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生忠於中共，卻死在監獄裏的“禦用文人”吳晗
編者按：1979年，有人談起吳晗一家的悲慘遭遇，錢鍾書對著費孝通說：“你記得嗎？吳晗在1957年‘反右’時期整起別人來不也一樣地無情得很嗎？”
吳晗出身清貧，憑著勤奮努力，得到胡適的賞識，1931年被清華大學史學係破格錄取。1934年他在清華大學畢業後，留校任教，因才華出眾，1937年，年僅28歲的吳晗被聘為雲南大學文史教授。
1940年，吳晗到西南聯大執教，開始接觸共產黨。吳晗的夫人袁震，是中共元老董必武的學生，二人也曾去重慶見董必武。
1943年7月，吳晗在昆明加入中國民主同盟，參加共產黨組織的“西南文化研究會”等活動，全麵拋棄胡適的“讀書救國”論，接受中共領導，抨擊國民黨統治。
1945年，吳晗幫助民主青年同盟建立秘密印刷廠，翻印中國共產黨的文件和毛澤東著作。
1946年8月，吳晗回到北平，任教於清華曆史係。此時，胡適已從美返國，準備就任北大校長。師生二人分別近十年，胡適成為堅定的反共人士，吳晗則與國民黨不共戴天。胡適曾和人說：“吳晗可惜走錯了路。”
1949年1月3日，吳晗給毛澤東寫信，提出加入中共的要求。14日，毛澤東在給吳晗的回信中說：“我們同意你的要求，惟時機尚值得研究，詳情恩來同誌麵告。”幾天後，周恩來找吳晗談話，向他詳細解釋了毛主席讓他暫時留在黨外的原因。周恩來說，中央認為，目前，他以黨外人士的身份更有利於協助共產黨搞好與其它黨派的關係，因此暫不吸收他入黨。
1949年中共進占北平，吳晗參加接管北大、清華的工作，參加了開國大典，後曆任一、二、三屆全國人代表、政協委員、民盟北京市主任委員、民盟中央副主席等職。11月起，吳晗擔任北京市副市長。
1952年7月21日，吳晗又給毛澤東寫信，再一次請求入黨。次日，毛澤東批示：“我意還是暫不入黨為宜。”意思還是認為吳晗的黨外身份更有利中共。
1953年，北京市開始醞釀拆除牌樓。梁思成提倡保護北京古城，吳晗說“你想把新中國的首都變成封建主義的紀念館！”梁思成在會上數次被氣哭。最後，毛澤東一句話給爭論定了性：“北京拆牌樓，城門打洞也哭鼻子。這是政治問題。”
於是，從1954年1月起，北京牌樓開始大規模拆除，到1969年，內城城牆拆盡。毛澤東曾在天安門城樓上說：“以後從這個地方望出去，要看到到處都是煙囪。”基於此，彭真曾提出：“天安門可以拆了建國務院大樓，給封建落後的東西以有力一擊。”
1955年，吳晗與郭沫若、沈雁冰、鄧拓等文人，寫出《關於發掘明長陵的請示報告》。當時反對意見很多，考古學專家夏鼐竭力反對發掘明陵。因為當時的技術水平，不適宜發掘陵墓，挖開容易，保護很難。然而，中共執政後要在各個方麵證明自己的能力，考古是其中之一。周恩來在報告上簽了字，同意挖掘。於是，吳晗主持挖掘了明十三陵的定陵。地宮被打開後，裏麵無數珍貴文物迅速碳化，大多遭到嚴重破壞。參與挖掘定陵的很多人，後來也連遭噩運，難有善終。擔任挖掘指揮的鄭振鐸飛機失事；開棺時的攝影師劉德安上吊；考古專家白萬玉晚年神誌不清，腦溢血而死……當地農民撿扔掉的棺槨私用，隨之七人為之離奇喪命。1966年文革爆發，紅衛兵又把萬曆帝後遺骨抬到廣場“批鬥”，最後一把火把遺骨燒了一幹二淨。
1957年整風“反右”，在吳晗的主持下，民盟《光明日報》支部率先批判儲安平。吳晗說：“過去國民黨確實是‘黨天下’，儲安平現在說共產黨是‘黨天下’，不但是歪曲事實，且用意惡毒。”他指出儲安平後麵有人支持，要求所有《光明日報》盟員與儲安平劃清界限。
在批判“章羅聯盟”大會上，吳晗給黨組織上交了他秘密留存的一封信，那是1948年羅隆基讓他轉交給在港民盟領導人的。信中，羅隆基要求香港民盟堅持民盟自主，不接受中共的領導。然後，吳晗作了《我憤恨，我控訴！》的長篇發言：“章伯鈞、羅隆基的反黨、反社會主義活動是一貫的，有組織、有部署、有計劃、有策略、有最終目的，並且還和各方麵的反動分子有配合，異曲同工，互相呼應……他們一夥是人民凶惡的敵人！”因吳晗的憤怒“控訴”，很多人遭受了迫害。羅隆基死於1965年，章伯鈞死於1969年，儲安平生死不明。
1957年3月，經中共中央批準，曆經八年申請，吳晗如願加入了中共。但鑒於“讓吳晗以黨外人士的身份更有利於協助共產黨搞好與其它黨派的關係”的原因，直到吳晗離世，除北京市委少數領導知曉外，吳晗被批準入黨一事，仍然處於嚴格保密狀態。
早在四十年代，吳晗的學術研究就脫離了純學術研究，搞政治影射史學。在毛澤東的授意下，吳晗搞起了唯物主義史學。在公開場合，吳晗大談毛澤東對他的《朱元璋傳》提出的修改意見如何英明，並且刪去朱元璋文字獄的殘酷事例。
1959年4月，毛澤東在上海會議上提倡學習海瑞精神，要黨內高級幹部為了黨的事業敢於講話，不要怕這怕那。毛說，在曆史上，海瑞就敢提意見，還敢罵皇帝，我們怎麽這些黨員，都不如一個曆史上的這個人呢？所以要找人寫一寫海瑞。在胡喬木建議下，吳晗寫了《海瑞罵皇帝》。接著，吳晗又寫成了《論海瑞》，表述海瑞直言敢諫的特性。當年的廬山會議上，國防部長彭德懷寫萬言書，指出“人民公社”、“大躍進”等所謂“三麵紅旗”為全國人民所造成的災難。毛澤東大怒，說彭德懷是假海瑞，是“右派”海瑞。這一信息的傳出，使得在發表《論海瑞》時，為了“為政治服務”“聯係現實”，吳晗在文章的開篇處，也加上一段批彭德懷的帽子，說自己的文章所讚揚的是“敢說真話”的真海瑞，而不是像彭德懷那樣的假海瑞。
京劇演員馬連良看了吳晗的《論海瑞》後，請吳晗寫一個海瑞的戲。1961年11月馬連良飾演的《海瑞罷官》公演，贏得一片叫好。當時，毛澤東請馬連良到家裏吃飯，稱讚戲好。
1962年，吳晗接受《北京日報》記者的采訪，說：“胡適之做過我的老師，沒給過我什麽。我之有些知識，主要是靠自學。”雖然吳晗在學術上能有所成就，與當年胡適和傅斯年的栽培密不可分，但由於政治立場，他已經不認胡適為師了。
1965年11月10日，姚文元在《文匯報》發表《評新編曆史劇
《五.一六通知》後，吳晗被扣上“反動學術權威”、“反黨反社會主義的資產階級代表人物”的帽子。吳晗七歲的兒子吳彰在景山學校，被同學稱作“大壞蛋”的兒子。老師讓吳晗的兒子、女兒批判吳晗，姐弟倆就回家讓吳晗夫婦代為起草批判稿。
從1966年下半年到1968年3月，近兩年的時間裏，吳晗幾乎天天被揪鬥。有時整天站在陽台的一張凳子上，手舉紅寶書向樓下革命群眾認罪。
兒子吳彰回憶：“我永遠忘不了他們把爸爸跪綁在烈日下的枯樹幹上，往他脖子裏灌曬得滾燙的沙子。他們掄起皮帶抽他，揪他的頭發，擰他的耳朵，用各種想得出來的法子侮辱他。爸爸三天兩頭被拉去遊鬥，學校要鬥，區裏要鬥，縣裏要鬥，這裏要鬥，那裏也要鬥。”吳家的大門口和院子裏貼滿了“絞死”、“砸爛”的大標語。收藏的珍本古籍全部被抄走，吳晗全部書稿和抄錄的卡片，被視為“反黨反社會主義的黑材料”沒收。
批鬥之初，吳晗全家住在北長街原來的住處，後來被掃地出門。紅衛兵勒令他和妻子袁震每天到北長街掃街道，並且隨時侮辱、毒打他們。每次被毒打爬起來之後，吳晗就一拐一瘸回到住處，擦去身上的血跡，從抄家後剩下的書裏找出馬列著作來讀。
1966年3月，毛澤東明確表態：“吳晗和翦伯讚等人是共產黨員，也反共，實際上是國民黨。”同時，毛又在上海說，吳晗發表那麽多反動文章，中宣部不管不問。當月，吳晗就被逮捕。次月，其妻子袁震被送入“勞改隊”實行“群眾專政”，不久雙腿癱瘓，有病不得醫，離世。
1969年10月11日，吳晗在獄中自殺身亡，死前頭發被拔光。吳晗的一雙兒女隨後被告知：不許他們聲張，不許告訴任何人，必須和吳晗劃清界限。姐弟倆隻能偷偷在內衣袖上戴上黑紗，以悼念父親。
女兒吳小彥，1973年神經錯亂，1975秋天，在“反擊右傾翻案風”運動中被逮捕入獄，1976年9月23日自殺。
中共的政治運動中，吳晗一家四口人，死了三口。
1979年7月，中共為吳晗“平反”。
評述：
按照德國思想家雅斯貝爾斯在《罪責問題》中對發動二戰中德國人的四種罪過剖析，對中國大陸的文革罪責的認定，也可以得出這樣的結論：
一、刑事罪責，是指在文革中直接參與打砸搶的人。
二、政治罪責，指那些雖未具體打砸搶，但積極參與“文化大革命”的人，文革後絕大部分中國人都負有政治罪過。
三、道德罪責，指認同“文化大革命”或在此前運動中為文革推波助瀾的人。
四、形而上學罪責，則指在思想理論上製定與鼓吹文革的人。
如果以這此對照，像吳晗這樣的知識分子，是否本身就有不可推卸的政治責任與道德責任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