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這樣一個人, 他與其他的“胡風分子”不同, 既未與胡風有任何的來往, 也根本不知道有個什麽“胡風集團”, 更不知道這個“集團”裏的任何事情, 隻是因為在查獲的歐陽莊給胡風的信件裏提到了他——“蘇州有一同誌”, 也就無辜地受到了牽連和迫害, 成為整個案件受到牽連的兩千多人中唯一的一個“無名者”。
不知“一同誌”的大名
1955年6月10日, 在《人民日報》公布的“胡風反革命集團的第三批材料”的第二十六節中, 有一封歐陽莊給胡風的信, 這信中有這麽一句:“蘇州有一同誌可談 (在市委工作, 黨員) , 此人在解放初期受了打擊 (“自由主義”) , 可能鬥誌較差, 但可一試。……”這是公安機關查獲的歐陽莊在1951年6月24日寫給胡風的一封信, 報上公布的內容隻是摘抄了信中的一句話, 卻引發出了《人民日報》很長的按語, 其用詞之激烈也是少有的:
按:共產黨員的自由主義傾向受到了批判, 胡風分子就叫作“受了打擊”。如果這人“鬥誌較差”, 即並不堅持自由主義立場, 而願意接受黨的批判轉到正確立場上來的話, 對於胡風集團來說, 那就無望了, 他們就拉不走這個人。如果這人堅持自由主義立場的“鬥誌”不是“較差”而是“較好”的話, 那麽, 這人就有被拉走的危險。胡風分子是要來“試”一下的, 他們已經稱這人為“同誌”了。這種情況, 難道還不應當引為教訓嗎?一切犯有思想上和政治上錯誤的共產黨員, 在他們受到批評的時候, 應當采取什麽態度呢?這裏有兩條可供選擇的道路:一條是改正錯誤, 做一個好的黨員;一條是墮落下去, 甚至跌入反革命坑內。這後一條是確實存在的, 反革命分子可能正在那裏招手呢!
這段按語異常嚴厲, 非一般的編輯所能寫出。其核心就是將這個不知姓名的“蘇州有一同誌”, 不分青紅皂白地劃成了“胡風分子”, 編者在這裏說“他們已經稱這人為‘同誌’了”。
既然這個人被指明是胡風等人的“同誌”, 自然也就逃不脫被架上胡風的這輛囚車。
據相關資料記載, “一同誌”是在1947年5月加入中共地下黨, 曾在解放前蘇州的白色恐怖下, 從事過兩年多的地下鬥爭, 立場堅定, 工作熱情, 表現不錯。建國後被安排在中共蘇州市委紀律檢查部門工作, 擔任科長職務。事後聽說, 在全國開展對胡風的批判時, 蘇州上下都為這個“蘇州有一同誌”弄得沸沸揚揚, 深恐這個人就在自己身邊, 或者與自己沾親帶故, 特別是當時的市委機關裏, 人們更是生怕因這“一同誌”而牽涉到自己。
這個人姓什名誰呢?
其實, “蘇州一同誌”有著非常光輝的曆史。1945年他17歲, 由於愛好文學, 便參加了中共地下黨在蘇州組織的文心圖書館的進步活動, 擔任幹事。兩年後的1947年, 在白色恐怖下他秘密加入了中共地下黨。年輕的他此時明白, 自己隨時都可能被捕, 為自已的信仰受到國民黨當局的嚴刑拷打與審訊, 甚至獻出生命, 為了鍛煉意誌, 他用火燒炙手掌, 直到滋滋冒油都不哼一聲。經過這種自我測試後, 他自認為自己能經受得起革命中生死的考驗了。
在談到與歐陽莊的關係時, 他老實地作了交代:“1947年暑期, 經由原來文心圖書館的幹事歐陽莊認識了路翎、阿壟、方然、化鐵, 和路翎、阿壟見過兩次麵。解放前和路翎通過一次信, 路翎送給我他的小說《財主的兒女們》。解放後又和路翎通過一次信, 他送給我一本劇本, 名字已忘了。我和歐陽莊自1947年至1955年保持通信關係。”
從“蘇州一同誌”到“胡風一分子”
對於報上所說的“蘇州一同誌”, 當時負責清查胡風分子的江蘇省“十人小組”進行了認真的調查, 結果沒有查出任何“有價值”的東西。1956年, 有關組織向他宣布, 由於他在“考驗”中表現較好, 有光榮的過去, 被定為“胡風一般分子”, 但已不適合在黨的核心機關工作, 調離市委, 保留公職, 保留黨籍, 到教師進修學校報到上班。
經這番折騰——從“一同誌”到“一分子”, 他明白已被拋入了另一個陣營, 他的血不再沸騰, 身上感到了寒意, 但還是慶幸自己保留了黨籍與公職, 被留在了“革命隊伍”裏, 憧憬著有一天會讓他重新歸隊。
然而, 曆史的車輪滾滾向前, 豈是“一同誌”可以預料的。到了1958年, 他原在的蘇州紀委對此案進行了複查。當時各行各業都在搞“大躍進”, “一同誌”的案件也因此躍進了一步, 不但被宣布開除黨籍和公職, 還給戴上了一頂“壞分子”的帽子。
他不服, 別人就拿出那份放得發黃的報紙來扔到他麵前說, 你自己看看, 給你這頂帽子算輕的, 要不, 將你送上去, 跟胡風分子們一起發落。
他額頭冒汗, 不敢再說, 隻得聽從命運之神的安排, 打起鋪蓋, 被送往蘇北黃海邊上的農場。
冬日來臨, 無邊的海灘上風如跑馬, 由於沒有取暖設備, 蹲在茅屋裏凍得渾身打顫。這時房門開了, 管理人員來叫他跟幾個“壞分子”一起去海灘不遠處, 任務是割那一灘秋天還沒來得及收割的蘆葦。海邊的風太大, 帽子被風卷跑, 破棉襖怎擋得住刺骨的寒風!收割時沒有手套, 手摸著冰冷的蘆葦, 有時就被凍在了上麵, 用力一拉, 就掉下來大塊皮, 但“一同誌”經受住了考驗。為活命鼠蛇充饑
一天, “一同誌”等人被叫著站在海灘邊排隊, 負責對其進行改造的領導宣布, 為了便於對他們進行領導, 讓他們重新做人, 要給大夥換一個地方, 那個地方就是遠在天邊的青海。
“一同誌”此時已“鍛煉成長”起來, 沒有了淚水, 咬牙卷起鋪蓋, 被押上汽車, 踏上背井離鄉的萬裏之途, 在滾滾黃塵中來到青藏高原。但見六月飛雪, 百草衰竭, “天蒼蒼, 野茫茫”, 風卷黃沙無牛羊。
勞改農場位於雪山腳下, 由於正值三年困難時期, 這裏牧民早已搬走, 隻留下空空的幾座房子, 就成了這些壞分子們棲身之處。這裏比黃海邊更冷, 冷得都浸進了人的骨頭縫裏, 風更是如刀子一樣從臉上刮過, 這位江南的白麵書生感到了心靈從未有過的震顫。更加嚴峻的考驗還在後頭, 因為災害, 農場不能保證這些犯人的口糧, 經常是每天隻能喝兩碗粥, 他正從青年走向壯年, 身上的各部分機體都伸出魔爪來爭那一點兒可憐的營養, 經常是餓得心裏發慌, 頭暈眼花, 可是又想不出任何辦法。
真是天無絕人之路。高原上的這些房子由於常年無人, 老鼠成災。“一同誌”靈機一動, 便每天挖洞捉鼠。那些被他捉住的老鼠, 一隻隻被撕去皮後, 放入鐵鍋, 加上一些食鹽, 還未等煮熟, 便將木棍伸進去撈起來送進嘴裏。有時餓急了, 捉住老鼠, 就將一根木棍削尖, 直接從老鼠的心髒插到頭部, 放於牛糞火上烤個半熟便入口, 以解活命之急。
一日, “一同誌”將一碗滾熱的稀飯盛入碗中, 突見一條一尺多長的蛇從腳下竄過, 急伏下身去, 伸手一把將蛇的尾巴捉住, 用力一甩, 蛇便沒了動靜。他急將蛇皮剝了, 將雪白的蛇肉拉成幾節, 放於滾燙的稀飯碗中, 等蛇肉溫熱後便大口啖之。
由於糧食不足, 農場開始死人, “一同誌”的任務就是跟活著的壞分子們每天往外運同伴的屍體。山上餓急了的狼嗅到了“肉”味, 經常下來緊追不舍, 為爭這些“食物”與他們較量, 戴著一副近視眼鏡的“一同誌”, 幾次都差一點兒成了惡狼口中的美食。
窘迫的故鄉歲月
江南的春天又綠了, 人們驚奇地發現, “一同誌”竟然在這明媚的陽光下回到了故鄉蘇州。
此時的青藏高原仍然被厚厚的白雪覆蓋著, “一同誌”所在的農場雖然死了不少人, 但生產和供應的糧食都不足以養活那些活著的戴罪之人, 於是上級決定對這些人施行仁政, 宣布農場撤銷, 來自“五湖四海”的囚徒一個個被遣送回原籍, 回到各自出發時的地方。
鄉音未改, 鬢毛已衰。西出陽關回來的“一同誌”沒有了“組織”, 成了蘇州城裏的無業遊民, 那時不興“自謀出路”, 更不提倡“自主創業”, 因為這些都被認作是“資本主義”, “一同誌”心裏明白, 要是再攤上了這個“主義”, 豈不是罪加一等。他隻能破帽遮顏, 饑腸轆轆, 柴米油鹽成了發愁的事情, 時常仰望蒼天, 歎息良久。
一日, 偶遇當年地下黨共同奮鬥之同誌, 見他如此窘迫, 頓生憐惜, 利用手中權力, 將其安排於姑蘇城外的果園農場。“一同誌”深感戰友情深, 匆匆前往, 分配做了一名豬倌, 手中掌握著十幾頭豬仔肥瘦之命運。他感責任重大, 加之本無房舍, 便每日與豬同居一室, 相依為伴, 盡職盡責。
農場裏的人大都不知其真實姓名, 直叫他“一同誌”。偶爾有人前來找他, 說起其大名, 農場無人知曉, 但一提“蘇州一同誌”, 人們便笑著將來人引到麵前, 手指其說, 這就是“一同誌”。
偶爾回城, 破衣一件, 舊褲一條, 腳上拖一雙又破又爛的布鞋, 兩隻腳趾頭探在外麵。因為衣服上沒有扣子, 腰上便要係一條稻草繩子, 要不是那副深度近視眼鏡, 人們還以為是瘋僧濟公還魂姑蘇。
“一同誌”進城僅兩個目的, 一買燒餅, 以備饑時填肚。據有關人員回憶, 由於當年地下黨同誌的關心, 他當時在農場每月可以開19元的工資, 但這個錢他卻不能同別人一樣領到手, 而是要先扣下9元夥食費交到食堂, 餘下的10元他大部分都用來買一樣東西, 那就是燒餅。他每月有半天休息時間, 就會向果園派出所請假, 並由派出所派人陪同進城。到了城裏他就會直奔燒餅店, 將大部分餘錢都買了燒餅。每當他出現之時, 那條街上所有燒餅店的老板如同見到財神, 都親熱地叫他“一同誌”, 招手叫他快來自己的店裏買餅。那時燒餅5分一隻, 近200隻燒餅就用一隻麻袋裝著扛回豬廄, 然後全部儲存在一隻墳地上挖出來的骨灰缸裏, 作為他的“戰備糧”。每天除食堂的三餐外, 因體力勞動太重, 消耗太大, 肌體所需的養分還要用這些燒餅補充。節假日果園食堂不開火, 別人都可以回家, 他就隻能用這些燒餅來充饑。
第二個目的就是借買佛教方麵的圖書, 得到後揣於懷中, 工餘之時, 常伴著那些豬玀接觸佛教的涅槃教義。他讀過《壇經校釋》《禪宗大意》等佛教書典, 且在書上作了批注。有一句話是這樣說的:“小乘佛教較樸素, 龍樹以後就約許從生成佛, 比西方宗教大膽多了。這樣膜拜的性質, 最後轉化為自我膜拜。而行善者即佛, 何待來生!”眼鏡事件
“一同誌”到了此時此地, 仍不思悔改, 嗜書如命。農場有一閱覽室, 他便是這裏的常客。工友們見他破衣爛裳, 獨坐於靠窗的木椅上看書閱報, 都覺得十分滑稽可笑。不知其經曆曲折的小青年更是問他, 可識得上麵文字?
“一同誌”苦笑點頭, 隻顧埋頭在報上尋其愛讀之新聞, 讀著讀著不由麵有喜色——此時已是1976年歲末, “四人幫”倒台, 禁錮在人們身上的枷鎖正在粉碎, 耳畔仿佛聽到了精神鐐銬震裂的哢哢之聲, 不由有些興奮。旋即小平同誌複出, 閱覽室便成了他日日必去的聖殿。
誰知在此乍暖還寒之時, 農場舉行了一次千萬不要忘記階級鬥爭的誓師大會, “一同誌”便與一大幫地富反壞分子被拉到台上進行批鬥。令人沒有想到的是, 一貫低頭認罪的“一同誌”卻不肯低頭, 於是便有人上前來按他的頭, 可按下去後他又抬起來, 如此反複無數, 會議主持人大驚, 已被多年的無產階級專政調教成綿羊一般聽話的人, 何來如此大膽的舉動?
一位副主任走到台前, 對著那頭使勁下按, 誰知用力過猛, 竟將眼鏡打落在地, 隻聽“啪”的一聲, 鏡片摔碎。
“一同誌”衝著副主任大叫:“你賠我的眼鏡!”
此聲如霹靂經天, 會場頓時嘩然, 誰也沒有想到, 一個整天與豬為伴的豬倌, 一個壞分子, 竟為一副眼鏡, 敢在這樣的場合向一位農場當家的副主任發出如此之聲。
會場下來, “一同誌”找到副主任, 仍然要賠眼鏡。副主任對其大吼, 你個壞分子要翻天啦!“一同誌”隻有一句話, 你賠我的眼鏡!
“革命”的副主任與“一同誌”, 就這樣為一副眼鏡相持不下, 雙方怒目。最後, 隻得由黨委來解決這件事情。為此專門召開了一個相關的會議, 會議決定, 由農場特別補助一筆錢給“一同誌”, 由保衛科的人陪著他去蘇州城裏配一副中等水平的眼鏡, 開回發票, 實報實銷。
黨委一班人認為此事就可這樣解決, 誰知找“一同誌”談話時卻得到了相反的回答, 他不同意這個意見。他認為一副眼鏡十多元錢, 相當於自己一個月的工資, 沒有了眼鏡, 看報讀書都有困難, 如何來學習黨的方針政策, 更好地改造自己。這是副主任給打壞的, 黨委出錢不合理, 因為這個錢是公家的, 應由這位副主任自己出錢來賠。
黨委隻好再開會議, 再作決定。讓黨委一班人不解的是, 一個壞分子過去別說是一副眼鏡, 就是牙齒被打落了也是獨自吞進肚裏, 今天竟有如此膽量, 黨委出麵都不依不饒, 並且給以頂回, 這裏麵到底是什麽原因?
平反後的淒涼生活
1980年9月, 江南的夏末時節, 熱風吹拂, 天高雲淡, 運河悠悠, 船帆遠去。“一同誌”走出豬廄, 便有農場的通信員來叫他, 說是讓他到場部去一趟。
懷著忐忑不安的心情, 拍去身上的塵土, 怯怯地跨進了場部辦公室。令他沒有想到的是, 場裏的領導見到他立刻站起來, 走上前來與他握手, 其中也包括那個曾經打壞他眼鏡的副主任。
受盡了冷眼與不公正虐待的“一同誌”感到吃驚, 不知道眼前將要發生什麽事情。
場部領導對他說:“上級給我們來通知了, 讓你馬上回市裏報到。”說著, 領導走過去打開抽屜, 從裏麵取出一封信來交到他手裏。
原來, 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之後, 一件件曆史冤案得到了公正的解決, 胡風集團案也獲得了平反, 因此受到牽連的“一同誌”也獲得了新生。問他有何要求, 他僅提了兩條, 一是恢複黨籍, 二是恢複公職。於是他被安排在蘇州市博物館館藏部當了個副主任 (當然不能再回到市委裏麵去了) , 可說是官複原職 (20多年來他原來的部下都躍了好幾級了, 他卻一點兒都沒有進步) , 他終於回到了黨的懷抱, 豪爽地將第一個月發的工資交了40元黨費, 這筆黨費占他月薪的三分之二。到了館裏之後, 給他臨時安排在一間靠樓梯的小屋裏, 館裏說以後要給他重新分房, 他說不用了, 自己獨身一人, 有這間鬥室足矣——他向人們剖開了自己的靈魂。
與許多受難平反的“胡風分子”不同, “一同誌”複出後的生活是淒涼的。
博物館是個小單位, 自己沒有食堂, “一同誌”每天工作之外還得生火做飯, 一位同事在閑聊時曾這樣說起他的生活, 一隻鍋今天用明天用, 從來不洗, 他很少洗澡, 衣服也很少洗, 屋子也很少收拾, 桌子上總是灰蒙蒙的, 梅雨季節, 那就黃一塊, 綠一塊, 黴斑點點。
周圍的同事與昔日地下黨的同誌們見他如此窘困, 便幫他物色女性, 以盡快回到人生的正常軌道。那位被引見的張姓女士丈夫去世, 容貌端莊, 勤勞樸實, 仰慕其人品與才華, 願與之重組家庭, 白發相守, 共享人間天倫。可是倆個相談之時, 他頓生憐惜之心, 說自己這樣不配為人之夫, 此女士已為前夫去世而悲痛, 自己不能再給對方以傷痛了。如此婉言謝絕, 實為感天動地, 二人揮淚相別……詩惹得一身禍
如果“一同誌”不被無辜牽入胡風案件的話, 應該有更光輝的前程, 因為當時他已在新中國的官場上獲得了一定的地位, 隻要順著潮流走, 或者在包括批判胡風在內的曆次運動中, “理直氣壯”地批判一下別人, 就可能平步青雲。可是他卻為自己選錯了方向, 認為過去在國統區的白色恐怖下寫作沒有自由——那時他常到蘇州地下黨辦的“文心圖書館”去, 在那裏與進步青年一同朗誦自己創作的詩作。他現在在燦爛的陽光下可以放開手來寫作了。
他千不該萬不該的是自己雖是一個熱情奔放的小詩人, 名氣不大, 但心中總是憧憬著一種美好的社會, 可他在對於社會的觀察和分析方麵, 明顯不如建國後不再寫小說的文學大師沈叢文先生了。這位“蘇州一同誌”在新中國成立不久, 就滿懷豪情寫了一首長詩《祖國頌》, 並寄給南京的歐陽莊, 後來歐陽莊將這首長詩轉給了胡風, 請胡風幫助看一看。
一個地方的小作者, 請文壇名人看一看作品, 這是十分正常的事情, 可在當時那可就不得了了。或許, 千不該萬不該, 他最不該的, 就是做了這件事情。
他雖被平反, 但社會對他的看法仍很頑固, 除了昔日的老戰友和同事, 很少有人與他接觸, 他也很自覺, 從不願去打攪親朋好友們平靜的生活。於是到玄妙觀去買了兩隻烏龜回來養著, 寂寞之時便與這兩個生靈說話, 以排心中的苦悶。那種人生的酸楚與無奈, 使他原本青春的生命日見蒼老。
複出後的“一同誌”仍不吸取教訓, 工餘之時埋頭寫詩, 可是廉頗老矣, 歲月早已將他的詩搓去了靈氣, 隻能在地方性報刊發表。一日突然讀到“胡風分子”曾卓寫的詩《懸崖邊的樹》, 不由拍案叫絕:不知道是什麽奇異的風/將一棵樹吹到了那邊——/平原的盡頭/臨近深穀的懸崖上/它傾聽遠處森林的喧嘩/和深穀中小溪的歌唱/它孤獨地站在那裏/顯得寂寞而又堅強/它的彎曲的身體/留下了風的形狀/它似乎即將傾跌進深穀裏/卻又像要展翅飛翔……
他自歎不如, 沒有那些知名的“胡風分子”的詩才, 確認自己已成“衰然一老翁”, 詩途無望, 決定擱筆, 於是便給編輯去信一封:“弟經年痼疾, 飲食俱廢, 頭腦常如箍附, 搞出來的東西就散了光華……”
雖然自己不再寫詩, 他便注目中國文壇, 離休後偶赴南京會見歐陽莊, 長談之事仍是文學。當談到“胡風分子”路翎的小說《財主的兒女們》時, 他大加讚賞, 誇其是迄今唯一一部從社會關係的總和與角度出發, 成功地寫了當時環境下的中國人的鴻篇巨製。並說, 要過半個世紀以後, 人們才能理解這部作品的真正價值與胡風為該書所寫的序言。
許多同事都說, 這個人讀過佛經, 有慧眼, 能識別出人世間最好的東西。
“一同誌”的話果然有靈性, 2000年7月人民文學出版社推出的“百年百種優秀中國文學圖書”, 《財主的兒女們》名列其中。然而, “一同誌”此時已無法知曉了。
一日, 他在《文匯月刊》上看到胡風的文章《向朋友們、讀者們致意》, 讀後百感交織, 揮筆給曾給他帶來厄運的老友歐陽莊去信, 信中稱“記得上次讀到胡風告讀者的話 (題目記不真切了) , 裏麵說起對受到牽連的人們感到抱歉之類的話, 其實是完全不必要的, 能在一生中絆攀進一件公案裏, 如果不說是充實了的話, 至少也是點綴了自己的生活吧!一笑。”
然而, 令人沒有想到的是, 這麽一個灑脫之人, 在苦盡甘來之時, 竟然在毫無任何預兆的情況下, 於1988年5月10日, 用一根繩子結束了自己的生命。在他懸掛於空中的腳下, 幾本雜誌上放著一張紙條, 上麵寫著他留給人間的最後一段文字:“今年逾花甲, 日難自理, 活著徒然是社會和親屬的累贅, 平添麻煩, 還是先走一步吧。”邊上一行附言:“下麵四本期刊是資料室借的, 請予歸還。”
到死都沒忘記公私分明, “一同誌”的共產黨員稱號當之無愧!
這位無辜被牽連的“蘇州一同誌”, 他沒有阿壟、路翎等“胡風分子”那樣的知名度, 他甚至連一個名字都沒有, 也沒有引起人們更多的關注, 因此在平反時也就未能更多地引起人們的了解, 他隻是默默地承受胡風案帶給他的這一切, 在生活的苦難和靈魂的煎熬中苦苦掙紮。
他到底叫什麽名字?
記住“蘇州一同誌”
今天, 人們對於“蘇州一同誌”抱以極大的同情, 不僅因為這些珍貴的文字填補了“胡風反革命集團”案的史料空白, 而且他的命運代表著一個時代中國小知識分子的悲劇!
半個世紀過去了, 現在還能有多少人記住胡風這個名字, 與年輕的一代談起胡風, 他們更是表現出驚奇和不解。對於曾在建國初期的中國文壇上引起軒然大波的“單純的堅強”與“單純的天真”“原始生命強力”“主觀戰鬥精神”和“精神奴役創傷”這樣一些理論概念, 那些當代的青年作家又有多少人能夠說出其真正的內涵。又有多少人了解與建國後的主流文學作品完全不同的路翎、阿壟等“胡風分子”的作品, 了解“蘇州一同誌”這個與其他“胡風分子”完全不同的小人物, 以及千千萬萬與他一樣的那一代中國知識分子的命運?胡風這個名字仿佛已經如煙如雲一樣地飄遠了。然而, 曆史是能夠被忘記的嗎?你越是要想淡化, 越是要想忘記, 它就越是要站出來說話, 因為忘卻就會使悲劇重演。作為一個民族, 一個國家, 一部將要留給子孫萬代的中國文學史和中國近現代史, 無論如何都不應該忘記這段傷痛。麵對那些歲月的遠去和中華民族在新時期的崛起, 麵對曆史的長空, 我們有理由大聲呼喚:記住胡風, 記住包括“蘇州一同誌”在內的那些被無辜推上胡風這輛囚車的人們。隻有如此, 才能創造一個更加富強、更加充滿人性化的和諧的國家和社會! 請記住“蘇州一同誌”, 他的名字叫許君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