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國燾在中國曆史上的地位毋庸置疑，直至今天，他仍是眾多軍迷及曆史愛好者常常談論的人物；至於他的是非功過，後人的評價可能更合適。有幾點大多數人的看法，還是基本一致的。
1.張作為北大學生，北京學生聯合會講演部長和北京學生聯合會總幹事，是“五四”運動的最重要學生領袖之一；
2.張是黨的主要締造者之一，100年前嘉興南湖的小船上，這位操著江西萍鄉上栗口音的人宣布了“第一次代表大會勝利閉幕”。
3.張是八一南昌起義主要發起人之一，是紅軍的主要締造者之一。
4.張曾是毛一生中，最具威脅力的對手。毛在1960年10月曾對來訪的美國作家埃德加.斯諾說，他一生中最黑暗的時刻是1935年的長征途中，在草地與張之間的鬥爭。
5.張的回憶錄《我的回憶》，雖書中對毛有諸多的不敬，但仍被公認具有極高史料價值，在國內早已出版並公開出售。本人就曾在90年代，在北京阜成門北一家書店買過此書。這一點李誌綏先生的書就不敢恭維了。
6.張的投蔣，是他一生最大的昏招，此後他實質性地退出了中國的曆史舞台。應該公道地講，張這方麵的操守確實不及陳獨秀。陳出獄後，堅拒國民黨給的部長職位，寧可窮死也沒低頭。陳被開除，是因為在黨內另組派別“托派”，是不同於張的，所以張確實屬於叛黨；但張的叛黨不等同於叛國，這一點與汪精衛截然不同。汪與蔣爭權失敗，投降日本人，組南京政府，屬漢奸行為。而張降蔣時，屬國共二次合作抗日之時，那時兩黨屬友黨。
張國燾的投蔣及在病逝於加拿大之事眾所周知，其實在張奔赴加拿大之前，還在香港度過了漫長的徘徊歲月。他躑躅於台灣、大陸之間，還與美方有著千絲萬縷的聯係。但最終他選擇了較為平和的加拿大，遙看大洋彼岸的潮起潮落，安詳地度過了他最後歲月。
張國燾投蔣後，雖然在反共方麵還算賣力，但國民黨人對他總有防範之心，加之人走茶涼，對中共的影響甚微，業績並不突出。張國燾去台灣後，過得並不如意。在走投無路的情況下，隻好離開此地。
１９４９年冬，張國燾帶著妻子和三個兒子離開台北，來到了香港。１９５１年，他加入了青年黨領導人謝澄平與程思遠組織的一個定期座談會，其他成員有：羅夢冊、董時進、伍藻池、黃如今。不久，張發奎、顧孟餘又拉張國燾創辦《中國之聲》雜誌，張國燾為社長，李微塵為主編。《中國之聲》是一個反蔣的刊物。１９５２年１０月，張國燾的《中國之聲》社長一職被張發奎的親信林伯雅接替，張國燾失業了。眼看已有的積蓄日漸減少，張國燾夫婦非常焦慮。
1952年，正值朝鮮戰爭正酣之際。受其影響，國際黃金市場價格逐漸上漲。本來對"炒金"業務一竅不通的張國燾，見許多人靠"炒金"發了財，便也動了心。他將家裏僅有的５０００美元作本錢，到金融市場幹起了炒賣黃金的生意。結果不如人意，最後連老本也賠了進去，落了個一貧如洗。從此，一家人隻有當教師的大兒子張海威有微薄的薪水。全家每日粗茶淡飯，勉強度日，另外還要供養另外兩個兒子張湘楚、張渝川讀書，其困難可想而知。
此時的張國燾一貧如洗、窮困潦倒；而此時的大陸，在老對手毛澤東的領導下紅紅火火，發生著翻天覆地的變化。張國燾因而萌發了回歸大陸的想法。
１９５３年春的一天，當時正在新華社香港分社負責新聞工作的金堯如接到一個陳姓的打來的電話。陳先生自稱陳鶴年，是陳獨秀的兒子。
在雙方會麵時，陳鶴年說：“張國燾伯伯最近幾次同我談起，說他看到中國共產黨解放了祖國大地，心裏也很振奮。現在他閑居在香港，實在太寂寞，也自感慚愧。他很想回北京去，重新回到黨的領導下，為黨和人民做一點建設工作。我告訴他，我認識新華社的金先生，他很高興，要我請教請教你，有沒有可能回北京、向毛澤東主席反映一下他的願望。”
金堯如回到分社後，將此事向社長黃作梅做了如實匯報。黃作梅同意向北京反映。張國燾連夜寫了一封信給毛澤東主席。信是開口的，以示轉信人也可閱讀。信的抬頭寫的是“毛澤東主席並劉少奇書記、周恩來總理”。信寫得不長，大意是：在你們和黨中央的領導下，中國共產黨取得了新民主主義革命和建立新中國的勝利，我感到極大的鼓舞和深刻的愧疚。經過這兩三年的思考，我決心回到黨的身邊，在你們的領導下，為黨和人民事業盡我一點綿薄之力，鞠躬盡瘁，以贖前愆。
10幾天後，劉少奇以中央書記處書記的名義傳下話來：張國燾願意回來是可以的，中央是歡迎的。但是，他必須首先寫一個報告給中央，深刻檢討他在曆史上堅持自己的錯誤路線，反對黨中央、分裂黨中央以致最後背叛黨和人民的嚴重錯誤，提出改過自新的保證，以表示自己的決心。
金堯如得到消息後，當即如實將劉少奇的話轉給陳鶴年。第二天，陳四公子打電話給金堯如說：“張伯伯這幾天身體不太好，他說這件事且擱一擱，慢慢再說吧。他要我謝謝你們。”
１９５３年，正在走投無路、貧困潦倒中的張國燾，做夢也沒想到美國中央情報局會找上門來，向他了解有關中國黨政軍領導人的情況。
雖然此時張國燾已脫離中共１５年之久，他所能提供的，隻能是１５年以前的情況。但美國人自有美國人的想法，他們希望通過了解中共領導人的過去，借以推測出這些人的現在和未來。從這些人籍貫、性格、愛好、交往，便可以推測出其在黨和政府中的地位、關係，乃至即將奉行的內外政策。張國燾與建國後任領導職務的絕大多數高級幹部都有過接觸，甚至長期共事，有不少還是他的部下。他掌握著一般人無法了解的內幕和信息。自１９５３年７月１５日開始，美國駐香港總領事館受美國國務院委托和中央情報局指示，先後拜訪了張國燾20餘次，了解有關中國黨政軍領導人的情況。
１９５８年，中國大陸開始了轟轟烈烈的大躍進運動。曾經的激進青年張國燾受到鼓舞，又萌發了投入這一熱潮，與中國政府建立聯係的打算。該年１０月，他托人向政府表示，願為中國政府做點事，並要求給他以生活補助。張的要求作為內部情況簡報，以《關於張國燾最近情況簡報》的形式呈送毛澤東後，毛在上麵批示道：“應勸張國燾割斷他同美國人的關係。如能做到這點，可考慮給以個人生活方麵的補助。毛注。”張國燾回大陸之事，再次不了了之。
１９６１年左右，美國堪薩斯大學派人找到張國燾，希望他能寫回憶錄。張國燾欣然應諾。４年後，張終於寫成了他的瀝心之作：《我的回憶》。全書共三冊，約１００萬字。在這４年期間，堪薩斯大學每月僅給他２０００港幣費用，但得到了這個著作的英文版權。但實際上，張國燾交稿時，全部費用已經所剩無幾。後來香港《明報月刊》購買中文版權後，張才得到一筆數量可觀的報酬。
１９６6年，中國爆發“文化大革命”，後來一度波及到了香港。看到昔日戰友和部下的慘狀，張國燾猶如驚弓之鳥，惶惶不可終日。為了保險起見，他決定和妻子再次決定全家遠走高飛，去一個陌生的國度 - 加拿大。
1974年，76歲的張國燾正式申請他的加拿大國籍。他深情地說“加拿大是我的第二故鄉，我深愛著這片土地，愛的如此深沉，如此深沉。”接著他又淡定的補充道：“政治，我早已金盆洗手，現在，我隻想安穩度日。” 這就是張國燾。可以相信，這樣的話，應該不是違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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