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大不幸。
“他們還沒有來得及援助我們，我們困難來了，遠水不救近火”；但從邏輯上，從感情上，他都相信：蘇聯一定會援助我們。他滿懷信心地說：“你們信不信？反正我信。”並且用手比劃著自己的脖子，對台下幾百名代表信誓旦旦地許諾說：“國際援助一定要來；如果不來，殺我腦袋。”
毛澤東因斯大林來電而大發雷霆後，慨歎“無可奈何”
1945年毛澤東對斯大林的感情為什麽突然逆轉，現在應該可以看得比較清楚了。
仔細研究中共七大召開前後，特別是從年初到年中這段時間裏毛澤東的談話內容，可以看到一種微妙的變化。前期，他談論力量對比的變化和要準備勝利較多；後期，他談論中國成為美國殖民地的危險和“準備內戰”較多。引起毛澤東高度警覺的事件，一個是希臘共產黨領導的“人民解放軍”，在登陸英軍司令斯科比的壓迫下繳械；一個就是美國扶蔣反共政策的明朗化。在軍事上居於優勢地位，完全有力量奪取政權的希臘共產黨遊擊隊，僅僅因為英國的幹涉，就迅速歸於瓦解，這不能不讓中共領導人立即聯想到美國對華幹涉的嚴重危險。這個時候，恰恰也是美軍在延安的人員一再表示他們要在中國沿海登陸的時候。顯然，一旦美軍登陸，力量對比將明顯不利於共產黨人，那時最重要的問題首先將不是能不能勝利的問題，而是能不能避免失敗的問題了。
為此，毛澤東在七大期間的幾次會議上講：同希臘共產黨一樣，我本錢不大，不能阻止美國登陸。但美國現在是聯蔣抗日拒蘇反共，全麵獨霸東方，決不退讓。這是美國現在定下的方針。它以長城為界拒蘇的可能性很大。讓其方針得逞，美國就可能成為新的斯科比，變中國為希臘。對付的辦法，第一，“將來如果形勢不好，蔣介石、斯科比兩麵夾攻，到處打槍”，我們不僅不能交槍，而且還要堅決自衛，蔣反我亦反，“要堅決、徹底、幹淨、全部消滅之”；第二，為了防止美蔣沿長城進行封鎖，遮斷蘇聯，我們應該現在就開始集中二三十個旅，準備將來開到滿洲去，背靠蘇聯，“得到技術條件”。毛澤東甚至明確認為：“從我們黨，從中國革命最近將來的前途看，東北是特別重要的。如果我們把現有的一切根據地都丟了，隻要我們有了東北，那麽中國革命就有了鞏固的基礎。”
七大後，中共中央對於戰後形勢的估計多半是嚴峻的，那就是：“蔣的內戰方針是確定了的，除非我們有力量勝過他，才能製止之。”要勝過蔣介石，必須設法背靠蘇聯，取得援助，因為蔣的背後是美國。可是，人們不能不擔心，如果美國硬要在中國充當斯科比，蘇聯會不會也像對希臘那樣，袖手旁觀呢？
大會閉幕前夕，毛澤東已經得到國民黨派宋子文前往莫斯科與蘇聯簽訂互助協定的消息。這無疑是他不願看到的局麵。但蘇聯與美國尚在合作之中，出兵中國前與中央政府簽約也在情理之中。毛澤東唯一希望的是，蘇聯的簽約還能夠包含有防止日本再起和美國獨占中國，便於日後在中國插手的目的。那樣的話，——毛澤東說——蘇聯同意簽約，對我也並無害處，“因為並不限製蘇聯對我們的援助”。當然，毛澤東對此也未必十分放心。他在談到不派代表出席參政會以及準備成立解放區聯合委員會的問題時，特別提到，這樣做也是要向蘇聯發出“暗示”，即中共不會容忍國民黨繼續其一黨統治。
8月9日，一個中國共產黨人盼望已久的消息傳來了：蘇聯對日宣戰，出兵東北了。當天下午，毛澤東一麵與朱德聯名致電祝賀，‘麵召集全體中央委員在楊家嶺開會。他高興地宣布：蘇聯參戰了，這就使抗日戰爭進入到最後階段了。與蘇聯紅軍配合作戰，這太痛快了。原來以為要與美國配合，那才是麻煩呢。我們的任務是：配合作戰，製止內戰，集中統一，國共談判。在美蘇合作、中蘇協定的基礎上，國共談判不可避免。他指出：美國“靠蔣是一定的，故我與美蔣是一個長期的麻煩，內戰危險隨日本垮台的程度而增加”。但蔣介石恐怕不會很快就宣布全麵內戰，因此我們目前第一位的還是打日偽。
毛澤東原來估計，打敗日本至少還要一年左右的時間。即使蘇聯出兵，他也沒有想到日本人會在幾天後就宣告投降。原來計劃中的敵後大反攻幾乎還沒有全麵展開，戰爭就結束了。尤為引入注目的是，朱德於蘇軍出兵第二天開始對各解放區發布反攻命令，蔣介石竟於次日下令中共軍隊隻能“就原地駐防待命”，“不得擅自行動”。14日，日本宣布投降。15日，美國總統杜魯門也發布受降日本的第一號總命令，公開支持蔣介石反對中共參加任何接收和受降工作的立場。
怎麽辦？打了八年仗，死了那麽多人，國際國內的輿論都呼籲和平，如果堅持進攻和受降，就不可避免地要與蔣介石的中央政府武力相抗，內戰就將爆發，並且很可能得不到渴望和平的人民的理解。如何處置，這確實是對毛澤東和中國共產黨的重大考驗。
8月14日，蔣介石在美國人的提醒下，不失時機地搖起了橄欖枝。他致電毛澤東，邀請毛前往重慶共商國是。毛澤東即以朱德名義去電要求蔣取消前令，蔣卻冠冕堂皇地打出盟軍做擋箭牌，電毛稱：“查此次受降辦法，係由盟軍總部所規定”，“未便以朱總司令之一電破壞我對盟軍共同之信守”。
顯而易見，對蔣介石沒有什麽道理好講。還在蔣介石來電前一天，毛澤東就在延安公開發出號召說：“人民得到的權利，絕不允許輕易喪失，必須用戰鬥來保衛。”而抗戰勝利的果實，也不能輕易聽任國民黨搶了去，要“力爭”。我們現在有一億人民、100萬軍隊、200多萬民兵，取得察哈爾、熱河、河北、山西大部及山東和江蘇北部地區完全可能，但我們要爭取控製整個華北和華中部分地區。蔣介石來電第二天，他又特別命令綏遠、太行、冀察各區的八路軍，迅速奪取靠近張家口地區的大同、太原及北平，迎接蘇軍，爭取背靠蘇軍控製河北、察哈爾、熱河、綏遠與山西。在這種情況下，毛澤東當然不會同意去重慶與蔣談判。中共中央為此專門通告黨內：蔣介石一麵罵我們是人民公敵，一麵請毛主席往渝，“完全是欺騙”。
與蔣介石對抗，就是同美國對抗。毛澤東經常說“國共反映美蘇”，意思很清楚：自己同國民黨的鬥爭，實際上也反映著蘇聯同美國的鬥爭。而他相信，中國共產黨輸了，也等於蘇聯的失敗。因此，他這個時候仍舊十分看重同蘇軍的合作和蘇聯的援助。20日，他根據蘇軍進展情況，決定從華北各根據地抽調9個團，連同已在熱河邊境的幾個團，配備相當數量的地方工作幹部，限期開赴東北，並明確宣布部隊的任務是：“乘紅軍占領東北期間和國民黨爭奪東北”。
毛澤東此時不惜得罪美國的決心，從他當天的另一項人們後來很少提及的重要決策中可以看得很清楚。當時，美國正在調派大批飛機、軍艦為國民黨運送軍隊搶占各大城市。上海、南京、北平、天津是其首要目標。然而，毛澤東這一天卻批準了華中局奪取上海的起義計劃，並提議組織各大城市武裝起義。毛澤東當天接連數電華中局，要求他們堅決徹底地執行起義方針，除發動南京、上海、杭州三角區內數百萬農民武裝起義策應以外，還應迅速調派新四軍有力部隊人城援助。他並且電示華北各區局，要他們效仿華中局的作法，對於北平、天津、唐山、保定、石家莊，也“迅速布置城內人民的武裝起義，以便不失時機配合攻城我軍實行起義，奪取這些城市，主要是平津”。
讓毛澤東意想不到的是，幾乎就在他發布上述命令的當天，收到了來自莫斯科的一封電報，電報落款很奇怪地使用的是“俄共(布)中央委員會”的名義。當然，誰都清楚這是來自莫斯科最高決策者的電報。電報明確要求毛澤東接受蔣介石的邀請，去重慶談判和平問題。說如果發生內戰的話，中華民族將有毀滅的危險。尤其是後麵這句話，整整讓毛澤東耿耿於懷了十多年。
關於斯大林發出這封電報時的真實想法，目前還找不到直接的曆史文獻能夠說明(電報原件也迄未找到)。但聯係到斯大林1948年初承認他在這件事上犯了錯誤和1949年初再度勸中共與國民黨談判時極力強調鬥爭策略等情況，說他就是想要中共交出軍隊和政權，到蔣介石的政府裏去做官，這可能也有點簡單化。不過，不論斯大林如何考慮問題，毛澤東相信他是要中共走法國式的議會道路的。在一再宣布蘇聯一定援助中國革命之後，又下來這種幾乎是要共產黨向蔣介石交槍的命令，毛澤東內心會激起怎樣一種感情波瀾，是很容易想象到的。
有關這封電報引起的直接反應，毛澤東當年的翻譯師哲的回憶是：“引起了毛主席的極大不快，甚至是很生氣”。而另一位當事人的回憶則描述毛澤東是“大發雷霆”。當然，生氣歸生氣，毛澤東最後還是委屈求全地接受了莫斯科的勸告。
從21日開始，中共中央決定改變原來的戰略方針。上海等大城市武裝起義的計劃被停止了。中共中央並明確指示各地，除個別地點外，一般應去占領小城市和廣大鄉村，而不是去奪取中心城市與交通要道。毛澤東亦致電重慶，表示將派周恩來先行前往重慶談判。已經開始趕往東北的部隊，也得到毛澤東的命令，讓他們暫時“開至熱河邊境探明情況後再行決定”，因“軍隊是否能去遼吉黑三省現在尚不知道”。
8月23日，毛澤東召集政治局會議，詳細說明了他考慮到的蘇聯堅持不允許同國民黨對抗的原因：一是蘇聯為了國際和平以及受到中蘇條約的限製，不可能也不適於幫助我們；二是蘇聯如助我，美必助蔣，結果大戰將爆發，和平即不能取得。他並且舉希臘的例子說，在歐洲，蘇聯助保加利亞不及希臘，就是因為希臘是英國所必爭。中國亦然，主要是因為美國的勢力太大。國民黨與中共，也如同希臘流亡政府與抵抗陣線，前者有權，而後者無權，這叫無可奈何，“我們隻能承認這個現實”。要準備在全國範圍內“走法國的路，即資產階級領導的，而有無產階級參加的政府”。不過，他還是想要安撫領導人中間的失望情緒。他強調說：這並不等於蘇聯不幫助我們。事實上，蘇聯現在也是在幹涉中國，雖然並不直接幫助我們，甚至不多講話，“但還是真心援助我們的”。當然，法共是解散了武裝去資產階級政府裏做官的，而毛澤東是認定了“槍杆子裏麵出政權”的。因此，他特別強調指出：蔣介石注定是不會改變消滅共產黨的方針的，和平注定是暫時的，談判不可怕，“隻要把軍隊拿在手裏就有辦法”。
兩天後，基於莫斯科的建議，毛澤東最終還是決定同周恩來一道去重慶與蔣介石談判。這次談判成為中國現代史上一個格外引人注目的重大事件。然而，毛澤東卻大不以為然，一直對這段經曆憤憤不平，總是把它同要不要革命的問題聯係起來，斷言斯大林要他去重慶，其實就是“不許革命”。
十年以後，毛澤東多次不滿地談到過這件事，認為這不過是因為斯大林、羅斯福和邱吉爾在雅爾塔開了一個會，決定把中國全部交給美國，交給蔣介石，所以，抗戰剛一結束，中共中央就“收到了一封莫名其妙的署名‘俄共(布)’的秘密電報，堅持要毛澤東到重慶去同蔣介石談判”，“要中共同蔣介石分子罷戰言和”。那是什麽時候？毛澤東反複說：那是中國革命迅速發展的時候；是蔣介石要打我們，我們也要打蔣介石的時候；是我們“正在準備推翻蔣介石，奪取政權的時候”。想不到，“我們要打蔣介石時，蘇共中央直接打了一個電報給中共中央，不準我們打。他說隻能和蔣介石和，不能和蔣介石打。如果要打就會引起全民族的毀滅。”那個時候，我是不想去的。因為斯大林執意要求，我還是被迫去了。但去是去了，對他的“不許革命”，“我們置之不理，打了三年半仗，便取得了革命的勝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