色，他的犧牲尤其讓毛主席痛心不已。很顯然，這次失敗原本可以避免，症結就在於兩位軍事主官意見不一致，導致軍事主官的指揮意圖未能貫徹，釀成慘劇。
當年九月，經過多次討論之後，中央決定改革政委製度，主要的內容就是：取消政委的“最終決定權”。另外還做出了補充條例，在軍事指揮方麵，軍事主官具有最高決定權，同時在政治方麵政委有最高決定權。
無論何種情況，兩位最高主官有意見衝突的情況，事後都要向上級總部反饋。這便是電視劇《亮劍》中獨立團團長的李雲龍和政委趙剛的分工：“團長管打仗，政委管生活”的組織管理依據。這種軍隊軍政分工製度，一直延續至今。
事實上，能夠軍政兼優的人才固然不少，但是術業有專攻，有些人擅長軍事指揮，也有些人擅長政治組織工作，能夠軍政一肩挑而且工作出色的人，並不是普遍現象。
因此，在軍事指揮方麵，就算軍事主官在戰時犧牲，第一順位接替指揮權的也是軍事口幹部，包括部隊的參謀長、副級軍事主官等，而後才是政委。比如說當年的朝鮮戰場上，誌願軍某部損傷慘重，軍事主官包括政委全部犧牲，由一個政治部主任臨時指揮戰鬥，照樣擊退了敵人的進攻。
很快，新的部隊管理製度，就被應用於實踐當中。1944年，彭雪楓將軍在八裏莊的戰鬥中不幸英勇犧牲，在政委在場的情況下，是參謀長張震將軍臨時承擔起了指揮的重任。
1945年，我軍在攻打藤縣的戰鬥中，第八師師長王麓水將軍被炮彈炸成重傷，此後不治身亡，在其傷重以及去世之後，副師長何以詳接替指揮戰鬥，另外值得一提的是，我軍甚至還出現過團部參謀在軍事主官犧牲之後，臨時指揮全團戰鬥的案例。
不難看出，戰場的形勢瞬息萬變，尤其是在過去我軍通訊能力薄弱的背景下，自然需要做好組織管理製度，提前做好特殊情況的預案。
當然，現如今，我軍的指揮通訊能力已經可以直接觸達班排一級，甚至前沿偵察兵都可以隨時呼叫火力支援。如此先進的通訊能力，就算軍事主官犧牲，也可以由上級直接指派相應主官頂替指揮，在這種情況下，自然會衍生出新的戰時指揮模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