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抒 DING Shu 華夏文集
【研究報告】
從鬥“走資派”到揪“叛徒”
·丁 抒·
一九六六年六月一日早晨，人們讀到當天《人民日報》社論《橫掃一切牛鬼蛇神》時，還以為還是老一套，要橫掃的是“地、富、反、壞、右”。等到當晚八時中央人民廣播電台將北京大學聶元梓等人抨擊北大校長兼黨委書記陸平的大字報全文播發，第二天《人民日報》又“歡呼北大的一張大字報”，重申“橫掃一切牛鬼蛇神，把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進行到底”，關心時事的大學生們就都明白了：那“牛鬼蛇神”不再僅僅是“地、富、反、壞、右”，黨的高級幹部、尤其是大學的黨委書記們也在那個“一切”之中。北京大學黨委癱瘓自不必說，全市乃至全國的大學都立即沸騰起來。運動來勢凶猛，各省、市委為了應付中央，也為了保護自己，紛紛丟車保帥，拋出一些幹部，說他們是“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簡稱“走資派”），作為批判的靶子。因為是“文化革命”，文教界首當其衝，各大學的校長、黨委書記便成了運動的頭一批鬥爭對象。
八、九月間，天津南開大學的學生在調查該校前黨委書記高仰雲（時任河北省政協副主席）的問題時，發現三十年代中他曾坐過國民黨的牢，於是他們著手追查高的曆史。因聽說高在牢裏生病時，前中共中央高級黨校黨委書記楊獻珍曾喂過他飯。而楊是一九六四年被毛澤東點名批判下台的“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他們便去北京，找到了楊獻珍。經過“七審楊獻珍”，他們從他那裏得到了他們曾填寫“自首書”、刊登“反共啟事”出獄的情況及一同出獄的人名：薄一波（一九六六年時的職務是國務院副總理，下同）、劉瀾濤（中共中央西北局第一書記）、胡錫奎（中共中央西北局書記處書記）、安子文（中共中央組織部部長）、李楚離（中共中央組織部副部長）、劉錫五（中共中央監察委員會副書記）、廖魯言（農業部部長兼黨組書記）、周仲英（國家經委副主任）、徐子榮（公安部副部長兼黨組書記）、趙林（吉林省委第一書記）、劉有光（七機部副部長兼部黨委第二書記）、王德（中共中央中南局書記處書記）、王其梅（西藏工委書記）、侯振亞（福建省委書記）等，全是劉少奇係統的幹部。這對打倒劉少奇無疑提供了一個重量級的炸彈。盡管楊獻珍再三對他們說，他們當時是假自首，是根據黨組織的決定那麽做的，中共中央早已作過結論，紅衛兵卻不理會那一套。壞蛋抓得越多越光榮，他們根本不相信毛澤東會同意共產黨員向敵人假投降。所以薄一波等人一定是叛徒無疑。十一月初，他們發出《告全國人民書》，到處宣傳他們揪出了一個大叛徒集團。在給周恩來的信裏，他們寫道：“這是個龐大的叛徒集團。他們多屬高幹，職位很高，權力很大，涉及麵很廣，根子很硬，危害甚大，建議黨中央立即成立專案組。我們要協助黨中央把這個叛徒集團鏟除淨盡！”（１）
紅衛兵絕未料到，他們出動幾千人次、奔波一百多萬公裏而終於調查清楚的“叛徒集團”，對周恩來根本不是新聞。收到南開大學紅衛兵的報告，他並沒有予以重視。當時，幾乎所有的高級幹部都是紅衛兵“炮打”的對象，他沒有時間一一向他們解釋。
要是前中共中央華東局第一書記柯慶施不死，事情就會簡單得多。因為這個案子是他一手操辦的。一九三六年春，他作為中共中央北方局組織部長，向新上任的北方局書記劉少奇提出一個問題：日本可能占領北京，而北京的監獄（北平軍人反省院）中關押著一批黨的骨幹，如薄一波、劉瀾濤、安子文等。若日本人占領平、津，他們可能會被殺害。而當時的國民黨當局宣布，在押的共產黨隻要寫一份自首書，表示放棄共產主義，出獄後不再從事中共的活動，便可釋放。柯建議，讓他們按國民黨的要求，辦個手續出獄。為了營救這批同誌，劉少奇同意向中央請示，並通過秘密管道通知獄中黨支部。柯慶施通知北平市委負責人李葆華（安徽省委第一書記）和徐冰（中共中央統戰部長），由也在北平陸軍監獄被關押過、並擔任獄中黨支部書記、因病被保釋的孔祥禎（第一輕工業部黨組書記兼第一副部長）寫信，讓他們“用自首方式和登報啟事的辦法”出獄。
信件經魏文伯（中共中央華東局書記）等遞給北平軍人反省院同情共黨的看守班長牛寶正，轉交被關押的共產黨員的支部書記薄一波。起先，薄等懷疑那是國民黨設的圈套，沒有執行。（２）他們又擔心寫“自首書”出去後，會被指為叛徒，遂提出三項要求：自首出獄的責任要由黨負責。自首出獄後不受歧視。自首出獄後要按正式黨員分配工作。劉少奇接到獄中同誌的要求，立即給當時在延安的中央負責人寫了一封信。當時中共沒有主席，處理劉少奇的信的是自一九三五年遵義會議後擔任總書記的張聞天。據他的夫人劉英回憶，：“少奇同誌請中央立即決定，事情來得很急（因為如果日本人侵占平津後就不能辦了），又是如此重大，聞天當即與當時主要領導同誌商量，決定予以批準。”（３）張聞天在文革中寫的交待材料還說，劉少奇“還附帶寄來了獄中幹部提出有三個條件的請求書，要我簽字，好使獄中幹部相信，中央是同意那樣做的。我……複信表示同意他的意見，並也在請求書上簽了字，退回去了。”（４）
確認已獲中共中央批準後，除個別人認為那是向敵人投降、拒不執行之外，六十一個在“北平軍人反省院”的共產黨員集體辦理了自首出獄手續，在一九三六年八月三十一至九月二日的《華北日報》刊登的由楊獻珍起草的“反共啟事”是他們與國民黨監獄當局幾度談判、妥協修改的結果，取消了原來“啟事”中“共產主義不適合中國國情”的字句。全文如下：
徐子文反共啟事
子文前因思想簡單觀察力薄弱交遊不慎言行不檢致被拘禁於北平軍人反省院反省自新當茲國難時期凡屬中華青年均須確定方針為祖國利益奮鬥餘等幸蒙政府寬大為懷不咎既往準予反省自新現已誠心悔悟願在政府領導之下堅決反共做一忠實國民以後絕不參加共黨組織及其他任何反動行為並望有為青年俟後莫再受其煽惑
特此登報聲明
末尾署名者為徐子文等。徐子文是安子文的假名。在“反共啟事”中，他們全都用了假名。
簽署自首書、刊登啟事是換取釋放的一種交易，反正獲得自由後國民黨再也抓不著他們了。那六十一人出獄後，還是出生入死地為共產黨工作，其中十人在抗日戰爭和隨後的國共內戰中犧牲。真正脫黨投敵者僅有兩名，一被中共處決，一被管製。（５）
當時，在“白區”即國民黨統治區的共產黨幹部大多讚同劉少奇的“假自首”政策。如山東省委書記黎玉便提出：“抗日遊擊戰爭的發動，需要大批幹部，要營救監獄中幹部出獄。”“獄中人可以發表宣言，擁護韓主席（引者注：國民黨政府山東省主席韓複榘），在韓主席領導下抗日，擁護國民黨政府，擁護蔣介石。”“報上發表反共宣言是陳詞濫調，登不登報沒啥關係。”（６）於是，山東“自省院”幾十名共產黨骨幹獲得了自由。
全國各地都有共產黨員用“自首”、刊登“悔過啟事”的方法走出監獄或反省院。僅以從山西太原和江蘇蘇州兩地獲釋的為例，除死去的如王若飛（一九四六年參加重慶談判後回延安途中飛機失事遇難）等，大多在中共建國後成為高級幹部，如中共中央組織部副部長喬明甫、國家經委副主任郭洪濤、中共中央辦公廳副主任龔子榮、全國物價委員會副主任劉岱峰、中央民族事務委員會副主任薛向晨、中華全國供銷合作總社副主任王卓如、國務院二辦主任徐邁進、國務院六辦主任李浩然、國務院副秘書長楊放之、國家計委副主任宋劭文、山西省委書記兼副省長鄭林、中共中央西南局書記處書記閻秀峰、建工部部長劉裕民、外交部副部長章漢夫、化工部副部長梁膺庸、上海市副市長宋日昌、江蘇省副省長管文蔚等。
薄一波等出獄後，柯慶施曾對他們說：“你們出來時還拿架子，三請諸葛亮才出來。”柯是政治局中除林彪外最受毛澤東倚重的成員，若不是他突然於一九六五年春病死，一定會成為毛搞文化革命的主要助手。而他雖會死心塌地地幫毛搬倒劉少奇，卻不會在這件事情上大作文章，“劉少奇叛徒集團”也就不成立。可能毛澤東也就不會想到最後用“叛徒、內奸、工賊”的帽子來扣死劉少奇，文化革命的曆史也就要重寫了。
差不多在南開大學紅衛兵追查“叛徒”的同時，中共中央西北局所在地西安的大學紅衛兵在追查西北局第一書記劉瀾濤的問題時也發現，在《華北日報》刊登“反共啟事”的“劉華甫”就是劉瀾濤。整個省城馬上炸了鍋。紅衛兵來勢洶洶，劉瀾濤無所適從，以西北局的名義於十一月二十三日向周恩來緊急請示。對天津紅衛兵的報告未予重視的周恩來，接到西北局的報告後，才覺得不表態不行了。他於二十四日擬寫了中共中央給西北局的批複：“請向南開大學紅衛兵和西安炮打司令部戰鬥隊同學說明，他們揭發的劉瀾濤同誌出獄的問題，中央是知道的。如果他們有新的材料，可派代表送來中央查處，不要在大會上公布和追查。”（７）
中共高層對“六十一人叛徒集團”一說之荒謬知之甚詳。一九三六年，張聞天在延安主持會議討論劉少奇的報告時，毛澤東是持讚成意見的。在文革中被關押時，薄一波就出獄經過寫過一篇自述：“兩位紅衛兵要我寫出草嵐子監獄（即北平軍人反省分院）的情況和我一九三六年出獄的經過。我考慮過了，認為有必要把這段曆史寫清楚，公諸大眾。”他知道紅衛兵後麵是中央專案組，他寫的材料將會送交中央，因此詳細寫了約一萬五千字。他承認“登《啟事》是事實”，接著將被捕經過和在監獄裏與敵人鬥爭、最後辦手續出獄的情況一一寫清。最後寫道：“一九四三年秋天，我到延安學習，……毛主席找我談話時，我將這一段監獄生活和出獄經過向毛主席作了簡要匯報。……當我匯報我們是執行中央代表劉少奇和北方局的指示登了《啟事》之後出獄的，主席說：‘這件事我們知道。中央完全負責。’後來，主席讓我把這次出獄的人開個名單，我寫好後送給了主席。主席在這個名單上寫下了：‘北方出獄幹部，一九四五年一月薄一波寫出，存。’”一九八○年，中共中央組織部查出此批文，證實了薄一波所言。（８）一九四三年薄一波向中共中央書記處書記任弼時匯報時，任也對薄說此事“中央完全知道，是劉少奇和北方局建議，中央作了討論後讓你們出來的。”（９）一九四五年毛澤東聽取周仲英匯報後，再次說：“這件事我知道。”（１０）一九六二年中共中央組織部部長安子文還將那批出獄幹部的名單列出，交給總書記鄧小平，在中央書記處備案。（１１）可見這事在黨內早有結論。
在擬就中共中央給西北局的批複信後，周恩來趕緊將他的批複件送毛澤東審批。他相信毛會同意他的意見，便同時給毛寫了封信，說“經與陶鑄、康生兩同誌商量，因這一集體自首案牽連人甚多，而當時確為少奇同誌代表中央所決定，‘七大’、‘八大’又均已審查過，故中央必須承認知道此事。”（１２）
一收到周恩來十一月二十四日的文件，毛馬上簽字批複“照辦”。（１３）其實，兩個月前的九月十六日，康生曾把薄一波等六十一人出獄時在報上登的“反共啟事”的影印件給毛看，並說：“我長期懷疑少奇同誌要安子文、薄一波等人‘自首出獄’的決定。”“這一決定是完全錯誤的，是一個反共的決定。”那時，毛對康生的說法不以為然，沒理睬他。（１４）可見，當時毛澤東沒有在這個問題上作文章的打算。
周恩來剛發出給西安的回電，又收到了吉林省委的急電。因長春的大學生從天津南開大學紅衛兵處得知，“六十一人叛徒集團”裏的“羅林詳”就是吉林省委第一書記趙林的化名，於二十五日貼出“趙林是大叛徒”的標語。二十六日，周恩來讓中央辦公廳發電給東北局及吉林省委：“請向南開大學八·一八紅衛兵和其他革命同學說明，他們揭發的趙林同誌出獄的問題，中央是知道的。如果他們有新的材料，可派代表送來中央查處，不要在大會上公布和追查。”三十日，周恩來再次發電給東北局及吉林省委，讓他們轉交致吉林毛澤東主義教育大學（即吉林師範大學，一九六六年八月紅衛兵改名）“紅色造反團”、毛澤東主義紅衛兵王秋紅的複電，重申二十六日的電報內容，並指出“希望你們不要在群眾大會上公布和追查，也不要發傳單、塗寫標語。”（１５）他還打電話到沈陽，指示中共中央東北局第一書記宋任窮，“不能讓小將們在這個問題上胡亂發難。”並要宋依照他的話回答紅衛兵：“趙林的出獄問題中央是知道的。”（１６）
此時，中共中央統戰部部長徐冰雖然已被打倒，但他是當年親自辦理薄一波等人出獄手續的人。他見三十年前作了決定的事情又翻了出來，便於十二月七日將當年中共中央如何作決定的經過寫下，分送周恩來、康生和中央政治局常委李富春。其實，康生對薄一波等出獄的情況也很清楚。當年與薄一波同在“北平軍人反省院”的共產黨員劉格平（一九六六年時為山西省省長），因堅持不肯填寫“自首書”，直到一九四四年才被釋放。連康生都認為他太固執，曾對於光遠、曾彥修二人說：“劉格平這個人太古板，中央有指示他也不出監獄，多坐了八年牢。”一九四四年康生在延安中央黨校作報告，講到“列寧認為黨的策略要機動靈活”時，曾以此事為例，說明“我黨中央采取了機動靈活的策略，要薄一波等同誌接受敵人辦理手續的條件……”（１７）一九四五年中共召開“七大”，康生作為“代表資格審查委員會”成員，亦未就薄一波等刊登啟事出獄一事質疑他們的代表資格，更沒阻撓其當選為中央委員。中共曆史上糾纏此事以達其政治目的者僅高崗一人。一九四五年中共召開“七大”、醞讓中央委員名單時，他曾以“自首變節”為由，反對薄一波等進中委，因得不到毛澤東支持而作罷。一九五四年，高崗貴為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在黨內的地位卻不如劉少奇。他欲取劉少奇而代之，其炮彈之一就是劉當年支持薄一波等刊登《反共啟事》出獄，而且劉本人也曾被捕過，也有叛變嫌疑。但那時毛權衡黨內力量後舍高取劉，高被冠以“反黨集團”首領而囚禁，兩次自殺、身敗名裂。（１８）
如今康生所以要在薄一波等“自首變節”一事作文章，不過是想幫毛的忙，找一條打倒他們的捷徑而已。當時，他看毛澤東不予回應，便沒在此事上繼續糾纏。
按說，這“六十一人叛徒集團”的問題就應當過去了。可是，到了一九六七年初，毛澤東發現，文化革命的阻力相當大，他能用來清除劉少奇係的幹部的罪名並不多。而那批幹部不除，他們就還會留在中央委員會裏，開起會來都還有一票。這是他不欲見的。他原先覺得，六六年十月間他親自宣布了薄一波是“反黨、反社會主義分子”，問題就解決了；現在看來，要將薄一波按“反黨、反社會主義分子”定罪並不容易。而紅衛兵抓“叛徒”、“自首變節分子”提醒了他：劉少奇的最大資本是“白區工作”。劉少奇係的幹部基本來自國民黨統治區，被捕過的比例相當高。給他們一頂“叛徒”的帽子，問題就全解決了。方便，幹淨。於是他決定利用紅衛兵“揪叛徒”的舉動，將薄一波們置於死地。
這麽做，毛多少有點心虛。二月三日，毛會見阿爾巴尼亞共產黨領導人時，替自己解釋道：“有些過去是共產黨被國民黨抓去，然後叛變，在報上登報反共。那個時候我們不知道他們反共，不知道他們所謂‘履行手續’是一些什麽東西。現在一查出來，是擁護國民黨，反對共產黨。”（１９）
毛的這個“現在一查出來”，自然是哄哄友黨同誌的。因為他根本就沒有去查，事情明擺著，不需要去查。“現在已經查明”是毛澤東發明的一大武器。早在一九五五年宣布胡風是反革命的時候，毛用的就是一句“胡風的這篇簡單的曆史是最近才查明的”。（２０）五九年廬山會議時，為了打倒彭德懷，又把這武器拿出來了：“現在已經查明，彭德懷和黃克誠早就同高崗形成了反黨聯盟。”（２１）六六年五月，為了給文化革命點火，把鄧拓拿出來開祭，也是這樣宣布的：“鄧拓是一個什麽人？現在已經查明，他是一個叛徒。”（２２）
毛澤東不必擔心有人會追究他說的“查”是什麽，他不為這些操心。隻要確保把那批幹部打下去，使他們永不能東山再起就成了。給劉少奇栽贓的事自有爪牙去辦。搞文字遊戲，康生是能手。一九六七年三月十六日，康生搞的中共中央文件《薄一波、劉瀾濤、安子文、楊獻珍等六十一人的自首叛變材料》送到毛澤東了那裏。對於文件中說的，“薄一波等人自首叛變出獄，是劉少奇策劃和決定，張聞天同意，背著毛主席幹的”，“揭露這個叛徒集團，是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偉大勝利，是毛澤東思想的偉大勝利”，毛顯然非常滿意。他不在乎文件中“背著毛主席幹的”是句謊言，大筆一揮，批準印發全國。（２３）那“六十一人叛徒集團”中還活著的成員中，有二十二名擔任省委書記、副省長、中央機關副部長以上的職務，十三人為司局級幹部（包括南開大學前黨委書記高仰雲）（２４）。這些劉少奇麾下的所謂“白區幹部”都被殃及，成了“叛徒”，基本被清除。一九五○年中共進軍西藏時的先遣隊司令員兼政委王其梅、東北大慶油田副總指揮王新波等被殘酷整死。
周恩來起初是力保薄一波的。在八月間薄因被揪鬥跌傷時，他曾批示“擬同意薄休養六個月”，想把他保護起來免受批鬥。現在看到毛澤東態度明朗，蓄意要借“叛徒”問題打擊劉少奇的勢力，他便不再為那六十一人說話，好象去年十一月他給毛寫的信以及毛的批複都壓根不存在似的。不過，在薄一波因長期“監護”身體衰弱、危及生命時，周恩來將他送進醫院保護起來，救了他一命。所以後來薄一波說，如果沒有周的關懷，他也許早已被迫害死了。（２５）
副總理兼公安部部長謝富治則緊跟形勢，竭力為“揪叛徒”運動造勢。他鼓動紅衛兵四處出擊：“三五年到三六年叛變自首的沒有一個好人，你們認為有必要抄家就抄家，你們認為有必要提審就提審，我們支持你們。”（２６）
本來，黨的高層都知道柯慶施在“六十一人”事件中起的作用。但柯慶施是“毛主席的好學生”，為免紅衛兵將他拖進去，亂了自家陣腳，中央文革特地給南開大學“八·一八紅衛兵”發去電報：“柯慶施同誌是個好同誌。華北一批人叛變自首的問題，柯慶施同誌沒有責任，不要對柯慶施同誌采取任何不好的措施。”（２７）為了將“自首叛變”的罪責完全安在劉少奇頭上，專案組審訊“叛徒”們時不許他們在交代材料中寫上毛澤東知道他們出獄的事。專案組明確告訴薄一波：“你講這個問題一定要避開毛主席、黨中央知道。你不講對黨有利，講了對黨不利。（如果不講，）我們解決你的問題時可以考慮（從寬）。”（括號內為引者所加）（２８）薄一波堅持如實寫下曾向毛匯報過，並給毛寫信申訴。可是沒用，毛澤東不認帳了。此時劉少奇被軟禁，周恩來不吭聲，能澄清事實的，隻剩張聞天一人。 張聞天自一九五九年起就已是戴罪之身，早被鬥得嗚呼哀哉。南開大學紅衛兵找上門後，更被糾纏得脫不了身。當初中央討論後張聞天簽字回覆劉少奇，“他的批複，應該看作是代表中央的。”（２９）但現在毛澤東是偉大領袖，他是“反黨分子”；毛不認帳，他就不敢實話實說。在給康生連去兩封信希望中央對此事作一澄清卻得不到回音的情況下，他隻好以給審訊他的“南開大學抓叛徒戰鬥隊的同誌們”寫信的方式，自己把責任承擔下來。
這封寫於一九六七年二月十八日的信，是一堆真話和假話的混合。一方麵他不肯寫材料說那六十一人是叛徒，堅持說“六十一人出獄是經過我簽字批準的，當時我是中央負責人。”另一方麵為迎合毛澤東清洗劉少奇的意圖，他又寫道：“此案的直接主謀者、組織者和執行者是劉少奇。他利用他的資產階級招降納叛幹部政策，以實現他篡黨、篡軍、篡政的政治野心。”（３０）
據張聞天的妻子劉英回憶，當時張聞天如果說六十一人出獄的事毛澤東知道，就等於“炮打無產階級司令部”，這罪名他“擔待不起”。（３１）為了避免被指為“攻擊毛主席”，張聞天謙恭地說：“（我）沒有請示我們的偉大領袖毛主席，沒有提到中央會議上正式討論，而輕率地以我個人的名義，同意了劉少奇的建議，並在請求書上簽了字。這樣我不但違反了黨章、黨紀的規定……而且也給劉少奇招降納叛幹部政策打開了方便之門。我在這個問題上犯了嚴重的反黨罪行，而且也成了劉少奇的幫凶。”他還特地含混不清地說：“劉少奇的信，我以後交給什麽人看了，我現在也記不清楚了。我現在記得，當時我沒有把此事報告毛主席，或提到中央特別討論。以後在中央什麽會議上或同中央什麽人談過沒有，現在也記不起來了。”（３２）
雖替毛作了掩蓋，張聞天還是不能脫身。因為他把責任攬到了自己身上。康生派人恐嚇他：“這個案子是劉少奇背著中央搞的，你張聞天為什麽承認是你批準的？以後再瞎說，後果由你負責！你應該給子孫後代留條後路。”張拒不改口，並對妻子劉英說：“我可能被逮捕。”果然，從一九六七年五月十六日起，他被就地“監護”，見不了妻子的麵了。（３３）
揪出“六十一人叛徒集團”，對康生來說，也是個大勝利。毛對他的倚重與日俱增。他食髓知味，又把眼睛瞄準另一批人，弄出了個“新疆叛徒集團”。原來，一九四五年底，蔣介石委派親中共的張治中去新疆主政之前，周恩來囑托張設法釋放已被盛世才關押了幾年的一百餘名共產黨員。張到新疆後，幾次給蔣介石打電報請求釋放那批在押的共產黨員，終獲蔣介石首肯。一九四六年六月，那批幹部“聲明脫黨出獄”（３４）。
說是“聲明脫黨”，大家都知道那是演戲。那批共產黨員回延安前，張治中不僅舉行宴會為他們送行，還派了一位將軍一路護送。他們回到延安時，中共領導人包括毛澤東都曾親赴歡迎晚會。現在康生卻說：“新疆回來的那批人是叛徒集團，他們和張治中勾結起來隱瞞曆史回延安的。”在他的煽動下，紅衛兵四處衝擊那些幹部所在的機關，要將他們揪出去鬥爭。
所謂“新疆叛徒集團”是怎麽回事，毛澤東也清楚得很。那批幹部級別稍低，同劉、鄧瓜葛不深，毛澤東沒有清洗他們的計劃。周恩來明白替他們說話不致與毛衝突，所以親自出麵向揪叛徒的紅衛兵代表說明：“新疆那批同誌出獄是黨中央提出來的。我向張治中要求，由張治中先生的部下送回延安的。這批同誌沒有問題，黨中央是做了結論的。”（３５） 可是事情沒完。那批人中有一個時任江西省省長的方誌純，一九五九年夏，毛澤東在江西廬山開會時，趁江青遠在杭州，托方誌純夫婦秘密安排，將其二十年未見的前妻賀子珍（雖並未履行離婚手續）接到廬山，見了一麵。因消息走漏，江青馬上向毛要求去廬山。毛不得不讓賀子珍在他們見麵的第二天、江青到達之前下了山。從此二人生前未再見麵。
江青探知方誌純牽線的事後，沒有馬上發作。君子報仇，十年不晚。現在江青宣布方是“新疆叛徒集團”的首腦，唆使北京的紅衛兵南下，到江西把他抓走，關進了監獄。這時，毛澤東知道江青為什麽恨方誌純，但此刻江青是他最可靠的親密戰友。他無需為了一個方誌純而破壞他與江青的合作。於是“打倒大叛徒方誌純！”的標語立刻在全國散布開去。
因此案牽連前國民黨將領張治中，有人到張處調查事件經過以及當初周恩來對張的囑托。張趕緊報告周恩來，要他警惕。（３６）可殊不知周恩來早已退縮，象上回“北平軍人反省院”的案子一樣，毛澤東既已默認“叛徒集團”的說詞，他便不再堅持“這批同誌沒有問題”，聽任他們一一落網、成了囚徒。方誌純在鐵窗下蹲了八年，還算幸運。九十名同被投入大牢的“新疆叛徒集團”成員被折磨死了二十四個，包括中共中央東北局第三書記馬明方。（３７）
揪“叛徒”是個行之有效的好辦法。隻要被捕過，就可以指為叛徒而打倒。僅根據“執行劉少奇修正主義路線”一類的罪名，沒法把那些幹部打得“永世不得翻身”。唯有“叛變革命”一條是所謂“鋼鞭材料”。一九六六年八月取代被打倒靠邊的鄧小平主持中央日常事務的陶鑄，是一九三七年抗日戰爭全麵開展，國共合作，國民黨集體釋放共產黨要犯時，中共向國民黨交涉、點名要人後，從南京陸軍監獄被釋放的。一九六七年初，毛澤東決定搞倒陶鑄，江青一月四日接見湖北紅衛兵代表時宣布“他是叛徒，我們有證據”（３８），陶便直到被整死也沒翻身。上海市市長曹荻秋，也是因國民黨執行協議放人而從蘇州反省院獲得自由的。四月十二日，江青在中央軍委擴大會議上說他是“叛徒、自首變節分子”，隨後上海召開鬥爭曹的電視大會，就對全市人民公布：曹荻秋是“叛徒”。經過數年調查，曹荻秋專案組於一九七二年七月交出報告說：曹在國民黨監獄裏“沒有暴露身份，沒有出賣同誌，沒有出賣組織，定叛徒沒有確鑿證據。”但當時的上海市委書記徐景賢下令：“就是應該寫曹荻秋在被捕期間暴露了共產黨員身份，出賣了組織，出賣了同誌。”專案組便修改報告，說他出賣黨組織，是個“大叛徒”。（３９）政治局委員、中宣部部長陸定一的“專案”，由謝富治主管。他先毫無根據地猜測陸“很可能是叛徒”，繼而便宣布陸“是個階級異己分子、叛徒”，“殺他十個頭的罪都夠了”。（４０）
文革初期的全軍文革小組組長劉誌堅被打倒，也是因為“叛變”。抗日戰爭期間，有一天劉誌堅被日軍俘虜，但當天中共冀南部隊司令部就接到地下情報組織的消息說日軍將通過某地，於是打了個伏擊，將劉救了出來。顯而易見，他不是叛徒。但江青要打倒此人，就給了他一個“叛徒”身份，關了起來。以“叛徒”罪被打倒的還有中共中央統戰部副部長張執一、四川省委第一書記廖誌高、天津市委書記張淮三等。
李楚離（中共中央組織部副部長）曾是冀東黨的領導人，領導過一九三八年冀東大暴動。李成叛徒，冀東黨組織也成了“國民黨”。這是文革中的一件大案，八萬多人受株連，三千人死於非命。（４１）
陝西省委第一書記霍士廉一九四二年時任中共魯中區黨委書記。當時日本占領軍“強化治安”，屠殺和誘降並用，允共產黨員“自首”，不咎既往。霍士廉主持擬定《魯中區黨委關於反自首的決定》：“為了保存黨的力量，掩護一部分同誌，根據情況可以組織一部分黨員和群眾去自首。”“在反共宣言、反共啟事上簽了個名字……不算自首。”文革中，西安交通大學的紅衛兵據此說霍士廉是叛徒，堅決要打倒他。一九六七年七月，中央文革通知陝西軍區，把霍士廉“交給革命群眾批判鬥爭”。六日，西安召開十多萬人大會鬥爭霍士廉，最主要的口號就是“打倒大叛徒霍士廉！”（４２）
“抓叛徒”成了運動。一時間，全國各地凡被捕過的人，差不多都成了“叛徒”。據全國統計，僅在一九六七年的頭五個月裏，因曆史上曾被捕、被俘，被指控為“自首變節”或有自首變節嫌疑的人，共達五千二百餘名，其中有幾百人被殘害致死。（４３）譬如革命樣板戲《紅色娘子軍》描寫的是三十年代海南中共遊擊隊女子軍第一連的故事，一九三二年該連被國民黨軍打散，大部被俘，包括第二任連長馮增敏。（第一任連長龐瓊花於一九三一年女子軍成立後不久被送到根據地“審查”時死去。）馮被釋放後，找到共產黨繼續革命。但既然被捕過那就是“叛徒”，她很快就被整死了。
被打成“叛徒”的還有一大批曾打入敵人陣營工作的幹部。按中共副主席陳雲的說法：“當時黨組織決定一些黨員在敵偽政權中任職。……這些黨員，在文化大革命中也大體被定為叛徒。這是一個涉及到數量更大的黨員的政治生命問題……”（４４）
始於一九六七年初的“揪叛徒”運動，不僅斬斷了劉少奇的左右手，基本摧毀了劉少奇班底，而且“叛黨組織路線，招降納叛的組織路線”更成了劉少奇的一大罪狀。最重要的是，毛澤東由此理出一條線索：要把劉少奇打倒，永世不得翻身，“叛徒”是比“走資派”更好的帽子。若劉少奇是個叛徒，給他定案的難題就一下子可以解決。販夫走卒可以弄不清什麽是“走資派”，幾億農民可以擁護劉少奇的“三自一包”。“叛徒”、“內奸”卻是人人喊打的。在發現可以用此罪扣死劉少奇之前的一九六七年二月中旬，毛澤東還打算象對待滯蘇不歸的王明一樣處理劉少奇，三次與張春橋、姚文元談話，說“看來‘九大’還要選他當中央委員”。（４５）到三月間就不再那麽說了。
三月是個關鍵：九日，陳伯達在中央軍委召開的軍以上幹部會上傳達毛澤東批判劉少奇的著作《論共產黨員的修養》的意見：“毛主席認為，這本書脫離階級鬥爭……是欺人之談”；“毛主席說，這本書是唯心論，是反馬克思主義的。”（４６）十日，毛澤東回複寫信給他、說“切不可打倒劉少奇”的文史館館長章士釗：“尊計似應緩行”，並派人把有關劉少奇的材料送給章士釗閱讀。章看罷歎道：“這些‘罪狀’，純係蓄意致劉少奇於死地。”（４７）十六日，毛澤東批準在重印《毛澤東選集》時刪去《整頓黨的作風》一文中稱讚劉少奇的一段話；（４８）同一天，他批發中共中央文件《薄一波、劉瀾濤、安子文、楊獻珍等六十一人的自首叛變材料》。二十一日，中央常委討論“劉少奇在一九二九年叛黨嫌疑問題”，毛澤東批準康生寫的劉少奇曾被捕叛變、應立案審查的報告，並指定康生負責劉少奇一案。（４９）差不多同時，毛審閱並批準發表戚本禹的文章《愛國主義還是賣國主義？》。（５０）
三十日，戚本禹的文章刊登在《紅旗》雜誌上；三十一日，中央人民廣播電台向全國播放這篇文章。這是徹底打倒劉少奇的號角。戚本禹對人人皆知的那個“你”，寫道：“你是假革命、反革命，你就是睡在我們身邊的赫魯曉夫！”這是毛澤東首次正式用爪牙之口宣布給劉少奇定死罪。
戚本禹的文章中對劉少奇提出了八個“為什麽”，第一個就是：“為什麽你要在抗日戰爭爆發前夕，大肆宣揚活命哲學、投降哲學、叛徒哲學，指使別人自首變節，要他們投降國民黨，叛變共產黨；公開發表‘反共啟事’，宣誓‘堅持反共’？”（５１）
中南海的“衛東”戰鬥隊於四月六日給劉少奇發了個“緊急通令”，要他回答戚本禹文章中所提的問題。劉於四月十四日交出“向中南海‘衛東’革命造反隊的檢查”，對那八項指控一一回答。他寫道：
“中南海‘衛東’革命造反隊的同誌們：你們一九六七年四月六日給我的緊急通令中第二條限劉少奇於四月十日以前寫出書麵檢查，具體回答戚本禹同誌的文章中所提出的八個‘為什麽’的問題。現答複如下：
“㈠一九三六年三月，我作為黨中央的代表到達天津（當時黨的北方局所在地），當時北方局組織部長柯慶施同誌向我提出了一個問題，說：北京監獄中有一批同誌，他們的刑期多數已經坐滿，但不履行一個手續，就不能出獄。柯問我是否可以履行一個手續？我當時反問柯，你的意見如何？柯慶施同誌說，可以讓獄中的同誌履行一個手續。我即將此種情況寫信報告陝北黨中央。請中央決定。不久就得到中央答複，並接到由張聞天簽字的獄中幹部提出的三個請求條件。獄中同誌看了，知道這是中央同意這樣辦的。我將中央的答複交由柯慶施同誌去辦理。……”（５２）
劉的答複被抄成大字報在中南海內貼出，但幾個小時後即被撕碎。這是劉少奇對“招降納叛”的指控所作的唯一正式的回答。但正如章士釗所言毛已“蓄意致劉少奇於死地”，無論他如何解釋都沒有用了。以後在中南海的小規模鬥爭會上，隻要他一開口，就有人用《毛主席語錄》本敲他的嘴和臉，喝令“不準放毒！”劉少奇的嘴也就從此閉上，再也沒有作任何辯解。
至於劉少奇本人的“叛黨嫌疑問題”，毛澤東已指定康生負責去辦，實際由康生和江青共同領銜。早在一九六六年十二月十八日“劉少奇專案組”就已變相成立。鑒於劉少奇是國家主席，身份特殊，當時的名稱是“王光美專案組”，對外叫“中央辦公廳丙組”，五月後改叫“劉少奇、王光美專案組”，有時叫“劉少奇專案組”，有時叫“王光美專案組”。組長是謝富治，開始副組長是江青，經江青提議改成汪東興後，江青實行垂廉聽政。（５３）謝富治指示專案組：“大叛徒劉少奇一案，主要工作都是由江青同誌親自抓的。今後一切重要情況的報告和請示都要直接先報告江青同誌。”專案組曾向江青、康生提議聽取劉少奇本人的申訴，被否決。江青不滿意該專案組負責人蕭孟的表現，於一九六七年十一月將他逮捕下獄。江青自己也曾揚揚得意地對中國京劇團等單位的人自誇：“我現在擔負著第一個大專案。……我現在可以告訴你們，劉少奇是一個五毒俱全的大反革命、大內奸、大叛徒、大特務。”（５４）她還指稱劉少奇夫人王光美是“美國特務”，建議將王處死。大約擔心那將貽笑於曆史，毛未予批準。（５５）
其實江青自己也被捕過。一九三四年九月，她在上海被捕，經人交保釋放前也寫過自首書。（５６）早先，她自己並不把這事看得很重，一九三七年從上海赴延安途中，曾經在西安將自首出獄的經過告訴過別人——在上海認識的女共產黨員徐明清。中央文革小組組長陳伯達也一樣，不僅被捕過，而且在國民黨將領張貞出麵保釋他出獄前，與那“六十一人”做過難友。如今他們在劉少奇的曆史問題上大作文章，不過看準這是扳倒劉少奇的捷徑罷了。
“叛變投敵”成了毛澤東打倒政敵的武器。三年後要打倒陳伯達，他故伎重演，把“叛徒、特務”的帽子扣到了他頭上：“陳伯達早期就是一個國民黨反共分子。混入黨內以後，又在一九三一年被捕叛變，成了特務。一貫追隨王明、劉少奇反共。他的根本問題在此。所以他反黨亂軍，挑動武鬥……都是由此而來。”（５７）他沒解釋怎麽會讓陳伯達當了三十年的助手。他知道沒人敢公開質疑他的講話。至於陳如何“一貫追隨王明、劉少奇反共”，就更不需要論證了。一九七三年中共中央下達的文件中，陳伯達的正式帽子是“國民黨反共分子、托派、叛徒、特務、修正主義分子”（５８），反正怎麽方便怎麽扣就是了。
要把劉少奇定為叛徒，讓長期擔任中共中央組織部部長的安子文出麵指證最方便。康生指使專案組對在押的安子文說：“你立功的機會到了，你隻要寫個劉少奇是叛徒的證明，就可以馬上把你放出來，可以跟家人團聚，還可以恢複工作，將來開‘九大’時還可以當中央委員。”（５９）安拒絕後，他們重點著手的，一是一九二九年劉少奇任滿洲省委書記時與他一同被捕、一同被釋放的省委組織部長孟用潛；一是一九二七年在武漢曾與劉少奇有過工作關係、後脫離共產黨的丁覺群。在十幾個人輪番逼供幾天幾夜不得休息的情況下，他們一度堅持不住，分別寫了偽證。但事後馬上就翻供。專案組一則批鬥、一則威脅：“要考慮你的性命和全家的問題”，對翻供一概置之不理。丁於一九七二年被釋放後，曾對他的兒子說：“我深深知道，劉少奇早已被打倒了，現在隻是要找到一些能夠說明所以必須打倒的罪證材料公布於世，以求名正言順。我不能使他們如願以償，我是下不了台的。”（６０）實際情況正是這樣。毛澤東發動文革，是為了打倒劉少奇。劉少奇必須被打倒，而所有“能夠說明所以必須打倒的罪證材料”中，最過硬、最能使全黨乃至八億人民都認同的，莫過於“叛徒”了。
一九六八年十月，題名“劉少奇在一九二五年、一九二七年、一九二九年被捕叛變、投降敵人、充當內奸、工賊的反革命罪行”的審查報告，通過中發〔６８〕１５２號、中發〔６８〕１５５號文件，下達全黨、全國。同時發布的中共中央八屆十二中全會公報說：“這個報告以充分的證據查明：黨內頭號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劉少奇，是一個埋藏在黨內的叛徒、內奸、工賊，是罪惡累累的帝國主義、現代修正主義和國民黨反動派的走狗。”（６１）
但那“充分的證據”卻是紙糊的。該文件指控劉少奇一九二九年在東北被捕後投降，“由於劉少奇積極地給大軍閥張學良提供情報，使滿洲省委及其所屬地下黨組織遭到嚴重破壞，許多共產黨員被捕、被殺。”（６２）而曆史事實是：“在張作霖、張學良統治東北時期，除一位鼓動兵變的共產黨員韓淵波同誌被殺以外，直到‘九·一八事變’為止，東北地區沒有任何同誌被殺。”（６３）
“叛徒”、“內奸”、“工賊”這三頂帽子的影響力，遠大於批判劉少奇“走資本主義道路”的效力。八屆十二中全會後全國大張旗鼓宣傳的，不是劉少奇如何“走資本主義道路”，而是他如何叛變投敵。在轟炸式的宣傳下，國人無不知劉是“叛徒”、“內奸”、“工賊”，對其“走資”反而不甚了了。譬如贛東北各村莊當作批判靶子豎立的劉少奇泥塑像，脖子上掛的黑牌寫的都是“叛徒、內奸、工賊”，而不是“走資派”。（６４）
一九六九年四月初，中共召開為文革慶功的“九大”。但周恩來在“九大”閉幕那天的全體會議上的發言，卻隻以摧毀了“以叛徒、內奸、工賊劉少奇為代表的資產階級司令部”來證明文革“是完全必要的”；陳伯達總結文革成果，也僅說“摧毀了以叛徒、內奸、工賊劉少奇為首的修正主義集團，摧毀了劉少奇所代表的資產階級司令部”，兩人對“走資派”都隻字未提。這顯然不是疏忽，而是因為“走資本主義道路”不夠給劉少奇定罪。除了“叛變投敵”的罪名外，毛澤東已拿不出什麽法子向全國交待。
就“批倒批臭”劉少奇而言，“叛徒、內奸、工賊”三頂帽子確實使毛澤東達到了他的目的。若沒那個憑空捏造的報告，將無法徹底打倒劉少奇。對此，毛澤東十分清楚。為防備日後有人為劉翻案，他在批複鄧小平保證“永不翻案”（６５）的信、同意讓他複出時，特別說明鄧與劉不同，雖然“鄧小平同誌所犯錯誤是嚴重的”，但“他沒有曆史問題，即沒有投降過敵人。”（６６）
可以肯定，若沒有那個給劉少奇羅織罪名的報告，單憑指控他“走資本主義道路”，在八屆十二中全會上表決將劉“永遠開除出黨”時，拒投讚成票的中央委員將遠不止陳少敏一個人。即便那報告編得言之鑿鑿，認為那純屬栽贓的人還是很多。譬如遼寧省委機關女幹部張誌新針對中共中央文件對劉少奇“叛變投敵”的指控，於一九六九年八月二十五日寫下《劉少奇是我們黨傑出的領袖之一》一文：我“認為……履行手續者（指薄一波、安子文等簽自首書出獄者——丁注）本人是執行決議問題，對本人說不是個人投敵、叛黨，不應以叛徒論處。”“至於劉少奇是不是叛徒、內奸、大工賊，我有懷疑。根據是：……中央決議文件……有一段……說……找到了原來當事人，但此人一直不願出證，後來聽江青同誌講了話，劉少奇、王光美是叛徒、特務後，才出證。由此可見，出證者的真實性可靠性有多大？！”“（八屆）十二中全會根據這樣審查報告作出對劉少奇問題的決議，我是有疑問、有保留的，是不信服的。”（６７）
為此，張誌新成了“不殺不足以平民憤”的“現行反革命分子”。為怕她聲張正義，呼喊口號，劊子手在行刑前甚至割斷了她的喉管。即便在那樣的高壓恐怖下，全國仍有不少人挺身為劉少奇鳴不平。因此被定為“反革命”而判刑、槍決的，多達兩萬八千多人。（６８）據文革後最高法院給中共中央的報告稱：文革中因“反革命罪”被判處死刑的一萬四百○二人中，許多是“為劉少奇同誌冤案鳴不平而被冤殺、錯殺的”。（６９）
一九八○年初中共中央決定為劉少奇平反時，除開華國鋒、汪東興等少數幾個文革得益者，全國上下幾乎沒有什麽人反對。由此可見，真正認同對劉少奇的栽贓，相信他是“叛徒、內奸、工賊”的人，其實少之又少。
由此看來，若沒有文革初期紅衛兵的“揪叛徒”運動，劉少奇是否會那麽輕易地被打倒，文革會怎麽結束，似乎是個謎。
注 釋
（１） 一九六七年南開大學“八·一八紅色造反團”編寫的《徹底砸爛劉少奇大叛徒集團》第三頁。 （２） 人民出版社《三中全會以來重要文件匯編（上）》第二十九頁。 （３） 《嘹望》周刊一九八五年第三十三期第二十一頁。 （４） 同（１），第二十五至二十六頁。 （５） 同（２），第二十七頁。 （６） 一九六七年六月五日八機部機關“革聯”辦的《換新天》。黎玉時任八機部副部長。 （７） 同（２），第三十二頁。 （８） 馬誌剛編《大冤案與大平反》第二八四至二九九；同（２），第三十六頁。 （９） 戴煌《“六十一人案”平反昭雪的前後》，《炎黃春秋》一九九五年第十二期。 （１０） 同（２），第三十三頁。 （１１） 南開大學“衛東”紅衛兵《衛東》編輯部編寫的《粉碎劉少奇叛徒集團》第五十四頁。 （１２） 同（２），第三十六至三十七頁。 （１３） 同（２），第三十七頁。 （１４） 王年一《大動亂的年代》第二二四頁。 （１５） 《黨史通訊》一九八七年第十期第二十一頁。 （１６） 《黨史通訊》一九八七年第十期第二十一頁；《炎黃春秋》一九九五年第十二期第二十八頁。 （１７） 《人物》雙月刊一九八五年第五期中曾彥修的文章；劉寧一《康生對薄一波等六十一位同誌出敵人反省院一事的態度》，轉引自馬誌剛編《大冤案與大平反》第二八一頁。 （１８） 參見師東兵《高崗魂斷中南海》。 （１９） 同（１４），第二二六頁。 （２０） 一九五五年六月十日《人民日報》，《關於胡風反革命集團的第三批材料》的編者按語。 （２１） 一九五九年八月十六日中共中央八屆八中全會決議。 （２２） 一九六六年五月十六日《人民日報》，戚本禹的文章。 （２３） 同（１４），第二二五至二二六頁。 （２４） 同（５）。 （２５） 《新華月報》一九七九年一月號第六十五頁，薄一波的文章。 （２６） 同（１），第八頁。 （２７） 一九六七年二月十四日中央文革小組辦公室主任閻長貴傳達中央文革首長指示的電文，南開大學“八·一八紅衛兵”《大叛徒頭子劉少奇誣害柯老罪責難逃》第五頁。 （２８） 同（２），第三十四頁。 （２９） 同（２），第三十四頁：中央組織部《關於“六十一人案件”的調查報告》。 （３０） 同（１），第二十六頁。 （３１） 《嘹望》周刊一九八五年第三十三期第二十二頁。 （３２） 同（３０）。 （３３） 同（２），第六九二頁；同（３１）。 （３４） 《中共黨史資料》第二十五集第三十八頁。 （３５） 人民出版社《懷念周恩來》第一六六，一八七頁，屈武和餘湛邦（張治中的秘書）的文章。 （３６） 一九八○年十月二十四日《人民日報》。 （３７） 《中共黨史資料》第二十五集第一一一頁。 （３８） 權延赤《陶鑄在“文化大革命”中》第二二七頁。 （３９） 一九八六年群眾出版社《曆史的審判》（續集）第二○八頁。 （４０） 同（２），第七○五頁。 （４１） 馬誌剛編《大冤案與大平反》第二六一頁。 （４２） 一九六七年七月十三日，西安“革命工人造反總司令部”《紅色工人》報。 （４３） 同（２），第六九三頁。 （４４） 同（２），第十頁。 （４５） 黃啟亮《共和國十大冤案之謎》第第二二八頁。 （４６） 筆者保存的一九六七年三月九日、十日《陳伯達同誌在軍級幹部會議上的講話》記錄稿。 （４７） 同（１４），第二三一頁。 （４８） 一九六八年清華大學刊印的《學習資料》（１９６２－１９６７）第二九七頁，關於《毛澤東選集》注釋問題的指示：“《整頓黨的作風》中引用劉少奇的一段話，沒有必要，可以刪去。”“《語錄》第二百○八頁引用劉少奇的一段也刪去。” （４９） 同（４５），第二三三頁；金春明《“文化大革命”史稿》第二六○頁；黃啟亮《共和國十大冤案之謎》第二三六頁。 （５０） 同（１４），第二三二頁。 （５１） 《紅旗》雜誌一九六七年第五期，戚本禹《愛國主義還是賣國主義？》。 （５２） 一九六七年九月人民出版社資料室編印的《批判資料：中國赫魯曉夫劉少奇反革命修正主義言論集（１９５８。６－１９６７。７）》第七三三頁。但王年一著《大動亂的年代》第二三五頁和黃啟亮《共和國十大冤案之謎》第二二八頁均說劉少奇的答辯是四月七日。存疑。 （５３） 《紀律檢查工作文件選編（1978.12-1980）》第一一三頁；王年一著《大動亂的年代》第二三○頁；黃啟亮《共和國十大冤案之謎》第二三二至二三三頁。 （５４） 同（４４），第二三五、二三九頁；李耐因《偽證是怎樣製造出來的》，見《曆史在這裏沉思（１９６６～１９７６年記實）》第五卷第九十七頁。 （５５） 肖思科《超級審判—審理林彪反革命集團親曆記》第一七六頁。 （５６） 一九七七年四月二十七日《人民日報》。 （５７） 葉永烈著《陳伯達其人》第四六五頁；同上第五十七頁：毛在一九四七年前後的一次會議上曾說：“我看，國民黨也不能一概而論。譬如，張貞就救過陳伯達一命。” （５８） 一九七三年八月二十日中共中央《關於林彪反黨集團反革命罪行的審查報告》，同（５６），第一八一頁。 （５９） 金春明等《徹底否定“文化大革命”十講》第一四○頁。 （６０） 《紀律檢查工作文件選編（１９７８．１２－１９８０）》第一○五頁。 （６１） 一九六八年十一月二日《人民日報》。 （６２） 中共中央文件，中發〔６８〕１５５號第六頁。 （６３） 同（６０），第一一二頁。 （６４） 一九九六年五月《華夏文摘》增刊第八十六期，楊林《文革瑣憶》。 （６５） 一九七六年二月五日清華大學編印的《鄧小平同誌言論摘錄（初編）》第五十五至五十七頁。 （６６） 《人物》雜誌一九九四年第一期第十三頁。 （６７） 引自《共產黨員》一九八○年第二期。 （６８） 金春明《“文化大革命”史稿》第二四六頁。 （６９） 人民出版社《三中全會以來重要文獻選編（上）》第六四九頁。
□ z.ding@nr.cc.mn.us
刊登在 1997 華夏文摘增刊 zk9701a.
來源：
http://archives.cnd.org/HXWK/author/DING-Shu/zk9701a-1.gb.htm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