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鑄居然攻擊蘇共幹部的知識化,“現在蘇聯修正主義領導人都是十月革命後培養的什麽工程師,象勃列日涅夫就是工程師!是鐵道工程師!”毛不是夢寐以求工業化嗎?可見他們的思想之混亂。
從反右到文革初,劉、鄧、陶和毛一樣,視知識分子為資產階級的天然盟友。痛恨他們白專,追逐名利,自由主義。其實他們那點心病無非就是,知識分子不如他們習慣了的一呼百應的樸實的農民兵聽話,隊伍不好帶。他們對知識分子一堆的怪毛病的判斷很準,但狹隘的小農認知的慣性,使得老共的人才管理和使用非常失敗。業務部門的黨組織動輒就道德綁架,羞辱迫害讀書人,吆喝給我上,就像陶鑄這篇對高教部的訓誡。表麵上這幫人逆來順受,心裏罵娘沒一個服的。到最後受損最重的還是老共自己,除非他們真的想回去種地。
其實在西方,知識分子的清高和恃才傲物的毛病都一樣,所謂情商低。但管理者的職業素養和方法比土共高多了。
還有一點,毛時代的很多打仗出身的幹部,連知識分子不同的生活習慣都不能包容。怕髒怕累都是罪過。毛本人,對知識分子出口成髒,就反映了這種陰暗心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