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淪陷的前前後後及其他（2）
約翰·拉貝（John Rabe，中文名艾拉培）
拉貝一八八二年出生於德國漢堡，其父是個船長。因為父親早逝，拉貝初中畢業就當了學徒，然後在漢堡的一家出口公司打工，接著又由於老板的推薦去了莫桑比克的一家英國公司，他在那裏學到了一口幾近完美無瑕的英語。一九0八年，他到北京為漢堡的一家公司工作，翌年在上海與青梅竹馬的戀人朵拉（Dora）結為伉儷。拉貝在一九一一年入職德國西門子公司，先分別在北京和天津供職，一九三一年起擔任西門子南京分公司經理。南京的電話係統、發電廠的渦輪機、一些工廠的機械以及大醫院的醫療設備都是西門子的產品，並由西門子培訓的中國技術人員負責保養維修。拉貝的主要業務是向各個政府衙門推銷西門子的產品，為西門子爭取新的合同。
拉貝生性質樸、忠厚、謙遜，他樂於助人，有一副天生的菩薩心腸，他富於理智，又非常詼諧幽默。
直到一九三八年三月被西門子召回柏林，除了幾次短暫的回國，拉貝和他的妻子在中國生活了近三十年，他們的兒子奧托（Otto）、女兒格蕾特爾（Gretel）、外孫女烏蘇拉（Ursula）和古德倫（Gudrun）都出生在中國。拉貝對自己的故鄉早就變得十分陌生，幾次回去時都感覺有困難適應故土的生活。他熟悉中國遠勝過熟悉德國，他對中國的風土人情、中國人的思維方式和行為舉止津津樂道，盡管他始終不能說漢語。拉貝用洋涇浜英語跟中國人交流。
一九三四年，拉貝在小桃園幹河沿他所住別墅後麵的屋子裏為在南京的德國孩子辦了所小小的德國學校。為了方便通過第三帝國的官僚機構招募教師和爭取資金，他加入了國社黨（NSDAP，即納粹黨），他擔任過納粹黨南京分部的副負責人，還曾一度代理過負責人。他是德國駐華大使陶德曼（Oskar Trautmann）博士夫婦的好友。
拉貝是個愛國者。在很長的時間裏，他相信希特勒。宋美齡不喜歡德國人，她指責德日結盟反對蘇聯，抱怨德國借口不願意跟俄國人坐在一張桌子上而拒絕參加一九三七年十月的九國公約布魯塞爾會議，那次會議旨在以和平手段盡早結束中日之間從七七事變開始的衝突。宋美齡說，誰不支持我們就是反對我們。拉貝為德國辯護說，南京那些中國人為之驕傲的防空設施（警報係統和高射炮）是德國人提供的；在上海跟日本的精兵強將相持不下的是德國人訓練的部隊，那些未經德國人訓練的在北方的中國軍隊在日本人麵前則一觸即潰；所有人都在千方百計逃跑，而德國的軍事顧問和商人堅守在自己的崗位上。
作為一個德國人、西門子的代表，尤其是納粹黨員，拉貝絲毫不怕日本人。同時，作為典型的正派的恪盡職守的公司員工，他覺得在南京即將淪陷之際有義務和責任保護西門子在南京的資產，特別是有責任保護為西門子和他服務多年的幾個忠心耿耿的中國雇員如韓湘琳、張國珍等以及他們的家屬。為此他在一九三七年八月二十八日告別在北戴河度假的妻子，輾轉天津、煙台、青島和濟南，花了十天半時間，在九月七日回到了南京。
據估計，南京城鄉原來約有一百零一萬人口，在日軍到達之前，至少有八十萬居民已經逃離了南京（逃亡大軍先是以小汽車和公共汽車為主，然後是載滿行李的黃包車），留在城裏的絕大多數是無處可去的最低端人口以及從江蘇各地城鄉逃來的難民。為了給那些平民提供在戰火中避難、免遭飛機轟炸和炮擊的場所，來自德、美、英和丹麥的一群傳教士、金陵大學的教授、鼓樓醫院的醫生、一些銀行家和商人建議仿照法國獨臂傳教士Jacquinot de Besange（中文名“饒家駒”）神父一九三七年在上海法租界南市建立的難民區，在南京也搞一個安全區。他們在十一月十九日成立了一個南京安全區國際委員會（International Committee for the Nanking Safety Zone）。三天以後，拉貝推辭不得而被眾人推舉為委員會主席。
西門子在十二月一日曾發電召回拉貝，不過他沒有收到那份電報，否則作為一個絕對遵守紀律的公司員工，拉貝完全有可能在最後一刻改變主意而隨其他德國人一起乘坐英國怡和洋行（Jardine Matheson）的三桅船離開了。
十二月七日，拉貝給西門子總部發電報，請他們為他及時支付人壽保險費。
當時南京警察廳的廳長王固磐曾多次提醒拉貝，說城裏還有二十萬人口。當拉貝問王固磐是否會留在城裏，王固磐回答說：能留多久就多久。不言而喻，他及時溜走了。
從十二月初起，用拉貝自己的話說，他成了南京事實上的市長兼警察局長。
在三個多月的時間裏，雖然門外有他的名牌，掛著德國國旗，拉貝的別墅和原來德國學校的院子還是發生了幾十起日本士兵翻牆入院的事件。但是每次那些日本兵都會被拉貝胸前的納粹黨徽、他手臂上的卐袖章，以及他惡狠狠的居高臨下的氣勢嚇退。
拉貝最常用的趕走日本兵的辦法就是大喊大叫：“Deutsch（德意誌）！”和“Hitler（希特勒）！”
在那大約占地五百十平方米的院子和住宅裏，拉貝一共收容了一百三十五戶家庭近六百三十個人，其中一百二十六個是不滿十歲的孩子，最小的隻有兩個月。拉貝的私人辦公室裏每天晚上要擠六個人睡覺。
隻要拉貝在，他的家就是南京最安全的地方。他一刻也不敢冒險讓住所無人照顧，如果他必須外出，就得有其他洋人臨時為他看家護院。
拉貝清楚，他自己並不能真正阻止日本士兵的胡作非為，但他覺得至少能充當一個日軍罪行的目擊證人並讓全世界知道真相。
在那段時間裏，拉貝始終在擔心的是一旦某個血性的中國男人在安全區裏殺了個正在奸汙他的妻女的日本兵，安全區的局麵將立即失控並陷入一片血海。然而雖然在南京淪陷期間估計起碼有兩萬多女人被強奸輪奸，那樣的事隻在傳說中發生過一次。在許多場合，家人被命令在旁觀看他們的女人被奸汙。有企圖抗議或阻止的，往往被當場槍殺或刺死。
不過有時拉貝又想，中國人實在是太能逆來順受了。如果每起強奸案都能得到致命的報複，那麽敢於孤單一人或兩三人不分時辰在安全區裏耀武揚威、恣意妄為的禽獸的數量就會大大減少。
日本大使館的武官岡（Yoshiro Oka）少佐在十二月二十八日告訴拉貝，他收到德國大使陶德曼的請求，要求他為留在南京的五個德國人提供保護。他說如果德國人都搬到一起，他就可以派軍警保護他們的住所不受騷擾。如果德國人不接受這個條件，就要寫一封信給他，聲明放棄保護。拉貝毫不遲疑地回答說，如果日本當局不能保護中國平民，他也不需要日本人的保護。他說，如果他能夠置中國老百姓的安全不顧，他早就跟著陶德曼和其他德國人一起離開了。
一九三八年一月二日，在沒有醫生、護士和接生婆的情況下，拉貝家的那個難民所裏誕生了兩個孩子，其中的女孩被起名叫朵拉，男孩起名叫約尼（Johnny）。
一月三十一日春節初一，那裏的六百多難民全體排隊在院子裏向拉貝三鞠躬恭祝新年，並向他獻了一塊長三米、寬二米的紅綢，那上麵寫著：“濟難扶危，佛心俠骨”。
在得知拉貝即將離開南京回國的消息以後，南京所有難民所的負責人聯名給西門子發電報，請求公司讓拉貝留下，那讓拉貝很不高興，因為他的身體情況很糟，晚上隻能睡兩個小時，精神上也已經受不了了，他覺得迫切需要休息，他也盼望跟妻子和子女團聚。他患有糖尿病，離不開胰島素。
二月十六日，金陵女子文理學院為拉貝舉行了歡送會。那天拉貝差點無法脫身，幾乎那裏所有的婦女孩子都出來跪在地上，苦苦哀求他別拋棄她們。
二月二十一日下午，國際委員會在其總部為拉貝舉行了告別會。在致辭中，拉貝強調說：“我們委員會各部門的實際工作都是中國人做的。他們是在比我們冒更大危險的情況下工作的”。他特別感謝了四個中國人：委員會的中方秘書處主任湯忠謀、糧食委員韓湘琳、住房委員許傳音牧師和衛生委員沈玉書牧師。
在中國人要求拉貝留言時，他想起了德國鐵血宰相俾斯麥（O.von Bismarck）的名言：“在自己的仆人麵前，誰都不是英雄”，不過他沒有寫下那句話，他怕被人誤解。
那天晚上，美國大使館又為拉貝舉辦了告別晚餐，到場的有德國和日本使館的代表。英國的代表因為日本衛兵不準他在八點以後出門而缺席。
拉貝在二月二十三日乘坐英國炮艦蜜蜂（HMS Bee）號離開南京去上海。他帶了一個年輕的“仆人”，那人其實是個曾擊落過多架日軍飛機的汪姓空軍飛行員。南京淪陷時，汪正生病臥床。後來他試圖逃走，但無法遊過長江。半途而廢後，他翻過城牆，找到了韓湘琳，然後一直躲在拉貝的家裏。
國際委員會在給西門子和德國使館的感謝信裏說：
委員會永遠銘記拉貝“一往無前的工作作風，以及對每一個處於困境中的難民表現出的同情和關心。
“他無私的工作受到了中國人民無比的感激和讚賞，他也以其對居民大眾的利益、對履行商人的職責和對德國利益的獻身精神，為各國僑民樹立了光輝的榜樣。
“西門子公司（中國）由於它的代表擔任了國際委員會的主席而為南京居民作出了巨大的貢獻。
“拉貝先生的成就給在中國的全體德國僑民和德國洋行企業增添了新的榮譽。”
拉貝在二十五日下午到達上海與夫人團聚。他在上海開了次記者招待會，所有中國報紙和幾乎世界上的所有主要媒體都報道了那場記者招待會。拉貝被大家頌為英雄，那使他非常不安，他說，“我實在看不出我在哪裏有英雄氣”。
三月十六日，拉貝夫婦從香港坐船出發（在香港逗留時，他們夫婦受到那位汪姓飛行員及其家人的盛情款待），途經馬尼拉和孟買，在四月十二日到達意大利的熱內亞（Genoa），四月十五日坐火車回到柏林（當時他們七年沒有見過麵的兒子奧托已經隨德軍進入了奧地利）。德國媒體對他的回歸不置一辭。
回家以後，拉貝先後為西門子的高層、羅森伯格（A.Rosenberg）領導的納粹外交政策辦事處、東亞協會、黨衛軍的一個分部以及德國戰爭部作了五場關於他在南京的經曆的報告，並放映了美國聖公會（The Episcopal Church）牧師、在中國已經生活了將近四分之一世紀的馬吉（J.Magee。戰後他曾擔任華盛頓的聖約翰教堂的主教）從一九三七年十二月十三日起開始斷斷續續拍攝的記錄日軍暴行的受害者和幸存者的境況和陳述、並有詳盡英語旁白解說的十六毫米影片。在那期間，德國國務秘書、納粹黨大區領導人伯勒（E.W.Boble）應德國駐華使館的要求，為拉貝頒發了德國紅十字會獎章。中國政府給他頒發了藍白紅綬帶玉石勳章。拉貝還得了國外德僑功勳銀質獎。
拉貝希望能通過伯勒見到希特勒，但未能如願。六月八日，拉貝把題為《飛機飛臨南京》（Planes flying over Nanking）的報告寄給希特勒，並附了一封信：
“我的元首，
我在中國的大多數朋友都認為您未能獲得有關在南京發生的事件的詳盡報告。謹此奉上我所寫的不準備向公眾發表的演講稿，向您匯報中國人民蒙受的苦難，以履行我對我的中國朋友的承諾。如果您能告知您收到了我的報告，我的使命就完成了。
我已被告知不能再做那樣的演講，不能再向別人展示有關的影片，我會遵從命令。我無意反對德國的政策和德國政府。
我向您保證我的忠誠。
約翰·拉貝”
幾天以後，顯然因為不識時務，沒有奉行“一個國家、一個政黨、一個主義、一個領袖、一個聲音”的政策，未能跟黨中央保持一致，拉貝被蓋世太保帶去“喝茶”，在柏林警察總局裏被審問了幾個小時，然後才被釋放。他的日記和馬吉的影片被扣留。日記在當年十月被退回了，但影片始終沒有歸還。拉貝確信那影片有兩個拷貝在柏林。
拉貝後來被告知，德國最高層收到了他的報告，但不會因之而改變其外交政策。
一九四二年十月一日，拉貝在他的日記的謄清稿前寫了一個前言：“這不是一本消遣性的讀物，盡管開頭部分可能會給人以那樣的印象。它是一部日記，是一個真實情況的報告。我寫這本日記並且把它整理出來，不是為了公眾，隻是為我的妻子和最親近的家人。假如有朝一日它適宜出版的話，必須事先取得德國政府的同意。而在今天，由於不言而喻的原因，那是被禁止的。”
拉貝的家人中沒有人讀過那些日記。也許他們囿於日常生活瑣事而無暇顧及，也許他們不願觸碰和重溫苦難，也許他們對中國和中國人民的關心遠不如拉貝那樣深切，也許他們對拉貝在南京的所作所為根本就不以為然。日記原先保存在奧托家的閣樓上，幾次差點被扔掉或毀掉。日記共有八百多頁，其中附有剪報、書信、邀請信、電報、會議記錄和照片等等，還有日軍暴行的四百多起具體記錄。
曾有人建議把那套日記送給中國，未果。目前它被保存在柏林的德國聯邦檔案館。
回到西門子以後，拉貝一直在人事部門工作。他曾被派往阿富汗喀布爾（Kabul）為在那裏惹上了麻煩的西門子員工提供幫助；他負責安排西門子員工到海外出差的事宜；他照料戰時被關在印度拘留營裏的西門子員工，為他們采購和郵寄書籍。
拉貝在蘇聯紅軍進入柏林前夕，又短時間恢複了記日記的老習慣，他記錄了被搶劫（包括手表、懷表、戒指、酒、折疊小刀和圓珠筆等）、被淩辱、忍饑挨餓、受病痛折磨的經曆以及對子女和孫輩的思念。他記錄了許多起他聽說的紅軍士兵犯下的強奸罪。他說最可怕是喝醉以後完全失態的俄國人。
他曾被俄國人逮捕和審訊。
因為納粹黨員的黑曆史，西門子在戰後拒絕讓拉貝回去工作，以致他一度生活困窘。一九四六年四月，德國的一個“去納粹化委員會”否決了拉貝要求“脫帽”的請願，他們的理由是：1）作為一個理智的有知識的人，他不該在一九三四年加入納粹黨；2）一九三八年以後，希特勒的真實麵目已經暴露無遺，他應該退出納粹黨。不過在當年六月，英國占領當局接受了拉貝的上訴，原諒了他，把他從黑名單上除了名。英國人說：“盡管您曾經是納粹黨南京分部的副領導人，盡管您在回到德國以後依然沒有退黨，但我們決定鑒於您在中國的傑出的人道主義工作，批準您的非納粹化的請求。”
拉貝在一九四七年退休，但還是在西門子幹半職工作。一九四九年一月五日，他在辦公室裏突發中風，當夜就去世了，終年六十七歲。他的妻子、子女、孫輩和幾個朋友出席了他的葬禮。
拉貝被埋葬在柏林西郊的威廉皇帝紀念墓地（Kaiser Wilhelm Memorial Cemetery）。他的墓碑在一九九七年被捐贈給了在南京江東門的侵華日軍南京大屠殺遇難同胞紀念館。二0一三年，南京市政府出資在拉貝墓地原址修建了拉貝紀念墓園，並重立了墓碑。
戰後中國軍事代表團曾在柏林找到過拉貝，並給了他家一些食物。宋美齡的秘書曾寫信給他，許諾幫助他，在中國給他一套住宅和優厚的養老金，條件是他去東京的遠東國際軍事法庭上作證。拉貝沒有接受邀請。他表示：“我實在不願意再見到那些日本畜生……必須要有懲罰。不過在我看來，這樣的審判應該由他們自己的國家進行。”
拉貝在一九三四年還寫過本二百十五頁的《為西門子公司在中國工作的四分之一世紀》（A Quarter of Century with Siemens Company in China）,書裏附有許多老北京的照片。該書保存在西門子檔案館裏。
拉貝的南京日記的中譯本在一九九七年初次出版，書名為《拉貝日記》，譯者為南京大學德語係的教師劉海寧、鄭壽康和楊建明等。由伍茲（J.E.Woods）翻譯、維克特（E.Wickert）編輯的拉貝在南京和柏林的日記節錄的英譯本在一九九八年出版，書名為《南京好人：拉貝日記》（The Good Man of Nanking: The Diaries of John Rabe）。
由華誼兄弟等中、德、法電影公司聯合出資，由德國人弗洛裏安·加倫貝格爾（Florian Gallenberger）編劇和導演的電影John Rabe（中文名“拉貝日記”）在二00九年上演。電影自稱“根據史實創作”，實際上跟史實幾乎風馬牛不相及。從商業的角度說，胡亂編造情節大概無可厚非，但影片中大量編造拉貝的日記，誤導觀眾，就很出格了。
更多我的博客文章>>>
選擇“Disable on www.wenxuecity.com”
選擇“don't run on pages on this doma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