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安全區
美國長老會（The Presbyterian Church）的牧師米爾斯（W.P.Mills）在一九三七年十一月十六日首先提議成立一個南京安全區國際委員會。
國際委員會的發起成員共有十五人，他們是：1）丹麥德士古石油（Texas Oil）公司的經理漢森（J.M.Hansen）、2）德國興明貿易（Shingming Trading）公司的舒爾茨-潘廷（G.Schultze-Pantin）、3-4）英國亞細亞石油（Asiatic Petroleum）公司的芒羅-福勒（P.H.Munro-Faure）和利恩（J.Lean）、5）美國美孚石油公司的皮克林（J.V.Pickering）、6）英國和記洋行（International Export）的希爾茲（P.H.Shields）、7）英國太古洋行（Butterfield & Swire）的麥凱（I.Mackay）、8）拉貝、9）德國上海保險（Shanghai Insurance）公司的施佩林（E.Sperling）、10）米爾斯、11）馬吉、12）金陵大學的美國社會學教授斯邁思（L.Smythe）博士、13）金陵大學的美國曆史學教授貝茨（M.S.Bates，中文名貝德士）博士、14）金陵大學的美國農藝學教授裏格斯（C.H.Riggs，中文名林查理）博士和15）美國衛理宗教會（Methodist）傳教士、鼓樓醫院副院長特裏默（C.S.Trimmer）醫生。
實際上，那十五人中的七個在南京淪陷前就遵循各自公司的命令離開了，堅持留在南京主持安全區事務的隻有兩個德國人拉貝和施佩林以及六個美國人米爾斯、馬吉、斯邁思、貝茨、裏格斯和特裏默，加上不久後加入委員會並擔任總幹事的南京基督教青年會（YMCA）的蘇州出生的美國新教（Protestant）牧師菲齊（G.Fitch，中文名費吳生）和擔任財務總管的禮和洋行（Carlowitz & Co）的德國人克勒格爾（Christian Kroger，他也是個納粹黨員）。
其中施佩林是委員會的總稽查，他領導四百五十個訓練有素的警察加上一個平民糾察隊。據拉貝說，施佩林搭救的中國姑娘比誰都多，那部分歸功於他會說日語，而他最常用的兩個日語詞是“滾！”和“快滾！”。斯邁思是委員會的秘書，作為社會學家，他主持編寫過《南京城鄉地區戰爭破壞調查報告 1937年12月—1938年3月》（War Damages in the Nanking Area December 1937—March 1938 Urban and Rural Surveys）。
在安全區期間大力幫助國際委員會工作的西方人還有鼓樓醫院的院長、美國聯合基督教傳教團（United Christian Missionary Society）的牧師麥卡倫（J.H.McMallum）博士、奧地利人哈茨（R.R.Hatz，安全區機械師）、白俄齊阿爾（O.Zial，安全區機械師）、美國醫生威爾遜、美國聖公會牧師福斯特（E.H.Forster）、金陵神學院的美國衛理宗牧師索恩（H.L.Sone，中文名宋煦伯，他後來擔任了委員會副總幹事）、美國護士鮑爾（G.Bauer）和海因茲（I.Hynds）、商格倫電器商行（？）的白俄波德希沃洛夫（C.Podashivoloff）以及北方飯店的老板、德國人黑姆佩爾（R.Hempel）等等。他們中的絕大多數是基督教徒。無疑，宗教就是為那樣的時刻存在的。
國際委員會設置的安全區位於城區西部，東麵以中央路和中山北路為界，從南麵的新街口廣場（德國人稱之為波茨坦（Potsdam）廣場）到山西路廣場；北麵從山西路廣場往西到西康路；西麵沿西康路向南到漢口路口，然後向東南到漢中路上海路交叉路口；南麵從漢中路上海路交叉路口到新街口廣場。安全區占地約三點八六平方公裏。選擇那片區域是出於德國軍事顧問的建議，因為那裏沒有什麽具有重大軍事價值的目標。
國際委員會迅速把為平民設立安全區的建議通過美國大使館分別通知了日本政府、日本軍方和中國政府。
委員會要求中國政府保證撤除在擬建的安全區內所有的軍事設施和軍事交通指揮機構；安全區內不準駐紮武裝人員（攜帶手槍的平民警察除外）；禁止所有士兵與軍事團體進入安全區。
中國政府剛開始時對國際委員會的建議不以為然，因為那些外國人事先沒有請示匯報。不過蔣介石很快改變了主意，他不僅任命了杭立武為委員會的中方總幹事，而且在十一月二十九日許諾為委員會提供十萬元資金（委員會實際上先後收到來自國府的共八萬元的資助，他們還收到過南京市長馬超俊提供的一萬多袋米、一萬袋麵粉以及不少鹽和煤）。
拉貝還通過德國大使館和在上海的納粹黨中國分部負責人拉曼（Lahrmann）給希特勒發了電報，懇請希特勒勸說日本政府同意建立中立區，但希特勒始終不置可否。
日本政府在十二月五日通過美國大使館給了委員會一個正式答複，他們否決了建立安全區的建議，其答複包含五點：
“1.一旦發生緊急情況，委員會不具備完全切斷安全區與外界聯係的自然條件與人工設施；
2.不論是在安全區內，還是在安全區附近都有中國的軍事設施和據點，一旦在南京發生戰鬥，這些設施和據點很難做到不會被中國軍隊利用；
3.即使該建議受到中國當局的歡迎，仍然不能保證做到在南京發生戰鬥時，能夠完全阻止中國軍隊進入安全區並將安全區用於軍事目的；
4.盡管日本政府完全認可對設立安全區的建議負責的領導層的高尚動機，但不能承擔在未來保證所述區域免遭炮擊或轟炸的義務；
5.日本軍隊無意對未被中國軍隊使用的地點或不存在軍事設施或沒有部署中國軍隊的區域發動進攻”。
因而在進入南京的日軍先遣部隊的地圖上，根本沒有標注安全區的位置。
在國際委員會看來，安全區能否成功，關鍵首先在於能否真正保持中立，即能否確保區內無一兵一卒，無軍事設施。盡管唐生智一再保證將撤出所有軍事人員，但拉貝他們不斷發現新挖的戰壕和新修的高射炮陣地。拉貝曾被迫向唐生智的代表發出最後通牒：如果國軍不立即停止修築工事，並將軍人清除出安全區，他將辭職並解散國際委員會。唐生智的代表對委員會提出的所有要求都立下了書麵保證，不過同時又留了個尾巴，說執行起來還需要一定的時間。事實上，唐生智對部隊已經失去了控製。士兵們非但沒有如唐生智所許諾的那樣撤出安全區，反而繼續挖掘新的戰壕，並架設軍用電話線。在拉貝又一次當麵請求唐生智撤出他的士兵時，唐生智說，那起碼還要兩個星期才能做到。
許多人認為，士兵進入安全區，就是因為那裏相對安全。唐生智自己會見委員會成員時，也選擇了在安全區裏麵。
國際委員會的總部設在寧海路五號，那裏原來是國府外交部長張群的住宅。張群在病中離開南京時，把它交給德國大使館使用，大使館則轉手給了拉貝和他的委員會。
上海的《蟻報》曾發表文章，高調呼籲讀者不要進入西方人設置的安全區，說中國人應當勇於麵對危險，那是每一個中國人的義務（“用我們的血肉，築成我們新的長城”！）。
一個來自最高統帥部的黃姓上校在十二月六日強烈譴責拉貝們設立安全區，他慷慨激昂地對拉貝說：“我們應該用自己的熱血來保衛祖國，不讓日本人占領一寸土地。……南京應當抵抗到最後一個人。如果你們不建立安全區，那些搬進區內的人本來是可以幫助我們的士兵的。”
拉貝在他當天的日記裏寫道：“留下的人之所以留下，是因為他們沒有錢帶著自己的家人和一點點財產逃走。為什麽不迫使那些有錢人留下？為什麽總是那些最窮的人必須犧牲？對他（黃上校）來說，幾十萬同胞算得了什麽！他們貧窮，沒有任何用處，隻有去死！”
第二天，拉貝在日記裏寫下：“昨天的黃上校走了！”
盡管沒有獲得日本官方的同意，國際委員會在十二月七日還是在安全區四周的邊界插上了大量白底紅圈、內有一個紅十字的安全區界旗，在安全區轉角處的地麵或建築物的房頂上水平懸掛起了畫有安全區標記的大橫幅。然而不少剛豎起的界旗很快就被中國士兵拔掉了，士兵們在騰出來的地方構築火炮陣地和防禦工事。
國際委員會還通知了日本軍方有十五至二十名外籍人士在主持安全區的工作。
委員會本來每天下午六點都開個短暫的碰頭會和新聞發布會，以前從不缺席的馬超俊在七日那天沒有露麵，一些外籍委員會成員也不辭而別。
城門外的房屋被燒毀後，失去住所的老百姓被命令搬去安全區，於是第一批難民在那天湧進了安全區。
因為謠傳緊挨南門的城內的房屋也將被燒，更多的人在那天夜裏進了安全區。
不少士兵混在難民中間，他們扔掉武器，脫下軍裝，換上了老百姓的衣服。
國際委員會在十二月九日提議雙方停火三天，即日軍按兵不動，而中國軍隊從城中撤出，唐生智表示同意（實際上積極鼓動），但那個提議被蔣介石斷然否決了。
在十一日晚上的記者招待會上，到場的二十人就全是洋人了。貝茨說：“我不認為怯懦會改善我們在世界上所麵對的一切。讓我們去履行我們自己認定的責任，以善良的心去做並且承擔其後果。”
十二日，在安全區裏仍然到處可以看到佩戴黃袖標的中國士兵，他們攜帶著步槍、手槍和手榴彈，連警察也違反規定帶上了步槍。要清理安全區已經不可能了（不過到頭來那些士兵根本沒有嚐試過巷戰抵抗，所以日軍也沒有用武力進攻過安全區）。
國際委員會要求難民原則上在安全區裏投親靠友或設法租房居住，實在沒有辦法的則被分別安排進二十五個由一些公共場所改造而成的難民收容所，它們是：1）交通部、2）五台山小學、3）漢口路小學、4）漢口路陸軍學校、5）小桃園南京語言學校、6）軍械庫、7）幹河沿的金陵大學附中（最大的難民所）、8）鐧銀巷的聖經師資培訓學校、9）華僑俱樂部、10）金陵神學院、11）中山路司法學校、12）最高法院、13）金陵大學、14）金陵大學圖書館、15）德國俱樂部、16）金陵女子文理學院、17）法學院、18）小桃園的金陵大學農藝係、19）山西路小學、20）金陵大學宿舍、21）貴格會傳教團、22）大方巷軍用化工廠、23）高家酒館五十五號、24）西門子公司（即拉貝住宅）、25）金陵女子神學院。還有兩個難民所在安全區的外麵，它們是棲霞山江南水泥廠（該廠由丹麥人設計建造，德國設備，當時尚未移交給中方業主。其負責人為德國人京特（Gunther）博士和丹麥人辛德貝格（Sinderberg）以及雙塘長老會傳教團。在最高峰期間，那些難民所共收容了七萬多人。那些難民所的負責人大多是中國的基督教徒、中國紅卍字會（一九二二年在北京創立的一個“以救濟災患、促進世界和平”為宗旨的民間宗教慈善救濟機構，發源於民間宗教組織道院）成員、中國紅十字會成員，還有個別麵目曖昧的社會上的三教九流分子。南京安全區主要就是那些人加上幾個德國納粹分子和美國傳教士維持的。
十二月十三日，國際委員會開會，他們隻花十分鍾就成立了南京國際紅十字會，由馬吉任會長，拉貝是理事會成員。他們會後立即去外交部、軍政部和鐵道部的幾所軍用醫院巡視，發現那裏的醫護人員在戰火中已經撇下病人和傷員逃得一幹二淨。他們馬上弄了一麵紅十字會旗掛在外交部醫院的上空，並據此召回了一些醫護人員。
委員會的幾個人先後繳了一兩千來不及渡江撤退的士兵的槍，其中許多士兵是自己直接跑到委員會總部去的（委員會成員許諾那些士兵的生命安全，但那些士兵被移交給日本人以後都被槍斃了）。
那幾天裏的中山路等大馬路上遍地是中國逃兵扔下的軍服、皮帶、帳篷、彈藥箱、手榴彈和各種各樣的軍用物資。國際委員會的人光在他們辦公室的前麵和附近就撿到了二百三十五杆步槍、八十把毛瑟手槍和左輪手槍、兩挺重機槍和六挺輕機槍以及大量的手榴彈。
日軍在十三日進城時，安全區裏幾乎集中了城裏全部的平民百姓。委員會是城裏唯一在運行的機構，他們管理著警務、食品供應、衛生、消防以及看守公共機構等事宜（不過他們掌握的四輛消防車和許多消防設備很快就被日本兵搶走了）。
在占領南京以前，日軍飛機一直散發傳單宣稱日本是中國唯一的真正的朋友，日軍“將盡力保護良善的人民，使他們能夠安居樂業”。十二月十日，日軍華中方麵軍司令鬆井石根（Iwane Matsui）大將（鬆井是駐紮中國三十年的資深中國通，淞滬會戰中擔任日本上海派遣軍司令。一九四五年被盟軍逮捕，一九四八年十一月被遠東國際軍事法庭作為甲級戰犯判處絞刑，十二月在東京巢鴨監獄伏法）在空投給唐生智勸他放棄抵抗的傳單裏也稱，日軍“對於抗日分子固然苛酷無情，但對於平民和不懷敵意的中國軍隊，則采取寬容和善的態度”。
然而從十二月十四日起，無休無止的騷擾、偷竊、掠奪、強奸、謀殺和屠殺在安全區大規模發生，完全徹底的無政府狀態持續了足足九、十天。日本兵到處找“花姑娘”，在光天化日下毫無顧忌地奸汙婦女。有個美國人說：“安全區簡直變成了日本兵的妓院”。連鼓樓醫院的幾個護士也險些被強奸。安全區裏的許多房子，不管有沒有懸掛外國旗幟，都被砸開偷盜洗劫（為了自保，許多住宅外掛出了日本太陽旗）。安全區外的店鋪更是沒有一家未遭難。安全區根本無力保護已經放下武器的士兵，那些士兵成千上百被拖出安全區集體屠殺，大約有五十個警察也被殺死了，他們的罪名是讓士兵進入了安全區。
十二月十六日，拉貝給日本大使館寫信，要求日本當局派出憲兵在安全區裏晝夜巡邏；在安全區的各通道口設置崗哨，阻止四處遊蕩的日本士兵進入；同時在所有難民收容所的入口處設置崗哨，但日本當局根本不予理會，置之罔聞。
委員會要養活二十多萬難民，他們千辛萬苦地弄米弄煤，售賣或分發米麵，他們的免費粥廠每天一日兩頓維持著五萬多人的生命。在後期，他們還為兒童提供魚肝油，給民眾接種天花、霍亂和麻疹的疫苗、為腳氣病病人分發維生素B，為白喉病人準備抗毒血清。他們千方百計從上海運進綁帶紗布和補充營養的蠶豆。委員會在第二年春天還試圖為近郊的農民提供種子和耕畜。國際委員會得到了全國基督教總會、美國聯合基督教理事會、國際紅十字會和上海救援南京委員會等國內外慈善組織的大力幫助。
國際委員會的總預算來源（因為款項中一部分為受行情波動影響的有價證卷，所以他們將資金估定為三十萬元）包括蔣介石政府讚助的八萬；賣米收入的一點三萬；南京基督教徒戰爭救濟會的捐款零點七萬；中國銀行家協會的捐款五萬；美國紅十字會的捐款二點五萬；英國市長基金會的捐款二萬；美國紐約黃金律基金會（？）的捐款六點三五萬；總部設於美國伊利諾伊（Illinois）州埃文斯頓（Evanston）的國際扶輪社（Rotary International）的捐款零點二五萬；美國西雅圖中國俱樂部的捐款零點二零三五萬以及上海救援南京委員會的捐款十點九一一五萬。
那些外籍委員沒有人從委員會支取過一分錢的工資，而中國誌願工作人員每天的報酬是口糧以及一角兩分的菜金。
國際委員會更吃重的任務是白天黑夜保護難民的人身安全。十二月二十一日，十四個美國人、五個德國人、兩個白俄和一個奧地利人，排著隊走進日本大使館，向日本人提交了一份請願書，其中主要要求基於人道主義的理由，立即停止在城裏大規模的縱火焚燒；立即停止日軍士兵肆無忌憚的胡作非為；采取一切必要的措施以恢複城裏的法律和秩序；保證對安全區的食物和煤的供應。請願書的最後一句話是：“我們別無請求，隻希望能得到最基本的生活條件：住房、安全和食品”。他們在那天見到了剛到南京不久的鬆井石根。
在很長的一段時間裏，國際委員會始終不折不撓地堅持每天去日本使館提交經過核實的日軍暴行的記錄加上抗議信，盡管他們明知毫無作用。
在三個多月裏，跟委員會先後打過交道的日本外交官有日本使館上海總領事岡崎勝雄（Okazaki Katsuo，他戰後曾在吉田茂（Yoshida Shigeru）政府裏任內閣官房長官和外務大臣）、代理總領事福田德康（Fiyoshi Fukuei）、一秘兼領事日高新六郎（Shinrokuro Hidaka。他後來曾任外務省中國部部長，據說他是個好人）、參讚（Hidarka）、副領事田中（Kikudi。魏特琳對他的評價是“善解人意、略帶憂鬱”，不過其他人看到他多次從外國人的住宅裏順手牽羊）、副領事（Tanaka）、二秘福井（Kiyoshi Fukui）和武官Tokuyasu Fukuda等等。總的來說，那些外交官通常很有禮貌，他們一方麵極力維護日本軍方的榮譽，另一方麵也為難以啟齒的日軍軍紀問題感到羞愧，並許諾“盡力而為”，向有關部門匯報，還保證局勢很快就會好轉。不過在實際上他們很少能有所作為。西方人能明顯地感到日本文官在軍人麵前的低聲下氣、俯首貼耳。
幾乎每一個洋人在那些日子裏都救助過無辜無助的中國人，尤其是中國婦女。洋人在大多數情況下都能嚇跑或趕走為非作歹的日本兵，阻止暴行，而中國人一見到洋人往往就會跪下磕頭哀求幫助。沒有洋人在場的時候，往往什麽事也行不通。甚至中國警察有時也需要洋人當保鏢。那些手無寸鐵的洋人有時自己也詫異他們的高鼻子藍眼睛竟然有那麽大的魔力（有人說那多半是因為那些洋人的主要當事人是日本人的反共夥伴德國人和在“帕奈號”慘案後日本政府急於加以安撫的美國人）。問題是敢於仗義出頭的洋人數量實在太少，他們分身無術，因而他們能幫到的中國人有限，而能夠及時搶救的婦女更少。其實，在夜裏，連洋人也不敢單獨外出，他們總是三兩人結伴而行，因為他們也吃過那些徹底失去理智、極端瘋狂的日本兵的苦頭，洋人被打被搜身被粗暴對待的事時有所聞。鼓樓醫院的院長麥卡倫牧師甚至在一九三八年一月二十七日被兩個非法闖入的日本兵的刺刀刺傷了脖子。林查理曾挨過日本人的耳光。
日本當局從十二月二十四日起開始在安全區進行了十多天的登記，並一共發放了約十六萬張登記證（約占人口四分之一的十歲以下的孩子不作登記，許多地方也不登記老年婦女）。按規定有了登記證就是“良民”，可以回家不受騷擾了，而實際上許多日本兵隨意撕碎登記證，然後照樣搜身毆打搶劫。在登記的過程中，估計有兩萬餘年輕力壯的男子被清理出來，哪怕其中許多其實並不是軍人，他們不是被拉去服勞役，就是被集體處決。為誘騙前軍人自首，日本人在登記以前總要進行一番“坦白從寬（去做工）、抗拒從嚴（被槍斃）”的思想動員，而那些上當自首的人百分之百被拉走殺死，許多屍體被拋進了滔滔揚子江。
日本人在登記時不時讓女人抱著小孩作微笑狀，然後拍照用於宣傳中日和善。還有日本記者在難民所入口處分發餅幹、蘋果和銅板，同時拍攝電影。日本準國家通訊社同盟（Domei）通信社報道說，南京居民已經全數回到了家中，商業已經恢複正常，人們歡迎日軍的到來。
偶爾也有真正行善的日本人，比如曾有一個在美國生活過四年的日本軍官主動向鼓樓醫院贈送了不少大豆和牛肉。
一九三八年一月一日，南京自治委員會成立，紅卍字會主席陶錫三任會長、副會長為孫淑榮醫生（也是紅卍字會的負責人）和程朗波。其他責任人有詹榮光（原日本使館翻譯）、王承典（傑米·王（Jimmy Wang），據說他是國際委員會的秘密成員）和許傳音等。作為一個傀儡機構，南京自治委員會意在取代國際委員會，他們覬覦國際委員會的資金和物質儲備。而國際委員會非常樂意交出行政職能管理權，成為單純的救濟組織，但絕不肯輕易交出資金和物質。
自治委員會強迫各個難民所組織難民在那天舉著五色旗和日本太陽旗上街慶祝，千人以上的難民所必須出二十人以上，小的難民所至少得出十人。
就在自治委員會的五色旗伴隨著太陽旗升起的同時，蘇聯大使館著火了。
自治委員會最初的告示之一，是讓民眾都戴上白底紅日的日本袖章。
一月二日，南京電廠臨時恢複了向部分地區送電。有了電，就能收聽電台廣播，在安全區的那些外國人才在一定程度上擺脫了與世隔絕的感覺。
一月三日，部分地區恢複了自來水供應，一月七日恢複了正常供水（直到五月初，當局忘了收水電費）。在那以前，人們不得不自深井裏打水，因為池塘和渠道裏的水大都被死屍汙染了。國際委員會的人一度非常擔心春天氣候轉暖後城裏會瘟疫流行，幸好那樣的災難沒有發生。
一月六日，三個美國外交官返回南京平倉巷三號的使館。其中的三秘愛利森（J.M.Allison）是國際委員會最堅強的後盾，他不斷向美國國務院匯報日本人的暴行（在一月二十七日，愛利森被一個日本哨兵打了耳光。日本政府立即道歉，但強調是愛利森先出口不遜）。
一月八日，德國使館三人和英國使館三人也返回了。後來又回來了一個荷蘭外交官。外交官的回歸除了為安全區提供了多一層的保護，還為那些僑民無償提供了通過軍艦運送包裹和信件的方便。
在西方使館人員返回的前夕，日本人匆忙地清理了市區部分垃圾和屍體。
從一九三八年一月起擔任第二任日軍南京警備區司令的天穀直次郎（Naojiro Amaya）少將指責是境外勢力在鼓勵中國人抵抗，拱火澆油，煽動中國民眾的反日情緒。他說，沒有西方列強的幹涉和挑撥離間，中日關係和諧友好、親密無比。他自稱，在他的治下，南京的秩序有明顯好轉（天穀在一九四一年退役，年僅五十三歲，原因不明。他曾是日軍駐鎮江司令，據說在他被調離時，有當地老百姓挽留他，可見他治軍比較嚴厲）。
德國使館的政務秘書羅森（G.F.Rosen）博士有次在跟天穀談話時，說到“既然貴軍失去了控製……”，天穀馬上氣急敗壞地說：“你竟敢胡說八道！我們有世界上最守紀律的軍隊！”羅森順勢反唇相譏：“那就是說，那些士兵是奉命行事囉？”
因為國際委員會經常通過美、英、德使館直接向東京日本外交部告狀，而日本外交部不得不怪罪南京當局治理不力，所以南京當局非常討厭那些洋鬼子。他們不需要旁觀者。一些委員會的成員本來很想離開南京到上海喘口氣，休息一下，但是因為日本當局不肯為他們頒發返回南京的通行證，他們就不願離開了。他們知道在南京的外國人團體實在太小，每一個人都很珍貴。
從一月初起，安全區裏有了十幾個憲兵日夜巡邏，那些憲兵能管住四處流竄為非作歹的兵痞，也比較文明，隻是人數少得出奇。
從一月十三日起，另有十三個日本憲兵組成了專門的使館衛隊。使館人員外出，車裏必須有一個憲兵隨行。同時，使館人員再不準出城。
從那一天起，安全區裏的秩序進一步得到了恢複，似乎很少再發生強奸的事，但在安全區外，強奸、敲詐勒索搶劫、毆打乃至謀殺依然時常發生，盡管頻率低了，規模小了。
在一月十一、十八、二十五和二十八日，難民所負責人先後舉行了四次會議。
從一月底起，城裏對糧食的需求越來越大，因為老百姓原來的私人儲備都枯竭了，而日本人不準從外麵運進糧食，又不發放米、麵和燃煤，也不給醫院急需的醫生和護士發入城許可。據國際委員會說，日本人至少扣留了委員會的一萬零九百三十三袋米和一萬袋麵粉。
日本當局在一月二十八日發出通告，要求所有難民在二月四日以前返回原住處（後來又延期到二月八日）。那時安全區內人滿為患，區外則荒無人煙。那些被迫離開安全區的難民回到家裏後，男人往往很快被搶劫毒打，女人往往很快就遭到強奸，於是不得不又返回安全區。許多人回家隻為了那是保住房屋、門窗和地板不被毀壞或偷走的唯一辦法。
二月八日，國際委員會全體成員以及德、美、英大使館的代表應邀出席了日本使館舉辦的軍樂團表演。那二十個音樂家是特地從東京請來的。那些洋人早晨剛查看了被日軍殺害的中國人的屍體，下午卻要去欣賞日軍表演的音樂，那很有點過分，但是他們明白，在那個充滿欺騙和虛偽的世界，給對方麵子是最大的禮數（德國使館的羅森博士堅拒不去捧場）。
因為日本當局下令關閉安全區，南京安全區國際委員會在二月十八日正式改名為南京國際救濟委員會（International Relief Committee），從此成為一個純粹的民間救濟組織。鑒於拉貝即將離開，米爾斯被推選為主席，即拉貝的接班人，索恩成了已經去了上海的總幹事菲齊的繼承者，秘書斯邁思則兼任了財務主管。
同時城裏有了六百多個包括婦女和兒童在內的日本平民，隨著日本人到來的，還有些韓國人。城裏出現了各種日本商店（到年底，南京有了日本平民約七千人），日本貨賣得最多的是香煙、火柴、糖和蠟燭。
與各種商店出現的同時，南京出現了二百多家出售鴉片的土膏行。那些旅館和慰安婦場所也賣鴉片。
三月，南京和上海之間恢複了火車、汽車和輪船交通。三月二十五日，南京全麵恢複了郵政服務。
從四月起，國際救濟委員會雇了幾百個工人協助紅卍字會加速處理暴露在外的屍體。
四月底，以梁鴻誌為首的中央政府維新政府下令成立督辦南京市政公署（一九三九年三月改稱為南京特別市政府），同時解散了自治委員會。
五月三十一日，南京所有的難民所及粥廠都被關閉了。
六月一日，國際救濟委員會在金陵女子文理學院的禮拜堂裏為在那以前的六個月裏為委員會和難民所工作過的大約四百五十個義工頒發了證書並拍了集體照。
盡管南京的社會秩序逐漸好轉，其周圍的農村始終民不聊生，除了日軍的散兵遊勇動輒搶劫、強奸婦女以外，因為日本人摧毀了原有的政府職能，又無意承擔責任建立新的機構，加上經濟生活的基礎被破壞殆盡，土產的土匪活動非常猖獗，女人往往隻能整天躲在地洞裏才能免於侮辱。
從六月份起，日本當局開始在南京城裏推行聯保製度。
到十一月初，城裏的一些商店飯店外出現了招攬顧客的穿藍衣白裙的女孩。
十二月十三日，南京特別市政府下令解散國際救濟委員會，要求所有外籍委員立即離境。此命令被日軍當局否決。二十一日，市政府又借故抓走了委員會六名中方工作人員（直到第二年四月底才被放回）。
汪精衛偽政權在一九四0年三月三十日舉行了就職典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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