蘇聯的最後一年（2003）
第四章 窮途末路
4.1 國家緊急狀態委員會解散後的三天
4.2 蘇聯議會的最後日子（個人親身的經曆）
4.3 新奧加廖沃進程的失敗
4.4 俄羅斯的反共浪潮
4.5 蘇維埃聯盟最後的日子
“8月事件”以國家緊急狀態委員會的土崩瓦解和徹底失敗而告終，這些事件注定了蘇共和蘇聯的滅亡。然而，並非是每一位事件的參與者當時就意識到這一點，許多端倪是在事後三天內才逐步顯現出來的，與8月19—21日相比，這三天對於國家的命運同樣重要。
4.1 國家緊急狀態委員會解散後的三天
1991年8月22日午夜2點，蘇聯總統戈爾巴喬夫及其隨行人員的專機降落在莫斯科伏努科沃2號機場，警衛人員盡力推擋著包圍在總統身邊的人們。而就在戈爾巴喬夫在機場回答記者提問的同時，按照俄聯邦檢察院簽署的命令，剛從克裏木返回莫斯科的蘇聯國防部長亞佐夫和克格勃主席克留奇科夫被逮捕了。同一天被捕的還有巴甫洛夫、亞納耶夫、斯塔羅杜布采夫和瓦連尼科夫，巴克拉諾夫、舍寧和博爾金也於晚些時候被關入鐵窗，幾天後，盧基揚諾夫也銀鐺人獄。
戈爾巴喬夫在機場說的第一句話是：“我似乎回到了另外一個國家”。但是，他當時並沒有深刻地體會到，在短短幾天裏，莫斯科、俄羅斯，以及整個蘇聯已經發生了劇變。莫斯科的實權已經掌握在俄聯邦總統葉利欽的手中，而他並不打算與其他人分享這份權力。被葉利欽“挽救”的蘇聯總統返回莫斯科後，引起了社會各界的廣泛關注，並博得了公眾的同情，許多人認為戈爾巴喬夫不僅遭受了國家緊急狀態委員會的侮辱，而且目前處境極其危險。人們在機場迎接戈爾巴喬夫時所表現出來的熱情和敬意是真誠的，但卻沒有持續多久。
經過短暫休息之後，戈爾巴喬夫來到了克裏姆林宮，迎接他的有克裏姆林宮的警備司令和警衛、戈爾巴喬夫的助手和顧問、辦公室工作人員，以及部分蘇聯最高蘇維埃的成員。當戈爾巴喬夫在第三次蘇聯人民代表大會上當選為蘇聯總統的時候，他沒有成立一個像葉利欽後來組建的總統辦公廳那樣的管理機構。1990—1991年期間，整個國家的事務實際上是通過部長會議、各部委、蘇共中央、克格勃，以及國防部等機構共同管理的。而“8月事件”之後，蘇共中央和部長會議的工作已陷於癱瘓狀態，而克格勃、總檢察院、最高法院和其他權力機關的工作也都陷入停滯狀態，戈爾巴喬夫於是決定成立一個新的權力控製中心，而這理所當然地要從強力部門入手。根據蘇聯總統令，原總參謀長米哈伊爾·莫伊謝耶夫[1]大將被任命為國防部長，原克格勃第一總局（負責對外情報工作）局長列昂尼德·舍巴爾申[2]中將被任命為克格勃主席。當時，因為蘇聯部長會議已經集體辭職，所以戈爾巴喬夫考慮任命一位新總理，但是助手們建議他等到8月26日召開蘇聯最高蘇維埃會議時再做決定。因此，時任俄聯邦部長會議主席的伊萬·西拉耶夫被任命為蘇聯臨時代總理。
從8月22日開始，紅場上舉行了聲勢浩大的示威遊行，坐落於老廣場的蘇共中央委員會大樓和捷爾任斯基廣場上的克格勃總部大樓前，聚集了越來越多的莫斯科人。而在白宮附近則舉行了規模宏大的“勝利者”集會，當時俄羅斯蘇維埃社會主義聯邦共和國的人民代表正前往白宮參加緊急會議。當天的主角無疑是葉利欽，他的出現贏得了群眾的熱烈歡迎。蘇聯領導人當中隻有寥寥數人與會，其中包括“8·19事件”前曾任蘇聯總統顧問的雅科夫列夫，他後來宣布退出蘇共。當天，戈爾巴喬夫並沒有出現在白宮，他隻是在電視台的《時間》欄目中發表了一個簡短聲明，然後他主持了一個電視直播的大型新聞發布會，來自蘇聯、俄羅斯以及外國的記者參加了這場活動。
這次新聞發布會由總統的新聞秘書伊格納堅科主持，主題是蘇聯總統在福羅斯三天的監禁生活，伊格納堅科格外偏愛外國記者，所有人都發現了一個奇怪的現象，那就是總統的新聞秘書沒有給任何一家蘇聯和俄羅斯媒體提問的機會，這些媒體在8月19日都曾被查封，8月22日被解禁，直到24日曾被國家緊急狀態委員會查封的媒體才恢複發行報紙。戈爾巴喬夫當時並沒有對所有的問題都進行了回答。“我不能將全部的事情說出來”，他沉默了片刻又補充說，“任何時候我都不能將全部的事情說出來”。戈爾巴喬夫重複了他不久前在機場上說的話：他從福羅斯回來後的感覺像是回到了另外一個國家。戈爾巴喬夫又補充說，回到莫斯科之後他好像是變成了另外一個人。他表示，他並不準備改變自己的信念，他仍然是社會主義的堅定的擁護者。戈爾巴喬夫激烈地抨擊了國家緊急狀態委員會的領導人，而對蘇共采取的行動則盡力維護，他還對已經宣布脫離蘇共的雅科夫列夫表示不滿。戈爾巴喬夫試圖使與會者相信，他仍然控製著整個國家和莫斯科的局勢，但所有人都心知肚明，事實並非如此。正如一年後伊格納堅科所言：“戈爾巴喬夫沒有預見、也沒有預感到自己的下台；他始終認為自己是無所不能的，隻要自己大筆一揮便可以阻止任何事情。”[3]但是，1991年8月局勢並沒有按照戈爾巴喬夫預想的方向發展。8月22日傍晚，大部分的示威遊行人群轉移到了老廣場和盧比揚卡廣場，成千上萬的人聚集在捷爾任斯基雕像旁的草地上、通往廣場的柏油路上以及周圍的草坪上。示威者群情激昂，不久前曾保衛白宮的人們組成了人牆。為了做好準備以保護克格勃總部大樓免遭破壞，舍巴爾申立即召集克格勃總部的工作人員，要求他們必須堅守崗位，但沒有任何人知道自己該幹什麽。盧比揚卡2號樓的正麵聚集了大約2萬人，他們高呼口號，唱著歌頌馬加丹的歌曲，在大樓的牆壁上塗寫著各種攻擊和謾罵的標語。晚上5點以後，示威群眾開始試圖用鋼索拉倒“捷爾任斯基”的鐵製雕像，這一舉動引起了莫斯科市政府的恐慌。緊急前往廣場的莫斯科副市長斯坦克維奇[4]向示威群眾解釋說，如果幾噸重的雕像倒塌下來，不僅會阻塞交通，而且會影響到地鐵隧道。他向人們保證說：“莫斯科蘇維埃今天決定拆除所有類似的雕像，我們將立即采取行動”。“現在就幹，馬上！”人群呼喊著。晚9點後，在節日禮炮的映射下，三輛起重車和一輛牽引車抵達了捷爾任斯基廣場。舍巴爾申佇立在自己辦公室的窗前，凝視著眼前發生的一切。他事後回憶說：“當時兩輛威力巨大的起重車逼近到塑像跟前，一名誌願者已爬到捷爾任斯基雕像的肩上，正在用一根鐵索纏住雕像的脖子和身軀。然後他直起腰，拽了拽褲子，打了個手勢，意思是‘準備完畢，可以起吊！’，他看起來儼然像個專家。我強迫自己看下去，這杯苦酒一定要吞下去。我感受到痛苦了嗎？沒有，發生的一切是理所當然的：我們為領袖們的目光短淺、至高無上和自私自利而付出了代價，為我們的愚蠢和輕率而付出了代價。這是一個時代的結束，另一個時代的開始，曆史的車輪永不停歇……起重機轟鳴著，人群狂呼著，鎂光燈閃爍著。被繩索牢牢套住脖子的捷爾任斯基雕像吊在廣場的半空，生鐵鑄成的兩條腿在雕像大衣下麵擺來擺去。菲利克斯·艾德蒙德維奇早就入土為安了，難道人死之後還要為子孫後代的罪過負責嗎？”[5]午夜時分塑像已被運走，但集會仍在繼續。羅斯特羅波維奇[6]在人群前發表講話，他建議在這個地方建一座索爾仁尼琴[7]紀念碑。
舍巴爾申和莫伊謝耶夫在自己的新崗位上隻待了一天，葉利欽知道戈爾巴喬夫任命強力部門的領導之後便大發雷霆。8月23日淩晨，葉利欽打電話給戈爾巴喬夫，要求他取消已經頒布的任命。葉利欽說：“莫伊謝耶夫參加過騷亂，而舍巴爾申是克留奇科夫的人。”但他的要求遭到了戈爾巴喬夫的拒絕，因為這一任命已在電視新聞中播出，並且第二天的報紙也將公布這一消息。8月23日上午，葉利欽來到克裏姆林宮與戈爾巴喬夫會麵，這是兩人自“8月事件”以來的首次會麵，此次會見的氣氛相當緊張。葉利欽強烈要求蘇聯總統在進行任何人事變動的時候必須要與俄羅斯總統協商。戈爾巴喬夫答應“考慮”撤銷自己的命令，但葉利欽卻聲色俱厲地表示，隻要莫伊謝耶夫和舍巴爾申還沒有被解職，那麽他就不會離開蘇聯總統的辦公室。與此同時，葉利欽還將一份新的蘇聯強力部門和外交部領導人的候選人名單強加給戈爾巴喬夫。葉利欽認為，蘇聯國防部部長應由空軍元帥沙波什尼科夫擔任，此人在1991年8月19日那天曾拒絕執行亞佐夫的命令；蘇聯克格勃主席應由巴卡金擔任，他不久前曾是戈爾巴喬夫的親信之一，在1991年6月舉行俄羅斯聯邦總統選舉中，他還曾是葉利欽的主要競爭對手之一，但在“8月事件”中他沒有支持國家緊急狀態非常委員會，而是宣布無條件地支持葉利欽。此外，葉利欽推薦的蘇聯內務部部長候選人是維克托·巴拉尼科夫大將，當時他已是俄聯邦內務部代理部長，深得葉利欽的信賴。葉利欽還推舉記者出身的鮑裏斯·潘金[8]擔任蘇聯外交部長，此人於1991年間任蘇聯駐捷克斯洛伐克大使，在8月19—20日期間，他是蘇聯惟一一位沒有把國家緊急狀態委員會的文件轉交給駐在國領導人的大使。盡管捷克斯洛伐克總統哈維爾[9]很想從蘇聯大使那裏得知有關莫斯科事件的詳細情況，但是直到國家緊急狀態委員會垮台之前，潘金都巧妙地回避了與哈維爾的正式會麵。戈爾巴喬夫被迫接受了葉利欽的最後通牒。
戈爾巴喬夫在自己的回憶錄中試圖證明任免命令都是由他個人作出的決定，但巴卡金在回憶錄中卻寫道：“8月23日上午，我們被緊急召到克裏姆林宮，我們知道，葉利欽當時就坐在戈爾巴喬夫的辦公室裏，新任命的內容都是在葉利欽的授意下產生的，葉利欽不僅任命了新的克格勃主席，而且他還授權其對克格勃進行徹底改組。”[10]葉利欽在自己的回憶錄中也指出，他一開始就用命令的語氣與戈爾巴喬夫交談，他希望蘇聯總統明白，從現在開始他們之間的關係已經徹底改變了。葉利欽寫道：“戈爾巴喬夫盯著我，這是人被逼到牆角時絕望的目光，我當時別無選擇，形勢要求我必須采取果斷而堅定的立場。”[11]戈爾巴喬夫與葉利欽的雙重政權製度已經結束了，盡管戈爾巴喬夫還需要幾周時間才能徹底接受這一事實。
8月23日上午，應葉利欽和哈斯布拉托夫的邀請，戈爾巴喬夫到白宮參加於前一天在此召開的俄聯邦最高蘇維埃非常會議。當戈爾巴喬夫抵達白宮門口時，圍觀的人群表現出了極不友好的態度。許多人高喊：“辭職！辭職！”戈爾巴喬夫在主席台上發表了講話，他與俄羅斯人民代表的這次會見還進行了電視直播。由於各種原因，戈爾巴喬夫在此次直播節目中的發言給多數人留下了十分不好的印象，他的講話缺乏連貫，時斷時續，隨後他的講話演變成了由葉利欽發起的帶有侮辱性的質詢。葉利欽首先試圖強迫戈爾巴喬夫公開批準俄羅斯總統於8月19—21日簽署的所有命令，俄羅斯總統在這些命令中已經行使了蘇聯總統的職權。而戈爾巴喬夫當時甚至還沒來得及看到這些命令，他懇求說：“鮑裏斯，尼古拉耶維奇，我們還沒有商量好要馬上公開這些命令，這些都還是秘密。”葉利欽反駁道：“米哈伊爾·謝爾蓋耶維奇，這並不是什麽秘密，這件事是嚴肅的，這些命令是由整個集體專門起草的，我們稱之為‘在被困圍的蘇維埃大廈中通過的命令和決議’。我們現在把它們交給您。”[12]（大廳裏響起熱烈的掌聲、喧鬧聲、口哨聲、尖叫聲和嘲笑聲）。隨後，葉利欽交給戈爾巴喬夫一份速記記錄，並稱這是蘇聯部長會議宣布支持國家緊急狀態委員會的一份會議記錄，他要求戈爾巴喬夫在會上公開宣讀。實際上，8月19日舉行的蘇聯部長會議是在部分成員缺席的情況下召開的，而且當時開會時並沒有人做記錄，也沒有通過任何支持國家緊急狀態委員會的決議，隻是通報了巴甫洛夫總理宣布國家實行緊急狀態的消息。葉利欽交給戈爾巴喬夫的記錄很有可能隻是某一位部長的會議筆記。幾分鍾之後，葉利欽再次打斷了戈爾巴喬夫的講話，他對最高蘇維埃的代表說：“同誌們，為了緩和局勢，請允許我審議簽署關於停止俄共活動的命令…”（大廳裏又響起歡呼聲和叫喊聲“太好了！”，“萬歲！”）戈爾巴喬夫驚慌失措地喊道：“鮑裏斯·尼古拉耶維奇…鮑裏斯·尼古拉耶維奇。”但葉利欽卻裝作沒聽見並大聲說道：“我正在簽字，命令已經簽署完了。”大廳裏再次響起“萬歲！”和“太好了！”的叫喊聲。戈爾巴喬夫試圖反對：“我不知道這項命令的名稱和內容，如果真像鮑裏斯·尼古拉耶維奇所說的那樣，那麽在這種情況下，我認為，最高蘇維埃未必應該支持鮑裏斯·尼古拉耶維奇總統，盡管我個人非常尊重他對此的看法…（大廳裏響起尖叫聲）。靜一靜，並不是整個俄共，也不是所有的共產黨員都參與並支持了了叛亂（大廳裏又響起尖叫聲），因此，如果能夠證明俄共委員會和其他州的委員會支持了國家緊急狀態委員會的活動，那麽我會同意這項命令。我認為，禁止俄共的活動無論是對於民主的最高蘇維埃，還是對於俄羅斯總統來說，這都將是一個錯誤。所以說，這個命令是否應該簽署？”葉利欽回答說：“米哈伊爾·謝爾蓋耶維奇，不是禁止俄共，而是在司法機關調查清楚俄共是否參與這些事件之前暫停其活動，這是完全合法的。”戈爾巴喬夫說：“這就另當別論了”（大廳裏響起暴風雨般的掌聲）。[13]走下講台時戈爾巴喬夫顯得踉踉蹌蹌，悵然若失。幾分鍾之後，葉利欽邀請戈爾巴喬夫來到自己的辦公室。關於這次兩人之間的單獨會麵，戈爾巴喬夫在十年後依然記憶猶新。他在2001年接受采訪時說道：“您知道嗎，貓是如何收拾被逮住的老鼠的：老鼠已經流血了，貓還在不斷折磨它，卻又不想馬上把它吃掉，隻是想羞辱它。葉利欽就是這樣對待我的。”有報紙曾經這樣寫道：“與葉利欽會麵之後，我們看到的戈爾巴喬夫已經變成了另外一個人，他看起來就像跟隨在訓斥它的主人後麵的一條灰溜溜的走狗。”戈爾巴喬夫當時已經威嚴掃地，備受屈辱，而葉利欽卻幸災樂禍。西方媒體於次日刊登了許多與此有關的諷刺文章和漫畫，其中一幅漫畫描寫的就是高大威武的葉利欽拽著矮小頹喪的戈爾巴喬夫的手。
對戈爾巴喬夫抱有好感的意大利記者朱利葉托·基葉紮曾寫過許多關於戈氏的文章，他曾這樣描述當時發生在俄聯邦最高蘇維埃會議大廳裏的情形：“針鋒相對而又讓人同情的對峙持續了一個半小時，這在很大程度上是攻擊合法總統的過程，而不是實現總統權力的回歸。戈爾巴喬夫千方百計地試圖證明存在著他與葉利欽的雙重政權，但是鮑裏斯·尼古拉耶維奇從戈爾巴喬夫回答代表提問時就一步步地煽風點火，但這還隻是這場不可思議的、前所未有的鬧劇的開始，這件事的確發人深省。‘您是否認為，在蘇聯應該取消社會主義，解散共產黨，因為它是一個犯罪組織？’，一位代表咄咄逼人地問道。戈氏就像是被吊到了拷刑架上：‘要知道這就如同十字軍東征……社會主義是一種信仰，我和你們一樣倡導思想自由和多元化，任何人都無權懷疑這種自由。取消社會主義、解散共產黨是一種空想和迫害持不同政見者的行為。’戈爾巴喬夫盡量克製著自己：‘共產黨內有成千上萬正直的同誌，不能把他們與叛亂分子混為一談。’然而葉利欽已經簽署了關於停止共產黨活動的命令，並且宣布查封蘇共中央委員會大樓。戈爾巴喬夫此前在大會上發起的‘聯合所有民主力量’的號召和‘不能給保守力量以可乘之機’的建議已經變成了泡影。勝利者總是希望得到一切。”[14]
8月23日下午，事件的中心又轉移到了老廣場，在蘇共中央委員會大樓前聚集了大批的示威群眾。在8月22日召開的蘇聯最高蘇維埃和莫斯科蘇維埃大會上已經提出了關於取締蘇共和沒收其財產的建議。莫斯科市長加夫裏爾·波波夫提出了更加激進的建議，他不僅要求立即取締共產黨和沒收其所有的資產，而且要“鏟除一切共產主義的毒苗”。為此，他建議禁止出版所有宣傳共產主義思想的報紙和雜誌，這首先包括《真理報》、《蘇維埃俄羅斯》和《工人論壇》。這不僅僅是口頭說說而已，波波夫在同一天發布了關於將莫斯科市黨委和各區黨委的財產國有化的決定。8月22日晚，波波夫率領著氣勢洶洶的人群來到了位於新廣場的市委大樓前，人們向大樓的窗戶投擲石塊。為了查抄莫斯科市委的財產，他們還專門叫來了市政府的管理人員。但是當時市委已經下班，工作人員也已經離開，所以大樓內的所有房間都是緊鎖的。這次行動的組織者最終決定暫不撬開市委各辦公室的大門和保險櫃，隻是查封了市委大樓的正門。同一天晚上，與此相鄰的老廣場上的蘇共中央委員會大樓也逃過了被洗劫的厄運。
第二天，也就是8月23日，蘇共中央和俄共中央委員會的大部分工作人員依然堅持上班，蘇共中央委員會書記法林[15]、紮索霍夫、謝苗諾娃[16]和卡拉什尼科夫都像以往一樣出現在自己的辦公室中；7月份接替波洛茲科夫擔任俄共中央委員會第一書記的庫普佐夫也堅持在俄共中央委員會大樓中辦公，到這裏上班的還有蘇共莫斯科市委第一書記普羅科菲耶夫和市委的其他工作人員，因為他們自己的辦公大樓已被查封。8月22日晚，蘇共中央書記處在副總書記伊瓦什科的領導下召開會議，其中隻有巴克拉諾夫和舍寧沒有到場參加。會議通過了關於審議國家緊急狀態委員會冒險行動的決議，然而這個遲到的決議已經無法發表，因為所有黨報在8月22日—9月4日期間都已停刊，電視台也沒有就蘇共中央書記處的決議作任何報道。大家等待著最壞情況的降臨。黨委機關的負責人員認真檢查自己辦公室櫃子、桌子和保險櫃中的文件，並銷毀了其中的大部分文件。事件的結局一步步臨近，老廣場和新廣場上仍然聚集著憤怒的人群。當戈爾巴喬夫在白宮參加俄羅斯最高蘇維埃代表大會的時候，他收到了一張布爾布利斯寫給他的小紙條，上麵寫道：“蘇共中央正在加緊銷毀文件，總書記應立即下令暫停蘇共中央委員會的活動。盧日科夫已經切斷了電力供應。將有人奉命執行蘇聯總統、蘇共中央總書記以及盧日科夫的指令。布爾布利斯。”蘇聯總統、蘇共中央總書記在這張紙條上潦草地寫了句批示：“同意。戈爾巴喬夫。1991年8月23日。”[17]正是依照戈爾巴喬夫的這個批示，而並非葉利欽關於取消俄共的那道命令，開始了對蘇共中央各大機關的破壞行動。下午3點，由巴卡金和巴拉尼科夫領導的克格勃和警察包圍了蘇共中央、俄共中央、蘇共中央監察委員會、莫斯科市委以及對麵的蘇聯克格勃總部大樓。群情激憤的人們越聚越多，很多人認為，一場浩劫已經箭在弦上。但是人們最終並沒有製造災難，關於這一點波波夫在自己的回憶錄中頗為自豪地寫道：“我與布爾布利斯達成一項協議，他以秘書長的名義簽署一道命令，允許我們占領蘇共中央委員會大樓。整個行動由莫斯科市中央區區長穆濟坎斯基[18]、市政府管理局負責人沙赫諾夫斯基[19]和莫斯科市蘇維埃代表索科洛夫少校共同領導。然而蘇共中央有著聯係全國的龐大的通信樞紐，各種地下工事，以及包括和核係統在內的所有國防係統。我們與克格勃達成協議，他們離開總部大樓後，將留下來保護各種地下設施。下一步則是考慮如何保障中央委員會的工作人員撤離時的安全問題，當然他們當中可能有人參與了叛亂，但這是偵查機關和法院的事，我們絕不允許出現私自處刑行為。與此同時，不允許有任何文件外流，換句話說，必須進行徹底的搜查。我很清楚所發生事情的曆史意義。我麵前的電視中正在播放俄羅斯最高蘇維埃代表與戈爾巴喬夫會麵的報道，而在我旁邊擺著一部電話，不斷傳來老廣場的消息。終於我聽到了一個疲憊而平靜的聲音：‘我們已經占領了蘇共中央，克格勃的警衛人員已經離開，工作人員已被疏散，我們是在蘇共中央總書記的接待室中給您打電話。任務已經完成。’我知道，這是一次沉重的打擊，再不需要對蘇共中央的工作人員采取驅逐行動了。”[20]波波夫甚至將這次占領蘇共中央委員會大樓的行動與1917年的攻克冬宮相提並論，他寫道：“20世紀末最偉大的曆史事件已經完成，社會主義極權製度的試驗已經結束。我作為經濟學者，在很多年以前下了定論，這樣的變革遲早會發生。但我不敢相信，這樣的變革卻發生在我的有生之年，而且是在我的直接參與下進行的。然而，這一切的的確確地發生了。即使以後我不再為俄羅斯和俄羅斯人民工作，那麽奪取蘇共中央委員會大樓這一曆史時刻卻以事實證明了我本人、我的整個生命、我的所有苦難、過失以及矛盾……我是作為一名民主戰士參與了這場鬥爭，而不僅僅是作為市長。”[21]對於他的這些觀點，許多曆史學家不敢苟同，盡管其中也包含了一些真實的成分。
關於這次“20世紀末最偉大事件”還有許多截然不同的描述。當時蘇共中央委員會的所有工作人員都是通過內部專線被通知離開大樓的，而且隻給60分鍾的準備時間，即從16點到17點。當時大樓裏的各個樓層混亂不堪，有些地方甚至還出現了恐慌。有的人急匆匆地將值錢的東西收拾到皮包中，有的人在焚燒文件，還有的人要求派專車叫到大樓門口來。蘇共中央委員會書記法林回憶說，他當時和正在白宮開會的戈爾巴喬夫取得了聯係，以便弄清楚所有這些行動是否得到了戈爾巴喬夫的同意，戈氏回答是肯定的。法林提醒戈爾巴喬夫說，中央委員會書記們的保險櫃中存有許多“極為敏感”的文件，其中包括有關戈爾巴喬夫個人的材料。但是戈爾巴喬夫卻惱怒地喊道：“難道你還不明白我現在的處境嗎？”法林當然明白，他在電視上已經看到了一切。當時蘇共中央其他幾位書記的辦公室和保險櫃是鎖著的，此外，還有一些政治局常委和書記處書記已被關在列福爾托沃監獄裏了。戈爾巴喬夫吩咐黨的高層領導人不要通過正門離開大樓，而是通過地下通道的秘密出口離開。莫斯科市中心所有主要大樓的秘密地下通道始建於斯大林時期，後來又進行了改造，但並不是每位書記對所有的通道和出口都了如指掌。一部專梯將他們從大樓的五層送到了地下通道內，第一道門被順利打開了，但是通道的第二道門卻死死地關閉著，他們費了九牛二虎之力也無法打開這扇厚重的鋼門。這些書記們擔心第一道門自動關閉後，他們將處於更危險的境地，於是他們又急忙返回到樓中，並於晚些時候通過正門離開了大樓，然後他們在人群的叫喊聲中穿過老廣場到達了最近的地鐵站。謝苗諾娃在回憶當時的情景時說道：“我和我的一位助手走在一起，到處是喊聲、口哨聲、叫囂聲，儼然就是一場革命。有人衝著庫普佐夫喊道：‘揍他！’。有人搶走了一個女工作人員的書包，並仔細地翻看著，顯然是想尋找秘密文件。他們的表現極其蠻橫無理，對我們黨來說，這簡直是一場災難。”[22]廣場上的警察好不容易將莫斯科市委書記普羅科菲耶夫從人群的圍攻中解救出來，人群越發狂怒，坐落於捷爾任斯基廣場上的克格勃總部大樓也麵臨著被洗劫的威脅。在這種情況下，葉利欽和魯茨科伊不得不中斷在白宮的活動而匆匆趕到老廣場和捷爾任斯基廣場，一同前來的還有俄羅斯最高蘇維埃和蘇聯最高蘇維埃中著名的民主人士，他們的到來使憤怒的人群逐漸安靜下來，然而聚集在蘇共中央委員會大樓前的人們直到深夜也沒有散去。直到8月24日，電視和廣播中播放了呼籲人們保持冷靜的號召後，莫斯科市中心的風波才開始平息下來。
葉利欽在老廣場完成使命之後，於8月23日連夜趕回阿爾漢格爾斯克村的官邸，並在那裏舉行了由其親信和朋友參加的盛大的慶功晚宴。當時隻有副總統魯茨科伊沒有收到邀請信，這深深地刺傷了他的自尊心，他並不清楚自己失寵的原因。這大概是因為，魯茨科伊當時還認為自己是共產黨員，並有意成立一個新的黨派——共產黨人民主黨。不過，魯茨科伊的功勞很快得到了表彰，根據葉利欽的提議他被授予了少將軍銜，而在1991年“8月事件”之前他還隻是一名上校。
由戈爾巴喬夫批準的對蘇共中央委員會進行的摧毀行動是導致蘇共解體的不可避免的步驟之一。8月24日早晨，戈爾巴喬夫召集了幾名親信來到自己的辦公室，其中有普裏馬科夫和雅科夫列夫，還包括格拉喬夫在內的幾名助手。他們來到與總統會客室相鄰的核桃廳，這個房間曆來是政治局常委“小範圍”商討最重大、最敏感問題的地方。格拉喬夫在後來的回憶錄中寫道：“戈爾巴喬夫在總統委員會成員瓦季姆·梅德韋傑夫的陪同下走進大廳。這是戈爾巴喬夫從克裏木回來之後我們之間的第一次見麵，由於剛剛從南方休假回來，因而戈爾巴喬夫的臉色顯得黝黑健康，但麵部表情卻異常陰沉的，這種反差深深地震撼著我。戈爾巴喬夫那雙炯炯有神的眼睛經常會給初次與其見麵的人留下深刻印象，但是此刻他的雙眼已變得黯淡無光，這折射出過去一周在他身上發生了巨大的內心變化：他失去了以往堅不可摧的自信，這種自信曾給同誌們以無窮的力量、而使對手們膽戰心驚。戈爾巴喬夫看完我們的報告後點頭表示同意，然後他遞給我們兩頁紙，並說：‘這是我辭去蘇共中央總書記的聲明，以及將黨委機關大樓和其他財產交由國家保護的命令。我希望不要發生像1956年匈牙利事件那樣的災難。我們在毀掉一切東西時會很容易。’談話自然而然轉到黨的命運問題，戈爾巴喬夫說：‘雖然我堅持到了最後一天，但他們最終還是否決了改組蘇共的決定。我無愧於自己的良心，是他們背叛了黨的總書記。”[23]最後，兩份聲明合二為一，隨即交給了各媒體，並且立即通過電台公布了這一聲明。戈爾巴喬夫在聲明中指出：“蘇共中央書記處和蘇共中央政治局沒能阻止國家政變，蘇共中央委員會沒有果斷地予以譴責並表現出不同的立場，沒能號召共產黨員開展反對踐踏憲法的鬥爭，而且叛亂者中不乏黨組織的領導成員，這就使成千上萬的共產黨員處於一種尷尬的境地。在此情況下，蘇共中央不得不采取自行解散這個艱難但又是惟一合理的決定。我不認為我本人今後還能夠完成蘇共中央總書記的職責，我將辭去自己的所有職權。”[24]戈爾巴喬夫的辭職聲明不僅是虛偽和矛盾的，而且嚴重違反了蘇共黨章，黨章中並沒有規定這樣的辭職方式。蘇共中央總書記隻能向蘇共中央委員會提出辭職申請，根據蘇共新的黨章，戈爾巴喬夫是由蘇共二十八次代表大會全體會議直接選舉產生的，因此隻有黨的代表大會有權最終決定其命運。戈爾巴喬夫當時十分清楚，蘇共中央政治局和書記處的多數成員並沒有參與國家緊急狀態委員會的任何準備和組織活動，在對“8月事件”進行調查之初，就有人散布說建立國家緊急狀態委員會的決定是經過了黨組織的批準。而實際上，在8月中旬不可能在短時間內召集到所有的蘇共中央書記處的成員，更不用說政治局成員了，因為他們大都是蘇聯各加盟共和國的最高領導人。當時絕大多數的蘇共中央領導人都在休假，而副總書記伊瓦什科當時正住院治療。他們都是從新聞報道中才得知國家緊急狀態委員會成立的事，由於沒有掌握全麵的信息，因此他們對於整個局勢不可能有完全一致的反應。我當時親眼看到了一些蘇共中央和俄共中央的成員、還有幾位部長在“紅石”療養院和基斯洛沃茨克的其他療養院中度假。此外，斯塔夫羅波爾州黨委的負責人也來到這裏開會協商，他們決定既不支持國家緊急狀態委員會，也不支持葉利欽，而是采取觀望態度，現在看來這種做法是正確的，不應受到指責。戈爾巴喬夫竟然建議中央委員會審議並通過所謂的“關於自行解散的艱難決定”，但是若要通過這一決定，首先應召開蘇共中央委員會全體會議來討論當前形勢，而如果黨的各級領導機關已被摧毀，黨中央總書記又要辭職，那麽在這種情況下如何召集蘇共中央委員會的成員開會呢？隻有戈爾巴喬夫能以總統的身份召集這樣的全體會議，因為他手中畢竟還有一定的權力，但戈爾巴喬夫卻拒絕考慮這個問題。況且，蘇共中央委員會的解散並不代表整個蘇共的解散，隻有蘇共非常代表大會才有權審議通過關於解散蘇聯共產黨的決定。早在1989年夏秋的時候，戈爾巴喬夫的一些助手就建議他辭去蘇共中央總書記的職務，轉入到當時剛剛興起的民主運動中去，而在1990年，蘇共中戈爾巴喬夫的反對派也要求他辭職，但在蘇共第二十八次代表大會上戈爾巴喬夫異常艱難但卻成功地保住了自己的位置。當時，戈爾巴喬夫也開始考慮在蘇聯成立一個類似於社會民主黨那樣的新政黨。戈爾巴喬夫在自己的回憶錄中是這樣描述他在1989年和1990年間所作所為的初衷的：“我是蘇共中央委員會的總書記，是成千上萬的人信任我才給了我這個職位，如果跑到其他的陣營中去，那將是個不道德的、不合理的、甚至是犯罪的行為。”[25]實際上，戈爾巴喬夫在1991年8月末恰恰做出了這樣的不恥行為。他不止一次地將自己比喻為行駛在風浪中的一艘巨輪的掌舵人，他在艱難地保持著巨輪的航向。如果按照這樣的比喻，那麽完全有理由說，1991年8月末當這艘巨輪遇到強烈風暴、麵臨滅頂之災的時候，作為船長的戈爾巴喬夫卻是第一個離開了這艘巨輪，對於一名船長來說，這樣的行為簡直讓人無法容忍。葉利欽在8月23日發布的命令中隻是要求暫停俄羅斯共產黨的活動，因為他作為俄羅斯總統並沒有權力對整個蘇聯共產黨采取任何措施，然而戈爾巴喬夫的辭職聲明卻使葉利欽在破壞蘇共的行動中放開了手腳。8月25日，葉利欽在其簽署的《關於蘇共資產的命令》中明確規定：“鑒於蘇共中央已經解散，俄共活動也已被停止，因此屬於蘇共和俄共的一切動產和不動產、所有的盧布和外匯資金將成為俄羅斯聯邦的國有資產，這包括存在俄聯邦境內外的銀行、保險公司、股份公司、合資企業，以及其他企業和機構中的所有資金。關於蘇共中央在境外的其他資產，將按照各加盟共和國簽訂的同盟條約來進行分配。”[26]我們看到，葉利欽已經將戈爾巴喬夫關於解散蘇共中央的一紙聲明當成了全黨的既定決議來執行。
在19世紀和20世紀，世界許多國家的政府取締了本國的社會主義、社會民主主義和共產主義等各政黨的活動。在此情況下，這些黨派紛紛轉入地下，以便等待再度複興的時機。然而對於蘇共來說，這條路已經行不通的，因為它已被徹底打倒，不複存在，而它的滅亡之日就是1991年的8月24日。盡管1993年2月成立了俄羅斯聯邦共產黨，然而無論就其組成、結構還是思想理論來說，都已經完全是另外一個政黨了，況且俄共產生於不同的國家，因為幾個月之後，蘇聯這個國家已經不複存在了。
4.2 蘇聯議會的最後日子（個人親身的經曆）
國家緊急狀態委員會的倒台、蘇共解散、蘇聯部長會議辭職，以及俄羅斯的實權已轉移到俄聯邦總統葉利欽的手中，這一切不能不改變蘇聯最高蘇維埃和蘇聯人民代表大會的命運。1989年選舉產生的、任期5年的新一屆蘇聯議會隻走完了它不到一半的曆程。
早在1990年，蘇聯的一些加盟共和國和自治共和國就已宣布擁有主權，但在當時這並不表明它們要從蘇聯分離出去，來自這些國家的人民代表仍繼續參加蘇聯最高蘇維埃和蘇聯人民代表大會的工作。然而，在國家緊急狀態委員會垮台之後，形勢發生了變化。8月23—30日期間，許多加盟共和國不僅重新宣布本國的獨立地位，而且決定要從蘇聯分離出去，並相應地終止本國的人民代表在蘇聯議會中的活動。波羅的海三國率先做出了這樣的決定，戈爾巴喬夫對此無動於衷，而葉利欽卻於1991年8月24日簽署了關於承認立陶宛、拉脫維亞和愛沙尼亞的獨立地位的命令。當時俄外交部的一些官員曾試圖勸阻葉利欽不要采取這樣的行動，他們主張通過談判來解決問題，這涉及到保護俄羅斯族居民在波羅的海國家的權利問題、退伍軍人問題、軍事基地、雷達站和海軍軍事基地的命運，以及其他與成千上萬人息息相關的問題。此外，外高加索、北高加索和摩爾達維亞等地區的形勢也日益嚴峻，並隨時有可能演變成軍事衝突。在此情況下，蘇聯議會的工作變得越來越困難，幾乎已不可能開展正常的工作，我本人於1989年被選舉為蘇聯議會代表。
即使是在1991年7月，我們當中的任何一個人還都沒有預見會發生如此戲劇性的事件。7月末至8月上旬，在克裏姆林宮召開了幾次蘇聯最高蘇維埃會議，然後我們一直休假到9月末。這是我有生以來第一次有機會在基斯洛沃茨克市最好的療養院中休假，當時在此度假和療養的有大約20名蘇聯人民代表。8月19日上午，在得知國家緊急狀態委員會成立的消息後，我們就聚集到療養院的大廳中來交換意見。同一天，最高蘇維埃通知我們不要擅自返回莫斯科，也不要接受媒體的采訪。
由於我當時是蘇共中央委員，因此是蘇共中央將這一消息通知我的。當時被召回莫斯科的隻有蘇聯最高蘇維埃主席團成員、人民代表皮沃瓦羅夫。直到8月25日早晨，我們才從電視節目中了解到了莫斯科發生的一切，並於當天晚上回到了首都。
1991年8月26日，蘇聯最高蘇維埃非常會議召開，此次大會並不是由阿納托利·盧基揚諾夫主持，有人通知我們說他已經辭職，會議是由民族委員會主席拉菲克·尼沙諾夫[27]主持的，盧基揚諾夫則和其他代表一起坐在大廳中。我們當中的許多人對此感到莫名其妙和不知所措，而更多的代表則表現得十分激動和憤慨，當然，他們並不是為了那些已經被捕的國家緊急狀態委員會的成員，而是為了蘇共的命運。參加此次會議的還有蘇共中央書記瓦連京·法林和亞曆山大·紮索霍夫，戈爾巴喬夫也曾幾次到會，但在他的簡短發言中既沒有介紹任何新情況，也沒有提出任何新建議。這些會議召開時並沒有製定明確的議事日程，國內外的許多記者都參加了會議，他們提出的絕大多數問題都可以歸納為一個內容，那就是“是否要保留蘇聯？”在本次大會的第一次會議上，成立了由來自摩爾曼斯克州的工程師亞曆山大·奧博連斯基[28]領導的調查政變原因和過程的委員會，此人不久前已成為戈爾巴喬夫的反對派。同時，還成立了蘇共活動情況調查委員會，該委員會由來自彼爾姆州的紙漿造紙聯合工廠的廠長瓦連京·塔塔爾丘克[29]擔任。此外，會議還討論了關於取消盧基揚諾夫的人大代表豁免權問題，他不久前還是蘇聯最高蘇維埃主席，而如今卻已陷入被人孤立的境地。
當年的蘇聯人民代表、烏克蘭詩人鮑裏斯·奧列伊尼克自8月20日起便目睹了莫斯科所發生的一切，他後來曾這樣寫道：“如果當時盧基揚諾夫立即召開最高蘇維埃會議（這也許正是國家緊急狀態委員會成員所希望的），那麽多數代表在脅迫之下會以‘國難當頭’為由而支持實行緊急狀態。”[30]人大代表、來自卡累利阿的教師謝爾蓋·別洛澤爾采夫[31]則更加自信地指出：“我完全相信，如果8月19日將人大代表集合在一起，那麽他們會立即同意實行緊急狀態。”[32]然而，從我個人的觀察以及我與人大代表們的交談來看，這種觀點並不能完全令人信服。的確，如果當時是戈爾巴喬夫總統向我們提出這樣的建議，那麽絕大多數代表將會支持在全國實行緊急狀態的決定；如果隻是盧基揚諾夫或者是亞納耶夫提出這樣的建議，而我們在對此事一無所知、甚至不知道戈爾巴喬夫立場的情況下，那麽大多數代表未必會同意支持國家緊急狀態委員會。在8月19—20日期間，擺在我們麵前的第一個問題就是：“戈爾巴喬夫在哪裏？他在幹什麽、想什麽？”但是到了8月26日，國家局勢逆轉，代表們的情緒也都有所變化。雖然蘇共的活動被禁止，蘇共中央機關也被洗劫，但是任何人都不能阻止蘇共在最高蘇維埃中的工作。僅僅在一年前，也就是1990年秋，蘇聯人民代表分成了幾個黨團，其中蘇共議員團有700多位代表，我本人於1991年初進入蘇共議員團。盡管共產黨的活動被禁止，戈爾巴喬夫也已經辭職，但是任何人都無權解散議會中的蘇共議員團，我認為在確定蘇共命運之前，議會中的蘇共議員團可以暫時履行蘇共中央的職權，但是，沒有一位代表支持我的意見，而且當時隻有大約40名代表參加了議員團的會議。8月26日深夜，我來到位於議會大廈四層的盧基揚諾夫辦公室，過去總是人來人往的會客室，現在除了他的私人秘書之外再也看不到一個人。已注定成為失敗者的盧基揚諾夫此時倒顯得很平靜，甚至有些興奮。他說：“我很快就會被捕。”我還曾試圖反駁，但看來他對局勢的發展和自己的未來已經一清二楚。盧基揚諾夫把他在8月19—22日期間對所發生事件的筆記拿給我看，這些筆記不是以天、而是以小時和分鍾來記錄的。盧基揚諾夫對我說道：“對於您這個曆史學家來說，這些筆記很重要。”8月27日上午，最高蘇維埃的工作照常進行，會議從討論盧基揚諾夫的問題開始，結果最高蘇維埃以不記名投票方式取消了盧基揚諾夫人大代表的豁免權，他離開會場後不久即被逮捕。然後，最高蘇維埃通過了停止蘇共在全聯盟範圍內一切活動的決議，後來隻有烏茲別克斯坦沒有執行這一決定。我記得，我是當時為數不多的反對這一決定的代表之一。根據最高蘇維埃的章程，任何代表都可以就本人的投票理由作闡述。我感覺到了很多代表對我的支持，但是他們迫於壓力而被引入歧途。此外，我還公開反對將蘇維埃各部委屈從於俄聯邦的決定。最高蘇維埃還通過了在莫斯科召開第五次蘇聯人民代表大會臨時會議的決定，並製定了大會的議事日程和條例。第五次蘇聯人民代表大會是其短暫曆史中的最後一次會議，大會於1991年9月2日上午10時在克裏姆林宮的代表大會堂舉行。第一次會議由蘇聯最高蘇維埃聯盟院主席伊萬·拉普捷夫[33]擔任主席，顯而易見，他隻是負責完成技術性工作。沒有人想起本次大會預先製定的議事日程，大會籌備委員會的工作都被人們忽視了。哈薩克斯坦總統努爾蘇丹·納紮爾巴耶夫在大會上第一個發言，他宣讀了由蘇聯總統和其他10個加盟共和國領導人共同簽署關於8月19—21日事件的聲明，這個聲明是在前一天深夜和9月2日早晨才擬定的。此外，納紮爾巴耶夫還提出了大會新的議事日程，並建議由蘇聯總統和各加盟共和國最高領導人組成本次大會新的“工作主席團”。隨後，大會宣布休會到14點，下午的會議則由戈爾巴喬夫主持召開，共有來自12個加盟共和國約1900名代表出席了此次會議，其中1780名代表參加了前幾輪的投票。我們需要解決的首要問題就是通過《關於過渡時期蘇聯國家權力機構和管理機關的法令》，根據這一法令，蘇聯部長會議由跨國經濟委員會所取代。蘇聯最高蘇維埃主席團被撤銷，最高蘇維埃也將重新改組，它由國家最高立法機關變成了一個沒有固定成員和地位的無組織的協商機構。新的蘇維埃聯盟及新的共和國聯盟院不僅由150—200名蘇聯人民代表組成，而且還包括常駐莫斯科的各加盟共和國的議會代表。蘇聯總統的職位雖然被保留，而且仍然由戈爾巴喬夫擔任，但他的職權卻被由10個加盟共和國主要領導人組成的蘇聯國務會議削弱。戈爾巴喬夫擔任國務會議主席，但隻擁有一席之位而已。新法令的第四條規定：“承認舉行蘇聯人民代表例會的不合理性，保留所有選舉產生的人民代表在整個任期的代表地位。”
大會討論進行得混亂無序，很多代表沒有被允許發言，主席團中的各加盟共和國總統對許多問題都不能給予明確的答複。
9月3日上午，葉利欽在最高蘇維埃大會上發表講話，當時他不僅是此次大會的主席團成員，而且他還積極參與了主席團和大會各主要小組的工作。伊萬·西拉耶夫在大會上做了關於國內經濟形勢的報告，他當時不僅領導俄聯邦部長會議，而且還兼管蘇聯部長會議。會議代表們的發言被嚴格控製，由幾百名代表組成的“聯盟議員團”主席維克托·阿爾克斯尼斯上校甚至都沒有得到發言的機會。土庫曼總統尼亞佐夫[34]發言支持戈爾巴喬夫，而代表奧博連斯基則嚴厲地抨擊戈爾巴喬夫，他甚至宣稱應該討論關於撤銷戈爾巴喬夫總統職務的問題。我當時代表蘇共議員團進行了發言，盡管當時蘇共已名存實亡，但是仍有大約20名蘇共中央的成員參加了9月2—3日召開的大會。我走上講台，闡述了反對大會通過的《關於過渡時期蘇聯國家權力機關和管理機構的法令》的觀點。我說：“我們國家早已病入膏肓，自1985年以來，我們曾嚐試通過各種辦法來改變現狀，但每種辦法試用不久又都被草率地否定，導致國家狀況和各民族的生活水平每況愈下。1991年，我們又拋棄了所有的方法，轉而開始實行以前曾被我們否定過的休克療法。”我在發言中指出，使國家遭受沉重打擊的不僅僅是以失敗告終的那場叛亂，而更重要的是解散蘇共、戈爾巴喬夫辭去總書記職務，以及沒收蘇共的資產。“昨天上午舉行的會議對我們來說是致命的，它不僅違反了大會規定的章程，而且踐踏了蘇聯憲法。令人疑惑不解的是，作為執行權力機構最高代表的主席團成員，他們並沒有在國家最高權力機構的最高蘇維埃代表大會上做報告，卻反而申斥和教訓這些立法者”。我認為，草率地改變國家最高權力機關的職能、名稱和結構是錯誤的、不理智的。同時我認為，將蘇共從國家政治舞台上趕走的行為也是不可取的。我在發言中說：“不管我們願意不願意承認，不是隻有政權形式決定一個民主國家的生活，對於一個民主國家來說，最主要的是存在著由各種組織、運動、黨派以及它們之間的文明競爭所構成的公民社會。如果說我們國家過去的極權製度從政治上和肉體上消滅其他政治潮流和黨派（包括執政黨內部的政治潮流）的行為是非法和犯罪，那麽現在取消共產黨、停止其活動和沒收其全部物質財產的企圖也同樣地肆意與非法。在此，我不想論述一個政黨的領導人與廣大普通黨員的區別。對於一個政黨來說，經受挫折與苦難未必是壞事，蘇共不能從國家的政治舞台上消失。讓那些民主派消除他們之間的隔閡，建立一個或者兩個強大的民主黨派，但同時也應該允許共產黨員在法律和憲法的範圍內從事自己的活動……。”[35]
我很清楚，我的發言不可能改變任何事情。我之所以這樣說，一方麵是出於追求最起碼的公平，一方麵是抗議對憲法的肆意踐踏和對代表大會的公然侮辱，我不想辜負自己短暫的蘇聯人民代表和蘇共中央委員的使命。在會議休息和9月3日和4日晚上，許多代表向我表達了他們的理解與支持。我還收到了許多電報，從其中幾封的內容可以看出，許多地區的黨員害怕遭到迫害，並希望尋求代表大會對其予以保護。
9月3日下午的會議有1700名代表出席參加，許多代表的發言再次譴責了國家緊急狀態委員會，他們表示歡迎葉利欽，也歡迎葉利欽和戈爾巴喬夫的聯合，還有人號召誕生“新的戈爾巴喬夫”。會議期間，尤裏·卡裏亞金[36]走上講台，宣布他本人拒絕當選蘇聯人民代表。戈爾巴喬夫的發言簡短模糊，他建議實行某種新的國家聯盟體製，並希望建立全新的主權國家聯盟，代表們對戈爾巴喬夫的發言反應冷淡，會場隻響起稀稀落落的掌聲。
9月4日召開的會議秩序仍然是很混亂，會議常常中斷，大會主席團曾幾次離開會場，進行長時間的開會協商。很少有人聽發言人的講話，大廳裏有時甚至隻剩下不到一半的代表，而葉利欽幾次單獨召集俄聯邦的代表商討問題。另一方麵，在9月2日和3日的大會上沒有得到發言機會的許多代表現在可以上台做簡短發言了，但是他們的講話既不會在電視上轉播，也不會刊登在報紙上。納紮爾巴耶夫在9月2日代表所有共和國領導人和蘇聯總統向大會提出的《關於過渡時期蘇聯國家權力機關和管理機構的法令》未被通過。通過這一憲法法令的法定人數應為1483人，而當時隻有1200名代表投了讚成票。這一結果在主席團中引起了騷動，於是各黨團分別召開分組會議，以尋求折中方案。最終，大會宣布休會到第二天上午10點，當天的各大報紙評論說大會出現了“意外情況”。
1991年9月5日上午的會議由戈爾巴喬夫主持，當時有1792名代表到會。《關於過渡時期蘇聯國家權力機關和管理機構的法令》是逐條被通過的，部分條款甚至是逐段逐句通過的，這期間當然不乏勸誡、施壓，甚至是威脅，這一法令最後終於被通過了。這個議程結束之後，《公民權利與自由宣言》和《關於改變蘇聯人民代表地位的法令》也很容易地被通過，在克裏姆林宮開完最後一次代表大會的蘇聯人民代表被賦予了一些新的特權。
戈爾巴喬夫在代表大會的最後一次會議上發言指出，不僅全體蘇聯人民，而且整個國際社會都“十分關注”此次大會。但事實並非如此，據大會秘書處的統計，會議期間克裏姆林宮共收到2500封來信和電報，而這比第一次和第二次代表大會期間所收到的來信和電報少了幾十倍。在大會收到的電報中，隻有59份表示支持戈爾巴喬夫的政治方針和行動綱領。在大會上最後一個發表講話的代表是阿納托利·索布恰克，他號召大家“圓滿結束本次大會的工作”，並建議通過關於《按照宗教和民族傳統將列寧遺體安葬在列寧格勒市沃爾科夫公墓》的決定，但戈爾巴喬夫沒有同意將這個問題提交大會討論，他隨後宣布第五次蘇聯人民代表大會臨時會議閉幕，蘇聯人民代表大會的最後一次會議就這樣結束了。與前四次代表大會不同的是，此次大會閉幕時沒有奏蘇聯國歌。[37]當我們走出克裏姆林宮的代表會堂時，當時的感受和心情就像是剛剛從葬禮上歸來。
對於戈爾巴喬夫在1991年8月末和9月初的所作所為曾有過很多評價，其中大部分是批評性的。俄羅斯著名曆史學家、政治學家烏特金曾指出，在1991年9月，戈爾巴喬夫當時是有能力扭轉曆史的車輪、改變自己的命運、避免蘇聯解體的。烏特金認為：“戈爾巴喬夫政治生涯的決定性時刻發生在1991年9月，當時驚慌失措的戈爾巴喬夫試圖緊緊把握自己超凡的意誌，他像趕牲口一樣拚命地將蘇聯最高蘇維埃逐出政治舞台。短短一個月裏，這位已顯蒼老的政治家的臉上變換著各種不同的表情：正義的憤怒、辦事的嚴肅、意味深長的樂觀、對最高利益的狂熱、對不理解者的鄙視、對新人的信任，最主要的是對自身能力和對目前戰勝殘酷命運的絕對自信。這個自信的無恥之徒在這場戲劇中不可能不被世人所唾棄。戈爾巴喬夫以為他是在建一座凱旋門，其實他已經為自己掘好了墳墓。戈爾巴喬夫當時像是突然從噩夢中醒來，整個國家都在關注著他，他對大廳裏的人們說：‘你們是我們國家惟一合法的議會，而我是這個國家中惟一合法的總統。’整個政治局勢已轉向另外不同的方麵，12月份如何收場卻成了問題。但是，這位自信得失去理智（這是新奧加廖沃過程的繼續和純粹的胡說八道）的政治家卻沒有聽從眾多理智的懷疑。所有其他事情也都有了愚蠢的結局。”[38]他的這些描述與事實還有相當大的差距，比較客觀的評價來自於另外一些觀察家們的敘述：“戈爾巴喬夫的權力馬車早在8月就已被翻倒了，而他到了9月試圖挽回這一切，這注定是徒勞的。”[39]我本人曾有機會近距離地觀察戈爾巴喬夫，有幾次是在代表大會的會場上和休息廳裏，還有一次是在協商會議上，當時那裏聚集了幾乎所有加盟共和國的總統和一些人大代表，然而我卻從來沒有在戈爾巴喬夫的臉上讀到“絕對的自信”、“超凡的意誌”、“正義的憤怒”等表情。戈爾巴喬夫已經沒有能力采取果斷的、哪怕是冒險的挽救措施。與此同時，戈爾巴喬夫也失去了人民代表中的支持，有不少於500—600名人大代表已經公開在大會上支持葉利欽，來自哈薩克斯坦的人民代表對本國總統納紮爾巴耶夫的建議則是言聽計從，來自烏克蘭的代表們不是向戈爾巴喬夫征求意見，而是去詢問克拉夫丘克，而烏茲別克斯坦的代表們則直接與卡裏莫夫商討等等。當時議會製社會學研究所曾向蘇聯人民代表做過書麵調查，其中一個問題就是：“您認為目前有哪5—6人可稱得上是國家領袖？”1000多名代表回答了這個問題，其中的655人，即占66%的被調查者認為是葉利欽，480人（占48.3%）認為是索布恰克，而隻有411人（占41.3%）認為是戈爾巴喬夫。納紮爾巴耶夫在此項調查中得到了372票（37.4%），克拉夫丘克獲得37票（3.7%），雷日科夫得到24票，而布爾布利斯隻得到15票。
然而，葉利欽在本次代表大會上並未表現出他在1991年8月時所具有的自信與熱情，代表大會剛一結束，當時無論是在蘇聯還是俄聯邦，任何新的權力機構都還沒有確立，而葉利欽卻決定去索契休假，而且一直到10月份他才返回莫斯科。葉利欽的這一舉動甚至引起了他身邊親信的困惑與不滿：應該是繼續擴大對叛亂者和戈爾巴喬夫的勝利成果的時候，這時候怎麽能有閑心去休假呢？然而葉利欽認為應該靜下心來，仔細地評估和確定自己在國家中新的地位，並相應地製定出下一步的行動計劃。葉利欽在自己的回憶錄中這樣寫道：“政治上所采取的任何步驟都有其意義，從1991年9月那次‘備受關注’的索契休假的第一天，我就開始思考所發生的事件的真正意義。我感到，我國曆史真正進入了一個新的時代，至於是怎樣的時代，還沒有人能夠說清楚。但是我知道，前麵等待著我們的將是極其艱難而痛苦的時代，其中難免有大起大落。無論對於國家政治，還是我個人，都已進入一個新的急劇的轉折期。可以說，這是一種前所未有的轉折。因此，我雖然是在休假，表麵看起來輕鬆，但內心卻處於極度緊張的狀態。所有這一切發生得太突然了！我對國家將要發生的主要事件的脈絡很清楚：各加盟共和國之間新的談判曆程，以及戈爾巴喬夫新一輪的頻繁任免。在此情況下，最需解決的就是確立自己的圈子，從而完成一個飛躍，加快俄政府內部的運轉，吸收其他的關鍵人物。”[40]這些新的“關鍵人物”，就是葉利欽後來提拔的根納季·布爾布利斯、亞曆山大·紹欣[41]、阿納托利·丘拜斯[42]、葉戈爾·蓋達爾等人。
1991年9月，蘇聯議會結束了自己短暫的曆程和全部的活動。作為蘇聯人民代表，我本人被莫斯科的一個選區推選為人民代表，並在1992年進入了俄羅斯蘇維埃議會，但我隻有發言權，而無表決權。眾所周知，俄羅斯最高蘇維埃和俄羅斯人民代表大會也隻支撐到1993年10月，而它的結局比蘇聯最高蘇維埃更具有戲劇性。
4.3 新奧加廖沃進程的失敗
葉利欽在索契休假時，新一屆俄聯邦政府因西拉耶夫的辭職而正在組建，這時候戈爾巴喬夫卻在一遍遍地起草新的聯盟條約草案。早在1991年9月初的時候，就已經決定盡快單獨起草一個關於由前蘇聯加盟共和國組成的經濟共同體的條約。關於這個條約的談判工作進展十分順利，波羅的海國家也派代表或觀察員參加了此次會談，當時蘇聯國務會議已經承認了波羅的海各國的獨立，而且第46屆聯合國代表大會也承認了這些國家的獨立地位。1991年10月1日，12個前蘇聯加盟共和國的代表在阿拉木圖草簽了《經濟共同體條約》，其中有3個國家還正式簽署了該條約。10月18日，白俄羅斯、哈薩克斯坦、烏茲別克斯坦、俄羅斯等8個加盟共和國也簽署了該條約，戈爾巴喬夫也在這個經濟合作條約上簽了字。這項工作已經刻不容緩，因為傳統的經濟關係已被破壞後，各國都遭受了巨大損失。當時在前蘇聯地區依然流通蘇聯的盧布，不僅在烏克蘭和哈薩克斯坦，而且在波羅的海各國也在發行流通麵值為200盧布的新貨幣，這種貨幣是蘇聯中央銀行於1991年秋發行使用的。毋庸置疑，毎個加盟共和國都急於鞏固和發展本國的經濟獨立性。在聯盟預算中從原來的各加盟共和國所征得的稅收已經基本枯竭，但在國內還實行著統一的交通、油氣輸送、電力、通信係統，以及統一的信息空間，而且不能不提的是，還擁有統一的武裝力量，這些問題都不容忽視。《經濟共同體條約》中承認了“私有製、企業經營自由和競爭是經濟騰飛的基礎”。根據這一原則，經濟共同體的各成員國應為經濟活動提供統一的法律製度，對商品和服務實行自由的製度，即免稅製度。這在當時是十分重要的新舉措，但對許多簽署這個條約的國家來說，它還隻是個美好的願望，因為在這些國家中還沒有為私營企業建立最起碼的必要條件。
戈爾巴喬夫更希望簽署一個政治條約，他在自己的回憶錄中用長達幾十頁的篇幅詳細地講述了他當時與各國政治家、企業家、農民代表及西方領導人所進行的會談，這些會談都是於1991年10月和11月期間在新奧加廖沃和克裏姆林宮裏頻繁地舉行的。戈爾巴喬夫由“聯邦思想”輕而易舉地轉到了“邦聯思想”。在整個談判過程中，葉利欽和克拉夫丘克的立場起到了決定性的作用，而戈爾巴喬夫始終沒有放棄通過協商並最終說服他們的希望，納紮爾巴耶夫和卡裏莫夫則讚同建立一個有著更強大中心的國家。11月1日，戈爾巴喬夫在回答《莫斯科新聞》這家報紙的問題時指出，他仍然堅信新奧加廖沃進程會取得成功，也相信俄羅斯將與烏克蘭建立聯盟。他說：“必須進行思想意識的革命，這一直是我政治行動的指南。無論是過去，還是現在，我都承認這一點。與其他人相比，我提出了更加可行的改革理念，政治文件中所包含的內容並不能完全體現改革思想的廣度和深度。我認為，應該改變製度，我正是為此而奮鬥的。但是，當整個社會還沒有做好變革的準備的時候，就提出這樣的問題，那麽必將一事無成。我知道，新的生活方式的轉變必將導致矛盾與衝突。讓我們看看那些叛亂者，他們終於明白了，不經過人民選舉而賦予的權力必將離他們而去”。在回答“您是否準備擔任這個職權被大大削弱了的新的聯盟國家領導人”時，戈爾巴喬夫回答道：“是的，我在此找到了自己新的角色，我將繼續積極地參與國家的政治活動，一直堅持到底。”[43]然而，1991年秋天所發生的這場思想意識革命並沒有完全按照戈爾巴喬夫希望的方向發展。戈爾巴喬夫在這幾周的所作所為甚至連他的傳記作家安德烈·格拉喬夫都感到吃驚，他這樣寫道：“戈爾巴喬夫犯了一個有經驗的政治家不應該犯的錯誤，就像一個不可救藥的病人不願相信自己的悲慘結局一樣，他竟然自信地將其在國務會議上所取得的無足輕重的戰術勝利看成了能取得決定性戰略勝利的一大進展，他沒有意識到，或者是他害怕承認，他已經看不到希望了。也許正因為如此，他貪婪地捕捉著葉利欽的毎一句令人鼓舞的話語。直到11月，葉利欽始終積極地參與討論關於未來聯盟的組成問題，每次例會他都會提出對條約文本的修改意見，有一次他竟然說服了那些對未來聯盟新名稱持懷疑態度的人們，這些人曾嘲笑‘主權國家聯盟’（俄語的名稱縮寫為‘ССГ’）這個名稱發音不好聽，但葉利欽卻說：‘沒關係，人們會習慣的。’”[44]
1991年11月4日，在克裏姆林宮舉行的蘇聯國務會議上，戈爾巴喬夫似乎取得了一個突破性的勝利：大會同意在主權國家聯盟內建立統一的軍隊。葉利欽也在會上指出，俄羅斯支持建立統一的武裝力量，任何時候都不會謀求建立自己的軍隊。當談到關於外交部的問題時，葉利欽也表示俄羅斯“不急於”在國外建立自己的使館。11月14日，在新奧加廖沃舉行的國務會議上，或許是由於戈爾巴喬夫做了讓步，或許是迫於壓力，七國首腦定於在年底正式簽署關於建立統一聯盟國家的協定，這七國是俄羅斯、白俄羅斯、吉爾吉斯斯坦、哈薩克斯坦、土庫曼斯坦、烏茲別克斯坦和塔吉克斯坦。會議期間，幾十名來自報紙和電視台的記者在大廳裏等候結果，然而與他們見麵並發布消息的並不是戈爾巴喬夫，而是葉利欽。葉利欽說：“現在還很難說有幾個國家將加入這個聯盟，但我堅信，這個聯盟一定會成立的！”納紮爾巴耶夫也發表講話支持葉利欽，他說：“哈薩克斯坦一貫主張保留聯盟，但不是那個過去的那種聯盟，而是現在存在的獨立的、平等的主權國家聯盟。”戈爾巴喬夫對這個初步達成的協議做了更加詳細的說明：“主權國家聯盟將有自己的議會、政府、軍隊，以及最高領導人——總統，總統將由加入聯盟的各成員國的公民選舉產生。”
戈爾巴喬夫急於鞏固所取得的成果，因此他宣布11月25日舉行新一輪的國務委員會會議，他希望在會上上述七個國家的領導人能草簽這份新聯盟條約的文本。戈爾巴喬夫甚至在會前就向記者宣布了有關內容。但是他太急於求成了，葉利欽在會上首先發言，他指出，俄羅斯的立場發生了新的變化，目前的聯盟條約的草案令其無法接受，因此他現在還不能簽署這一條約。舒什克維奇[45]和卡裏莫夫表示支持葉利欽，而烏克蘭和阿塞拜疆的領導人則根本沒有前往新奧加廖沃參加此次會議。怒氣衝衝的戈爾巴喬夫憤然離開會場，回到了自己的辦公室。一場政治鬧劇已不可避免，盡管誰都不希望看到它發生，葉利欽和舒什克維奇被指派前來勸說並安撫戈爾巴喬夫。“您瞧，我們是被派來討好您——我們的沙皇，我們的可汗”，葉利欽走進戈爾巴喬夫的辦公室時說道。“算了吧，算了吧，我的鮑裏斯沙皇[46]”，戈爾巴喬夫回敬道。雙方最終達成了妥協方案，即把條約草案提交給各國議會進行討論。戈爾巴喬夫將這一決定通知了聚集在新奧加廖沃的記者們。聯盟條約的最後文本刊登在1991年11月27日的《消息報》和《真理報》上。當時俄羅斯和西方觀察家的評論都持十分悲觀的態度。戈爾巴喬夫和葉利欽也都分別向媒體表示：如果沒有烏克蘭的加入，新聯盟是不可想象和毫無意義的。葉利欽說道：“應該想方設法說服烏克蘭簽署聯盟條約”。其實說這話的時候他還有一句補充說明：“如果烏克蘭不同意，就應考慮其他出路”，[47]隻不過當時並沒有人太在意這句話罷了。
4.4 俄羅斯的反共浪潮
正當戈爾巴喬夫忙於尋求聯盟條約的折中方案，葉利欽組建新一屆的俄聯邦政府之時，在俄羅斯媒體和俄聯邦最高蘇維埃卻開始掀起了一場更加強大的反共運動。在沒有給出任何理由的情況下，共產黨的活動就被停止了。盡管許多宣傳共產主義的報紙仍在發行，其中包括《真理報》、《蘇維埃俄羅斯報》和《公開性》，但這些報紙對新的權力機關都表現得極為循規蹈矩。1991年9月5日，弗拉基米爾·伊瓦什科將蘇共中央書記處的工作人員召集在一起，向他們正式宣布了關於解散蘇共中央機關和所有黨組織機構的決定，他說此舉是“考慮到現實情況”。大約17萬各級黨組織機構的工作人員因此失去了工作，他們需要就業方麵的幫助。為了找到新的工作或者辦理退休手續，他們必須獲得一些必要的材料。為此，建立了由瓦連京·庫普佐夫領導的清理委員會，該委員會在古比雪夫大街和老廣場分配到了幾處辦公地點，並將1991年11月10日之前結束相關工作。早在8月25日，葉利欽已下令將蘇共的所有建築物和資財劃歸俄聯邦國有財產，但是這個命令從法律角度來說還存在漏洞，因為蘇共隻是被暫時停止了活動，而並未被完全取締。最終解決蘇共的財產問題，還需要通過各級法院的審理來決定。此外，蘇共的資產總額非常巨大，根據俄聯邦檢察院的統計數據，截至1991年8月1日，蘇共的財產包括4228棟行政辦公大樓、180多個社會政治活動中心、16所社會政治研究院、41所學校、134座賓館、145個汽車場、840座汽車庫、23座療養院和休養所，還有幾千棟郊外的別墅，而蘇共在國內各大銀行的賬戶上還有50多億盧布和大約1.5億美元的存款。[48]這其中還不包括蘇共所屬的醫院和診所，因為在蘇共所屬的其他大部分建築和設施被査封之後，這些醫院和診所仍在繼續對外開放。正是蘇共的財產問題引發了新一輪的反共運動浪潮。一些報紙撰文指出，蘇共除了這些已知的資金外，還存在龐大的非法財政機構網絡和所謂的“小金庫”，這其中藏匿著多達幾百億的盧布、巨額外匯、大量黃金和鑽石等，所有這些財產都事先被隱藏在蘇聯境內或是國外。
跳出來公然反對蘇共的作家都是些無名之輩。莫斯科的諷刺作家亞曆山大·伊萬諾夫就曾要求葉利欽將應揭發那些對共產主義思想抱有好感的人，並堅決將他們從國家機關中趕走，應該像智利的皮諾切特那樣對共產黨員斬草除根。他認為，選拔國家公務人員的主要標準應是具有反共思想。年輕一代的反共作家代表列昂尼德·紹羅霍夫曾歇斯底裏地叫囂：“無論何時何地，我們都要分清自己人和其他人，即‘我們’和‘他們’。‘我們’是正常的人，是勞動人民，而‘他們’則是共產黨員，是寄生蟲。沒有任何一個公民會熱愛這樣的當權者，俄羅斯的當權者被人民所憎惡是他們應得的下場。成千上萬的人把共產黨看成是最凶惡的敵人，是比希特勒還壞的奴役者。那些列寧們，斯大林們，布哈林們，托洛茨基們，佩爾謝[49]們和勃列日涅夫們，他們不是以民族而分的俄羅斯人、格魯吉亞人或者是拉脫維亞人，而都是反民族的共產黨人，他們攻擊的主要目標是俄羅斯的民族智慧，俄羅斯的民族自覺和俄羅斯的道德精神……他們不是基督徒，也不是異教徒，他們是蘇維埃垃圾！”[50]
許多學者也不甘示弱，一些人不久前還是積極的蘇共黨員，這其中包括“眼部顯微外科”綜合科研中心的創立者，也是該中心主任的斯維亞托斯拉夫·費奧多羅夫[51]，他是1957年入黨的老黨員，也曾是蘇聯人民代表。[52]他認為：“從1917年開始，在俄羅斯就建立了一個邪惡帝國，而列寧則是這個帝國的精神化身，列寧的頭像被到處擺放、懸掛、繪畫、印壓和雕塑。國內形成了一種新的宗教，該宗教規範了人際關係的三個基本準則：對上級奉若神明，卑躬屈膝；對同級憎惡猜忌；對下級命令施壓。隻有做到這三點才可以苟延殘喘地活著……人們為偶像修建了一座陵墓，崇拜者們不斷前來瞻仰，並發誓永遠遵循他的反人類訓誡……同時成立了許多進行崇拜領袖儀式的機構，被稱為區黨委，各個城市還有市黨委。人們放棄了勞動與休息，終日被迫為領袖及其學說祈禱，這就是所謂的‘開會’。”[53]這位蘇聯最著名的眼科學家，曾使成千上萬的人重獲光明，而他自己卻承認，他是在“8月事件”的短短三天時間裏看到了光明，也看透了一切。
許多蘇共黨員也公然宣布與蘇共決裂，當時曾出現了公開燒毀黨證的嚴重事件。在莫斯科的阿爾巴特大街上一些外國收藏家曾收購這些黨證，其價格從一開始的每張100美元跌到後來的10美元。
許多人呼籲對蘇共進行類似於1946年的紐倫堡審判，但卻沒有得逞。最後，所有新當選的俄羅斯領導人其實不久前都還是積極的蘇共黨員，他們大都是從黨政機關、科學共產主義教研室或者是從各級黨報中走上仕途的。最後人們決定以舉行議會聽證會的方式來取代法庭審判，聽證會的目的在《告俄聯邦總統書》中已有明確表述，即“采取措施防止蘇共和俄共在俄境內組織強製修改俄憲法、挑起社會和民族糾紛的活動。”[54]
議會聽證會於10月22日（星期二）在白宮舉行，聽證會由俄聯邦最高蘇維埃主席團秘書謝爾蓋·菲拉托夫[55]主持。在聽證會上第一個做發言的是俄聯邦總檢察長瓦連京·斯捷潘科夫[56]，然後是俄司法部長尼古拉·費奧多羅夫[57]，接下來安德烈·科濟列夫、尤裏·阿法納西耶夫、尤裏·卡裏亞金、尼古拉·特拉夫金[58]、格列布·亞庫寧[59]也相繼發言控訴蘇共的罪行，這些人中除了亞庫寧以外，其他人不久前還都是積極的蘇共黨員。代表蘇共出席聽證會的隻有瓦連京·庫普佐夫，他被允許在會上發言，但總共隻給10分鍾的時間。許多與會者打算延長聽證會的時間。《消息報》曾寫道：“顯然，在俄議會舉行的聽證會將是一個漫長而繁瑣的過程。因為誰都沒有舉行類似會議的經驗，所以阿法納西耶夫、特拉夫金和波諾馬廖夫強調應研究法律依據和清晰界定聽證會最終目標的必要性。”[60]
然而，此次活動的組織者並不希望讓聽證會進行得漫長而繁瑣，聽證會持續了三天之後便宣告結束，會議通過以取締蘇共政黨資格為主要內容的告葉利欽書。俄聯邦總統沒有拖延，他於11月6日，即“十月革命”勝利74周年前夕簽署了《關於蘇共和俄共活動的命令》，該命令中指出：“……事實上正是蘇共的領導層毀滅了這個國家，他們將蘇共當成是私人的工具，這些人應為蘇聯人民被逼入曆史的絕路而負責，應為我們國家的分崩離析負責。蘇共的活動帶有明顯的反人民性和反憲法性，並在各民族中挑起宗教的、社會的、民族的糾紛，是對國際社會所承認的最基本的公民權利和自由的侵犯。今年8月19—21日發生的違反憲法的叛亂是蘇共領導層支持的，……顯而易見，隻要還存在著蘇共這一組織，那麽類似的叛亂和動蕩就無法避免……鑒於俄共並沒有按照規定程序進行登記，而蘇共的登記工作則是在此前由它直接領導的蘇聯國家機關中完成的，而且是在嚴重違法的情況下進行的，這對於俄聯邦來說並不具有審判前決定的性質，因此依照俄聯邦憲法第7條和第121條第4款的規定，我命令：
1．停止蘇共和俄共在俄聯邦境內的一切活動，解散其一切組織機構。
2．俄聯邦國家權力執行機關對俄聯邦公民加入蘇共和俄共的事實不予追究。
3，蘇共和俄共在俄聯邦境內的所有資產歸為國有財產。”[61]
這個命令實質上是對此前所有行動的總結和確認，整個社會對此表現得非常平靜，許多人甚至有如釋重負的感覺。成千上萬的蘇共黨員很快就轉向了新製度的一方，法院的審理工作並不是為了他們的利益。我就更不用列舉那些前中央書記和政治局常委們了，他們在俄羅斯和其他加盟共和國中繼續擔任著高層領導、甚至是最高領導人的職務。《蘇維埃俄羅斯報》刊登了一些俄共中央書記的聲明，其中寫道：“我們有必要做如下說明，俄共中央和俄共黨員雖然認為此前公布的關於暫停本黨活動和沒收其財產的命令缺乏充足的理由，但他們還是執行了命令中的要求，並未采取激化危機的行動，更沒有為新的反人民的叛亂創造條件……幾千萬人的命運都與蘇共息息相關，他們都是正直的勞動者、精通業務的專家，以及科學、藝術和教育領域的傑出人才和祖國的保衛者。我們認為，蓄意消滅蘇共是對民主思想的沉重打擊，是對公民權利與自由的侵犯。該命令的出台不僅使剛剛在國內出現的真正民主思想的產生進程受到威脅，而且使公民社會的形成受到威脅。”[62]
11月22日的《真理報》刊登了六位著名法學家聯合撰寫的一篇文章，文章從蘇聯和俄聯邦的憲法以及法律的角度評論了葉利欽所簽署的命令，這些法學家指出這個命令中有多處法律漏洞，並聲稱該命令在政治上是無效的。
三家主要的共產黨報紙在8月末經過短期停刊後，於1991年秋又恢複了發行。但是原來所有的各州和各地區的黨報要麽就停辦了，要麽就是改變了其原有的社會政治觀點，這些報紙編輯部的工作人員也是如此。《共產黨員》曾是蘇共主要的理論性雜誌，後改名為《自由思想》，變成了很受歡迎的雜誌，《黨的生活》雜誌更名為《實業生活》，《勞動人民代表蘇維埃消息報》變成了《消息報》，並且成為俄羅斯最積極反共、反蘇維埃的刊物之一。許多常見的共青團刊物大都沒有改變原來的名字。《莫斯科真理報》、《公社》、《新星》還有《工人道路報》、《旗幟報》等刊物雖然沒有更名，但卻成為了宣傳反共和反社會主義思想的陣地。在此，我不想再評論這些出版物的名稱或是內容上的改變，因為它們改變的動機各不相同。1990年底，烏克蘭決定發行一份黨的雜誌《陣地》，其宗旨是不僅要與反共思想和民族主義思想作鬥爭，而且計劃製定一條新的、非教條主義的社會主義思想路線。該雜誌主編曾請求我書麵回答他提出的28個問題，我隻舉出其中的前三個問題，就可見其本質：
1．羅伊·亞曆山德羅維奇，[63]目前我們國家社會生活的各個方麵都充滿了危機。治病首先要確定其病因，尋找疾病的根源是理所當然的。因此，一些人正在試圖證明“十月革命”是產生危機的根源，另一些人則認為馬克思主義和共產主義思想就是罪魁禍首。您如何看待造成蘇聯目前這種狀況的原因？
2．您在自己的書中曾寫過許多關於列寧和他在蘇聯曆史中所起作用。過去列寧的形象出現在民間木版畫上，並被稱為“善良的列寧爺爺”，而現在卻走了另一個極端，目前一些曆史學家和政治學家極力將其描繪成嗜血成性的暴君。您是否有意寫本新書，客觀地反映列寧的一生？
3．不久前您還被認為是持不同政見者，而現在您卻成了蘇共中央委員；過去曾經反對過您的人現在卻站在與共產黨對立的陣營中。您不覺得這種現象很奇怪嗎？
我花費了很長時間來回答這次書麵采訪，直到1991年6月中旬我才將材料寄給了編輯部。但是到了秋天我收到的並不是載有我文章的雜誌，而是主編寄給我的一封信。信中說：“您好，羅伊·亞曆山德羅維奇！我們從哈爾科夫向您表示問候，並通知您一個悲慘的消息——我們的雜誌《陣地》今後將不複存在了。與其他許多出版物一樣，它也成了‘8月事件’的犧牲品。雜誌社的財產被沒收，盡管我們一再解釋說雜誌及其員工沒有任何過錯，也沒有任何企圖，但於事無補，現在剩下的隻有雜誌曾經的讀者對《陣地》留下的美好記憶了……最後還要告訴您，我們不得不接受了出版一本全新雜誌的建議，這樣才使雜誌社的骨幹得以保存下來，新雜誌稱為《股票業》，就像您理解的那樣，它與《陣地》完全是風馬牛不相及的了”。
出版界的反共宣傳在1992—1993年期間一直在持續進行，但已經有了本質上的變化，激情被事實所取代，盡管其中許多事例都是從特定的曆史背景中抽取出來的。事情是這樣的：在沒收蘇共財產的過程中，黨和國家的重要檔案資料，其中包括最為機密的材料都落入了蘇共的反對派手中。結果這些檔案和資料開始陸續曝光，使得斯大林時期、赫魯曉夫、勃列日涅夫等人執政時期，甚至蘇維埃政權早期的一些不光彩的事件都大白於天下，這其中包括“紅色”恐怖行動，它被認為是針對“白色”恐怖暴行采取的反擊行動，還包括許多不正確的迫害活動，其目的是為了消滅那些現有的和潛在的反蘇維埃政權和共產主義思想的敵人。過去在白俄（指“十月革命”後逃亡國外的俄羅斯人）和持不同政見者的刊物中曾有過對這些事件的描寫，但蘇聯的報刊和曆史學家都對此予以否認，聲稱這是那些反蘇維埃言論的“推測”和“誣蔑”，而現在這些文件證明了這是事實。如果蘇維埃政權早期所有的壞事都是以國內戰爭為背景而描述的，那麽現在我們不得不重新審視國內戰爭產生及其久拖不決的原因。這種狀況不僅徹底改變了反共宣傳的性質，而且改變了其宣傳的方式，我對此不再做深入的評論。後來，我和一些誌同道合的同誌共同組建了一個新的民主主義和社會主義的左派政黨，這個黨就是“勞動人民社會黨”，1991年10月召開了該黨的成立大會。我們黨在1992—1993年間的工作卓有成效，還參加了俄共的重建工作並幫助該黨舉行了重建大會。但是，我們已不再是俄共的盟友或夥伴了。
4.5 蘇維埃聯盟最後的日子
新奧加廖沃進程的終結
1991年11月末，新奧加廖沃進程陷入絕境，沒有人再建議或討論任何新的聯盟條約的草案。蘇共是蘇維埃政權機關和經濟管理部門的承重結構，蘇共覆滅之後，蘇聯許多主要的支柱機構也從9月和10月起開始相繼崩潰。蘇聯國家安全委員會（簡稱克格勃）原有的形式被打破，其所有的軍職部分已劃歸國防部管轄。邊防部隊被分離出來，成立了獨立的聯邦邊防軍，對外情報局和政府通信局也分別暫時獨立出來，保衛局表麵上是歸蘇聯總統直接管轄，但實際上該局的各個分隊則是由俄聯邦總統和其他加盟共和國的總統直接指揮。依靠克格勃在各地分部的力量，俄聯邦國家安全委員會得到了鞏固。過去在俄羅斯根本沒有像國防部這樣的部門，而現在俄政府逐漸建立起了真正的強力機構。蘇聯克格勃中年齡較大的工作人員，其中包括許多將軍都被解職或是退休，而到了11月末蘇聯國家安全委員會則改名為跨共和國安全局，不久後又改組為聯邦安全局，由少將維克托·伊萬年科領導，屬於俄聯邦的部級單位。著名的克格勃第五局曾負責意識形態工作，現已被完全取締。根據瓦季姆·巴卡金提供的數據，1991年初蘇聯克格勃的編製共有51.3萬人，而到了年底隻剩下14萬人，有大約400個將軍職位被取消。到了1991年11月，蘇聯總統戈爾巴喬夫能直接指揮的部門隻剩下他的私人衛隊、部分克裏姆林宮衛隊和著名的“阿爾法”特種活動小組。
1991年秋，俄聯邦最高法院和檢察院的各級機關都得到了鞏固和加強，與此相反，蘇維埃最高法院和總檢察院的相關部門卻紛紛解體。當時曾有一個不同尋常的事件引起了全社會的廣泛關注，1991年11月4日，蘇聯檢察院國家安全法執行監督局局長維克托·伊柳欣[64]對蘇聯總統米哈伊爾·戈爾巴喬夫提出刑事起訴，控告其犯有叛國罪。第二天，伊柳欣按照慣例將上訴材料的副本交給克格勃進行調查，而將另一副本交給了《真理報》。[65]11月6日，蘇聯總檢察長特魯賓[66]下令將伊柳欣開除出檢察係統，這一決定得到了跨共和國安全委員會領導人巴卡金的公開支持。但是沒過多久，整個蘇聯總檢察院也不複存在了。
1991年11月，葉利欽接連批準和簽署了將原蘇聯各級部門改組為俄聯邦機構的命令。例如，葉利欽於11月21日簽署了《關於俄聯邦總統管轄的國家民防事務、緊急情況和消除自然災害委員會的命令》和《關於建立俄羅斯科研中心“庫爾恰托夫研究所”的命令》。所有這些命令都不是指建立全新的機構，而是現有的機構和組織的隸屬關係發生了新的變化。同樣的例子還有葉利欽簽署的第228號令，是有關重建俄羅斯科學院，使其成為俄羅斯最高科學機構的命令。哈薩克斯坦和烏克蘭的科研機構過去曾是蘇聯科學院的組成部分，現在已屬於這兩個國家。
蘇聯解體過程不可避免地涉及各級軍事機構。將軍們和各級軍官為此憂心忡忡，然而他們自己及其管轄部隊的命運都掌握在那些政客們的手中。當然最棘手的問題要數對國家的軍隊和軍事機構的財政撥款問題。11月15日葉利欽簽署了一項命令，宣布停止對蘇聯各部委的財政撥款。蘇聯各部委餘下的工作人員可以繼續在他們的辦公樓裏王作，但要受俄羅斯執行權力機構的監督。現在蘇聯各部委麵臨著要麽自動解散，要麽劃歸為俄羅斯各部委的命運。地方上繳的稅收不再納入蘇聯國庫，絕大部分都被俄羅斯國庫據為己有。俄羅斯領導人還試圖掌控蘇聯國家銀行及其所屬部門的活動，俄政府還宣布將在最近幾周進行激進的經濟改革和放開價格。顯而易見，在統一的金融財政製度下，這種改革必將導致俄羅斯和其他加盟共和國的商品價格大幅上漲，但是白宮對此漠不關心。商店幾乎沒有任何商品，而冬天又將馬上來臨，對於俄羅斯和蘇聯各民族人民來說，這一年的冬天可以說是自衛國戰爭以來最艱難的一個冬天了。
1991年11月末及12月初，戈爾巴喬夫仍然在克裏姆林宮裏辦公，他不斷地召集自己的助手和顧問開會，與各加盟共和國和西方國家的領導人通電話，接待國外的來賓和記者的采訪。但是，蘇聯總統的權力範圍隻能局限在克裏姆林宮的幾棟大樓裏了。在此期間，戈爾巴喬夫去了一趟離自己辦公室不遠的黨和國家特別檔案館，那裏保存有政治局最重要、最機密的材料，戈爾巴喬夫命令將該檔案館的絕大部分資料用軍用卡車運送到總參謀部。戈爾巴喬夫曾在自己的回憶錄中透露，許多西方國家領導人，還有印度和阿拉伯國家的領導人不僅向他表示了對蘇聯命運及對其本人前途的擔憂，而且還許諾將提供物質和財政上的幫助。然而這些都隻是空頭支票。1991年11月初，戈爾巴喬夫曾給當時的英國首相約翰·梅傑發過一封急電：“親愛的約翰！您是‘七國集團’的協調人，我向您請求緊急的財政援助。盡管我們采取了一切必要的措施，但是國家外匯狀況仍麵臨崩潰的威脅。截至11月中旬，蘇聯為償還外債所缺的外匯資金達到了3.2億美元，而到今年年底有可能達到36億美元。10月26—27日在莫斯科我們已將所有必要的核算提交給‘七國集團’的專家。約翰，為避免勢態惡化，我請求您以可以接受的方式資助我們15億美元的靈活資金，其中的3.2億美元希望在11月中旬以前提供給我們。米哈伊爾·戈爾巴喬夫。1991年11月2日。”[67]然而，約翰·梅傑根本沒有答複這封充滿絕望之情的來信。
決定烏克蘭未來命運的全民公決於1991年12月1日舉行。1991年8月24日，烏克蘭最高蘇維埃已經通過了關於宣布烏克蘭獨立的決定，現在將這個問題交給全體公民來決定。戈爾巴喬夫十分清楚烏克蘭全民公決具有的決定性意義，因此在全民公決的當天和前一天，戈爾巴喬夫接受了多家烏克蘭媒體的電視采訪，采訪中他提到了自己的烏克蘭和俄羅斯血統，並竭力說服烏克蘭人民留在蘇維埃聯盟。這些采訪在蘇聯各地電視台進行了轉播，戈爾巴喬夫的前助手格拉喬夫曾評價說：“唉，這次講話的效果遠沒有在福羅斯發表的告蘇聯全體公民書的效果好。”[68]
烏克蘭全民公決的結果使許多人感到震驚，也使戈爾巴喬夫陷入了絕望。在參加投票的公民中有90.32%，即28804071人投票讚成烏克蘭最高蘇維埃通過的關於宣布烏克蘭獨立的決定。俄羅斯隨即承認了烏克蘭的獨立，12月5日，葉利欽在克裏姆林宮與戈爾巴喬夫會麵時說，沒有烏克蘭的加入聯盟條約便失去了意義。葉利欽同時告知戈爾巴喬夫，他將於12月7—8日在明斯克與烏克蘭和白俄羅斯的領導人舉行會晤，但並沒有說明此次會晤的議事日程，他這樣做的目的也許是怕遇到阻撓，也許是有意為之。當時此次會晤的最終議事日程還沒有製定，誰都不清楚克拉夫丘克將在會晤中提出哪些意見與建議，當時葉利欽和克拉夫丘克的關係已經十分緊張了。烏克蘭擔心俄羅斯會提出領土方麵的要求，特別是克裏木的領土問題。而白俄羅斯領導人舒什克維奇隻希望討論俄羅斯取消價格限製將給白俄羅斯帶來的經濟問題，因為舒什克維奇並不是國家總統，他的權限也比葉利欽和克拉夫丘克小得多。關於12月5日戈爾巴喬夫和葉利欽的這次會晤，兩人都曾在自己的回憶錄中提到過，但內容卻大相徑庭。蘇聯總統的辦公室曾就此次會晤發布了簡短的公報，公報中寫道：“兩位總統一致強調，沒有烏克蘭的加入，未來的聯盟將不予考慮……鮑裏斯·葉利欽說，希望在明斯克的會晤中與烏克蘭領導人達成相互理解，他還將與白俄羅斯的領導人簽署雙邊協議……蘇聯總統則強調指出，聯盟條約是惟一的選擇。他強調說：‘我堅信，隻有在主權國家聯盟範圍內我們才能共同順利前進。我已經和鮑裏斯·尼古拉耶維奇就此達成了共識。’”[69]而實際上，葉利欽和戈爾巴喬夫並沒有達成一致意見。葉利欽在與戈爾巴喬夫會麵時通常保持沉默，而私下裏他總是忿忿地說，蘇聯總統根本不適應新的局勢，缺乏現實意識。戈爾巴喬夫極力擁護的“獨立國家聯盟”（СНГ）的主張，被葉利欽稱為“拯救戈爾巴喬夫的聯盟”。[70]
維斯庫利景區 別洛韋日密林1991年12月7—8日
關於別洛韋日三國領導人的會晤已有大量文學描述，所有與會者都對這兩天在白俄羅斯所發生的事件都進行了描繪。我們從戈爾巴喬夫的回憶錄描寫這一事件的章節題目中就能看出他的態度：《背信棄義》和《蘇聯與俄羅斯的黑暗日子》。而葉利欽在回憶錄中將這一章節簡單地稱之為《別洛韋日密林》。[71]克拉夫丘克則自豪地稱自己為蘇聯和聯盟條約的主要反對者，他回憶道：“葉利欽將條約的文本擺在桌子上，並向我轉達了戈爾巴喬夫的問題：‘這個文件您簽不簽，如果不行，那麽經過修改後您是否能簽？’然後葉利欽又對我說，隻有我簽了之後他才簽。這樣一來，這個條約的命運完全取決於烏克蘭了。我回答是：‘不簽。’於是大家提出準備起草新條約的問題，專家們為此連夜工作。結果沒有經過任何討論和協商，這份新條約很快就被簽署了。可見，隻要沒有被稱作‘中心人物’的愚蠢者，一切事情都會迎刃而解。”[72]白俄羅斯領導人舒什克維奇承認自己不是新條約的倡導者，他回憶說：“我建議擬定一份三方公報送交戈爾巴喬夫審批。最初的條約文本要比最終在維斯庫利簽署的條約溫和得多。為什麽要選擇維斯庫利官邸作為會議地點呢？因為它是專為高級領導修建的官邸，配有特殊的通訊設備，旁邊則是一個空軍基地，我也是第一次來到這裏來。應該給我們的政府予以應有的評價，因為所有準備工作都是按照最高級別進行的。我盡量使自己看起來像是這裏的主人，是我將大家請來的……。”[73]
到白俄羅斯參加會議的俄羅斯代表團，除了葉利欽之外，還有根納季·布爾布利斯、謝爾蓋·沙赫賴、葉戈爾·蓋達爾、安德烈·科濟列夫，以及葉利欽的助手維克托·伊柳申[74]。白俄羅斯總理維亞切斯拉夫·克比奇[75]和烏克蘭總理弗拉基米爾·福金[76]也出席了會議。三方都派了記者到會，但人數不多，關於會談細節他們知道得要比其他人晚，而且他們又沒有與自己的編輯部的聯係方式。舒什克維奇和克拉夫丘克的護衛不多，但葉利欽卻隨身帶了由亞曆山大·科爾紮科夫領導的20多名警衛。會談是在這個森林自然保護區的主狩獵大廳中舉行，大廳旁邊坐落著休息室、桑拿室、狩獵小屋和服務區，與會者中隻有克拉夫丘克和福金去林中打過獵。在12月7日下午的會談中，三方領導人就所有的原則性問題達成了一致，而最終的正式文本交由工作小組連夜起草。法學家沙赫賴對文本字斟句酌，而蓋達爾則負責抄寫，因為他的字寫得最漂亮。三國的總統和總理晚上的大部分時間都是在桑拿室度過的，就像舒什克維奇回憶的那樣：“我們六人將任務布置給工作小組後，便來到了桑拿室，桑拿室中不止我們六人，還有鮑裏斯·尼古拉耶維奇（指葉利欽）的幾名警衛，但談話是在我們六人之間進行的。雖然第二天早晨將決定整個國家的命運，但是似乎除了布爾布利斯之外，在每個人的臉上都看不到一絲莊嚴的神情……”[77]當領導人們在桑拿室蒸浴的時候，工作小組已經完成了文件的起草任務。據後來謝爾蓋·沙赫賴回憶說：“當時已是深夜了，科濟列夫打算將寫好的文本塞到打字員房間的門下，但他放錯了房間。於是第二天早晨大家不得不手忙腳亂地尋找文件，然後再打印出來，烏克蘭代表團也過來幫助我們。我們將條約打印出來，然後送到大廳，由領導人們進行修改，返回來再重新打印，然後製作副本，我們就是以這樣的速度工作，新條約終於在一天之內誕生了。”[78]條約中關於“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作為地緣政治的現實已不複存在”的說法是由布爾布利斯想出來的，而克拉夫丘克提出了“Содружество”（聯合體）這個概念，因為他不希望在字麵上再看到“Союз”（聯盟）這個詞。條約文本共兩頁，序文中寫道：“白俄羅斯共和國、俄羅斯聯邦和烏克蘭於1922年簽署了聯盟條約成為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的成員國，以下稱為‘最高締約方’，在此我們鄭重宣布，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作為國際法主體和地緣政治現實已不複存在”。條約的第一條規定：“最高締約方組成獨立國家聯合體（СНГ簡稱‘獨聯體’）第二條中寫道：“從該條約簽訂之日起，在簽署國境內不允許實行第三國的準則，包括前蘇聯的一切準則”。條約的第十四條還規定：“明斯克市是獨聯體協調機構的常設地，前蘇聯機構的所有活動在獨聯體成員國境內一律被禁止”。條約簽署人為：白俄羅斯代表舒什克維奇和克比奇、俄羅斯代表葉利欽和布爾布利斯、烏克蘭代表克拉夫丘克和福金。[79]
在離開維斯庫利之前，與會者將蘇聯解體和獨聯體成立的消息首先通知了美國總統布什，然後才通知蘇聯總統戈爾巴喬夫，這個順序並不是在事前計劃好的，因為當時舒什克維奇通過專線打電話給戈爾巴喬夫，但撥了很久都沒有接通，而科濟列夫則通過普通國際長途電話與美國聯係，美國總統辦公室的人剛開始沒有馬上明白對方說的是什麽意思。除了這個最主要的條約之外，三國領導人還就較具體的問題簽署了兩項聲明，他們還達成了一些口頭協議，其中包括關於對戈爾巴喬夫未來的命運，對這個問題的爭論甚至比討論獨聯體國防綱要的時間還要長。
別洛韋日條約簽署後的最初日子
12月8日深夜至9日淩晨，戈爾巴喬夫不停地與自己的助手和顧問通電話，然後他吩咐將葉利欽、舒什克維奇和克拉夫丘克叫到自己的辦公室來。最後隻有葉利欽於中午12點在忠實的科爾紮科夫的陪同下來到克裏姆林宮。整個克裏姆林宮及其各個入口都已由俄聯邦總統警衛局控製，隻有通往三樓的入口一直仍由戈爾巴喬夫的鐵杆護衛把守著。納紮爾巴耶夫在葉利欽之前來到了戈爾巴喬夫的辦公室，他幾乎在所有問題上都支持戈爾巴喬夫。會見持續了一個半小時，但卻沒有取得任何結果。戈爾巴喬夫當天發表了一項聲明，表示他不同意成立獨聯體的條約，他認為該條約無論是從政治角度，還是從法律角度來說，都是不可接受的。他在聲明中指出：“擅自宣布蘇聯的滅亡是不可容忍的，蘇聯的命運不應由這三個國家領導人的意誌所決定，這個問題隻能通過憲法途徑並依照各族人民的意願，由所有主權國家來決定。條約中宣布禁止執行蘇聯的法律準則是不合法的，也是及其危險的，這隻會加劇社會的混亂和無政府狀態。”[80]
俄羅斯領導人中隻有副總統亞曆山大·魯茨科伊反對別洛韋日條約，他是12月9日才得知這一消息的。魯茨科伊於9日上午來到戈爾巴喬夫的辦公室，他稱簽署條約是對國家的犯罪行為，並建議立即逮捕“為討好美國而簽署這個恥辱條約的三個醉鬼”。魯茨科伊在自己的回憶錄中曾寫道：“聽了我的話，戈爾巴喬夫的臉色變得很蒼白。我們匆匆交談了一會兒，在與我告別的時候，他勸我不要發火，並對我說，一切沒有像我想像得那麽可怕，事態還是可以扭轉的。”[81]然而，魯茨科伊還是準備了一份措辭極為嚴厲的個人聲明，並開始與葉利欽徹底決裂。在朋友們的勸阻下，魯茨科伊沒有將這份聲明在媒體上全文發表，隻在報紙上刊登了其中的寥寥數語，例如別洛韋日協議“不可容忍的倉促性”，“蘇聯的解體將導致俄羅斯的解體”等。魯茨科伊當時是俄羅斯副總統，如果發生某些意想不到的情況，他有登上總統寶座的機會。法國《巴黎競賽》周刊的一名記者在12月中旬采訪魯茨科伊時問到過這個問題，魯茨科伊表現得十分驚訝：“願上帝保佑總統別發生什麽意外，我可害怕失去他，我非常敬重他，他是一個坦率而高尚的人。當我們一起參加競選的時候，我曾向他發過誓，永遠追隨他，我不會食言。至於談到讓我領導反對派的問題，隻要葉利欽還是俄羅斯的總統，那麽這件事就絕對沒有可能。我才44歲，上帝保佑，我還有時間領導這個國家，目前我隻能與葉利欽戰鬥在一起，以積累更多的經驗。”[82]
12月10日和11日，戈爾巴喬夫發表了幾個譴責別洛韋日條約的聲明，並在11日晚上接受了《獨立報》主編維塔利·特列季亞科夫的專訪，這次采訪涉及內容廣泛，但是戈爾巴喬夫的態度卻顯得含糊不清。采訪的題目包括：在目前的情況下，戈爾巴喬夫作為總統應采取哪些措施？戈爾巴喬夫如何理解新的條件下的民族政策？他是否同意擔任“獨聯體名譽總統”？戈爾巴喬夫近期將進行哪些具體活動？戈爾巴喬夫在采訪中談到了舉行蘇聯第六次人民代表大會的可能性，談到了全民公決問題，也談到了他準備為獨聯體的某些製度服務，而不想成為“退職將軍”。[83]下麵摘引其中的幾句：“我和葉利欽隻是方式方法不同而已”，“如果我發現我所做的事情與我的信念相矛盾，那麽我會重新考慮自己的行為”，“如果事情的進程超出原來的聯盟條約的範圍，那麽我不可能在其他體製中承擔政治責任，我隻在現實的體製中負責。我們麵臨著我們曆史上非常困難的時期……如果我們希望選擇‘煙囪上摘雲彩’的模式，那麽我是不會爬這些煙囪，讓其他人去爬好了”。[84]
無論是在莫斯科和其他加盟共和國的首都，還是在蘇聯一些大城市，人們對蘇聯解體的消息竟然表現得十分平靜，這大大出乎西方和本國觀察家的預料。一些普通百姓和許多政治圈中的人甚至感到了一絲輕鬆，不會有人再對蘇聯政權抱有希望，蘇聯的解體和戈爾巴喬夫的倒台甚至沒有引起任何同情。正如90年代初的一位反對派領袖瓦西裏·利皮茨基[85]所寫的：“蘇聯解體的過程出乎意料地平靜，幾乎沒有遇到任何反抗。各加盟共和國被出其不意地據為己有了，在俄羅斯的反對派內卻出現了分歧和動搖。這從另一方麵證明了：如此劇烈的轉變（一個超級大國的滅亡）竟然輕而易舉地實現了，這就使那些策劃者們覬覦著今後更加膽大妄為的行動，而下一次的分歧點就是蓋達爾的經濟改革。”[86]
烏克蘭最高蘇維埃在1991年的12月10日批準了別洛韋日條約，共有367名代表參加投票。列昂尼德·克拉夫丘克在烏克蘭不太受歡迎，他的講話甚至沒有贏得掌聲，即便如此，仍有288位代表投了讚成票，10人投了反對票，7人棄權，另有62名代表沒有參加這次的記名投票。同一天，別洛韋日條約在白俄羅斯也被批準通過，有263名代表投票讚成，2人棄權，另有27名代表雖然到會，但沒參加投票，隻有一名代表投了反對票，他就是亞曆山大·盧卡申科[87]。
俄聯邦最高蘇維埃於12月12日開會討論別洛韋日條約，葉利欽就在白俄羅斯召開的三國領導人會晤作了簡短的報告，他的報告贏得了代表們的掌聲。大會辯論持續了兩個多小時，當時在俄羅斯最高蘇維埃中還有共產黨議員團，但他們中卻沒有任何代表發言，而謝爾蓋·巴布林[88]則代表俄羅斯全民協會發言反對批準該條約。他義正詞嚴地指出，在俄聯邦隻有俄羅斯人民代表大會才有權通過這樣的憲法文件。巴布林還十分肯定地指出，現在是1991年，不應將1922年的聯盟條約當成現行文件援引，目前國家實行的是1977年憲法，而明斯克條約是對憲法的肆意踐踏，甚至是全盤否定。巴布林最後說：“‘俄羅斯全民協會’和‘俄羅斯議員團’歡迎將無能的中央政權從政治舞台上趕走，我們始終讚成重建一個統一的聯盟製國家，其基礎應該是白俄羅斯、俄羅斯聯邦、烏克蘭及哈薩克斯坦組成的堅實聯盟。”[89]別洛韋日條約最終還是在俄聯邦獲得通過，188名代表投票讚成，7人棄權，62名代表沒有投票，有6人投了反對票，他們是巴布林、伊薩科夫[90]、康斯坦丁諾夫[91]、雷索夫、波洛茲科夫和巴甫洛夫[92]。
當別洛韋日條約在基輔、明斯克和莫斯科先後獲得批準之後，戈爾巴喬夫接受了幾家媒體的采訪，從他的話語中流露出忐忑不安的心情和前後矛盾的立場：“一些法西斯獨裁者將篡奪政權……”，“我認為國家觀念是目前的主要問題”，“我不認為，在白俄羅斯簽署的條約具備實行的機製”；“我們蘇聯來到這個世界已經60—70年了，它不應該毀在我們的手裏”，“俄羅斯領導人利用了烏克蘭”，“我早預料到會這樣”，“隻有當聯盟條約徹底完結時我才辭職”，等等。戈爾巴喬夫每天仍然到克裏姆林宮的辦公室上班，他與幾乎所有的西方領導人通電話，闡述自己的立場和見解。在這期間，戈爾巴喬夫還簽署了多項命令，包括關於授予蘇聯勳章和獎章的命令、對蘇聯國務院決議的補充和修改命令等。1991年12月11日，戈爾巴喬夫下令為1991年在科學、文學、藝術和建築領域取得突出成就者頒發蘇聯國家獎。獲獎人數眾多，其中有作家維克托·阿斯塔菲耶夫[93]和布拉特·奧庫賈瓦[94]。然而由誰來出麵，又如何授予這些獎項呢？12月13日，戈爾巴喬夫對蘇聯外交部下達了一係列的任免和調動命令，當時愛德華·謝瓦爾德納澤已任外交部長一個多月，戈爾巴喬夫已不能與潘金共事，葉利欽對謝瓦爾德納澤的任命沒有提出任何異議。第二天，戈爾巴喬夫又下令對軍隊機關進行了一係列的任免及調動，他還確定了蘇聯軍人的入伍誓詞。12月20日，又有一大批演員被授予“蘇聯人民演員”的稱號。僅在12月21日這一天，戈爾巴喬夫就簽署了28項命令，其中大部分是授獎命令，也就是在這一天，戈爾巴喬夫終於明白，其實是有人使他明白，是他該離開的時候了。在與法國總統密特朗通電話時，戈爾巴喬夫說，最近幾天他將宣布自己辭職的聲明。
獨聯體第二次誕生
獨立國家聯合體的第一次誕生是在維斯庫利的別洛韋日密林中。幾天之後，即12月11日，亞美尼亞宣布加入該組織，摩爾多瓦於12月12日宣布加入。12月12日，中亞各國和哈薩克斯坦的領導人聚集在阿什哈巴德，他們對三國事先未與他們進行任何協商就簽署別洛韋日條約氣憤不已，然而他們已經別無選擇，12日晚，哈薩克斯坦、吉爾吉斯、塔吉克斯坦、烏茲別克斯坦、土庫曼斯坦與其他國家一樣成為獨聯體平等的成員國。隨後，阿塞拜疆和格魯吉亞也宣布加入獨聯體。如此一來，關於成立獨聯體的條約應重新起草，不是以三國的名義，而是以12個前蘇聯加盟共和國的名義共同起草。12月11—20日，在莫斯科和其他國家的首都人們就此問題進行了緊急磋商。戈爾巴喬夫沒有被邀請參加協商，但是他自己提出了多項建議，並發給了在阿拉木圖參加談論條約內容的人。他在建議中提到，應該確定從蘇聯到獨聯體的過渡時期，在蘇聯這樣一個複雜的體係中，各個國家的獨立不能操之過急，一蹴而就，否則就會陷人可怕的危險之中。戈爾巴喬夫在建議中還列舉出不可能、也不應該被各共和國“分割”的機構，為了保證這些機構的正常運行，應保留一些領導機構或者是協調機關。最棘手的問題是關於蘇聯軍隊的命運及其戰略組成問題。當然，戈爾巴喬夫的這些想法無可指責，戈爾巴喬夫最後還提出，在這些跨國間的機構中他可以找到一席之地，發揮自己的餘熱。1991年12月17日，蘇聯總統顧問和新聞秘書安德烈·格拉喬夫在記者會上說，戈爾巴喬夫自我感覺很好，他處在能充分發揮自己才能的狀態中，並就“過渡期”的問題做了大量工作。“戈爾巴喬夫關心的是從蘇聯到獨聯體的轉變進程應在民主的框架內合法、公開地進行”。格拉喬夫指出：“我沒有感覺到戈爾巴喬夫時代已經結束，他是一個注重過程而不是具體職位的人，我們在相當長的時期內都要談論屬於他的時代。米哈伊爾·戈爾巴喬夫並沒有考慮辭職問題。”[95]
與此同時，葉利欽正加大力度繼續搗毀蘇聯殘餘的政治和經濟機構，以迫使戈爾巴喬夫辭職。戈爾巴喬夫當時提出應在人民代表大會上宣布蘇聯解體的決議，至少也應在蘇聯最高蘇維埃會議上宣布。作為最高蘇維埃人民代表，我們的權能被保留下來，因此我們經常聚集在最高蘇維埃進行一些非正式的協商和座談。然而根據葉利欽的建議，俄羅斯最高蘇維埃決定從蘇聯最高蘇維埃中召回俄羅斯的代表，這就剝奪了我們參加總結會議的機會。12月19日，葉利欽決定終止蘇聯外交部的活動，第二天，蘇聯國家銀行又被撤銷，成為了俄羅斯銀行。早在12月14日或15日，葉利欽就已通知戈爾巴喬夫，俄聯邦總統辦公廳和總統本人將在克裏姆林宮裏工作，戈爾巴喬夫應盡早離開克裏姆林宮，這是對戈爾巴喬夫的最後通牒。葉利欽後來解釋自己的這一決定時寫道：“我的決定帶有原則性和戰略性。克裏姆林宮不僅是建築藝術的瑰寶，而且是最重要國家設施，這裏配備了國家的國防體係和指揮行動係統，從全世界各地發來的密碼電報都匯集到這裏，這裏裝有最精密的安全體係。克裏姆林宮是國家的象征。毫不客氣地說，從克裏姆林宮驅逐一個人至少需要一個新的國家緊急狀態委員會。克裏姆林宮是國家政策穩定性、長期性和堅固性的象征。在我進入克裏姆林宮前一周就通知了戈爾巴喬夫及其總統辦公廳，而且所給的準備期限十分寬裕。”[96]
戈爾巴喬夫非常沉痛地接受了葉利欽入主克裏姆林宮的決定，他的一位親信建議他可以離開克裏姆林宮，但不能辭去蘇聯總統的職位。世界上有流亡政府，也有流亡的君主和總統，蘇聯總統同樣可以存在，隻是手中已沒有任何實權罷了。戈爾巴喬夫沒有接受這樣的建議，他一直在等待來自阿拉木圖的消息，12月20日晚上，11個國家的領導人都聚集在那裏進行緊急磋商，隻有格魯吉亞總統沒有到會，因為這個國家發生了內戰，茲維阿德·加姆薩胡爾季阿[97]總統被反對派領導的武裝力量包圍在第比利斯政府大廈的總統辦公室中。
12月21日，新的獨立國家聯合體在阿拉木圖誕生了，這是由11個前蘇聯加盟共和國組成的聯合體。葉利欽、克拉夫丘克和舒什克維奇簽署了關於成立獨立國家聯合體和終止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宣言，阿塞拜疆總統穆塔利博夫、哈薩克斯坦總統納紮爾巴耶夫、烏茲別克斯坦總統卡裏莫夫、亞美尼亞總統彼得羅相[98]、塔吉克斯坦總統納比耶夫[99]、吉爾吉斯總統阿卡耶夫[100]、摩爾多瓦總統斯涅古爾[101]和土庫曼斯坦總統尼亞佐夫也在文件上先後簽字。此外，11國的領導人還簽署了其他幾項決議和議定書，其中包括對戈爾巴喬夫的專項決定。獨聯體成員國的領導人在決定中通知戈爾巴喬夫，蘇聯的總統製已經結束，他們對戈爾巴喬夫作出的“積極貢獻”表示感謝。此外，決定中還為戈爾巴喬夫規定了終身的養老金，為他本人及其家人提供終身醫療服務，並為其配備20名警衛和2輛專車——“吉爾—115”和“嘎斯—31”。獨聯體國家領導人“下達命令，由俄聯邦政府負責解決上述所有問題”。
戈爾巴喬夫下台
阿拉木圖決議是在12月21日下午報告給莫斯科的，戈爾巴喬夫當天開始準備辭職聲明，但他並沒有急於公布，因為還有一些問題需要單獨和葉利欽商討，因此戈爾巴喬夫等著葉利欽從哈薩克斯坦的歸來。兩人之間的最後一次單獨會見安排在克裏姆林宮，會見持續了10個小時。許多問題都有了最終的答案，其中包括“戈爾巴喬夫基金會”的安排，前總統的個人安排和養老金問題，以及戈爾巴喬夫的助手和辦公人員的安排問題等。12月25日晚7點，戈爾巴喬夫簽署了辭去蘇聯總統職務的命令，隨後他邀請攝像人員和新聞記者來到自己的辦公室進行電視直播，前蘇聯的幾家電視台和世界上153個國家的電視台都轉播了辭職聲明的內容。戈爾巴喬夫的最後一次發言並沒有包含深刻而有意義的思想內容，他毫不掩飾自己的傷心，他表示沒有完成自己應負的使命，但又稱為自己所做的一切感到自豪。他最後說道：“我是帶著一顆不安的心離開的。”電視講話之後，戈爾巴喬夫又回答了記者們的幾個問題，然後他回到了自己的辦公室，準備將核密碼移交給葉利欽。然而與戈爾巴喬夫見麵的卻是國防部長沙波什尼科夫，葉利欽由於不滿戈爾巴喬夫最後講話的內容而拒絕在前總統的辦公室中接受核密碼，他建議在克裏姆林宮的另外一個地方進行交接儀式。但是戈爾巴喬夫拒絕了葉利欽的建議，他在沒有任何電視攝像的情況下將兩名上校交給沙波什尼科夫指揮，這兩人時時刻刻都跟隨在國家元首身邊，是專門保護“核密碼箱”的。戈爾巴喬夫最後的告別晚宴是在克裏姆林宮的核桃廳中進行的，隻有他身邊最親近的五個人參加。在這最後的時刻，戈爾巴喬夫辦公室的電話竟然沒有響一聲，沒有任何人表示支持與同情。
在戈爾巴喬夫做電視講話的時候，克裏姆林宮總統府圓屋頂上紅色的蘇聯國旗被降了下來，升上了俄羅斯的三色旗。沒有任何人來送行，戈爾巴喬夫孤獨地回到自己的別墅，而幾天之後戈爾巴喬夫連這個地方也不得不離開了。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就此正式宣告結束。
12月25日晚，美國總統布什正式宣布，美國承認俄羅斯、烏克蘭、白俄羅斯、亞美尼亞、哈薩克斯坦和吉爾吉斯斯坦的獨立地位。12月27日早晨，葉利欽搬進克裏姆林宮前蘇聯總統戈爾巴喬夫的辦公室中。1991年12月30日，獨聯體成員國的領導人再次會集明斯克，以解決一係列重大問題，其中最重要的是關於戰略性核導彈的問題。我國的曆史從此掀開了新的一頁。
當獨聯體各國的領導人有意冷落戈爾巴喬夫的時候，西方國家和許多第三世界國家的領導人卻紛紛發來電報，並發表紀念戈爾巴喬夫的專題文章。“他複興了蘇聯外交”，“他將國家從持續70年的停滯和壓迫中解救出來”，“他為德國的統一做出了決定性的貢獻”，“沒有幾個人可以改變曆史，而戈爾巴喬夫卻做到了”，“我認為他是近百年曆史上最傑出的人物”，“他是將自由還給了東歐各國的偉人”，“他以和平方式將自由賦予了蘇聯各族人民”，“他是位勇敢的領導人，他將永載史冊”，“他最終將被認為是20世紀最偉大的改革家”。這些都是各國領導人來信中的隻言片語，其中包括科爾[102]、撒切爾夫人、梅傑、裏根、梅內姆[103]、密特朗、瓦爾德海姆[104]等等。而中國的新華社則刊登了一篇譴責戈爾巴喬夫及其“新思維”的聲明，文中指出正是新思維導致了蘇聯的“政治動亂、民族內訌和經濟危機”。西方許多著名報紙和雜誌的評論也極具批判性：“戈爾巴喬夫是個徹底失敗的改革家”，“他使許多企業對所謂的‘改革’充滿希望，然而卻以破產告終”，“戈爾巴喬夫極不光彩地離開了”，“他不是稱職的領導人，他斷送了現有的國家製度，卻沒有找到更合適的替代”，“他走完了通向意外的天堂之路，這些隻是援引西方廣播和報紙上的一小部分評論。1991年12月，一些俄羅斯和西方的觀察家就戈爾巴喬夫的曆史作用問題作了更深刻而全麵的評價，其中阿爾貝特·普盧特尼克在《消息報》上撰文指出：“對曆史而言，改革的總設計師以何種理由進行改革其實並不重要，重要的是改革的成果如何。那麽蘇聯改革的成果是什麽呢？這就是強大帝國的覆滅、共產主義神話的破滅，以及阻礙經濟和意識形態發展的蘇聯極權製度的結束……戈爾巴喬夫自負地認為自己是共產主義思想的鼓動者和宣傳者，是社會主義道路的忠實擁護者，但正是他一步步地將由斯大林主義構築的堅實堡壘、被認為是牢不可破的製度徹底摧毀了……他的出現比他的離去意義更為深遠。”[105]時任布什總統國家安全顧問的斯考克羅夫特[106]也在自己的政治日記中寫道：“一切就這樣結束了，我確實沒有想到我會親眼看到這一切的發生。這使我感到震驚，簡直令人難以置信……戈爾巴喬夫所有光環的背後隱藏著一個致命的不足，他沒有能力采取強硬果斷的措施並將其付諸行動，他是拖延時間、看風使舵的高手。在最高蘇維埃會議上，他曾不止一次地遭受攻擊、麵臨絕境，但他都予以了巧妙而有力的回擊。然而，當需要製定和鞏固強硬的經濟改革方針的時候，他卻像哈姆雷特一樣選擇了逃避。我把這種搖擺不定的趨勢稱作是缺陷，而如果從我們的角度來看，這應該是嘉獎。”[107]
西方和東方對戈爾巴喬夫的評價褒貶不一，這不僅因為出於各自不同的利益，而且也因為不能以一個統一的定義和標準來為戈爾巴喬夫定論，他對社會的貢獻可以說是功過參半，他做的一切該怎樣在曆史的天平上衡量？有人主張原諒戈爾巴喬夫所做的一切，安德烈·諾維科夫[108]就曾寫道：“戈爾巴喬夫所實行的政策是符合道德規範的，為此就應為他樹碑立傳。誠然，他輸掉了改革，輸掉了偉大帝國的帝王權杖，甚至輸掉了整個帝國和人心，但是，他卻贏得了另外一種對現代人來說難於理解的東西，用他自己的話說就是‘政治新思維’。戈爾巴喬夫的失敗有其個人性格因素：隨和寬容、優柔寡斷和思想執著。失敗還緣於客觀原因，本身具有的客觀屬性使這個帝國看起來就像是由生鏽的釘子胡亂釘合在一起，這個帝國的任何改革都將不可避免地失敗，然而戈爾巴喬夫統治時期的劃時代意義並不在此。也可以說，他的失敗是他自覺自願的選擇，是他立場態度的表現。無論是人民，還是反對派，都沒有給予他應有的尊敬。”[109]這是頗為奇怪和錯誤的觀點，戈爾巴喬夫改革失敗的代價太過沉重，怎麽能夠就這樣簡單而輕易地逃避責任呢？還有一些文章的作者認為戈爾巴喬夫根本不配稱為改革者，弗拉基米爾·帕斯圖霍夫[110]指出：“從嚴格的字麵意義上說，戈爾巴喬夫並不能被稱為改革家，真正的改革者應為自己的活動設定明確的終極目標，而戈爾巴喬夫並不具備這點，他的指導原則是‘不能這樣生活’，這就使得他更多地不是主動去爭取，而是在逃避。”[111]牛津大學政治學教授阿爾奇·布朗[112]對這種評價提出了異議，他寫道：“在看到戈爾巴喬夫的錯誤和失敗的同時，我們也應注意到他所麵臨的困難和阻礙，有理由把戈爾巴喬夫稱為俄羅斯曆史最偉大的改革家之一，他對20世紀下半葉的世界曆史產生了深遠的影響。他在結束‘冷戰’方麵做出了任何人無法比擬的貢獻，他促進了國家關於言論、出版、結社、宗教、移民等方麵的自由進程，如今的俄羅斯是其漫長的曆史中最自由的一個時期。”布朗認為：“戈爾巴喬夫改革的功績及最大的成果便是共產主義的崩潰，以及摒棄了共產主義的目標和手段。”[113]然而他也許不知道，亞曆山大·克倫斯基[114]早在1917年的時候就使俄羅斯成為了當時世界上最自由的國家，但是當時有誰利用了這個自由了嗎？以法律和秩序為根基的自由才是最有價值的自由。戈爾巴喬夫使俄羅斯變成了貧窮落後、分崩離析、備受淩辱的國家，變成了拋棄自身傳統的自由國家，這不是所謂的傑出貢獻。
我認為，對戈爾巴喬夫本人及其活動的最真實的評價，可以從戈爾巴喬夫多年的顧問和助手的文章或描述中窺見一斑。阿納托利·切爾尼亞耶夫曾表示過，戈爾巴喬夫明白，像蘇聯這樣的兵營式社會，需要有人“指揮”進行變革。“於是他便來指揮，最初的三年他試圖用馬克思列寧主義思想改變社會，直到1987年他才開始懷疑這條路線。1987年夏天，他在克裏木對我說：‘阿納托利，你知道嗎……我將走得很遠，很遠，沒有人知道我會走多遠’。然而到了1988年，他所啟動的改革進程竟然超出了他的設想，他已無力控製被他所解放的社會及知識分子力量，他沒有任何神奇超凡的想法，隻是強迫這個係統運轉，而對係統本身他卻從來不曾懷疑過。他也希望推陳出新，但是他自己都不清楚，如何建立這種‘全新的狀態’曾有過朦朧的希望，但這隻是過眼雲煙。戈爾巴喬夫不具備‘偉人’的個人品質，但他卻從事著一個偉大的事業，從曆史角度來看，也許這更為重要。”[115]沙赫納紮羅夫曾寫道：“戈爾巴喬夫太急於求成，他甚至過分地急於著手改革，而這種改革早在二三十年前就應當著手進行。蘇聯解體是世界性的悲劇，但它並不是民主化突飛猛進的結果，而是這個進程整整晚了二十多年。這個體係已承受不了如此重壓，已經開始出現瓦解的跡象，於是它便很容易地成為了敵對的社會和政治力量的犧牲品。”[116]安德烈·格拉喬夫則認為，戈爾巴喬夫的失敗是不可避免的。“他隻是發揮核反應堆中的燃料棒作用，而這個核反應堆正是由他本人在俄羅斯挑起的新一輪的混亂，而當他不再積極地發揮燃料棒的作用時，他也就完成了他的絕大部分使命。事情主要在於，戈爾巴喬夫並不知道，曆史想要什麽，曆史最終將他本人、他的國家以及他所進行的改革帶向何方。”[117]應該補充一點，戈爾巴喬夫不僅不知道曆史要什麽，而且也不知道他自己到底要什麽。他的觀點總是模糊不清，表述不明。戈爾巴喬夫慘敗的主要原因在於：雖然戈爾巴喬夫得到了大部分知識分子的支持，當然這種支持也是有條件的，但他卻從來沒有得到過人民大眾的支持。如果沒有人民的支持，那麽如何建立一個真正民主的社會呢？
蘇聯的解體及西方的反應
早在1989年末，幾乎所有的西方政治學家、社會學家和蘇聯問題專家認為蘇聯改革是不成功，隻有少數人撰文認為奇跡可能發生。即使如此，這些人也隻是認為，如果改革失敗，蘇聯將重新回到專製體製的統治之下，誰都沒有預想到蘇聯會解體。正如皮特·德魯克[118]所寫的：“戈爾巴喬夫的改革本身是試圖通過經濟的發展和提高來鍛造統一的枷鎖。這樣的改革能取得成功嗎？幾乎所有的回答都是這是不可能的。如果改革失敗，俄羅斯勢必將回到斯大林時期的鎮壓製度之下。即使經濟上的改革取得成功，也不會達到預期的效果。”他的邏輯很簡單：經濟的提高和發展與地方分權是緊密相連的，這必將導致分離主義，而這是蘇共在任何條件下都絕不能容忍的。[119]同樣在1989年，布熱津斯基[120]在其《大失敗》一書中仍然堅信，共產主義製度在蘇聯還會統治幾年，甚至幾十年。他在書中描繪了共產主義瓦解和崩潰的各種可能性，甚至不排除蘇聯突然間土崩瓦解的可能性，但他認為這種可能性微乎其微。[121]
到了1990年中期，蘇聯解體的可能性變得越來越現實，從而引起了西方專家和學者的極大關注。亨利·基辛格[122]在1990年時曾寫道：“西方不希望看到蘇聯的解體，確切地的說，是不希望看到它的擴張……蘇聯擁有幾萬枚核彈頭和幾十座核反應堆，它的解體不能不引起全人類的極大關注。這個問題十分可怕，而且與傳統的主權觀念相抵觸，它不能不引起我們長期的關注和深入的探討。即使不談核問題，蘇聯的瓦解也會引起可怕的武力爭端。就像電影的回放一樣，我們將回到二百年前那個血腥的世界，最終所有的周邊國家都卷入了戰爭，各國的軍備競爭在蘇聯促生了擴張主義傾向。”[123]
到了1991年，西方的所有的研究蘇聯共產主義的機構都已堅信，蘇聯麵臨著分崩離析的境地，但是誰都沒有想到，事情發展得如此迅速。美國總統喬治·布什第一個獲知簽署別洛韋日條約的消息，當時是葉利欽打電話給他，安德烈·科濟列夫做的翻譯，所有的西方領導人後來也都知道了這一消息。這件事在美國中央情報局的領導人中也引起了極大的恐慌與不安，當時的中央情報局長羅伯特·蓋茨[124]說：“在俄羅斯或蘇聯這樣強大的帝國內部發生如此猛烈而突發性的巨變是前所未有的”。西方國家領導人之間、外交部和其他專門機構之間的磋商頻繁不斷，媒體連篇累牘地刊登從莫斯科發回的報道、從獨聯體其他國家首都傳來的消息，以及許多未經證實的傳言。最讓西方各國領導人感到不安的是，他們還不清楚，在蘇聯解體後誰將“掌控著核按鈕”。美國駐莫斯科大使館的工作進人了緊急狀態，美國國務卿貝克帶領一個由分析專家組成的代表團飛到莫斯科，實地了解事態發展的進程和性質。
蘇聯及其相關的管理體製的迅速瓦解產生了許多經濟及政治問題，令西方分析家驚訝的是，其中絕大部分問題都已迎刃而解，雖然不是所有問題都解決得令人滿意。各國首腦12月8日在維斯庫利和21日在阿拉木圖簽署了協議，這些首腦通過蘇聯國務會議和蘇共中央政治局的會議早就彼此很了解。俄羅斯聯邦承擔了前蘇聯所有的國際義務，包括償還外債，前蘇聯在國外的所有財產也都歸俄聯邦所有，其中包括駐各個國家的使領館。各國決定保留對戰略軍事力量和核武器的統一指揮和監督，然而實際上，正如所預料的那樣，對所有核導彈和航天研究係統的實際監控權都落到了俄聯邦總統葉利欽的手中。後來，烏克蘭、白俄羅斯和哈薩克斯坦均表示要消滅核武器，並銷毀與核武器相關的基礎設施。駐紮在波羅的海國家的蘇聯軍隊逐漸撤離出來，因為這些國家拒不參加獨聯體，並開始組建自己的國家軍隊。但是駐守在烏克蘭、哈薩克斯坦和白俄羅斯的前蘇聯軍隊大都留在原地，這裏80%以上的軍官，不管其屬於哪個民族，都對新國家進行了宣誓。同時，還有許多烏克蘭籍、白俄羅斯籍和哈薩克斯坦籍的軍官留在了俄羅斯任職。然而同樣的問題在外高加索和中亞就顯得比較棘手，所幸沒有發生軍事衝突。隨著蘇聯中央集權的消失，許多民族爭端在各加盟共和國內部顯現出來，主要在德涅斯特河沿岸、格魯吉亞、塔吉克斯坦和北高加索地區，其中卡拉巴赫衝突最終演變為亞美尼亞和阿塞拜疆之間的流血戰爭。北高加索發生的事件表明，圍繞蘇聯解體產生的擔心和憂慮不是沒有根據的，所幸的是對事件發展最可怕的預想並沒有發生。在此方麵，蘇聯避免了類似南聯盟的厄運。這樣的結果不僅取決於政治家的美好意願，更取決於前蘇聯各民族多年來的友好關係。許多民族問題在前蘇聯時期就已存在，但是幾乎沒有一個地方演變為不可調和的民族衝突。蘇聯的解體產生了許多新的、有爭議的問題，其中有許多問題至今懸而未決，但是不論何時何地都始終存在著一個願望，那就是用政治和外交，而不是用軍事手段來解決爭端。這其中起決定作用的是多年來形成的一種“蘇聯式的”或者稱為“俄羅斯式的”精神，正是這種精神將前蘇聯的各族人民團結起來，共同麵對曆史的現實。關於“世代聯係”、“民族友誼”、“文化和曆史的同一性”，以及俄語是“民族間交流的語言”等等這些評論，並不是空洞而華麗的辭藻，也不是蘇維埃宣傳的神話，而是活生生的事實。當然也有例外：在車臣和外高加索，在摩爾多瓦和在奧塞梯—印古什邊界確實存在著武裝衝突。1991年成立的獨聯體至今依然存在，可以毫不誇張地說，在最近10—12年期間，俄羅斯人民在處理民族關係問題上體現了最大限度的寬容和忍讓。實際上，導致蘇聯最終解體的矛盾並非像不懷好意的人所說的那樣尖銳和危險，但是反過來，如果引起蘇聯崩潰的這種離心力不強的話，那麽為什麽蘇聯最終會走向解體呢？這個問題還需要單獨進行研究。
[1] 米哈伊爾·阿列克謝耶維奇·莫伊謝耶夫（Михаил Алексеевич Моисеев，1939年1月22日—— ），1958年入伍，並參加了蘇聯共產黨。1982—1987年任遠東軍區第一副司令。1985—1987年兼任遠東軍區參謀長。1987—1988年任遠東軍區司令。1988—1991年任蘇軍總參謀長兼國防部第一副部長。1989—1991年任蘇聯人民代表大會人民代表。1990—1991年任蘇共中央委員。1991年八一九政變期間，支持亞佐夫的一切決定，政變失敗後於8月22—23日代理國防部長一職，隨即在葉利欽的壓力下被解職，同年11月被迫退役。蘇聯解體後，於1996—1999年任俄軍總參謀部首席專家。1999—2008年任俄軍總參謀部首席督察。2005—2012年任總參謀部退伍軍人委員會主席。2008—2016年任國防部總監察組監察長。2011年加入全俄人民陣線（Общероссийский народный фронт）。2011—2016年任國家杜馬議員。2012年起擔任俄羅斯退伍軍人聯盟主席。
[2] 列昂尼德·弗拉基米羅維奇·舍巴爾申（Леонид Владимирович Шебаршин，1935年3月24日——2012年3月30日），1957年進入蘇聯外交部工作，參加了蘇聯共產黨。1958—1962年任駐巴基斯坦大使館翻譯。1962年加入克格勃。1971—1975年任克格勃駐印度副代表。1975—1977年任克格勃常駐印度代表。1979—1983年擔任克格勃駐伊朗工作人員。1987—1989年任克格勃第一主要總局副局長。1989—1991年任克格勃副主席兼第一主要總局局長。1991年八一九政變後，於8月22—23日代理克格勃主席一職，同年9月30日退休。2012年因雙目失明而開槍自殺。
[3] 《論據與事實》，1992年29—30期，第2頁。
[4] 謝爾蓋·鮑裏索維奇·斯坦克維奇（Сергей Борисович Станкевич，1954年2月25日—— ），俄羅斯曆史學家、政治學家。1986年加入蘇聯共產黨。1988—1989年期間領導莫斯科人民陣線（Московский народный фронт）。1989—1992年任蘇聯人民代表大會人民代表。1990—1992年任莫斯科人民代表委員會第一副主席。1991年八一九政變失敗後，悍然下令拆解捷爾任斯基紀念碑。蘇聯解體後，於1991—1993年任總統政治問題顧問。1993—1995年任國家杜馬議員。1995年因受賄醜聞辭職，流亡美國。1996年流亡波蘭。2000年回國經商，參加了右翼力量聯盟。2002年當選為右翼力量聯盟中央政治委員會委員。2016年加入“成長黨”（Партия роста）。
[5] 列昂尼德·舍巴爾申：《間諜首腦的生活》，莫斯科，1994年，第110—111頁。
[6] 姆斯季斯拉夫·列奧波多維奇·羅斯特羅波維奇（Мстисла?в Леопо?льдович Ростропо?вич，1927年3月27日——2007年4月27日），蘇聯大提琴家、鋼琴家、指揮家、作曲家。
[7] 亞曆山大·伊薩維奇·索爾仁尼琴（Александр Исаевич Солженицын，1918年12月11日——2008年8月3日），俄羅斯作家。出身於農民家庭。1936年加入共青團。衛國戰爭後入伍。1943年授中尉軍銜。此後對斯大林產生懷疑，在與朋友的通信中攻擊斯大林。1945年被捕並被判處8年徒刑。1953年出獄，但已拋棄馬克思主義，轉向東正教思想。1956年獲釋。1957年平反。1959年出版《伊萬·傑尼索維奇的一天》。1962年加入蘇聯作家協會。1963年出版《第一圈》。1966年出版《癌病房》。1967年起是持不同政見者運動領導人。1968年反對蘇聯出兵捷克斯洛伐克。1969年被開除出蘇聯作家協會。1970年獲諾貝爾文學獎。1973年因出版《古拉格群島》被吊銷國籍並被驅逐出境。1975年流亡美國，支持越南戰爭。1976年公開支持西班牙弗朗哥政權。1990年恢複國籍。1994年回國。在此期間公開反對葉利欽的政策。2002年以後支持普京。2010年逝世。
[8] 鮑裏斯·德米特裏耶維奇·潘金（Борис Дмитриевич Панкин，1931年2月20日—— ），蘇聯記者、外交官、文學評論家。1953年進入《共青團真理報》工作。1958年加入蘇聯共產黨。1965—1973年任《共青團真理報》主編。1973—1982年任全蘇版權局董事會主席。1973—1987年任蘇聯記者聯盟理事會書記。1982—1990年任駐瑞典大使。1990—1991年任駐捷克斯洛伐克大使。1991年八一九政變期間，發表了公開譴責國家緊急狀態委員會的聲明。政變失敗後，於8月28日至11月18日任外交部長，10月1日至12月25日兼任國防委員會委員。1991—1993年任駐英國大使。1993年退休。
[9] 瓦茨拉夫·哈維爾（Václav Havel，1936年10月5日——2011年12月18日），捷克劇作家、導演、編劇、演員、持不同政見者。1955年起開始從事寫作。1957—1959年期間服役於捷克斯洛伐克軍隊。1967年被開除出捷克斯洛伐克作家協會。1968年任獨立作家俱樂部主席，鼓吹在國內推行多黨製。1968—1970年任捷克斯洛伐克筆會中央委員會委員。1977年參與起草並發表《七七憲章》，此後多次被捕。1979年被判處四年半監禁。1983年獲假釋，旋即被軟禁。1988年參加捷克赫爾辛基人權委員會。1989年1月再次被捕並被判處八個月監禁，同年5月獲假釋，同年11月創立反對派團體“公民論壇”（Ob?anské fórum）。1989—1992年任捷克斯洛伐克總統，在任期間全麵拋棄共產主義。1993—2003年任捷克共和國總統，在任期間於1999年支持北約轟炸南斯拉夫，2003年支持伊拉克戰爭。晚年繼續從事戲劇創作。2011年去世。
[10] 弗·巴卡金：《擺脫克格勃》，莫斯科，1992年，第22頁。
[11] 鮑裏斯·葉利欽：《總統手記》，第144頁。
[12] 引自1991年8月23日俄羅斯聯邦最高蘇維埃會議的會議記錄。
[13] 引自1991年8月23日俄羅斯聯邦最高蘇維埃會議的會議記錄。
[14] 《自由思想》，1992年8期，第10頁。
[15] 瓦倫丁·米哈伊洛維奇·法林（Валентин Михайлович Фалин，1926年4月3日——2018年2月22日），蘇聯外交官。1952年進入外交部門工作。1953年加入蘇聯共產黨。1958—1959年任蘇共中央新聞部助理。1959年兼任外交部工作。1961—1966年、1968—1971年任外交部第三歐洲司司長。1966—1968年任外交部第二歐洲司司長。1971—1978年任駐西德大使。1976—1986年任蘇共中央檢查委員會委員。1978—1982年任蘇共中央國際新聞部第一副部長。1983—1986年任《消息報》政治專欄作家。1986—1988年任諾沃斯蒂通訊社董事會主席。1986—1989年任蘇共中央候補委員。1988—1991年任蘇共中央對外聯絡部部長。1989—1991年任蘇共中央委員兼蘇聯人民代表大會人民代表。1990—1991年任蘇共中央書記。蘇聯解體後，於1992年移居德國，在漢堡大學和平與安全研究所任教。2000年回國。2011—2018年任“國際俄羅斯”運動國家委員會專家委員會主席。2018年去世。
[16] 加林娜·弗拉基米羅夫娜·謝苗諾娃（Галина Владимировна Семёнова，1937年8月24日——2017年11月19日），早年參加了蘇聯共產黨。1963—1965年任烏克蘭共青團中央《火星報》編輯部部長。1974—1981年任共青團中央刊物《共青團生活》主編。1981—1990年任《農村婦女》雜誌主編。1990—1991年任蘇共中央書記、中央委員兼中央政治局委員，反對八一九政變。蘇聯解體後從事二線工作。
[17] 幾天之後這個文件的照片複印件被張貼在許多建築物上，見《獨立報》，1992年8月27日。
[18] 亞曆山大·伊裏奇·穆濟坎斯基（Александр Ильич Музыкантский，1941年2月4日—— ），早年擔任工程師。1989年創立莫斯科選民協會。1990年任民主俄羅斯運動組織委員會委員。1990—1992年任莫斯科人民代表委員會副主席。蘇聯解體後，於1992—1996年任莫斯科中央行政區副區長。1996—2000年任莫斯科中央行政區區長。2000—2005年任莫斯科政府信息和社會政治關係部長。2005—2007年任俄羅斯社會和政治中心基金會主席。2007—2010年任莫斯科市長顧問。2009—2014年任莫斯科人權事務高級專員。
[19] 瓦西裏·薩維利耶維奇·沙赫諾夫斯基（Василий Савельевич Шахновский，1957年11月23日—— ），俄羅斯商人。早年參加了蘇聯共產黨。1989—1990年期間參加了蘇共“民主平台”。1990—1993年任莫斯科人民代表。1991—1997年任莫斯科市長辦公廳主任。1997—2003年任尤克斯石油公司副主席。2000—2003年任尤克斯—莫斯科公司總裁。2003年10月27日至11月24日任聯邦委員會委員，同年11月24日因逃稅醜聞被迫辭職，隨後移居瑞士。
[20] 加夫裏爾·波波夫：《又成為反對派》，莫斯科，1994年，第233—234頁。
[21] 同上，第234、426頁。
[22] 《星火》，1991年37期，第32頁。
[23] 安德烈·格拉喬夫：《戈爾巴喬夫》，第388—389頁。
[24] 《俄羅斯報》，1991年8月27日。
[25] 戈爾巴喬夫：《生活和改革》，第437頁。
[26] 《俄羅斯報》，1991年8月27日。
[27] 拉菲克·尼沙諾維奇·尼沙諾夫（Рафик Нишанович Нишанов，1926年1月15日—— ），1949年加入蘇聯共產黨。1951—1955年任烏茲別克斯坦共產黨塔什幹十月鎮區委書記。1955—1956年任烏茲別克斯坦內政部消防局政治部主任。1959—1962年任烏茲別克斯坦共產黨塔什幹十月鎮區委第一書記。1962—1963年任塔什幹市執行委員會主席。1963—1970年任烏茲別克斯坦共產黨中央書記。1970—1978年任駐馬爾代夫大使兼駐斯裏蘭卡大使。1978—1985年任駐約旦大使。1984—1989年任蘇聯最高蘇維埃代表。1985—1986年任烏茲別克斯坦外交部長。1986—1988年任烏茲別克斯坦最高蘇維埃主席團主席。1988—1989年任烏茲別克斯坦共產黨中央第一書記。1989—1991年任蘇聯最高蘇維埃民族委員會主席兼蘇聯人民代表大會人民代表。1991年9—11月任蘇聯總統顧問，同年11月退休。
[28] 亞曆山大·米特羅法諾維奇·奧博連斯基（Александр Митрофанович Оболенский，1943年2月19日—— ），俄羅斯工程師。1962—1965年期間服役於蘇軍。1973—1993年期間在蘇聯科學院科拉科學中心極地地球物理研究所工作。1989—1991年任蘇聯人民代表大會人民代表，鼓吹社會民主主義。1990年創立俄羅斯社會民主黨（Социал-демократическая партия России），並於1994年當選為黨主席。1998年退休。
[29] 瓦倫丁·伊萬諾維奇·塔塔爾丘克（Валентин Иванович Татарчук，1937年9月28日—— ），1969年加入蘇聯共產黨。1975—1989年任彼爾姆索利卡姆斯克紙漿造紙聯合工廠廠長。1989—1991年任蘇聯人民代表大會人民代表。蘇聯解體後，於1992—1993年任俄羅斯木材工業家股份公司副總裁。1993年加入俄羅斯民主選擇黨。1993—1995年任國家杜馬議員。1995—1996年任俄羅斯民主選擇黨執行委員會副主席。1996年脫離政治活動。
[30] 鮑裏斯·奧列伊尼克：《黑暗的大公》，莫斯科，1992年，第39頁。
[31] 謝爾蓋·弗拉基米羅維奇·別洛澤爾采夫（Сергей Владимирович Белозерцев，1955年11月22日——2013年12月2日），1985年加入蘇聯共產黨。1988年創立卡累利阿人民陣線。1989—1991年任蘇聯人民代表大會人民代表，在任期間任司法改革小組委員會副主席。蘇聯解體後，於1993—1994年任印古什共和國總統顧問。1995—1998年任俄羅斯社會民主黨聯合主席。1997年起在大學任教。2013年在莫斯科郊區遇刺身亡。
[32] 阿·盧基揚諾夫：《虛構的叛亂和真正的叛亂》，莫斯科，1993年，第20頁。
[33] 伊萬·德米特裏耶維奇·拉普捷夫（Иван Дмитриевич Лаптев，1934年10月15日—— ），1960年加入蘇聯共產黨。1964年起擔任記者，曾在《蘇維埃俄羅斯》報和《共產主義》雜誌工作。1973—1978年任蘇共中央宣傳鼓動部顧問。1978—1982年任《真理報》編輯。1982—1984年任《真理報》副主編。1984—1989年任蘇聯最高蘇維埃代表。1984—1990年任《消息報》主編。1986—1990年任蘇共中央候補委員。1989—1991年任蘇聯人民代表大會人民代表。1990—1991年任蘇聯記者聯盟董事會主席兼蘇聯最高蘇維埃聯盟委員會主席。蘇聯解體後，於1991年底創立俄羅斯民主改革運動並擔任理事會聯合主席。1994—1995年任俄羅斯聯邦國家新聞委員會副主席。1995—1999年任國家新聞委員會主席。
[34] 薩帕爾穆拉特·阿塔耶維奇·尼亞佐夫（Сапармура?т Ата?евич Ния?зов，1940年2月19日——2006年12月21日），1962年加入蘇聯共產黨。1980—1984年任土庫曼斯坦共產黨阿什哈巴德市委第一書記。1985年3—12月任土庫曼斯坦部長會議主席。1985—1991年任土庫曼斯坦共產黨中央第一書記。1989—1991年任蘇聯人民代表大會人民代表。1990年1—11月任土庫曼斯坦最高蘇維埃主席團主席。1990—1991年任土庫曼斯坦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總統兼蘇共中央政治局委員。1991年10月率土庫曼斯坦脫離蘇聯，改旗易幟為土庫曼斯坦共和國。1991—2006年任土庫曼斯坦共和國總統。1999年起擔任終身國家元首。在任期間大肆推行個人崇拜。2006年因突發心髒病去世。
[35] 第五次蘇聯人民代表大會非常會議：第3期簡報，1991年9月3日，第11—12 頁。
[36] 尤裏·費多洛維奇·卡裏亞金（Юрий Фёдорович Карякин，1930年7月22日——2011年11月18日），俄羅斯文學評論家、作家。60年代曾試圖出版索爾仁尼琴的小說《第一圈》。1968年被開除出黨。1989年當選為蘇聯人民代表大會人民代表。積極參與了第一個反對派組織“區域間副集團”（MDG）。1993年“炮打白宮”事件時支持葉利欽，主張取締俄羅斯聯邦共產黨和法西斯主義政黨。2011年在莫斯科逝世。
[37] 第五次蘇聯人民代表大會非常會議：第6期簡報，1991年9月5日，第20頁。
[38] 《在十字路口，新世紀：文章匯編》，莫斯科，1999年，第211頁。
[39] 《共青團真理報》，1991年12月5日。
[40] 鮑裏斯·葉利欽：《總統手記》，第162、163頁。
[41] 亞曆山大·尼古拉耶維奇·紹欣（Александр Николаевич Шохин，1951年12月25日—— ），1974年加入蘇聯共產黨。1979—1982年任國家勞動委員會勞動研究所所長。1982—1986年任蘇聯科學院中央經濟與數學研究所實驗室主任。1986—1987年任蘇聯科學院經濟與科技進步預測研究所實驗室主任。1987—1991年期間曆任外交部長顧問和外交部國際經濟關係司司長。1991年5—8月任蘇聯科學院和國家勞動委員會就業問題研究所所長。1991年8—11月任俄羅斯聯邦勞工部長。1991—1992年任俄羅斯聯邦副總理兼勞動和就業部長。蘇聯解體後，於1993—1994年任副總理。1994年1—11月任經濟部長，3—11月再次兼任副總理。1995年起擔任高等經濟學院國家研究大學校長。1995年參與創立“我們的家是俄羅斯”黨（Наш дом — Россия）並擔任中央政治委員會副主席，1997—1998年任黨主席。1995—2002年任國家杜馬議員，在任期間於1996—1997年任國家杜馬副主席。1998年9—10月再次擔任副總理。2002—2005年任複興資本投資集團監事會主席。2003年起任證券市場委員會專家委員會主席。2004年加入統一俄羅斯黨。2004—2005年任俄羅斯工業家和企業家聯盟副主席。2005年起任俄羅斯工業家和企業家聯盟主席。
[42] 阿納托利·鮑裏索維奇·丘拜斯（Анато?лий Бори?сович Чуба?йс，1955年6月16日—— ），俄羅斯經濟學家。1978年加入蘇聯共產黨。80年代起鼓吹私有化。1990—1991年任列寧格勒市蘇維埃執行委員會第一副主席兼列寧格勒市長顧問。1991—1994年任俄羅斯聯邦國有資產管理委員會主席。蘇聯解體後，於1992—1994年任副總理。1993—1994年任國家杜馬議員。1994—1996年、1997—1998年任第一副總理。1996—1997年任總統辦公廳主任。1997年3—11月任財政部長。1994年參與創立俄羅斯民主選擇黨。1998—2013年任俄羅斯“統一電力”公司董事長。2001年加入右翼力量聯盟。2008年加入“右翼”（Правое дело）黨。2008—2020年任俄羅斯納米技術公司總經理。2020年起任總統與國際組織關係以實現可持續發展目標特別代表。
[43] 《莫斯科新聞》，1991年11月3日44期，第4頁。
[44] 安德烈·格拉喬夫：《戈爾巴喬夫》，第402頁。
[45] 斯坦尼斯拉夫·斯坦尼斯拉沃維奇·舒什克維奇（Станислав Станиславович Шушкевич，1934年12月15日—— ），1966—1970年任明斯克無線電工程研究所副所長。1968年加入蘇聯共產黨。1986—1990年任白俄羅斯國立大學副校長。1989—1991年任蘇聯人民代表大會人民代表。1990年當選為白俄羅斯最高蘇維埃代表，並於1990—1991年任白俄羅斯最高蘇維埃副主席，八一九政變後代理主席一職。蘇聯解體後，於1991—1994年任白俄羅斯共和國總統。1994年1月被迫辭職，隨後在當年6月舉行的第一輪總統選舉中失利。1995—1996年任白俄羅斯議會議員。1996年支持憲法法院彈劾盧卡申科，隨後於1996—2001年擔任由反對派組建的“白俄羅斯最高委員會”副主席。1998年創立白俄羅斯社會民主黨（人民村社）（Белорусская социал-демократическая Грамада），並於1998—2018年擔任黨主席，2018年起改任名譽主席。
[46] 鮑裏斯是葉利欽的名字。——譯者注
[47] 《新時代》，1993年24期，第48頁。
[48] 俄羅斯聯邦檢察院證明，出自作者本人的檔案資料。
[49] 阿維德·亞諾維奇·佩爾謝（А?рвид Я?нович Пе?льше，1899年2月7日——1983年5月29日），1915年加入拉脫維亞邊疆區社會民主黨和布爾什維克。二月革命後當選為彼得格勒蘇維埃委員，參加了十月革命。1918年加入契卡。1919年任拉脫維亞蘇維埃國家建築人民委員，曾與拉脫維亞白軍作戰。1919—1929年期間在紅軍從事教學工作。1929—1932年期間在內務人民委員會任教。1941—1959年任拉脫維亞共產黨中央宣傳鼓動委員會書記。1946—1979年任蘇聯最高蘇維埃代表。1959—1966年任拉脫維亞共產黨中央第一書記。1961—1983年任蘇共中央委員。1966—1983年任蘇共中央政治局委員兼中央監察委員會主席。1983年逝世。
[50] 《文學報》，1991年9月4日。
[51] 斯維亞托斯拉夫·尼古拉耶維奇·費奧多羅夫（Святослав Николаевич Фёдоров，1927年8月8日——2000年6月2日），俄羅斯眼科醫生。1989—1991年任蘇聯人民代表大會人民代表。1995年創立工人自治黨（Партия самоуправления трудящихся），並於1995—2000年擔任最高委員會主席。2000年因飛機失事身亡。
[52] 《莫斯科新聞》，1991年9月29日39期，第3頁。
[53] 《星火》，1991年37期，第4頁。
[54] 《俄羅斯報》，1991年10月26日。
[55] 謝爾蓋·亞曆山德羅維奇·菲拉托夫（Сергей Александрович Филатов，1936年7月10日—— ），1990—1993年任俄羅斯聯邦最高蘇維埃代表。1991年1—11月任俄羅斯聯邦最高蘇維埃主席團秘書。1991—1993年任俄羅斯聯邦最高蘇維埃第一副主席。蘇聯解體後，於1992—1996年任安全理事會委員。1993年十月事件中，參與鎮壓了俄羅斯聯邦最高蘇維埃。1993—1996年任總統辦公廳主任兼總統專家分析顧問委員會主席。
[56] 瓦倫丁·格奧爾基耶維奇·斯捷潘科夫（Валентин Георгиевич Степанков，1951年9月17日—— ），1970—1972年期間服役於蘇軍。1973年加入蘇聯共產黨。1983—1987年任彼爾姆市檢察官。1987—1988年任總檢察長辦公廳主要調查處副處長兼總檢察長助理。1988—1990年任哈巴羅夫斯克市檢察官。1990—1991年任俄羅斯聯邦第一副檢察長。1990—1993年任俄羅斯聯邦人民代表大會人民代表。1991—1993年任俄羅斯聯邦總檢察長。1995—1999年任國家杜馬議員。1996年任彼爾姆副市長。2000—2003年任總統駐伏爾加聯邦區副全權代表。2003—2004年任安全委員會副秘書長。2004—2006年任自然資源部副部長。
[57] 尼古拉·瓦西裏耶維奇·費奧多羅夫（Николай Васильевич Фёдоров，1958年5月9日—— ），早年參加了蘇聯共產黨。1989—1991年任蘇聯人民代表大會人民代表。1990—1992年、1992—1993年任俄羅斯聯邦司法部長。1993年辭職。1994—2010年任楚瓦什共和國總統。1996—2002年、2010—2012年、2015年起三次當選為聯邦參議員。2001年加入統一俄羅斯黨。2002—2003年任國務院主席團成員。2012—2015年任農業部長。2015年4—9月任總統農業工業綜合體問題顧問。2015—2020年任聯邦委員會第一副主席。2019年起任民族語言保護和研究基金會董事會主席。
[58] 尼古拉·伊裏奇·特拉夫金（Никола?й Ильи?ч Тра?вкин，1946年3月19日—— ），1981年加入蘇聯共產黨。1989年退黨。1989—1991年任蘇聯人民代表大會人民代表。1990年創立俄羅斯民主黨（Демократическая партия России），並於1990—1994年任黨主席。1990—1993年任俄羅斯聯邦最高蘇維埃代表。1991—1996年任莫斯科沙霍夫斯基區長。1992年參與創立公民聯盟。1994—1996年任不管部長。1995—2006年任國家杜馬議員。1999年加入右翼力量聯盟。2005—2006年任右翼力量聯盟中央政治委員會書記。2006年起任俄羅斯人民民主聯盟中央主席團成員。
[59] 格列布·巴甫洛維奇·亞庫寧（Глеб Па?влович Яку?нин，1934年3月4日——2014年12月25日），俄羅斯神學家。1962年起擔任東正教神父。1979年被捕。1980年被判處六年監禁。1985年獲釋後被流放到雅庫特。1987年獲赦。1990—1992年任民主俄羅斯運動協調委員會聯合主席。1990—1993年任俄羅斯聯邦最高蘇維埃代表。1992—1993年任民主俄羅斯運動代表委員會聯合主席。1993年被剝奪神父職位。1993—1995年任國家杜馬議員。1997年被驅逐出東正教會。此後另立“使徒傳統東正教社區協會”並擔任神聖主教會議秘書。2014年去世。
[60] 《消息報》，1991年10月24日。
[61] 《俄羅斯報》，1991年11月9日。
[62] 《蘇維埃俄羅斯》，1991年11月10日。
[63] 本書作者的名字及父稱。——譯者注
[64] 維克托·伊萬諾維奇·伊柳欣（Ви?ктор Ива?нович Илю?хин，1949年3月1日——2011年3月19日），1978年加入蘇聯共產黨。1984—1986年任奔薩副檢察官。1986—1989年任總檢察長辦公廳主要調查處副處長。1989—1991年任總檢察長高級助理兼檢察院國家安全法執行監督局局長。1991年11月因以“叛國罪”對戈爾巴喬夫提出指控而被解除一切職務。1993年加入俄羅斯聯邦共產黨。1993—1994年任救國陣線聯合主席。1993—2011年任國家杜馬議員，在任期間於1994—2000年任安全委員會主席。1998—2011年任支持陸軍、國防工業和軍事科學運動主席。1999年發起彈劾葉利欽的動議，但以17票之差未能成功。2011年2月發起對普京的彈劾，同年3月19日因心髒病去世。由於曾對戈爾巴喬夫、葉利欽和普京發起“叛國罪”指控，曾獲“總統獵手”和“紅色檢察官”的綽號。
[65] 《真理報》，1991年11月12日。
[66] 尼古拉·謝苗諾維奇·特魯賓（Николай Семёнович Трубин，1931年9月23日—— ），1953年起擔任檢察官。1955年加入蘇聯共產黨。1975—1978年任檢察院調查處副處長兼總檢察長助理。1976—1978年兼任古巴共和國總檢察長顧問。1978—1987年任俄羅斯聯邦副檢察長。1987—1990年任俄羅斯聯邦第一副檢察長。1990年5—12月任俄羅斯聯邦檢察長。1990—1991年、1991—1992年任蘇聯總檢察長。蘇聯解體後從事二線工作。
[67] 切爾尼亞耶夫：《和戈爾巴喬夫在一起的六年》，第499頁。
[68] 安德烈·格拉喬夫：《戈爾巴喬夫》，第408頁。
[69] 《俄羅斯報》，1991年12月7日。
[70] 弗·巴·伊薩科夫：《肢解》，莫斯科，1998年，第84頁。
[71] 戈爾巴喬夫：《生活和改革》，第595—601頁；葉利欽：《總統手記》，第143—153 頁。
[72] 弗·巴·伊薩科夫：《肢解》，第87—89頁。
[73] 同上，第87—89頁。
[74] 維克托·瓦西裏耶維奇·伊柳申（Виктор Васильевич Илюшин，1947年6月4日—— ），早年參加了蘇聯共產黨。1972—1973年任共青團下塔吉爾市委第二書記。1973—1975年任共青團下塔吉爾市委第一書記。1975—1977年任共青團斯維爾德洛夫斯克省委第二書記。1977—1980年任共青團斯維爾德洛夫斯克省委第一書記。1980—1985年任蘇共斯維爾德洛夫斯克省委組織部副部長。1986—1987年任蘇共莫斯科市委第一書記助理。1988年3—10月任阿富汗人民民主黨中央委員會顧問。1990—1991年任俄羅斯聯邦最高蘇維埃主席秘書處處長。1991—1992年任俄羅斯聯邦總統秘書處處長。1992—1996年任總統第一助理。1996—1997年任第一副總理。
[75] 維亞切斯拉夫·弗蘭采維奇·克比奇（Вячеслав Францевич Кебич，1936年6月10日——2020年12月9日），1962年加入蘇聯共產黨。1973—1978年任明斯克基洛夫機床廠總工程師。1978—1980年任明斯克生產協會總幹事。1980—1985年任白俄羅斯共產黨明斯克市委第二書記。1985—1990年任白俄羅斯部長會議副主席兼國家計劃委員會主席。1989—1991年任蘇聯人民代表大會人民代表。1990—1991年任白俄羅斯部長會議主席。蘇聯解體後，於1991—1994年任白俄羅斯共和國總理。1996—2004年任國民議會議員。2020年因感染新冠病毒而去世。
[76] 維托爾德·巴甫洛維奇·福金（Вито?льд Па?влович Фо?кин，1932年10月25日—— ），出身於教師家庭。早年參加了蘇聯共產黨。1971—1972年任烏克蘭國家計劃委員會書記。1972—1979年任烏克蘭國家計劃委員會副主席。1979—1987年任烏克蘭國家計劃委員會第一副主席。1987—1990年任烏克蘭部長會議副主席兼國家計劃委員會主席。1990年7—11月任烏克蘭經濟委員會主席兼蘇共中央委員、烏克蘭部長會議主席。1991年4—8月任烏克蘭總理。烏克蘭脫離蘇聯後，於1991—1992年任烏克蘭共和國總理。1993年起任烏克蘭與俄羅斯聯邦人道主義和經濟關係國際基金主席。1999年起任基輔盧甘斯克社區主席。2020年8月18日至9月30日擔任和平解決烏克蘭東部局勢聯絡小組烏方副代表。
[77] 弗·巴·伊薩科夫：《肢解》，第89頁。
[78] 《獨立報》，1996年12月10日。
[79] 《俄羅斯聯邦最高蘇維埃人民代表大會通報》，1991年51期，第1798頁。
[80] 《俄羅斯報》，1991年12月10日。
[81] 弗·巴·伊薩科夫：《肢解》，第96頁。
[82] 《國外》，1992年2期，第7—8頁。
[83] 舊俄時富商家喜慶時請他們出席，以裝門麵。——譯者注
[84] 《獨立報》，1991年12月14日。
[85] 瓦西裏·謝苗諾維奇·利皮茨基（Василий Семёнович Липицкий，1947年6月19日—— ），早年參加了蘇聯共產黨，在大學任教。1990—1991年任俄羅斯共產黨中央委員。1991年參加“自由俄羅斯”人民黨（Народную партию «Свободная Россия»）並當選為黨主席。1993年參與創立公民聯盟並當選為執行委員會主席。1993—1995年任國家杜馬議員。1994年4月將“自由俄羅斯”人民黨改組為俄羅斯社會民主黨人黨（Российскую социал-демократическую народную партию）。1994年6月加入俄羅斯社會民主中心（Российский социал-демократический центр），同年10月發起成立俄羅斯社會民主聯盟（Российский социал-демократический союз）並當選為聯合主席。1999年加入盧日科夫領導的“祖國”黨。此後擔任現代發展研究院董事會秘書。
[86] 《獨立報》，1993年8月12日。
[87] 亞曆山大·格裏戈裏耶維奇·盧卡申科（Александр Григорьевич Лукашенко，1954年8月30日—— ），1975—1977年、1980—1982年期間兩次服役於蘇軍。1979年加入蘇聯共產黨。1990—1994年任白俄羅斯最高蘇維埃代表。1994年當選為白俄羅斯共和國總統。2000年起任俄白聯盟最高國家委員會主席。2013年、2014年、2021年三次出任獨聯體國家元首理事會主席。
[88] 謝爾蓋·尼古拉耶維奇·巴布林（Серге?й Никола?евич Бабу?рин，1959年1月31日—— ），1981年加入蘇聯共產黨。1981—1983年期間服役於蘇軍，曾在阿富汗作戰。1990—1993年任俄羅斯聯邦人民代表。1991年底創立俄羅斯民族聯盟。1993年10—12月任鄂木斯克國立大學法學院院長。1994—2007年任國家杜馬議員，在任期間於1996—2000年、2004—2007年任國家杜馬副主席。2002—2012年任俄羅斯國立貿易經濟大學校長。
[89] 謝爾蓋·巴布林：《祖國的變革》，莫斯科，1995年，第49頁。
[90] 弗拉基米爾·鮑裏索維奇·伊薩科夫（Влади?мир Бори?сович Иса?ков，1950年3月17日—— ），俄羅斯法學家。早年在大學任教。1990—1993年任俄羅斯聯邦最高蘇維埃代表，在任期間於1990—1991年任共和國委員會主席兼憲法立法委員會主席。1991年反對簽訂《別洛韋日協議》。1993—1995年任國家杜馬議員，在任期間擔任立法委員會主席。1996—2002年任國家杜馬管理局法律司司長。2002—2003年任全俄工業商會立法部主任。2003—2011年任全俄工業商會副會長。
[91] 伊利亞·弗拉季斯拉沃維奇·康斯坦丁諾夫（Илья Владиславович Константинов，1956年12月28日—— ），俄羅斯經濟學家。1989年參與創立列寧格勒人民陣線。1990年參與創立俄羅斯民主黨，同年年底參與創立俄羅斯自由民主黨。1990—1991年任民主俄羅斯列寧格勒代表委員會委員。1990—1993年任俄羅斯聯邦最高蘇維埃代表，反對蘇聯解體。1993年十月事件中，組織了一支戰鬥隊保衛白宮，事後被捕，1994年獲大赦，同年短暫參加了社會愛國運動。2001年加入俄羅斯社會民主黨並當選為中央政治委員會委員。2006年加入社會正義黨（Партия социальной справедливости），並於2006—2008年任意識形態書記。2008年加入公正俄羅斯黨，並於2008—2011年擔任中央委員。2011年退黨，參加了俄羅斯民族聯盟。
[92] 尼古拉·亞曆山德羅維奇·巴甫洛夫（Никола?й Алекса?ндрович Па?влов，1951年6月30日—— ），1990—1993年任俄羅斯聯邦最高蘇維埃代表。1991年反對簽訂《別洛韋日協議》，同年年底參加俄羅斯民族聯盟。1993年參與創立救國陣線並當選為聯合主席。1994年加入俄羅斯民族共和黨（Национально-республиканская партия России）並擔任中央政治書記。1996年返回俄羅斯民族聯盟。2001年加入人民聯盟。2003—2007年任國家杜馬議員。
[93] 維克托·彼得洛維奇·阿斯塔菲耶夫（Виктор Петрович Астафьев，1924年5月1日——2001年11月29日），俄羅斯作家、編劇、散文家、劇作家。1942—1945年期間服役於紅軍，參加了衛國戰爭。1958年加入蘇聯作家協會。1989—1991年任蘇聯人民代表大會人民代表。1993年十月事件中支持葉利欽。2001年去世。
[94] 布拉特·沙爾沃維奇·奧庫賈瓦（Булат Шалвович Окуджава，1924年5月9日——1997年6月12日），蘇聯詩人、編劇、散文家、作曲家。1942—1944年期間服役於紅軍，參加了衛國戰爭。1956年加入蘇聯共產黨。1962年加入蘇聯作家協會。1989年發起成立俄羅斯筆會。1990年退黨。蘇聯解體後，於1992—1994年任總統赦免委員會委員。1994—1997年任俄羅斯聯邦國家獎委員會委員。1997年在赴法國旅行期間病逝。
[95] 《消息報》，1991年12月18日。
[96] 鮑裏斯·葉利欽：《總統手記》，第162頁。
[97] 茲維阿德·康斯坦丁諾維奇·加姆薩胡爾季安（Звиа?д Константи?нович Гамсаху?рдия，1939年3月31日——1993年12月31日），1956年參加格魯吉亞三月事件，當場被捕，1957年獲釋。1958年再次被捕並被關押在精神病院半年。1970年加入格魯吉亞作家協會，1977年被開除，同年1月發起成立格魯吉亞赫爾辛基集團，同年4月再次被捕。1979年獲釋。1989年創立“自由格魯吉亞”圓桌會議（Круглый стол—Свободная Грузия）。1990—1991年任格魯吉亞最高蘇維埃代表，並當選為最高蘇維埃主席團主席。蘇聯解體後，於1991—1992年任格魯吉亞共和國總統，在任期間長期陷於武裝衝突之中，1992年被推翻下台，流亡亞美尼亞。1993年9月24日回國，領導“流亡政府”，以阿布哈茲為根據地與格魯吉亞政府作戰，同年12月31日兵敗身亡，其私人保鏢及其避難寄宿物主認定其為開槍自殺，但後世調查推翻了這一判斷。
[98] 列翁·阿克波維奇·捷爾—彼得羅相（Левон Акопович Тер-Петросян，1945年1月9日—— ），出身於一個敘利亞人家庭。1946年移居亞美尼亞。1988年起領導亞美尼亞民族運動，同年12月被捕。1989年獲釋。1989—1991年任亞美尼亞最高蘇維埃代表。1990—1991年任亞美尼亞最高蘇維埃主席。亞美尼亞脫離蘇聯後，於1991—1998年任亞美尼亞共和國總統。1998年因解決卡拉巴赫問題不利，加之經濟醜聞而被迫辭職。2008年起領導反對派團體“亞美尼亞國民大會”（Армянский национальный конгресс）。
[99] 拉赫蒙·納比耶維奇·納比耶夫（Рахмон Набиевич Набиев，1930年10月5日——1993年4月11日），1961年加入蘇聯共產黨。1971—1973年任塔吉克斯坦農業部長。1973—1981年任塔吉克斯坦外交部長。1973—1982年任塔吉克斯坦部長會議主席。1974—1989年任蘇聯最高蘇維埃代表。1976—1986年任蘇共中央檢查委員會委員。1982—1985年任塔吉克斯坦共產黨中央第一書記。1985年因酗酒而被解除一切職務。1990—1991年任塔吉克斯坦最高蘇維埃代表。1991年9月23日至10月2日任塔吉克斯坦最高蘇維埃主席。塔吉克斯坦脫離蘇聯後，於1991—1992年任塔吉克斯坦共和國總統。1992年在內戰中被推翻下台並被軟禁。1993年暴卒，官方表示他是因心髒病去世，但其家屬則認為是被人謀害的。
[100] 阿斯卡爾·阿卡耶維奇·阿卡耶夫（Аскар Акаевич Акаев，1944年11月10日—— ），早年參加了蘇聯共產黨。1984年當選為吉爾吉斯科學院院士。1989—1990年任吉爾吉斯科學院院長。1990—1991年任吉爾吉斯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總統。吉爾吉斯斯坦脫離蘇聯後，於1991—2005年任吉爾吉斯共和國總統，在任期間大肆貪汙受賄。2003年創立吉爾吉斯斯坦前進黨（Алга, Кыргызстан!）。2005年在鬱金香革命中被推翻下台，流亡俄羅斯。2021年回國，旋即被捕。
[101] 米爾恰·伊萬諾維奇·斯涅古爾（Мирча Иванович Снегур，1940年1月17日—— ），1964年加入蘇聯共產黨。1985—1990年任摩爾多瓦共產黨中央書記。1989—1990年任摩爾多瓦最高蘇維埃主席。1990年退黨，同年5月24—25日代理部長會議主席一職。摩爾多瓦脫離蘇聯後，於1990—1997年任摩爾多瓦共和國總統。1991年創立摩爾多瓦農民黨（Аграрная партия Молдовы）。1995年加入摩爾多瓦自由黨（Либеральная партия）並當選為名譽主席。2003年脫離政治活動。
[102] 赫爾穆特·約瑟夫·邁克爾·科爾（Helmut Josef Michael Kohl，1930年4月3日——2017年6月16日），1946年加入基民盟。1959—1969年任化學工業協會顧問。1959—1976年任萊茵蘭—普法爾茨州議會議員，在任期間於1963—1969年任基民盟議會黨團主席。1960—1970年任路德維希港市議會議員。1966—1974年任基民盟萊茵蘭—普法爾茨組織主席。1969—1973年任基民盟副主席。1969—1976年任萊茵蘭—普法爾茨州總理。1973—1998年任基民盟主席。1976—2002年任聯邦議會議員，在任期間於1976—1982年任基民盟/基社盟議會黨團主席。1982—1998年任總理。1998—2000年任基民盟名譽主席。2000年因卷入財務醜聞辭去基民盟名譽主席的職務。2002年退休。
[103] 卡洛斯·薩烏爾·梅內姆（Carlos Saúl Menem，1930年7月2日——2021年2月14日），出身於一個敘利亞移民家庭。1953年加入正義黨。1956年被阿根廷軍政府逮捕。1957年獲釋，隨即創立了庇隆主義青年黨。1972年親自將庇隆請回國。1973—1976年第一次擔任拉裏奧哈省省長。1976年庇隆夫人政權被推翻後不久被捕。1981年獲釋。1983—1989年第二次擔任拉裏奧哈省省長。1989—1999年任阿根廷總統。1990—2001年、2001—2003年任正義黨主席。2005—2021年任參議員。2021年去世。
[104] 庫爾特·約瑟夫·瓦爾德海姆（Kurt Josef Waldheim，1918年12月21日——2007年6月14日），1936—1938年期間服役於奧地利軍隊。奧地利被納粹德國吞並後，於1939—1945年期間服役於德國國防軍，二戰期間參加了波蘭戰役、法國戰役和蘇德戰爭。二戰結束後退役，進入奧地利外交部門工作。1947—1948年任外交部長秘書。1956—1960年任駐加拿大大使。1964—1968年、1970—1971年任常駐聯合國代表。1968—1970年任外交部長。1972—1981年任聯合國秘書長。1986—1992年任奧地利總統。2007年去世。
[105] 《消息報》，1991年12月24日。
[106] 布倫特·斯考克羅夫特（Brent Scowcroft，1925年3月19日——2020年8月6日），1947年參加美國空軍。1972—1973年任總統軍事助理。1973—1975年任副國家安全事務助理。1974年升中將軍銜。1975年退役。1975—1977年、1989—1993年任國家安全顧問。2001—2005年任總統情報顧問委員會主席。2020年逝世。
[107] “人物”，《獨立報》1998年20期，第7頁。
[108] 安德烈·弗拉基米羅維奇·諾維科夫（Андрей Владимирович Новиков，1966年11月9日—— ），俄羅斯記者、人權活動家。早年參加了共青團。1983年受叔本華影響自創哲學體係，並建立了“人格研究所”。1984年被開除出共青團。1988年參加了蘇聯第一個反對派團體“民主聯盟”，但1989年即退出。普京上台後多次抨擊其國內外政策，2006—2007年期間多次被捕並被關押進精神病院。
[109] 《文學報》，1995年4月5日，第11頁。
[110] 弗拉基米爾·鮑裏索維奇·帕斯圖霍夫（Владимир Борисович Пастухов，1963年4月22日—— ），烏克蘭政治學家。
[111] 《大城邦一特快》，1993年12月8日。
[112] 阿奇博爾德·霍沃斯·布朗（Archibald Haworth Brown，1938年5月10日—— ），英國政治學家，主要研究蘇聯史。
[113] 阿爾奇·布朗：《戈爾巴喬夫》，《牛津大學校刊》，1996年，第317—318頁。
[114] 亞曆山大·費奧多洛維奇·克倫斯基（Александр Фёдорович Керенский，1881年5月4日——1970年6月11日），俄國律師，在1905年革命後曾為一些政治犯進行過辯護，1912年當選為“勞動團”（Трудова?я гру?ппа）的杜馬代表，二月革命後任臨時政府的司法部長，5月5日任陸海軍部長，7月14日任臨時政府總理兼陸海軍部長，十月革命後流亡國外。
[115] 《國際生活》，1993年7期，第50—53頁。
[116] 格·沙赫納紮羅夫：《與過去歲月訣別》，莫斯科，2001年，第34頁。
[117] 《獨立報》，2002年4月11日。
[118] 彼得·費迪南德·德魯克（Peter Ferdinand Drucker，1909年11月19日——2005年11月11日），奧地利裔美國管理顧問、作家、教育家。
[119] 德魯克：《新現實》，紐約，1989年，第33頁。
[120] 茲比格涅夫·卡其辛斯基·布熱津斯基（Zbigniew Kazimierz Brzezinski，1928年3月28日——2017年5月26日），美國波蘭裔政治家、政治學家。1958年獲美國國籍。1960年任肯尼迪總統競選顧問。1964年支持林登·約翰遜連任。1968年任漢弗萊外交政策顧問。1975年任吉米·卡特外交政策顧問。1976—1981年任國務卿。1985年擔任總統化學戰委員會委員。1987—1988年在國家安全委員會工作。1990年公開反對海灣戰爭。1999年支持科索沃戰爭。2003年公開反對伊拉克戰爭。2017年逝世。
[121] 布熱津斯基：《大失敗：20世紀共產主義的誕生和死亡》，紐約，1989年，俄文版第229頁。
[122] 亨利·阿爾弗雷德·基辛格（Henry Alfred Kissinger，1923年5月27日—— ），出身於德國猶太人家庭。1938年流亡美國。1943年入伍。1950年畢業於哈佛大學。1969—1973年任國家安全顧問。1971年秘密訪華。1973年獲諾貝爾和平獎。1973—1976年任國務卿，在任期間在拉丁美洲推行“肮髒戰爭”和“禿鷹計劃”，大肆迫害當地左翼活動者。此後在多家大學任教。2000—2006年任艾森豪威爾獎學金董事會主席。
[123] 《紐約郵報》，1990年3月9日。
[124] 羅伯特·邁克爾·蓋茨（Robert Michael Gates，1943年9月25日—— ），1966年進入美國中央情報局工作。1982—1986年任中央情報局情報部副主任。1986—1989年任中央情報局副局長，在任期間於1986—1987年代理局長一職。1989年3—8月任總統副國家安全事務助理。1989—1991年任總統助理兼副國家安全顧問。1991—1993年任中央情報局局長。2002—2006年任得克薩斯農工大學校長。2006—2011年任國防部長。2012年起任威廉瑪麗學院院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