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燕按：此文是蜚聲中外的華裔曆史學家唐德剛生前最喜歡的專訪文章，他高度評價說：“在所有人寫我的文章中，你這篇是最好的！”
要知道，能獲得唐德剛這樣的評價可不容易。他向來有倚馬待詩的急才，胡適生前曾誇讚這位得意門生作詩不但“快來兮”，而且沒有一般應酬文字的陳腔濫調。
唐德剛行文特色，是以史學家風格及體裁寫作史學論著。與他交誼甚篤的陸鏗說：“德剛史識、史德兼備，見解異於流俗，文學修養深厚，文風獨具一格。”
胡菊人說，讀唐德剛的文章，“感到像是讀曆史一樣，然而又不像是讀曆史，卻像是觀劇一樣。”他又指出，“由於唐德剛的文筆有文學筆底，寫得靈活，因而讓讀者不忍停下來，這就是文學筆法的功勞。”
哥倫比亞大學退休教授夏誌清，稱唐德剛為“當代中國別樹一幟的散文家”。
曆史迷唐德剛—老驥伏櫪 誌在千裏
作為一位“曆史的傾聽者”，曆史是他一生誌業，讀史是他平生最大興趣。現年84歲的美籍華裔曆史學家、退休教授唐德剛，始終謙虛地不肯給個人定位，隻說自己是個“學曆史的”；與他結褵數十載的太太吳昭文，稱他是個“曆史迷”。
唐德剛對“口述曆史”貢獻良多，並因撰寫《李宗仁回憶錄》、《胡適口述自傳》、《顧維鈞回憶錄》等著作而為讀者熟知；他獨創“曆史三峽”觀，重塑史學論述新風格。他雖然“放洋”數十載，教讀異邦，仍心懷故國，自稱是“帶著中國土氣息、泥滋味的山僧”。
他是1950年代哥倫比亞大學的哲學博士，勤於筆耕，出版一大堆人物傳記、文學類、史學類的著作，諸如《梅蘭芳傳奇》、《胡適雜憶》、《袁氏當國》、《書緣與人緣》、《史學與紅學》、《晚清七十年》和長篇小說《戰爭與愛情》等。
他的“不務正業”，使他揚名兩岸三地。他的幾本“口述曆史”，已暢銷一百多萬本，目前仍在繼續再版。他有著與生俱來的幽默風格，古文根柢深厚，以史為地基，文為建築，信手拈來皆是文章。不少讀者為他亦莊亦諧、如行雲流水的“唐派散文”傾倒。
紐約珠寶商吳鏗章是唐德剛的忠實讀者和忘年交，對唐的每一本著作瞭如指掌。他說唐德剛的文章，雖然寫的是一般人認為枯燥沉悶的曆史，但由唐教授來寫，妙趣橫生，吸引人一口氣看完。
甑已破矣 顧之何益
大病初癒的唐德剛，仍好學不倦，“日夜進修不暇”，日常借助放大鏡讀書治史。(曾慧燕攝於2004年2004年3月22日)
唐德剛自1960年代起，先後任教哥倫比亞大學和紐約市立大學，九○年代退而不休，忙於講學和寫作，將曆年治史心得化成文思噴薄而出。2003年中風大病一場，但沒有被病魔擊倒，目前身體正在康復中。3月22日，他在位於新澤西州東北部的住所接受專訪，戴著助聽器，用他那一口帶有“合肥老母雞”鄉音的國語(安徽人發音“滋”、“雞”不分，唐德剛自嘲與他的小老鄉、諾貝爾物理獎得主楊振寧都是“合肥老母雞”)，中氣十足談了五個多小時，仍感意猶未盡，言猶未足。
雖然大病初癒，這位史學家以曹操的名句自勉：“老驥伏櫪，誌在千裏。烈士暮年，壯心不已。”他說仍要繼續他的二百年民國史研究，活到老，學到老，生命不息，研究不止，將是他貫徹始終的人生宗旨。他說直到現在，他仍然日夜進修不暇。
在他的眼中，“曆史是條長江大河，永遠向前流動。”在曆史的潮流中，“轉型期”是個瓶頸和“三峽”。他堅信不論時間長短，“曆史三峽”終必有通過之一日。“從此揚帆直下，隨大江東去，進入海闊天空的的太平洋。”
認識唐德剛的人都知道，生病前，他是個閒不住的大忙人。除了繼續他的作文、研究，還與一班誌趣相投的朋友，搞了一些興之所好的文藝協會、曆史學會，並經常舉行座談會和國際學術會議等，忙得沒有一刻空閑，用他自己的話來說，“往往弄得半年不見天日。”
但唐德剛畢竟已80多歲，歲月不饒人。他本來生龍活虎，中風前，除了耳朵不靈光，精力尚算充沛。大病一場，不得不待在家靜養，這時帶狀皰疹(俗稱“皮蛇”，是一種感覺神經受到病毒感染的疾病)卻趁他抵抗力弱時乘虛而入，藥石無效，讓他年來飽受折磨，左臂常常痛得抬不起來。
他提到不久前，他的40年研究心血瞬間化為烏有，聞者為他捶胸頓足，他說來輕描淡寫。年初，唐德剛的女兒因工作關係要遷往加州，希望父母同往便於照顧，但唐不願離開居住幾十年的地方，也捨不得此間的老朋友。女兒幫他整理資料時，由於不懂中文，竟在未徵得老爸同意的情況下，將他數十年積存的民國史資料全部刪除。
唐德剛發覺後，“氣得要死，一時天旋地轉，差點昏過去。”他一屁股跌坐在椅子上，不斷念佛經，強行控製情緒。後來轉念一想，立刻自我安慰，“甑已破矣，顧之何益！”
他說了“荷甑墜地，不顧而去”的典故：古時候有一個人，肩上托一甑(蒸飯用的瓦器)，行走間不慎將甑摔在地上，他連頭也不回就繼續前行。旁人奇而問之，他說既然甑已摔破，即使回頭再看也無濟於事。這份瀟灑達觀，唐德剛深得箇中三昧，大概這正是他中風後驚人康復的原因。
他指指腦袋詼諧地說，儘管資料沒有了，但人腦還未壞掉。多費點功夫，民國史巨著仍要設法完成。大病一場，他的人生觀有了很大改變。以前他博學強記，最自豪的是他的記憶力。現在他不在乎生死，唯一苦惱是記憶力衰退，“童年往事記得一清二楚，但眼前事情轉眼就忘得一幹二淨。
病後，他深諳“文武之道，一張一弛”的道理，適時調整自己作息。以前，隻要他坐在電腦前，就“如魚得水”，一坐七、八小時，進入忘我境界。現在他最多隻工作三小時就要暫停，“為了寫文章，不值得翹辮子嘛！”
他說，作為一個研究曆史的學者，他追求了解為什麽？如研究民國史，他要了解中國為什麽走帝製？為什麽從帝製轉入民製？為什麽要搞個中國共產黨？為什麽中國出了那麽多軍閥？為什麽中國人兩百年來過得那麽痛苦？在推動曆史的進程中，他願意扮演一個“小角色”，但不敢以“吹鼓手”自居。
問及唐德剛當初為何選擇學曆史？說來話長，他自言是“陰差陽錯地誤入此行”，逐漸陷入而“上癮”，以致終其一生不能自拔。
1920年，唐德剛生於安徽合肥一個大地主家庭。中國以前是科舉製度，曆史在科舉考試中扮演重要角色。家學淵源，他從小耳濡目染，對曆史產生興趣，諸如《東周列國》、《儒林外史》等一類書看得滾瓜爛熟。
14歲他已熟讀《資治通鑑》。因父親不滿他在暑假整天捉知了，要他讀通鑑作為“暑期作業”。他回憶：“記得自那天起，我替父親做的『暑期作業』，便一刻未曾停過。終日一卷在手，除掉睡眠和洗澡外，自黎明開始，讀到日落西山，蚊雷陣陣，還不肯釋卷。”
曆史比小說更有趣
大概註定此生要與史學結緣，他看“通鑑”與看《七劍十三俠》的心情並無兩樣，甚至認為“曆史比小說更有趣”。兩相比較，他的心得是：“讀曆史有個逐漸向前發展的境界，一個接一個迫人而來，讀小說則是一泓秋水。”
他說，如果不是他老子(父親)討厭他捉知了，強迫他去讀“通鑑”，認識了司馬光，他的學問境界可能不會有如此大長進，這是“一個偶然又偶然事件的結果”。
他深深感到，“在這個偶然中，充滿著幸運──我偶然摸上了治學的正途。”積數十年的觀察和經驗，他覺得中國史學家治史，“第一部應熟讀之書，就是通鑑。”
他引述清朝章實齋的“六經皆史”說：“曆史實在是一切人文學科的總根，離開曆史，則一切人文學科皆是無根之花，通鑑是諸史精華的薈萃，掌握此，則其他諸子百家之雜學，自能絡脈暢通，無往不利。我敢大膽說，通鑑一書，實在是諸史之根，百家之門。“因此，如果有人要他擬定一份“國學基本書目”，他將首選《資治通鑑》，一書定天下。
與史為伴 永不言倦
訪問結束後，唐德剛主動提出要與曾慧燕合影。（吳鏗章攝影）
唐德剛是學曆史的，但對文學同樣感興趣，所以他編了十六字真言來涵蓋文學與曆史，那就是“六經皆史”、“諸史文”、“文史不分”、“史以文傳”。
問他研究曆史是著重“正史”還是“野史”？他說要以“正史”為準，“野史靠不住“，而史學有中西之分，古今之別，唐德剛以身為華裔史學家為傲。
作為一個曆史學教授，他認為其任務是把各學派對學生做客觀、平實而詳盡的介紹，不以私見去妄自臧否。“大學教授不應自貶身份，降誌辱身去替任何學派做言不由衷的喇叭筒。”
是什麽力量支持他對曆史永不言倦？他說是興趣使然，因為是自己喜歡的東西。
唐太太吳昭文眼中的唐德剛，則是個“曆史迷”，對史學投入程度和那份認真的勁頭，令太太感覺曆史才是他的“最愛”。
抗戰期間，唐德剛在南京讀中學，為戰火所迫，轉學回安徽合肥老家。後來日軍壓境，他們一班中學同學，穿著草鞋翻山越嶺逃到武漢，落戶湘西。後來他在湘西參加統考，考入當時校址設在四川重慶的中央大學。
對當年日本侵略的國仇家恨，這位史學家至今仍難抑憤怒。為此，1990年代他許多友好發起徵集簽名向日本討還戰爭賠償運動和積極參加保釣，並盡量不用日本貨，如許多朋友說日本車不易壞，勸他以日本車代步，但他寧可開美國車。
1943年，唐德剛在中央大學畢業後，自重慶回老家做了一年的中學教員，翌年轉往安徽省立安徽學院教西洋通史，自此曆史成為他生命中一部分。1948年他考取美國哥倫比亞大學，1959年獲得博士學位，以助教身分加入中國口述曆史部門，此後再任中文圖書部主任和副教授，前後在哥大度過25年的黃金歲月。接著再出任紐約市立大學亞洲學係主任，大半生與古人為伍，跟曆史作伴，“幾乎把古今中外的曆史，都一一地在黑板上擦過。”
白馬詩社 喜覓良緣
陳立夫 (左)是哥倫比亞大學中國名人口述曆史計畫最早擬定的五位受訪者之一，唐德剛 (右)因緣際會 ，成為口述曆史的先行者。圖為1989年11月兩人在紐約合影。(唐德剛提供)
1950年代中期，他與一批以打工為生的愛好文藝的同學，在紐約組“白馬文藝社”自娛，胡適曾戲呼白馬社為“第三個中國文藝中心”。
他在白馬詩社遇到後來成為他妻子的吳昭文。吳昭文出身名門，父親是中華民國黨國元老吳開先。唐德剛最初追求吳昭文時，並不知她家世顯赫，雖然唐本人出身地主官僚家庭，但在美國是個一文不名的窮留學生。吳昭文不慕富貴，愛其才氣，兩人很快談婚論嫁。她寫信稟告父母說，對象是個在哥大讀曆史的博士生，“人很老實正派，但窮得叮噹響。”
吳老先生回信說，窮一點沒有關係，最要緊的是要有誌氣。有了開明的未來嶽父的首肯。1957年，唐德剛娶得如花美眷，郎才女貌，天作之合。兩年後，唐德剛順利拿到哥大博士學位。婚後與嶽父翁婿相處甚得，國事家事天下事，談笑殊歡。
別看唐德剛著作等身，名滿天下，卻是不折不扣的“窮文人”。他笑說：“俗語雲，『吃不窮，穿不窮，計算不到就是窮。』小子樣樣都會，就是不會計算，所以窮了一輩子。”他坦言，經濟情況常常處於拮據境地。1980年，他的嶽父八秩大壽，在捉襟見肘的客觀條件限製下，他無法買兩張越洋機票與太太結伴同往台北拜壽，“半子”隻好讓給“全女”成行，他則撰詩10首作為“秀才人情”，為嶽父祝壽，“全數賀期頤”。
唐德剛向來有倚馬待詩的急才，胡適生前曾誇讚這位得意門生作詩不但“快來兮”，而且沒有一般應酬文字的陳腔濫調。
胡適告訴唐德剛讀書和作文要訣。胡適說讀書有心得，一定要寫下來，才能變成自己知識。這話頗得唐德剛之心，因為他很早便養成寫日記的習慣，意到筆隨，終生受用。所以他常常向人推崇寫日記的好處。
由於經常寫讀書劄記，唐德剛早在念大學時，就有“發表欲”，把一些以日記形式寫成的讀書劄記，分別投給不同報刊來賺稿費。“在那一碗豬肝麵立刻可以減輕夜盲的歲月裡，小小稿酬，實在是大大鼓勵──漂母一飯，終生難忘。“
他來美後，也將寫作才華發揚光大。當他還是一個課餘靠洗碗盤打工為生的窮留學生時，適逢林語堂主辦的《天風月刊》創刊，唐德剛與林語堂女兒林太乙是哥大同學，林太乙向他邀稿，其時他為了“出一口烏氣”，寫了一篇長達一萬字的小品《我的女上司》，刊出後“人人愛看，個個叫好”，過癮之餘，最實惠的是拿了30元稿費，聊解無錢交房租的燃眉之急。
這是他在美國發表的第一篇文章，大受鼓舞之餘，再接再勵寫第二篇《梅蘭芳傳》，寫了數萬字，分三期刊出，稿費本應120元。但因海外辦雜誌不易為，這次稿費卻沒著落。那時他阮囊羞澀，也曾開著一百元買來的破車，趕往山上的度假屋給人洗碗盤，一小時才掙八毛錢。
1972年，唐德剛在哥倫比亞大學任教，同時在紐約市立大學等多所院校兼課。在紐約市大他上的是中國現代史，每周不過一次課，而且校方將時間排在學生最不要聽課的周五下午3時到6時，按常理這門課不會有多少學生選修，可他就是有本事堂堂爆滿，甚至還有不少後來者擠在門口和窗外聽課，蔚為奇觀，引起洋同事嫉妒。
第二學期，調他去上美國史，他照樣吸引一大班學生，又是座無虛席。不久，紐大決定成立亞洲學係，要從全美亞裔學者中選聘一名係主任，選聘委員會擬定十餘名候選人名單，唐德剛排在末尾。當不記名投票時，“黑馬”唐德剛脫穎而出。校方瞧不起華人，將投票結果秘而不宣。
此事終於洩漏，學生們直衝校長室興師問罪。校長理屈辭窮，隻好向唐德剛求助。其時唐正在外地講課，校長安排他坐飛機火速趕返以平息“學潮”。這宗新聞事件，驚動紐約市三家主流電視台出動採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