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正青
陳正青，祖籍福建福州，祖父陳自新(陳煥皋)前清進士，父親陳仲經以文名當世，投身國民革命。陳正青1917年12月生於湖南長沙，後隨家庭遷居北平，就讀匯文中學；1936年畢業於上海大同大學。1936年10月離家赴西安，12月入延安抗日軍政大學。1937年3月加入中國共產黨。抗戰勝利後赴東北，1946年調東北畫報社。在此期間，拍攝了大量紀錄東北解放戰爭的珍貴照片。
陳正青是我國新聞攝影和體育攝影的奠基人。他拍攝了《開國大典》、《朱總司令在天安門城樓上宣讀中國人民解放軍總部命令》等大量珍貴曆史照片。同年，參加了全國第一屆文代會、全國政協第一次全體大會的報道，成功拍攝了《毛澤東當選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主席》、《會場掛起第一麵新國旗——五星紅旗》等紀錄曆史瞬間的新聞照片。
2010年3月初的一個上午，當我走進福州市檔案館，在保管利用處林立峰處長麵前攤開我帶來的一些照片時，他和旁邊來借閱檔案的人，都不斷發出驚歎：“太珍貴了！太新奇了！”“早就見過《開國大典》這張照片，但沒想到是我們福州人拍攝的！”
此時，我的心情真是五味雜陳。我向大家介紹說，拍攝這張《開國大典》的作者，正是我的父親陳正青。
1949年北平解放後，父親陳正青時任《東北畫報》社特派攝影記者，常駐北平采訪。當年7月，他在中南海懷仁堂出席中華全國文學藝術工作者代表大會時，結識了不少同行。9月，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一屆全體會議在北平召開，大會設立新聞處攝影科，選調《華北畫報》社、《東北畫報》社及北平電影製片廠照相科的同誌聯合組成一個班子，擔負這次重要會議的宣傳和新中國開國大典的新聞攝影報道任務，其中就有我的父親陳正青。
在《中國攝影發展曆程》一書中，原新華社攝影部副主任吳群先生回憶，在報道開國大典的時候，當時在攝影科負責會場攝影任務的有陳正青、侯波、林揚、楊振亞和他本人，大家集中在中南海東八所，辦公、住宿，一起工作生活了一個多月，密切合作，力求做好這一舉世矚目的重大攝影采訪工作。
當時五人中，父親陳正青參加革命最早（1936年），年紀最大（32歲），文化和技術水平最高（大學畢業），使用的器材裝備較完善且攝影經驗豐富，最後決定由陳正青擔任關鍵的拍攝任務。任務結束後，吳群說：“陳正青肯下功夫，照片拍得相當出色。大會共發新聞照片175幅，而陳正青一人所攝就有56幅，幾乎占了整個報道量的三分之一。特別是毛澤東同誌等國家領導人的活動，他拍的最多最全最好。”
我從國慶60年央視《國寶檔案》節目中知道，父親是冒著生命危險完成這次開國大典拍攝任務的。原來，1949年10月1日，毛澤東在天安門城樓上宣告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時，為了拍下這個曆史性時刻的完整畫麵，父親盡量把身子向後仰，以擴大取景的範圍。由於他身體重心已經移到欄杆以外，情況非常危險，站在主席台上的朱德見狀，趕忙跑過去，牢牢抱住父親的雙腿。在朱總司令的幫助下，父親順利完成了拍攝任務。而《開國大典》這幅照片中，卻遺憾地沒有了朱德總司令的身影。
而後，每年五一、十一，天安門都有盛大的慶祝活動。鑒於天安門城樓空間狹窄，不利於拍攝，解決天安門主席台慶典攝影報道的器材設備問題，成為當務之急。父親和著名攝影家、光學專家張印泉先生等共同研究，將美國軍用航空攝影機改製成大型攝影望遠鏡頭。該鏡頭一米多長，口徑20多公分，後麵裝一個很大的暗盒，大家稱它為“大炮”。每逢國慶節、五一節，在天安門西側金水橋處搭一個兩米高、可站兩三個人的高台，“大炮”就安置在高台上，以便從正麵拍攝毛澤東等黨和國家領導人集體檢閱的照片。由於“大炮”笨重，操作時必須兩人合作，拍攝時一人給膠片後背打氣，使膠片平直；另一人按快門。後來，鑒於“大炮”使用不夠方便，父親又革新了設備，在高台上改用兩台哈蘇相機，一台用2000毫米鏡頭，拍領導人特寫；一台用1000毫米鏡頭，拍主席台接片。兩台相機備有多個後背，分裝黑白、彩色膠卷，同時拍彩色、黑白照片，鏡頭結象力也比“大炮”清晰。1959年開始，父親把拍攝任務放手交給兩個年輕人，自己退居幕後。
據新華社的老同事們說，陳正青為新華社的攝影事業的進步發展，做了很多事，貢獻非常大，主要有三個方麵：
1、培養人才。他主持工作的新華社攝影部研究室，擔負每年培訓記者的工作。對新分配來的大學生，在攝影報道工作的各個環節上進行培訓。安排專家講課，安排實戰演練，很快就培養了一批活躍在新聞攝影戰線近40年的中堅力量。
2、改進攝影設備。建國初期，我國攝影器材的先進設備進口很少。父親組織技術人員和工人師傅一起設計製作照相和洗印設備，為天安門慶典報道和國際體育報道立了大功。五、六十年代，新華社新聞攝影技術設備建設都是他在主持。除了前麵提到的大型照相機，還有大型聯合洗印設備等。遺憾的是，他的付出由於文革爆發毀於一旦。
3、建立了中國國際體育比賽攝影報道的工作模式和人才隊伍。父親多次出國采訪國際體育賽事，並親自坐鎮指揮四次重大的體育運動會新聞報道。如：1959年舉行第一屆全國運動會前，他從總社和全國各分社抽調20多名攝影記者和編輯，組成報道組，在開幕前進行短期培訓和研討，利用器材庫中一切可用的器材，最後勝利完成了這次報道任務。
1961年第26屆世界乒乓球錦標賽，即將在中國舉行，此時，我國的兵乓球運動也剛在世界嶄露頭角。我國是東道主，又是第一次舉辦大型國際賽事，新華社對這次報道格外重視，安排父親負責這次攝影報道。當時，我國的傳真設備比較落後，賽場離新華社較遠，為了提高圖片傳真時效，父親采取了積極有效的措施。早在幾個月前，他就主持研製了一部能隨時隨地停放在比賽場館外工作的暗房車，可在車內立即衝洗膠卷、放大照片。同時，安排一名記者專門用當時極為少見的“一分鍾成像”相機拍出照片，即刻送去傳真。因此，這次攝影報道的發稿時效比國外記者都快，奠定了我國大型國際體育攝影報道的基礎。
1963年，第一屆新興力量運動會在印尼雅加達舉行，我國第一次組織大型體育代表團參加國際綜合性體育比賽。新華社派出十多名攝影記者組成中國記者團，赴印尼采訪報道賽事，由父親負責帶隊。當時中央十分重視這次采訪，周恩來總理和賀龍、陳毅副總理專門安排時間接見記者團，並合影留念。在接見時，周總理特別指出，這是中國第一次組織記者團出國采訪，可能有不少困難，“你們有什麽困難，提出來，我盡量幫你們解決。”這次，父親帶領攝影記者較好地完成了任務。回國後，編輯出版了一本大型畫冊。
1965年在柬埔寨舉行亞運會，父親第四次帶隊出國采訪。那時國際體育比賽的報道程序已經完備，但是父親深感現有的采編隊伍仍然不能適應日益增多的體育賽事報道，決心培養專門的體育攝影記者。他找到國家體委的黃中，他們是延安時候在“抗大”的同學，他向黃中要一批體育學院畢業生，想把他們培養成體育攝影記者。黃中答應了他，於是，從廣州、上海和北京體育學院，調來了一批年輕人進行培訓。這批人日後都成為新華社攝影部的中堅力量。
父親對年輕人既信任又愛護。三年困難時期，新華社攝影部研究室的年輕人大多是單身。他們住集體宿舍，吃食堂夥食，生活很清苦。而父親他們那一級別的幹部則有一點兒計劃內的肉、蛋供應。父親經常讓母親做一些有營養的東西給他們吃，甚至還把我們幾個孩子辛苦喂大的雞和兔子也都給他們吃了，這些年輕人笑稱我父母是“肉蛋幹部”。
父親除了攝影，他還喜愛讀書和戲劇、音樂、體育。這些愛好都來源於他深厚的文化底蘊。
父親為人正直，原則性極強，自尊心也很強，故難以忍受無端的人格侮辱。1966年“文革”開始，批鬥新華社攝影部主任時，他親身體會了造反派對老幹部進行的種種野蠻體罰和暴力性的侮辱。士可殺不可辱，1966年8月27日夜，寧折不彎的父親和母親為維護人的尊嚴，毅然選擇了結束生命。此時的他們年僅49歲，正值年富力強。
是我們全家唯一的一張合影
父母雙亡這天大的災難降臨之際，我們兄妹四人尚未成年，“反革命子女”的這頂帽子壓得我們無比恐懼和茫然。當年我們僅有微薄的生活費，日子極為艱難。兩年後，我們分別被下放到山西、吉林和內蒙的農村。七、八年後，我們各自找到了一條生存的道路。雖然失去了父母的庇護，但我們以求生的本能，相互扶持著走過了五十多年的人生之路。
年內，大哥去山西插隊，二哥去吉林插隊，弟弟(左一)和我赴內蒙古兵團
回想起來，兒時的痛苦僅僅是失去親人的哀傷和沒人關愛照顧的生活孤苦。一路走來，無家可歸無根漂泊的無奈和缺失父母關愛的不幸一直伴隨著我們成長。記得我在內蒙古兵團時，有一年春節，周圍的同學紛紛申請回城探親，我也申請了，但得到的是連長毫無人性的回答：“你無親可探。沒有探親假！”
在自己為人父母後，我深知父母拋下我們又是怎樣地痛苦和無奈。縱有一線生的希望，他們也不會割舍親生骨肉離我們而去；我到了父母離世時49歲的年齡，似乎理解了父母當年因絕望而毅然選擇的道路，他們的離去是我人生中的錐心之痛。
父母離世時，我年僅13歲，對父母的一生可以說一無所知。我一直在到處尋找父母留下的蹤跡，但由於經曆過徹底的抄家和生活上的貧困，以及上山下鄉時的窘迫，連簡陋的家具也被我們一一變賣，家中已經沒有任何父母的遺物。
我曾多次向母親的親屬及同事打聽父母的為人和經曆，但是我仍然無法用一個成人的眼光去看待和描述我的父母。不僅是我從來就沒有這樣的機會，也因沒有人願意去揭開隱藏在心底的這個瘡疤。所以我父母到底是什麽樣的人？什麽樣的脾氣秉性？我一直都說不清楚。
直到80年代中，我在福州的叔公陳作民從《福州晚報》上看到介紹父親拍攝開國大典的事情後，寫信給新華社尋找我們。當時我在新華社攝影部做編輯工作，人事局將信轉給了我。以後，我從叔公的來信中，驚愕地了解到，我父親的祖籍並不是湖南長沙，而是福建的福州。我們的祖籍在福州倉山區，並有座光緒年間建成的祖屋。我爺爺陳仲經是民國時期的著名書法家，在台灣考試院工作，一生廉潔奉公剛直不阿，享有“八閩之英”的美譽，等等。可悲的是，此前來世多年的我，既不了解自己的父母，也不知道自己的爺爺。可以想到，爺爺直到去世，也不知道他有我們這些孫兒。祖孫三代至親骨肉，生活在一個國家卻互不相知！
1973年89歲的爺爺去世後，在台北陽明山墓地他的墓碑上，赫然寫著立碑人“為勳”！
為勳，是我父親的譜名，但他離世在先，早已沒有給我爺爺立碑盡孝的機會了。這麽多年，爺爺和在台灣的其他親戚並不知道，他的兒子在1966年49歲時，已和他的兒媳雙雙同時悲憤離世。爺爺去世時，我父母雙親已蒙難七年多了！天底下還有比這更悲哀、更讓人傷痛的事情嗎？
說到這，誰都會問，我的家庭背景怎麽會這麽莫名其妙呢？
其實，文革結束後的30多年間，我也是一直這麽追問。這些年，我再三向父母原單位要求看看他們的檔案。前年夏天，我終於看到了他們的檔案。父母的身世在我頭腦裏逐漸清晰。
在父親檔案裏，他這樣寫自己：“我6歲入長沙修業小學校（私立），9歲隨家至福建，在年餘時間內，曾隨祖母讀古文，由堂兄幫助補習小代數等功課。1926年考入北京匯文中學（教會），1932年畢業，同年入上海大同大學，1936年畢業後，因對時局看法不同，與父親發生爭吵，離家至陝西西安大姐家中。“雙十二”（西安事變）事變之後，由姐夫王子安（楊虎城部屬）介紹參加新成立的“民眾運動委員會”，工作僅數月，即由申伯純同誌介紹至葉劍英同誌處，經雲陽至延安，入抗日軍政大學二期九隊學習，1937年3月經滌塵、李達兩同誌介紹入黨，5月轉正。9月調西北戰地服務團，隨即出發赴山西前線……”
他這樣介紹他的父親：“我的父親陳仲經，國民黨員，現在台灣何處任何職均不詳。他曾在國民黨反動政府的湖南礦務局、廣東省財政廳、福建省建設廳、財政部煙酒印花稅處、考銓委員會監察院等處任職，最高職位是閩贛區食糖專賣局局長和煙酒印花稅處處長。父親的薪金收入是家庭生活費用主要來源。我自1936年離家後即與家中斷絕了一切聯係。到目前為止和其他親戚均無來往和聯係。我進中學後即寄宿學校，和家中人接觸極少。父親有較好的中國文學修養，自負很高，常感不得誌，性情粗暴而剛愎自用，自私、反動的資產階級立場頑固。”
我在中國人大美術學院徐唯新院長繪製的大型油畫上書寫父親簡介。徐小棣攝影
看了父親的檔案，另一種悲哀襲上心頭：
在父母的自傳裏，到處是他們對自己家庭和自己思想不切實際的嚴厲批判。所使用的都是令人感到屈辱、無限上綱的詞匯。讀來讓我倍感壓抑，我不能相信我看到的那些文字出自我父母之手。然而那一頁頁漂亮的鋼筆字，確實是他們的筆跡。我知道他們對黨和國家的忠貞與奉獻，理解他們若不這樣說，就無法通過接二連三的一個個政治運動。
其實，他們能受到良好的高等教育，都是他們的父輩提供的經濟保障。在我們今天看來，他們的父輩都是中國非常優秀的知識分子，從事的都是合法的工作，得到的都是合法的收入。可在我父母的筆下，他們的父輩卻成了非常可恨的“階級敵人”，必須在思想和行動上都要徹底和他們劃清界限甚至斷絕關係。30年音訊決絕，互不往來，還不算斷絕關係嗎？我們都知道，我父母之所以要這樣做，是因為不這樣做就不能保住他們自己的政治生命。
從父親的自傳裏可以看出，自他1936年離開家庭參加革命，從未與我爺爺有過任何聯係。但他忠心耿耿為黨工作奮鬥幾十年，卻未能因此而擺脫“官僚資產階級”家庭對他的所謂政治影響，他仍然不被他人完全信任，時時刻刻都有人以此大作文章。父親為此一生抬不起頭，不能理直氣壯為自己說句實話。直至文革，貼在我家大門上的大字報仍然寫的是“打倒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國民黨訓政老爺陳正青！”“國民黨訓政老爺”，應該是在影射我爺爺。
我爺爺到底是什麽樣的人呢？我從一套記載有我們家事的《遲莊回憶錄》中了解到，我的爺爺陳仲經晚號琴樓，福州人，光緒十一年（1885）出生。現藏南京中山陵藏經樓中三民主義全文碑刻，當年分別由14位海內著名書法名家書寫，其中就有我爺爺陳仲經。
爺爺童年隨父宦在湖南讀書，後受業於經學大師善化皮鹿門錫瑞先生。潛心文學，造詣甚優。辛亥武昌首義，爺爺回湘從事教育，兼任實業司職務。1921年投身國民革命陣營，先後受知林子超、宋子文二公。1950年赴台灣，從此對故土骨肉，隻能隔海遙想。1952年6月，爺爺陳仲經從考選部代理常務次長職務上卸任，受聘考選部顧問，退休閑居。每日吟詩寫作，藉以調養身心，寄托精神。所著《琴樓吟草》一集，於1973年夏在台出版。故園情懷，催人淚下。1973年元月17日逝世，安葬於台北陽明山公墓。
如果說“數典忘祖”是一種背叛，那麽根本不知道自己的根本，又是怎樣的罪過呢？一個家庭由於某種原因和需要，而失去了應有的親情和聯係，失去對優秀文明文化的傳承，這難道不是一種悲哀嗎？溫家寶總理曾經在兩會答記者問時說“不要因為50年的政治而丟掉我們五千年的文化。”確實感動了很多中國人。一個國家也會因對這種傳承的割裂和喪失，而失去寶貴的氣節和文明。這是我們家庭的悲哀，更是國 家的悲哀。
痛定思痛，我們國 家有幸結束了瘋狂的文革。我的父母如果能看到我們今天的生活，該多好！走在福州古老的三坊七巷，我想起我的母親何慧（劉崇佑的外孫女）的大家庭——“電光劉”家；走進倉山區塔亭路曆盡滄桑的小巷子裏，我看到父親一百多年前的祖居，感受到爺爺琴樓老先生的氣息。這一切讓我感到親切無比，也無比惆悵。福州，讓我有了和親人久別重逢的感覺，也更加思念我的父母和從未曾見麵的祖輩先人。我相信，海峽對岸的親戚朋友們來到福州，一定會有與我同樣的感受和期待。
這是新華社《攝影世界》雜誌“口述新華”欄目開篇文章的封麵圖片。封麵上的圖片由陳正青攝影，文章由陳平、陳昌謙等口述，陳小波（攝影家協會副主席）整理
陳平，陳正青之女。1953年生於北京，1969年赴內蒙古生產建設兵團。1976年回北京。曾任新華社攝影部國際組編輯，《中國圖片報》編輯、記者，原國家工商總局中國個體勞動者協會《光彩雜誌》副主編等職。
文章由作者授權發表；圖片提供 / 陳平
本文原載《福州文史》,於2021年2月28日重新修訂
圖文編輯 / 張麗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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