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戰諜王佐爾格
二戰期間的蘇聯其實處於比較危險的境地，開戰前，因為“十月革命”的勝利，蘇聯成為老牌資本主義國家們的公敵，二戰爆發，使得這些國家不得不一致對抗納粹德國這個變態，但是對蘇聯的敵意從未消除，這種形勢下，蘇聯對日對德分別簽訂了互不侵犯協議，但是深知危機沒有消除，這倆法西斯是說翻臉就翻臉的，如果聯合起來更是腹背受敵。在這種表麵暫時平靜的狀態下，需要提前知道他們的動向，以便做好應急準備。
這就需要建立信息準確的諜報網，事實證明，他們選對了人。這個人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組織了一個叫作拉姆紮的諜報小組，在東京從事秘密活動，這個組織由日本、德國、法國、英國等國家的三十餘名情報人員組成。他們的目標是刺探德、日等法西斯軸心國的戰略核心秘密。他們中為首的，是具有德國血統的理查德·左爾格。
1 加入“蘇共”,成為間諜
1895年10月，理查德·佐爾格出生在高加索地區一個小鎮上。他的父親是位德國工程師，他的母親是俄國人。當理查德3歲時，全家遷往德國，定居在柏林郊區利奇特費爾德。
佐爾格的高中時代是在利奇特費爾德度過的。他特別感興趣的課程是曆史和文學。還在上高中期間，他就自願報名參了軍，多次負傷，兩條腿都被彈片打折，留下終身殘疾。由於他作戰勇敢，被提升為軍士，並被授予二級鐵十字勳章。
佐爾格受傷後被送到哥尼斯堡大學醫院。在那兒，年輕的佐爾格在思想上和性格上經曆了一場革命性的轉變。他開始閱讀德國和俄國有關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的經典著作，逐漸投身共產主義事業之中。1918年正式退伍後，他刻苦攻讀，以優異成績獲得了基爾大學社會學的博士學位，同時，他加入了新成立的德國共產黨。後又從基爾搬到漢堡，繼續完成他的博士論文的最後部分。
1924年4月，德共第九次代表大會在法蘭克福召開，蘇聯派了一個由6人組成的代表團參加，其中有蘇聯軍事情報局即紅軍四局的成員。佐爾格這次與蘇聯共產黨接觸是他人生的重要轉折點。四局的特工人員早已注意到佐爾格的表現和他的經曆了，認為佐爾格是一位理想的特工人員。經過幾次談話之後，四局的人說：“你若有興趣加入四局的話，就到莫斯科來罷。”佐爾格欣然接受。不久便加入了蘇聯共產黨，並被安排在紅軍四局共產國際情報處工作，負責收集有關各國工人運動、政治經濟問題方麵的資料，處理和聯係各國共產黨的黨務問題。
接下來的幾年，佐爾格便頻頻穿梭於柏林、哥本哈根、斯德哥爾摩、斯堪的納維亞、倫敦和莫斯科之間。他的工作幹得很出色。他與四局局長別爾津將軍成了知心朋友。德國共產黨組織的武裝暴動失敗後，蘇聯領導人決定把情報、諜報和宣傳機構的工作重點從歐洲轉移到亞洲。為此，1929年11月，佐爾格被派到中國上海。到達上海的最初幾個月裏，佐爾格一麵廣交朋友，尋找情報的來源；一麵潛心研究中國的事務。隨著了解的不斷加深，他愛上了這片土地。
一次偶然的機會，佐爾格結識了《法蘭克福日報》駐遠東記者、著名美國左翼人士艾格妮絲·史沫萊特女士。通過她，佐爾格物色到不少中國“助手”，也正是通過她，佐爾格結識了日本大阪《朝日新聞》駐華記者、精通中國事務的日本專家大崎保積。大崎曾是東京帝國大學馬克思主義學習小組的成員，對中國共產黨持同情態度。他與佐爾格對世界大事的看法比較一致，以後，他成為佐爾格的主要搭檔和最合適的合作者。
2 臥底東京，啟動間諜網
廣泛交友，鋪設諜報網
1932年下半年，佐爾格被召回莫斯科。別爾津有更重要的任務要他去幹。按佐爾格的說法：“如果不是為了崇高的事業，我將在中國一直呆下去，我已深深地迷戀上這個國家了。”回到莫斯科後，別爾津便把任務派給佐爾格——臥底東京，摸清日本的計劃，然後回到柏林。
為了逃避審查，佐爾格重新申請了一張德國護照，使之從履曆看來，他是從中國，而不是途經莫斯科返回德國的。同時他還準備了一些身份證明，確保不對他過去的曆史追究太多。
1933年7月，一切準備就緒。佐爾格懷裏揣著高級介紹信、記者證和嶄新的德國護照登上了旅途，他先到法國港口瑟堡，從那裏乘船經紐約到橫濱，於1933年秋天抵達東京。
佐爾格到達東京的第一件事是去訪問德國大使館。新任大使還沒上任，佐爾格受到使館高級人員的熱情接待，並與使館官員們建立了聯係。翌日，佐爾格又手持日本駐華盛頓使館給外務省情報司司長天羽榮二的介紹信登門拜訪。天羽是外務省數一數二的新聞發言人，他每周主持一次記者招待會，隻有各國駐東京的首席記者才有資格被邀請參加。
不久之後，東京小組的核心成員克勞森和大崎陸續來到東京。他們不定期地與佐爾格交換和分析情報。大崎當時已是日本的名人了，更重要的是，他的一位老同學是近衛的私人秘書，而近衛在內閣中是強有力的，他後來出任首相，兩次組閣。
佐爾格還吸收了宮木佑德作為小組的第四名成員。宮木是位善於收集情報的“藝術家”，他總是孜孜不倦地搜集各種情報。佐爾格認為，“假若我真能在日本開始我的學者生活的話，宮木倒是位理想的助手。”
與此同時，佐爾格開始申請加入納粹黨，一年以後就得到批準。之後，他又提出申請，要求加入德國記者協會。在佐爾格看來，作為一個外國人，即使像他那樣是個德國人，要想直接打入神聖不可侵犯的日本政界去獲取情報也是不可能的，必須從德國大使館著手。為了獲得藏在大使館保險櫃裏的絕密材料，必須博得大使的絕對信任，這就是他的主攻方向。他的信條是：不要把手伸向保險櫃，而要讓保險櫃自動打開，讓機密材料自動來到自己的辦公桌上。
1933年底，新任大使到東京上任。在此之前，佐爾格給《每日展望》撰寫的一篇有關日本的文章在德國頗受重視，大使在柏林曾仔細地閱讀過，這給大使留下了極其深刻的印象。因此，大使在起草致柏林的報告前同佐爾格交換資料和意見。
另一位給佐爾格幫上忙的便是使館武官尤金·奧特上校。佐爾格到日本後不久，便拿著奧特的一位密友、《每日展望》的一位編輯的介紹信拜訪奧特。在這種情況下，佐爾格的光臨自然受到歡迎。
由於佐爾格顯得很有教養、風趣、開朗活躍而大方，又當過兵，跟奧特一樣還上過前線，這使他倆一見如故。正像佐爾格自己說的：“這種友誼可能由於我曾經是一個德國軍人，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中打過仗、負過傷。奧特作為一名年輕的軍官也參加過那次戰爭。”
佐爾格經常給奧特提供關於日本軍事方麵的有用情報，或者是關於日本形勢的精辟見解，這充實了奧特交給柏林的匯報，增加了他的份量。由於他的幫助，奧特升了官，由助理武官升為武官，並從名古屋調到了東京。
奧特在東京定居後，佐爾格便成了他家裏的常客。佐爾格與大使及使館武官的特殊關係，使得他與使館人員的交往和大使館的關係更進一層。
分析“二二六兵變”，諜報網啟動
1936年初，佐爾格發現日本的政局正麵臨嚴重的危機。日本軍部中的青年軍官集團勢力越來越大，他們提出“讓那些無能的政客們滾下台去。”
佐爾格一直密切注視著這一集團的行動，根據對大崎和宮木收集到的情報的分析，他得出結論：青年軍官集團正準備發動武裝政變，一切取決於2月20日國會選舉的結果。青年軍官起事前夕，佐爾格寫了一份分析報告，在這份報告還沒送往莫斯科之前，他決定向德國大使、武官和助理武官通報此事。但他們三人誰都不相信，對佐爾格提供的情報未予重視。
1936年2月26日拂曉，日本少數“少壯派”軍人以鏟除“君側之奸”為名，率領千餘荷槍實彈的士兵在東京發動兵變，要求實行“國家改造”，建立法西斯軍人獨裁政府。“二二六兵變”在國際上引起震動，各國都急於了解其背景。次日，《法蘭克福報》搶先刊登了記者左爾格發自東京的一則電訊：“東京事變不僅僅是頭腦發熱的勇敢行動，它事出有因。”電訊言簡意賅地指出，兵變後，軍部在日本政治生活中的作用將得到加強，它將掌握對政府命運的生殺予奪大權。他除了給莫斯科總部秘密發回報告外，還發表題為《東京的陸軍叛亂》的文章，這被公認為歐洲關於“二二六兵變”最出色的政論之一。此事也證明了左爾格掌握的有關日軍內部的動態情報是翔實可信的，它標誌著拉姆紮正式啟動 。
洞察秋毫，判斷中國抗戰形式
1937年7月7日，日軍以軍事演習為名製造了蘆溝橋事變。莫斯科指示拉姆紮盡快搜集有關情報，預測中日戰爭的前景。左爾格迅速趕到北平采訪，後又成為西方為數不多的南京大屠殺的見證人之一。回到日本後，左爾格匯總情報，寫出了一篇有事實，有分析，有判斷的長篇報告，其中心論點是：中日戰爭將是長期的;日本必將陷入侵華戰爭的泥潭之中而難以取勝;中國因民眾在覺醒，會不斷增強抵抗;目前形勢將迫使日本不得不推遲其對蘇聯的大規模進攻。斯大林根據這份報告作出了援華抗日的決定，向重慶派遣了軍事顧問和飛行員。
從1939年歐洲戰場打響到希特勒進攻蘇聯，直至太平洋戰爭爆發前夕，是左爾格和他的拉姆紮戰績最為輝煌，活動最為曲折也最具傳奇色彩的時期。蘇聯方麵披露，從拉姆紮啟動的1936年2月到被破獲的1941年10月，他們向莫斯科共發回806份情報以及大量資料和圖片。其中，下述兩份戰略核心情報是至關重要的。可以說，它們對二戰的進程和蘇聯衛國戰爭的最終勝利起到了關鍵的作用。
3 諜報史上的傑作
預警德國入侵蘇聯
佐爾格努力促成奧特的升遷，以利於他控製德國駐日本大使館。1938年3月柏林來電，提升尤金·奧特為少將，並任命他為德國駐東京大使。前任大使奉命回到柏林，出使倫敦。此後，佐爾格就公開在大使館辦公。大使的保險箱終於對他敞開了。現在，他可以一連幾小時地研究第三帝國的絕密材料，有時幹脆把材料帶回自己的辦公室拍照或收藏在自己的保險箱裏。
1939年初歐戰爆發後，佐爾格負責把柏林發來的官方電訊稿編成新聞簡報。此外，他還編新聞通報，分發給日本的報刊。
1940年，佐爾格終於加入了納粹黨記者協會，他是以著名作家和記者的身份入會的。在此之前，他還應德國《法蘭克福日報》之邀，正式成為該報駐東京的特派記者。他的忠實的納粹黨記者形象終於塑成。接著，他還被任命為納粹黨日本地區的負責人。
德意日三國軍事同盟條約經過幾星期的談判後已在東京簽署。雖然三國軍事同盟條約中沒有提到締約國同蘇聯的關係，但這並不意味著這幾個國家不發動對蘇戰爭。蘇聯處在腹背受敵的恐懼之中。
希特勒真正的目的是什麽呢？奧特大使也不知道其行動計劃。好運還是伴隨著佐爾格的，一位從柏林來的信使給出了答案。這位信使是途經莫斯科到達日本的。佐爾格隨便問了一句：“蘇聯人對德國向西擴張有什麽反應？”信使聳了聳肩說道：“管他有什麽反應呢！反正元首已在7月會議上確定了消滅蘇聯有生力量的計劃！”
德軍在莫斯科外圍陣地上發動進攻1940年11月18日，佐爾格首次向莫斯科發出警報：希特勒準備發動對蘇戰爭！
莫斯科馬上回電，要他們提供確鑿的證據，僅根據信使的話是不足信的。通過與大使館的關係，各種情報源源不斷地從柏林發來。佐爾格經過仔細分析，最終發現，原來德國預定進攻英國的師團都是虛假的，而且3個月前，希特勒已把第4和第12集團軍秘密調到東線蘇聯邊境上。
1940年12月30日，佐爾格又發出如下密電：“在蘇聯邊境地區已集結了80個德國師。德國打算沿哈爾科夫-莫斯科-列寧格勒一線挺進，企圖占領蘇聯！”
1941年3月5日，佐爾格又向莫斯科發出如下密電：“德國已集中了9個集團軍共150個師，以進攻蘇聯。”
接下來的兩個月間，德國信使及柏林國防部的警衛人員川流不息地從歐洲來到駐東京的德國使館，開始僅是順便提到，繼而則頻頻談論德國部隊從西線向蘇聯邊境的移動，還報道德國東線防禦工事已經完成等等。風聲日緊，佐爾格煞費苦心地捕捉德國可能入侵蘇聯的任何一點跡象，無線電技術專家克勞森則一個接一個地向莫斯科發報。
與此同時，日本特種部隊的報務員們越來越頻繁地截獲到一個身份不明的密電碼，但一時還無法破譯出來。日本人因為東京有一個外國間諜網而惶惶不安。安裝著無線電測向儀的汽車到處巡回搜索，整個東京的反間諜機關都投入了行動。大使也曾對佐爾格提過，日本反間諜機關頭子曾到使館拜訪過他。
佐爾格深知，如此頻繁地向莫斯科發報，會加速暴露自己的組織，自己也處於危險之中。但是他認為，個人的生命同千百萬人的生命、同世界上第一個工農國家的安全相比，又算得了什麽呢？現在時間已經不多了，必須加快行動……
5月下旬，德國國防部特使抵達東京。經過與特使談話，佐爾格發現德國對蘇戰爭已成定局。德國決心占領烏克蘭糧倉，利用蘇聯戰俘，以彌補德國勞動力的短缺。希特勒確信，襲擊蘇聯，現在恰是時候，因為對英戰爭一旦爆發，便無法迫使德國人打蘇聯，隻有進攻蘇聯，才能消除東線的威脅。
幾天後，德國總參謀部另派了一位軍官來到東京，他帶來了給東京大使的絕密指示：“有關德蘇戰爭應采取的必要措施已完全確定，一切已準備就緒。德國將在6月下旬發起進攻。德軍170~190個師已聚集在東線。一下最後通牒，立即進攻。紅軍將崩潰，蘇維埃政權將在2個月內瓦解。”接著，德國外交部的有關電報也到來。
5月30日，佐爾格向莫斯科發出如下電報：“德國將於6月下旬進攻蘇聯，這是確鑿無疑的。所有駐日德國空軍技術人員已奉命飛返德國。”發出電報後，佐爾格回到自己的寓所，這時已是東方欲曉了。
在寓所門口，他突然看到了大崎。大崎直接來寓所找他是違反秘密工作規定的，一定是有什麽緊急情況。大崎臉色蒼白地告訴他：希特勒親自接見了日本駐德大使，正式通知日本，6月22日德國將不宣而戰地進攻蘇聯。希特勒要求日本於同一天在遠東地區向蘇聯發起進攻。對此日本大使宣稱，在同本國政府磋商前，他不能作出任何允諾。
佐爾格連寓所的門都沒進，立即跳上車，掉頭駛向克勞森的寓所急促地對他說：“快發報，快發報——戰爭將於1941年6月22日爆發！”急電發出後，佐爾格及其戰友們十分焦急地等待莫斯科的複電，盼望蘇聯政府在外交上、軍事上作出相應的反應。他們全都明白這個情報的重要性，然而莫斯科一直保持沉默，不作答複。佐爾格百思不得其解，後來，按捺不住焦急的心情，又口授克勞森立即發出如下的電文：“再次重複：170個師組成的德國9個集團軍將於6月22日不宣而戰，向邊境發動進攻”。
莫斯科終於給他們拍來了一個無線電報表示感謝。這是很不尋常的。但電文中並未提及蘇聯政府的反應，這令佐爾格感到不甚滿意。
6月22日，星期日，德國法西斯背信棄義，撕毀蘇德互不侵犯條約，不宣而戰，悍然發動對蘇戰爭。全世界陷於震驚之中。佐爾格向莫斯科口授了一封電文：“值此困難之際，謹向你們表示我們最良好的祝願。我們全體人員將在這裏堅持完成我們的任務。”
毫無疑問，佐爾格就德國襲擊蘇聯事先提出警告，是他的小組作出的最大貢獻，這無疑是諜報史上令人歎為觀止的傑作。
遺憾的是，當時，蘇聯國內剛經曆過一場大規模的肅反運動，這是列寧逝世後蘇共黨內鬥爭的繼續和激化，是由斯大林和少數幾個政治局委員發動的政治鎮壓運動，它造成了大量的冤假錯案，致使眾多無辜者被清洗、迫害。遠在東京的左爾格也未能幸免，總參部曾指控他是“托洛茨基分子”、“布哈林追隨者”，甚至說“左爾格無疑是德國間諜，說不定還是個日本間諜”。戰爭是公正、嚴酷的法官，1941年6月22日，德國法西斯撕毀蘇德互不侵犯條約，未經宣戰，便重兵襲擊蘇聯西部邊界，致使蘇聯在短期內失去大片疆土，傷亡三百八十萬人。直到此時，莫斯科方麵才恢複了對左爾格的信任。
判斷日本動向，預言日軍南進
蘇德戰爭爆發之後，蘇聯陷於兩難處境，一方麵他們要抵禦德國法西斯的瘋狂進攻，同時又擔心日本在遠東地區發動對蘇戰爭，導致腹背受敵的局麵。
莫斯科陷入極度的惶恐之中。6月26日，他們電告佐爾格：“告訴我們日本政府做出的有關我們國家和德蘇戰爭的決定，日本軍方因蘇德戰爭而進行動員，並調遣部隊到大陸的資料，以及有關日本軍隊向我們邊界移動的情況。”
在此之前的3個月裏，佐爾格和大崎一連好幾個星期專心致誌地研究了日本在北方的軍事部署，他們就已收集到的日本軍隊的作戰狀態、軍隊的數目、駐紮地點、師長及主要軍官姓名等情報逐條加以核實，勾畫出一張草圖，由“藝術家”宮木描繪製成。在這張草圖的基礎上，他們還著手進一步收集和修正情報。
佐爾格根據已掌握的情報和近來的形勢分析得出結論：日本軍隊已進入完全作戰狀態，但向北方進攻的意圖不明顯。與此同時，日本軍隊則擺出另一副架勢。7月2日，日本政府和軍隊舉行禦前會議，天皇參加並批準了重要政策決定。陸海軍製定了新作戰計劃，製定了北方前線與西伯利亞邊境以及華南前線與太平洋的作戰部署。會議通過了重要決議：日本將爭取支那事件的圓滿解決，但同時準備，一旦北方或南方發生緊急情況則將進行普遍動員，以便向不論哪個方向調遣軍隊。
會議後一周，奧特收到日本政府有關會議決策的扼要報告。奧特大使把這一聲明解釋為日本的真實意圖是在北方進行動員，他們將在北方增兵，進攻西伯利亞，而在南方持守勢。大崎則告訴佐爾格：近衛首相的看法是，日本為支那事件忙得不可開交。由於他對正在進行的日美談判究竟會產生什麽結果還未摸底，因此不願與蘇聯交戰。
佐爾格經過分析各種資料得出以下看法：日本將采取措施保住它在北方的地位，而不是真向蘇聯進攻，但在南方向印度支那發動進攻是無疑的。佐爾格將此看法電告了莫斯科。
與此同時，日本政府一個大規模的普遍動員計劃開始了。佐爾格、大崎和莫斯科都憂心如焚，擔心日本政府會把如此大規模的動員作為既成事實而加以接受，而動員本身則可能導致對蘇戰爭。他們關心的重要問題是：各師動員起來後，準備開往何地？
佐爾格的小組成員各自加緊執行自己的主要任務。大崎計劃製作一張包羅萬象的圖表，摸清調往東北的部隊的數目，以及日本為進攻蘇聯在滿洲進行準備的狀況和規模。動員計劃的細節由宮木提供，他可以從他軍隊裏的情報員那裏搜集到材料。佐爾格則負責從德國使館搞情報。
大崎的第一批報告未免有點讓人感到緊張：“不難證實，日本既向北，又向南調兵，但我無法找出到南北方向去的比例。”接著，他便前往中國東北實地調查去了。來自宮木的報告也支持這種看法：“應征入伍者組成若幹小組，有的人發冬裝，有的人則發夏裝，然後把他們分派到已經建製的部隊。”接著，來自大崎和宮木的報告又補充說：“因為美日關係進一步複雜化，部隊大部分將開往華南。”
佐爾格日夜苦思，勾畫出了總部署的輪廓。動員分3個階段進行，總共為兩個月的時間。第一階段為15天，計劃7月8日前完成，征兵共130萬人，7月底以前軍隊征用100萬噸商船運輸。佐爾格還注意到，動員進展緩慢，根本不能按計劃完成。
盡管有柏林方麵不斷施加的壓力和德國軍官對日本人施加的影響，經過與土肥原、岡村兩位將軍的談話後，奧特才不得不相信，日本的進攻非得等到紅軍潰敗到日本進攻有絕對把握的時候，否則，他們決不輕舉妄動。土肥原指出，日本由於石油匱乏，不能參加一場曠日持久的戰爭。除非確信能夠速戰速決，否則決不發動對蘇戰爭。奧特還說，日本認為蘇聯能維持到今年冬天。
8月20日～23日，日本最高統帥部在東京召開會議，討論對蘇作戰問題。會議決定當年不向蘇聯宣戰，但有以下保留：陸軍在下麵兩個條件得到滿足時便開始作戰：關東軍力量超過紅軍3倍時；有明顯跡象說明西伯利亞軍隊內部瓦解時。大崎把這個情況向佐爾格作了匯報。佐爾格亦將此情況電告了莫斯科。
佐爾格為了分析戰爭而鑽研日本政策、計劃，其詳盡無遺和準確無誤，真可謂達到了盡善盡美的程度！上自大崎在近衛左右的好友，下至宮木的軍人關係，以及他本人與德國大使館高級官員的談話，凡是他搜集到的情報都要相互驗證，對從7月2日禦前會議到8月20~23日日本最高統帥部會議不斷透露出的高級決策，他都要全麵考慮，仔細加以分析。他工作之認真細致，堪稱諜報活動的楷模。
從春季以來，由於遠東和平與戰爭的局勢變幻莫測，佐爾格的工作更顯得格外謹慎，這是他長期諜報經驗的結果。
大崎終於完成了小組的調查任務，從中國東北回來。佐爾格對他的工作感到非常滿意。
佐爾格以日本春秋兩次動員的調查和大崎調查報告作基礎，結合日本的資源、生產、經濟結構、國家財政收支和軍事力量等大量數據和材料的分析，從中得出結論：日本無力進行長期的戰爭，不可能同時多麵出擊。
9月6日，他致電莫斯科：“隻要遠東紅軍保持一定的戰鬥力，那麽日本就不會發動進攻。”之後他又從探討日本與美國以及日本在南方、亞洲和太平洋地區的戰爭與和平問題入手，加緊研究日本的意圖。
1941年10月4日，佐爾格向莫斯科發出最後一封、也許是最重要的一封電報：“蘇聯的遠東地區可以認為是安全的，來自日本方麵的威脅已排除。日本不可能發動對蘇戰爭。相反，日本將在下幾周內向美國開戰。”
莫斯科很快複電，對他們的工作感到非常滿意，並宣布：佐爾格及其東京小組的使命已告完成。佐爾格和他的戰友們感到無比的激動和欣慰。
4 不幸被捕，英勇就義
就在佐爾格他們緊張地收集情報的時候，日本警察局特高課的成員們也在加緊搜捕活躍在東京的最大間諜網的活動。宮木和大崎先後被捕。1941年10月18日清晨，佐爾格在自己的寓所被捕。
為這一案件，日本警察逮捕了有關人員35人。奧特的大使職位被撤消，並被遣送回柏林。
日本警察局對佐爾格進行法西斯式的審訊。佐爾格遭到了殘酷的折磨和嚴刑拷打。
東京警視廳因為左爾格一案“事涉赤色”，有失自己的威嚴，一直嚴守秘密，直到七個月後，當局才把事件定為所謂“共產國際諜報案”，並第一次公之於世。被捕後，左爾格並沒有放棄戰鬥，他大義凜然地利用法西斯法庭揭露和控訴其罪行;並且，作為拉姆紮領導人，他還要盡可能地保護戰友。左爾格在供詞中寫道：“我的主要目的是保衛蘇聯，使它免受各種反蘇政治陰謀的危害，免受軍事打擊的威脅。……我在日本既沒有發動共產革命的計劃，也沒有傳播其思想的意圖，我一個人承擔諜報小組的全部責任，這已經很夠了。”麵對強大的日本反間諜機構，左爾格個人的抗爭是無力和徒勞的，隻有莫斯科方麵設法營救才有生還機會。事實上，當時蘇聯關押著五六萬諾門坎戰役的日軍俘虜，這無疑可以成為談判的一大籌碼，畢竟，左爾格為其社會主義祖國立下過汗馬功勞。然而，不可思議的是，從對左爾格一案審理到死刑的執行，足有三年時間，莫斯科始終保持沉默。事後，他們的托辭是“我們對理查德·左爾格此人毫不知情”。對此，一位戰爭的幸存者，蘇聯特工、龐大情報網“紅色樂隊”的創始人列奧波特·特雷帕在回憶錄中指出：“他們寧願理查德·左爾格被處決，也不願戰後又多背上這麽一個見證人。這個決定不是來自蘇聯駐東京使館，而直接來自莫斯科。左爾格是蘇聯曆史上‘肅反運動’時期的犧牲品之一。”
1944年11月7日，左爾格走上了絞刑架。他神態自若，並用清晰的日語高呼口號。他是一位真正的蘇聯英雄。終年49歲。
1964年，沉默了20年的莫斯科當局公開了佐爾格的秘密，並於佐爾格逝世的忌日追認他為蘇聯的最高英雄。蘇聯報刊發表了許多文章，頌揚他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作出的貢獻。莫斯科的一條大街、蘇聯的一艘油輪分別以佐爾格的名字命名。
1965年春，蘇聯為紀念佐爾格發行了一枚麵值為4戈比的紀念郵票。郵票的紅色背景襯托著一枚蘇聯英雄勳章和佐爾格的肖像。
與拉姆紮相比，其他的間諜活動都不過是“外行人的遊戲”。——麥克阿瑟
向英雄致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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