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澳關係與在澳華人簡史（二十六）

中澳關係與在澳華人簡史（二十六）

與中國關係密切的澳大利亞人

一.莫理循（George Morrison）

莫理循一八六二年出生於澳大利亞維多利亞吉朗的一個蘇格蘭移民家庭。

莫理循是個天生的冒險家。在墨爾本大學讀醫的第一年暑假（一八八0年年初），他從維多利亞的昆士卡利夫（Queenscliff）沿著海岸線走到南澳的阿德萊德，全程九百六十公裏，曆時四十六天。第二年的暑假，他劃著一條單人艇，從新南威爾士的奧爾伯裏出發，順墨累（Murry）河而下二千公裏，直到出海口，曆時六十五天。後來他回憶說：“那是我一生中最幸運的篇章”。一八八二年六月，莫理循作為《年代》報（The Age）的特約記者，偽裝成水手，在去新赫布裏底群島“招募”勞工的一條船上度過了三個月。他的報道稱那種招募為不人道的“奴隸貿易”，從而導致政府出手幹預，禁止了那種招工。同年底，莫理循從昆士蘭的諾曼頓（Normanton）出發，曆時一百二十三天，走了三千二百七十公裏到墨爾本。一八八三年，他在新幾內亞探險時遭到土著襲擊，被長矛刺中兩次，幾乎喪命。幾個月後，他被家人送到蘇格蘭愛丁堡，那裏的醫生從他的腹股溝取出了留在那裏的一個長矛的倒刺。一八八七年八月，莫理循從愛丁堡大學醫科畢業。隨後他以醫生的身份先後在美國、西印度群島、西班牙和摩洛哥等地探險。回到澳大利亞以後，莫理循在巴拉瑞特當了兩年住院醫生。一八九三年五月，莫理循先在日本呆了一段時間，次年到達中國。

一八九四年二月，莫理循從上海出發，花時一百天，溯長江而上，然後進入中國西南內地，一路上或騎馬或步行，最後抵達緬甸的仰光，全程四千八百公裏。莫理循說他全程隻花掉了三十英鎊。他的記錄此行見聞的著作《中國風情》（An Australian in China）一八九五年在英國出版後引起廣泛的關注，而他得到了一次性稿費七十五英鎊。莫理循從仰光去了印度的加爾加答，在那兒他得了間歇熱，再次幾乎喪命。回到吉朗養病痊愈後，他在十一月當船醫去了倫敦。一八九五年十一月，作為《泰晤士報》（The Times）的遠東特約記者，莫理循到達泰國。一八九六年，他從曼穀走到昆明。一八九七年，莫理循被《泰晤士報》聘為第一個常駐北京的記者，從此他以“中國的莫理循”或“北京的莫理循”而聞名。次年他穿越東三省去了海參崴（符拉迪沃斯托克，Vladivostok）。他最早報告了俄國針對旅順口的行動，他也敏感地察覺到日本對東北的覬覦以及列強就德國在膠州灣的特權的爭鬥。在一八九九年至一九00年的十五個月裏，莫理循前後到過泰國、朝鮮、印度、英國、澳大利亞、日本和北京。

一九00年六月至八月，莫理循幫助駐北京的西方使節團對抗了義和團長達五十五天的圍攻。一個曾同他一起並肩作戰的人在評論他在圍困期間的表現時說：“雖然他不是軍人，但他證明了他是營房裏最重要的人物之一。他永遠在活動，永遠清楚周圍的情況。他是兵營裏消息最靈通的人。他判斷冷靜，無懼危險，有種盡力幫助別人的強烈的責任感。在那個一塌糊塗的混亂裏，他是個肮髒、樂觀、健康、最有吸引力的英雄。”而同時在北京的另一個熟人則對他有截然不同的評價，那人說莫理循“懶惰、自戀、不能容人、種族主義、不守紀律”。在擊潰義和團以後，莫理循參加了對頤和園的劫掠，他從那裏拿走了一些絲綢、皮毛、瓷器和銅器。

一九0四年二月日俄戰爭爆發後，莫理循奉命報道日方的行動。他隨得勝的日軍進入了旅順港。他為《泰晤士報》報道了一九0五年在美國樸茨茅斯（Portsmouth）舉行的日俄談判。

一九0五年和一九0六年，在墨爾本的僑領們和滿清法律修訂大臣伍廷芳曾先後寫信給莫理循請他幫忙促進在澳大利亞設立領事館。

一九一一年，東北爆發嚴重的鼠疫，莫理循前往哈爾濱，報道了那裏在伍連德醫生領導下科學有效的治理。

同年武昌起義後，莫理循是第一個將那個事件稱作“革命”而向外部世界報道的西方記者。他支持革命派。

一九一二年，莫理循離開《泰晤士報》，應邀擔任了中華民國總統的政治顧問（年薪四千英鎊），從袁世凱一直當到第四任總統徐世昌時期。袁世凱稱帝後，曾將王府井大街改名為莫理循大街。是莫理循的建議促使北京政府在一九一七年八月通過了《對德宣戰案》，濫竽充數參與了第一次世界大戰，從而成為戰勝國的一員。一九一九年，莫理循以中國政府代表團顧問的身份出席了巴黎和會。

巴黎和會後，莫理循感覺身體不適，辭職後前往英國德文（Devon）郡定居。他在一九二0年五月病逝，享年五十八歲。

從一八九七年到一九一七年的二十年間，莫理循總共花費一萬二千英鎊收集了有關亞洲、特別是中國的各種外文書籍二萬四千餘冊。那些書籍在一九一七年被日本三菱財閥第三代主持人岩崎久彌以三萬五千英鎊買下，運往東京，並以此為基礎建成了有“東方學家的麥加”之稱的東洋文庫。莫理循在出售藏書時有兩個條件，一是那批書永遠不得分散，二是它們永遠對學者開放。

莫理循在北京的故居地址為王府井大街二百七十一號（舊時門牌是王府井大街一百號）。

二.端納（William H Donald）

端納是卷入中國內部事務最深的澳大利亞人。他是民國時期中國政壇上最為活躍的洋人。他的好友、著名的內幕作家約翰·根室（John Gunther）稱讚他“是一個了不起的人，比任何一個在中國住過的外國人都更為了解中國的內幕”。

端納一八七五年出生於新南威爾士的利斯戈（Lithgow），二十三歲時成為當地報紙的記者。一九0一年，他被《德臣西報》招募前往香港。

      日俄戰爭爆發時，端納受日本的盟國英國的一家報紙的派遣，去東南亞尋找從紅海駛出後即告失蹤的號稱“太平洋第二艦隊”的俄國波羅的海艦隊的一部分。那支艦隊的任務是增援困守在旅順的俄國太平洋艦隊。日本海軍對它的動向極其關注，卻不能發現它的蹤跡。端納憑著一個新聞記者探尋內幕的勇氣和獨特的嗅覺，孤身一人南下數千裏，終於在越南金蘭灣（Cam Ranh Bay）找到了那支艦隊。部分由於他的連續報道，太平洋第二艦隊不得不離開那個中立國的港口，結果被守株待兔的日本海軍在對馬海峽（Tsu-Shima Strait）攔截攻擊，損失極為慘重（一九0八年，日本政府曾向端納授勳）。

端納在一九0六年擔任《德臣西報》的總編輯兼社長，後任《遠東評論》（Far Eastern Review）編輯，並成為兩廣總督張人駿的顧問，他還結識了革命黨人胡漢民和宋耀如等。一九一一年，端納作為《紐約先驅報》（The Herald）駐華記者到上海，聯係上了伍廷芳，並成為武昌起義的上海總部顧問。孫中山回國後，他擔任孫中山的政治顧問，並在一九一三年幫助孫中山撰寫了他的第一個對外宣言—《共和政府宣言》，此文人稱“端納的宣言”。

因為明治維新和打敗俄國人，端納原本非常讚賞日本，但日本對中國的作為使他變成了反日派。他於一九一五年首先在《泰晤士報》上揭露了日本向袁世凱提出的“二十一條”密約的內容，震驚世界，促使了“倒袁”的成功。端納是北洋政府的顧問。

一九二八年，端納作為張作霖父子的謀士隨張學良到奉天，後來成為張學良亦師亦友的私人顧問和秘書，他幫助張學良戒掉了鴉片煙癮，促進了東北易幟。端納在一九三二年參加了國聯組織的調查滿洲事變的李頓（Lytton）調查團。

美國記者和作家項美麗（Emily Hahn）說端納具有“可能是世界上最不惹人討厭的床邊風度。他極其注意健康，遵循原則，講求計劃。他不喝酒、不抽煙、不撒謊”。

張學良在一九三三年下野後，端納陪同他遊曆了歐洲。

一九三四年初回中國不久，端納又被蔣介石聘為顧問。

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十二日西安事變發生時，端納正在上海。宋美齡找到他求助。依據多年與張學良的交往，端納相信張不會殺蔣，他毫不猶豫接受了宋的委托，決定前去西安探明真相。十二月十五日，端納轉道南京、洛陽到達西安。張學良請他勸蔣介石接受西安方麵的主張，表示隻要蔣答應抗日，就立刻釋放蔣，並繼續擁護他為領袖。端納隨即見到了蔣。十二月二十日和二十二日，在端納的安排下，宋子文宋美齡兄妹先後飛抵西安。作為調停人，端納數次往返於南京與西安之間。他是蔣介石最終得以獲釋的關鍵人物之一。

端納希望中國發展民主政治。他受蔣介石的委派，兼任國民經濟研究所顧問一職，實際上負責該所的行政工作。該所研究戰時國民經濟的運作，對抗戰期間大後方的建設頗多貢獻。但端納跟蔣介石意見不能始終保持一致，以致在一九四0年五月不辭而別離開中國，駕著他的遊艇在南太平洋群島間穿梭以療養身體。他在風光旖旎的塔希提（Tahiti）島上住了一段日子。

一九四一年太平洋戰爭爆發，宋美齡急電端納希望他回中國助戰。在從新西蘭去中國的途中，端納經過被日軍占領的菲律賓馬尼拉時被關入集中營，但日本人不知道這個洋人正是他們在懸賞捉拿的“中國人的西方魔鬼”，而集中營裏沒有一個人出賣他。

一九四五年二月，應蔣介石要求，美國遠東地區總司令麥克阿瑟專門組織了“洛斯巴尼斯”行動，派空降兵占領了關押端納的集中營，將他用直升機送往檀香山的海軍基地醫院，但他那時的身體狀況已經非常糟糕，常在病榻上大口咯血。

宋美齡又派飛機把他接到上海宏恩醫院（今華東醫院）醫治。在其彌留之際，宋美齡親自站在他床側為他誦讀《聖經》。一九四六年十一月九日，端納去世，在隆重的國葬之後，他被埋在宋氏家族的墓地裏。

端納身後幾乎一無所有，僅留下一部回憶錄《中國的端納》（Donald of China）。    這部由他口述、美國記者塞勒（Earl Selle）幫助整理的回憶錄，使用第三人稱敘事，於一九四八年在美國和澳大利亞同時出版。

端納以為人正直和富有政治頭腦著稱，贏得了巨大的聲望，在澳大利亞甚至有人呼籲他回國競選總理！他在評論自己所取得的成就時曾說：“不知怎的，我竟輕易地得到了中國許多政治派別的信任。我對中國人很可能有一種直感，隻要他們有什麽差錯，我準能知無不言，而且從來不欺騙他們。他們收買不了我，這一點也獲得他們的尊重，僅此而已。”“人們總是想聽好話，我偏要說他們如何不對，而不是如何正確，隻有這樣，我才能當好顧問。”

從二三十年代起就有很多出版商許以優厚酬金，請端納撰寫回憶錄，但他總是表示拒絕。端納是得以躋身於中國的最高統治者核心圈內的唯一一個外國人。他得到他們的信任，知道他們的秘密，可是他不願意寫出來，因為他是非觀過於鮮明，這種是非觀隻容許他寫目睹的全部真相，如果寫回憶錄，或者遮遮掩掩，或者傷害朋友，而兩者他都不願為之。他同情和理解一些中國朋友的缺點和蠢行，所以不願談論有關他們的事情。

不過在一九四0年的南太平洋，在一個女秘書的幫助下，端納還是陸陸續續寫下了他一生經曆中的一些片段：如辛亥革命、袁世凱複辟、披露“二十一條密約”的經過等。在馬尼拉集中營裏，端納又向獄友查普曼口述了大約五十頁回憶錄，主要是關於孫中山早年的活動，他對一九一一年十二月革命黨人攻打南京時所作的貢獻、他對孫中山、張作霖、段祺瑞、袁世凱和張人駿等人的印象，以及他於一九二八年抵達滿洲，至一九三六年西安事變前夕為止的一些經曆。

端納出獄後在檀香山治療時，塞勒聞訊前去采訪，要求寫他的傳記，端納意識到來日無多，考慮再三，才答應由塞勒幫助他寫回憶錄，不把曆史帶進墳墓。他躺在病床上，每隔一天，向塞勒口述一小時，有時他十分虛弱，幾乎連講話的力氣都沒有，但他竭盡全力，大概持續了二個月，這次又講到了西安事變前夕。

      端納對塞勒說：“你知道，如果讓我寫一本有關中國的書，我會這樣開頭的：‘這是一部關於一個富有人性的民族的書’。第二句話是：‘但並不是試圖闡述中國人民的愛好、習俗或道德的論文。’第三句話是：‘本書寫作的宗旨是理解與同情心。’”

臨去上海前，端納留給塞勒五千美元，作為他整理和出版回憶錄的經費。他對塞勒說：“我會寄給你有用的材料，以便你最後完成這本書。”但是在端納回到中國以後，遠在大洋彼岸的塞勒卻再未收到過端納寄給他的任何材料。相反，端納要求他立即停止寫作和出版回憶錄的工作，端納同時寫信給他的親朋好友，要求他們不要向塞勒提供與回憶錄有關的任何幫助。

塞勒後來猜測那是經常去醫院探視的宋美齡向端納施加壓力的結果。端納參與了和平解決西安事變的全過程，或許比任何人都知道更多有關事變的內幕，但是他不想披露其中的隱情，他既不願使蔣介石難堪，更不願對當時仍在囚禁中的張學良造成任何不利的後果。

端納對自己的私生活始終守口如瓶，對他的家庭生活極少談及。他曾說起過，一九0五年他在香港與一個澳大利亞姑娘結了婚，幾年後，生了一個女兒。一九一二年前後，他的妻子對他說：“端納，與其說你娶了我，不如說中國娶了你。”後來，她帶著女兒永遠離開了他。

三.梅卓琳（Jocelyn Chey）

梅卓琳一九三八年出生於英格蘭的沃裏克郡（Warwichshire），她的曾外祖父曾在印度傳教。她的家庭世代都是虔誠的英國聖公會教徒，他們相信社會正義、公正和平等。她的父親是個應用物理學教授和社會主義者，參與過製造原子彈的曼哈頓項目。一九五四年，她父親受聘於悉尼理工大學（現為新南威爾士大學），攜全家移居澳大利亞。

一九五六年，梅卓琳進悉尼大學，五年後從中文專業畢業（大學期間她還學習了人類學、法語和日語等。她的畢業論文分析梁啟超在百日維新期間的日記）。她是戰後澳大利亞大學中文專業培養的第一批畢業生之一。

一九六0年底，梅卓琳籍英聯邦獎學金到香港大學中文係讀碩，研究晚清詩人黃遵憲。一九六三年初，梅卓琳獲得碩士學位後短暫回到悉尼，不久又回到香港，在英國地區信息辦事處根據大陸報刊的字裏行間透露出的信息撰寫分析文章。其間她與從大陸北方逃難到香港的齊夢麟結識相愛，一九六四年兩人結婚，因為齊夢麟隻有香港的居留證而沒有護照，他們隻能去澳門度了幾天蜜月。

一九六五年，在一個為澳大利亞安全情報局工作的朋友的幫助下，梅卓琳帶著她沒有護照的丈夫回到澳大利亞，她在悉尼大學讀博，研究課題是“尋找現代中國唯物主義的本土淵源”（The Search for A Native Ancestry for Modern Chinese Materialism）。一九七0年畢業後，她留校教中國近代史。因為她的關係而有了澳大利亞護照的齊夢麟往返於澳大利亞、香港和巴西之間做玉器生意。

一九七二年十二月，梅卓琳參加一個悉尼高校的代表團第一次訪問中國大陸。他們在那裏親身體會到了以平等為標榜的社會主義製度的森嚴的等級差別以及無所不在的嚴密監控。

在澳中建交前夕，梅卓琳分別寫信給澳大利亞外交部和海外貿易部，毛遂自薦說：“如果你們打算承認中國，你們會需要更多的對中國有所了解的人，所以或許你們能給我一個工作？”

兩個部都接受了她，而她選擇了海外貿易部。一九七三年，梅卓琳成了公務員，負責澳中貿易。她把家從悉尼搬到了堪培拉。當時澳大利亞非常希望能向中國出口羊毛等農牧業產品，而中國則將有限的外匯都用於進口歐美的高科技產品，因此梅卓琳的工作困難重重。

梅卓琳全程陪同了中國第一個訪澳的貿易代表團。她發現團長白相國在回答記者提問時非常小心謹慎。

澳大利亞在貿易方麵發起的第一個大項目是一九七四年在北京舉辦的首屆澳大利亞貿易展覽會。

從一九七五年至一九七七年，梅卓琳應邀到她香港大學的校友、澳大利亞首任駐華大使費思棻的手下擔任文化參讚。她說她在使館裏料理除了貿易和政治以外的一切事務。

因為長相和北方口音，齊夢麟多次被擋在使館開始時暫住的北京飯店和以後的使館建築之外。有次去參觀故宮時，他甚至被拘留了幾個小時。他們夫婦當時分別為十歲和八歲的兩個兒子進了北京唯一招收外國孩子的芳草地小學，同時又注冊了新南威爾士州為邊遠地區的孩子開設的遠程課程，通過外交郵袋傳送教材和作業等。

梅卓琳組織了在北京舉辦的澳大利亞風景畫展覽，為中國眾多藝術家提供了第一次觀摩西洋原作的機會。

一九七六年唐山大地震以後，梅卓琳全家奉命撤退到香港，但在八月底她又為了處理蘇珊·戴（Susan Day）的事被緊急召回北京。在西安外語學院教英語的蘇珊跟學院裏的一個職工宋戀愛而申請結婚，不料學院不僅不批準，還把宋弄走了。不久蘇珊又在街上被人用斧子砍傷。但蘇珊不屈不撓，傷好後還是堅持要跟宋結婚。梅卓琳到京後跟有影響的外國人聯係，請求他們幫助與中國政府斡旋，斯諾的遺孀洛伊斯·斯諾（Lois Snow）和新西蘭人路易·艾黎（Rewi Aley）都答應幫忙。兩個月前澳大利亞總理弗雷澤也曾當麵跟鄧小平提及過此事。中方最後讓了步，戴宋兩人得以結婚。這是一九四九年以後的第一對中澳聯姻。此前，周恩來批準過一對中法聯姻。

一九七六年十月初的一個晚上，梅卓琳等幾個使館館員在長安街上的鴻賓樓飯莊為即將赴澳訪問的文化部副部長劉慶棠設宴送行，但劉卻遲遲不露麵。後來才聽說，發生了大變故，劉慶棠不能出國了。

一九七七年由文物局局長王冶秋率團到澳大利亞舉辦中國古代文物展覽，其中包括那件從河北滿城漢中山靖王劉勝墓裏出土的極其珍貴的金鏤玉衣。一手促成此舉的梅卓琳專門回澳全程陪同。共有六十萬人即澳大利亞總人口的二十分之一分別在悉尼、墨爾本和阿德萊德參觀了那個展覽。

一九七八年底至一九八四年，梅卓琳擔任新成立的澳中理事會的首任執行主任。澳中理事會大力推動澳中交流，與之對口的中國對外友好協會的主席王炳南也十分積極，而梅卓琳跟友協負責澳大利亞事務的段津更是建立了親密的工作關係（段津在九十年代曾任中國駐悉尼總領事）。光在一九八一年，澳大利亞就有博物館、婦女和登山等多個代表團訪華，而中國則有新聞界代表團訪澳。

一九八五年至一九八八年，梅卓琳擔任澳大利亞駐華使館商務參讚，她先後促成了國際信托投資公司向維多利亞的波特蘭煉鋁廠和中鋼集團向西澳的查納爾鐵礦的投資，還幫助在南京建成了一個大型羊毛倉庫。

從一九八八年至一九九二年，梅卓琳擔任國際羊毛局中國分局（China Branch of the International Wool Secretariat）局長，她起先在香港工作，經過一年半的努力，他們在北京開設了辦事處。為了推銷羊毛產品，梅卓琳曾大做電視廣告，還在上海電視台舉辦毛衣編織比賽，在北京搞毛衣展銷。

一九八九年六四過後不久，梅卓琳安排黃苗子夫婦離開北京飛往澳大利亞。

一九九二年，梅卓琳受邀擔任了澳大利亞駐香港總領事。她說在那三年裏，她幹的最自豪三件事是：1）將在香港的華人澳大利亞人和洋人澳大利亞人兩大群體聯合起來；2）支持末任英國總督彭定康（Chris Patten）爭取在香港逐步實現全民普選的努力，並且使之成為澳大利亞的香港政策（當時澳大利亞的外長加雷斯·埃文斯（Gareth Evans）原本跟彭定康處於民主國家的政治色譜的兩極，埃文斯動輒就說“不能相信英國人”，而他倆最後卻成了好朋友）；3）為在香港的澳大利亞人社團的子女籌建了澳大利亞國際學校。

梅卓琳的官邸曾被竊，她丈夫的幾件貴重收藏品失蹤，警方折騰了一大陣子一無所獲。與香港黑社會關係密切的博彩業大亨何鴻燊（Stanley Ho）後來對她說，如果你早來找我，我肯定能幫你找回那些東西。

一九九五年夏，梅卓琳退休回到澳大利亞，他們夫婦賣掉了在堪培拉的房子，搬到了悉尼，以便能跟梅卓琳的父母住得近一些。梅卓琳先後被聘為悉尼大學的客座教授、西悉尼大學和悉尼科技大學的兼職教授。她是西悉尼大學的澳中藝術與文化研究院的院長和悉尼科技大學的澳中關係研究院的副院長，而那兩個研究院的主要捐款人都是黃向墨。梅卓琳認為黃向墨是真心希望中澳友好，而澳大利亞政府和媒體對黃向墨有失公允。

梅卓琳目前參與很多援助難民的活動。

梅卓琳夫婦有許多中國朋友，其中最著名的大概是楊憲益夫婦和黃永玉。

梅卓琳著有《中國的新社會》（China's New Society）和《北極星中國：探索與中國的關係》（Lodestar China：Navigating the China Relationship），後者於二0一九年在中國出版了中文譯本《中國的北極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