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國政/文 孟薑女哭長城的故事婦孺皆知。她千裏送寒衣給丈夫萬喜良，可等她趕到丈夫那裏時，卻得知丈夫已經死了。這個悲情故事完全合乎“源於生活，高於生活”的文學邏輯。這裏且不論孟薑女是否哭倒了長城，想說的是，這位傳統的中國女性當年送的是什麽寒衣。
寒衣即禦寒之衣。據專家考證，古人最長見的寒衣是裘，但隻有貴族才穿得起；其次是袍、繭。袍與繭的區別在於絮在衣服裏子與麵子之間的東西不同，絮新絲綿的叫繭，絮亂麻和舊絲綿的叫袍。《詩經秦風無衣》有“豈曰無衣，與子同袍”之句。可見，袍是戰士所服。繭相對高級一些。也就是說，孟薑女當年趕製的寒衣是袍。這種禦寒之物效果如果不得而知，但基本可以肯定，比不上今天的棉大衣。
孟薑女為什麽不製作棉大衣，而要給寒冷的北方服勞役的丈夫製一件袍呢？原因其實很簡單：那時候，還沒有棉衣。不僅秦時沒有棉，漢以前都沒有。隻是到了唐，棉花種植才引進中國。
孟薑女之後差不多過了1500多年後，棉花才開始在中國大規模種植。此事要歸功於農民出身的皇帝朱元璋。
中國棉花的貢獻有多大？以下三個方麵是最為突出的：
首先，它解決了中國人的穿衣問題。
在中國人的生活中，衣是最基本的需求之一，甚至排在了食的前麵。“衣、食、住、行”，先有衣服穿，這才叫人的生活。肚子餓一點還能硬撐著，沒有衣服穿，怎麽參加公共活動？
講“仁愛”的孟子曾有這樣的主張：“五宙之宅，樹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雞豚狗之畜，無失其時，七十者可以食肉矣。百畝之田，勿奪其時，數口之家可以無饑矣。謹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義，頒白者不負載於道路矣。七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饑不寒，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梁惠王上》）但在後人看來，百畝之田，五畝之宅，不過是孟子所理想的經濟製度，是農業社會的烏托邦，實際上並沒有實行過。尤其是上古之時，老百姓根本穿不上錦衣帛衣，隻能穿麻、毛編織品，最早見的是褐——用麻或毛撚成線編織的粗衣，不但重，而且毛糙，也不暖。有的甚至連褐也穿不上，《詩經》就有“無衣無褐，何以卒歲”的感歎。
專家們對麻被棉取代的過程說法不一，有人認為大致開始於北宋。但直到元朝，棉花種植的麵積都較為有限。《世界文明史》中寫道：中國的“植棉開始於13世紀，在明代得到了很大的發展”。草棉和亞洲棉在唐朝以前就由印度傳入中國，但直到宋朝才開始進入中原地帶種植。
明朝為什麽要老百姓大肆植棉呢？
美國學者尤金N安德森指出，明朝在時間上相當於小冰河時代的最惡劣時期，冬季寒冷無比，夏日則要麽天旱無雨，要麽大雨驟至。氣候並不是棉花生產的決定性因素。決定性因素是朱元璋做了皇帝以後所采取的以農立國的新舉措。他畢竟是從社會最低層成長起來的草根皇帝，懂得安養生息，不僅實行了屯田製度，軍糧自給，還興修水利，並在全國推廣桑、麻、棉等經濟作物的種植。朱元璋的“聖諭”中說，朝廷要“使農不廢耕，女不廢織，厚本抑木，使遊惰皆盡力田畝，則為者疾而食者寡，自然家給人足”。朝廷規定，有田5至10畝的農戶，必須植棉半畝。明朝提倡植棉的背景是多重的。允許部分稅收改用棉花交納的舉措表明，朝廷賦予棉花與絲綢並駕齊驅的地位。
棉花的種植較麻有不少優點，比如，棉田收獲的棉花纖維數量要明顯高於麻田所提供的纖維量，棉花的種植條件較麻更少限製，麻長成後要經過漚麻這道工序，泡製麻杆必須在炎熱的氣候中進行，而且還必須有活水。棉花長成後，隻需采摘下來就可以了。傳統的方法是手工勞動，而現在機械采摘已獲得成功。2005年，在新疆石河子墾區，100台進口采棉機首次對近28萬畝棉花進行采摘，采淨率達90%以上，被稱為“植棉史上的一次革命”。紡麻則是以紡車來完成的，甚至有時要裝上葉輪並以水力傳動。彈棉花纖維時使用的器械相反卻要簡單得多，一般僅由一人操縱。
八十年代以後，我國沿海城市建立起發達的棉紡加工業，我國棉花主銷區位於沿海及中心城市，如京、津、滬、廣東等地。近幾年，國家為了調整產業結構，實施“東錠西移”戰略，棉花的消費區逐漸向主產區轉移。
明時，上海至太倉是一個大的產棉區，也是一個商品棉集散地。據《農政全書》記載，“海上官民軍灶墾田幾二百萬畝，大半種棉，當不止百萬畝。”而在詩人眼裏，“眼見當初萬曆間，陳花（棉花）富戶積如山……昔年河北載花去，今也載花遍齊豫。北花高捆渡江南，南人種植知何利。”到萬曆時，棉花大麵積種植在山東河南地區已漸趨普及，而北花已向南方傾銷。棉花種植遍及南北，棉布成為國人的主要衣料。明朝還有一個特殊規定，即商賈之家不得穿綢紗。棉布生產進一步發展，呈現出取代價昂的絲織品和產量少的麻製品的趨勢。“標布”、“木棉布”這些名牌布暢銷國內外。普通百姓買不到上等棉布，自家紡織也能解決穿衣問題。在鴉片戰爭前夕，棉布的總產量已增至3．15億匹布，也就是說，每個居民占約3/4匹布。大部分農民都保存其皮棉以用於縫製粗布衣。
棉布的優點是眾所周知的。既便是今天，純棉製品依然受到廣大消費者的青睞。尤其是內衣和兒童服裝，棉織品大大優於化纖織品。改革開放以來，隨著國民生活水平的改善，棉花的需求發產了很大的變化。這與國民衣著的變化是相輔相成的。1978年全國棉花產量隻有216萬噸，經過國家的政策扶植，現在的生產量已達600萬噸左右。但這還不能滿足需要。除了自產，還需要進口。
第二是增加了農民的收入。
男耕女織是中國傳統社會的理想圖。但在棉花大規模生產以前，婦女們織的並不是棉布，而是絹，也就是繅絲織絹。古樂府詩中有“織縑日一匹，織素五丈餘”的詩句。漢製四丈為匹。據推算，一個勞動婦女，一天工作，大致可以織綢四五丈之多。“孔雀東南飛”一詩中有“十三能織素，十四學裁衣，十五彈箜篌，十六誦詩書，十七為君婦”之句。這裏的織素，也指的是織絹。
婦女織絹的曆史時間很長，既便到了明代，絲紡織業依然很發達。絲紡織的工具較為複雜，而棉紡織則簡單得多。棉紡織業的發達，使更多的女性成為有業者。從廣義上說，是為婦女開辟了新的就業門路。
晚清著名學者莫友之在其《甲辰家規》中認為，“《詩》曰：‘為絺為綌，服之無（譯字去言加反文）’，即周之所以王；‘婦無公事，休其蠶織’，即周之所以衰。”這位傳統的士人堅持認為：“婦人職主中饋，而各衣其夫，未有在室不習而遂能者，錦繡纂組徒害女紅，反其所當務，則將來教訓之不率，家政之放失，即莫不由之。”也就是說，善紡織是舊時女性素質的一個標誌，如同現在的學曆證書。莫友之還說，“吾家世傳織作，先妣唐太孺人，既老而失明，猶紡績不綴；李太孺人，且以雇繡資市棉花紡織，衣諸子；諸嫂皆精斯業，已適人諸姊妹亦然，且並習饋事，是不可墜也。”由此可見，棉花紡織在彼時早已深入民間，成為廣大婦女的通用職業。
早在元朝，鬆江府烏泥涇（今屬上海）人黃道婆就將她在崖州（今海南島）學到的紡織技術進行改革，製成一套扡、彈、紡、織工具（如攪車、椎弓、三錠腳踏紡車等），提高了紡紗效率。在織造方麵，她用錯紗、配色、綜線、花工藝技術，織製出有名的烏泥涇被，推動了鬆江一帶棉紡織技術和棉紡織業的發展。
到了明朝中後期，鬆江已成為棉紡織業的中心。“遠近流通”、“衣被天下”，巨賈斥數十萬兩白銀來市者，“牙行對壘相爭”，並非個別現象，據推算，每年成交額少說也有數百萬兩，但仍然是“買不盡鬆江布，收不盡魏塘紗”。鬆江的紡紗者，“裏媼晨抱紗入市，易木棉以歸，明日複抱紗以出”。
清光緒年間刊印的《太平歡樂圖》中有一幅收紗之圖，狀摹了江南一帶因盛產棉花，每家每戶都將收獲的棉花紡成紗線，於是便有一些人沿門挨戶地去收紗的情景。這些紗，基本出自家庭婦女之手。它們也是中國農業和手工業直接結合的產物。
紡織不僅在中國是女性的職業，在國外也是一樣。英國一名工廠視察員1864年4月30日的一份報告說：“因棉荒而失業的不幸的婦女們，成了社會的遺棄者，而且現在仍然如此……年輕妓女的數目比過去25年增多了。”
學者黃仁宇指出，在明朝，製造棉布是一種家庭工業，婦女紡紗可以補助家庭的收入，在貧困佃農的戶內尤為不可少。據有的學者推算，加工棉花的勞動可能會確保五分之二的家庭獲得額外收入。
第三， 擴大了中國的對外貿易。
朱元璋肯定沒有想到，他所倡導的植棉運動，到了數百年後，竟然會成為中國對外貿易中的一個問題。
試舉一例：2005年9月份，美國全國紡織組織協會和美國製造業貿易行動聯盟等四家機構聯合向美國紡織品協議執行委員會提出對我國9類紡織品服裝進口繼續采取保護性措施的申述。根據該申述，2005年1—7月，我國對美國出口的紡織品服裝大量激增。在該申述提出繼續實施保護性措施的7類服裝商品中，進口數量總計達到8.50億件，平均增幅達627%。其中，進口增長最快的是棉質襯衫（338類和339類）和棉質褲子（347類和348類），增幅分別達到1287%和14227%，為2.27億件和2.05億條。
經過明朝的大發展，棉布被國人普通接受，到了清朝，棉花的生產又邁出了新的步伐：引進新品種。清同治四年（1865年），陸地棉種（又名洋棉或美棉），由英商從美國引入上海試種。棉花有不少種類，但廣泛被應用於商業上的隻有四種，分別是草棉、亞洲棉、海島棉和陸地棉。現在我國種植的三大棉種是：“陸地棉”、“海島棉”和“亞洲棉”。
棉花雖是“舶來品”，但經過勤勞的中國人民之手，棉花產品（“印花棉布”）卻很早就從中國走向世界。在鴉片戰爭之前的數十年間，與棉花有關的交易始終占有對外巨額貿易1/2的份額，這與絲綢和茶葉相比較，則處於遙遙領先的地位。當時，英國商人不僅從中國購買紫花布（印花棉布），還從印度向中國運來原棉、布匹和鴨片。美國學者尤金.N.安德森在《中國食物》中寫道：19世紀的統計數字確實向我們清楚地表明，中華帝國出口原棉，進口製成品、棉紗和棉織品。
當然，由於進口外國的棉布和棉紗，民族手工紡織業必然受到一定的影響。
據學者考證，19世紀70年代以後，進口棉紗的價格逐漸下降，1872～1890年間，最低時，曾下跌三分之一以上。這就使得洋紗的價格遠遠低於土紗。
1882年，瓊州附近的文昌，由於廉價的印度棉紗的大量進口，使得本地的手工紡織業破產了。“文昌女工既失其紡紗職業便轉入織布”了。據1893年《益聞錄》記載：江蘇睢寧縣，也由於“洋紗盛行，村人均有抱布之樂，戶戶織棉，軋軋機聲”。
這又帶來另一種效應：棉花價格的提高刺激了棉花種植麵積的逐漸擴大。如上海、南匯兩縣以及浦東西，“均栽種棉花，禾稻僅十中之二”。如皋、通州、海門三縣，“三望皆種棉花，並無雜樹”。不僅原來的產棉區的種植麵積逐漸擴大了就是許多原來不種棉花的地區，也開始大規模種植棉花了。
近幾十年來，中國的棉花生產走過了一段彎路。隨著對棉花需求的增加（從消費情況看，我國人均纖維消費量，1980年僅為4.1公斤，2005年則達到了14公斤，其中“十五”期間增加量超過此前增加量的一半）以及國際紡織品貿易政策的調整，中國的棉花生產，特別是棉紡織品的出口，又呈現出新的生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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