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澳關係與在澳華人簡史（二十一）

中澳關係與在澳華人簡史（二十一）

中華人民共和國與澳大利亞（5）

十七.中華人民共和國第十四任駐澳大使成競業在澳期間（2）

四）王立強

王立強一九九三年出生於福建南平，曾在安徽財經大學學習。其女友方某從二0一二年起開始在澳大利亞讀書。據說兩人在二0一七年結婚，他們有一個孩子。

王立強自稱服務於“中國國防總參謀部”，二0一四年遷居香港，進中國創新投資公司開始其間諜生涯。他指中國創新投資的主席和首席執行官向心是總參謀部港台地區的情報負責人。王立強說他在二0一五年成為總參在香港和台灣情報活動的核心成員。他聲稱參與策劃了對香港銅鑼灣書店股東桂民海和經營者李波等五人的綁架，以及滲透了香港大專院校的學生會及其他學生組織，用獎學金、旅遊津貼及教育基金等手段招募學生，尤其是大陸學生，讓他們假裝支持香港民主運動，從而獲取民運人士的資料。他說他還參與了針對香港異見者的網路攻擊。王立強指控鳳凰衛視高層身兼中共軍方要職，而受中共控製的香港媒體每年都會獲得五千萬人民幣的資助。王立強說他曾使用偽造身份到台灣活動，在台灣花費數十億人民幣成功地影響了二0一八年的“九合一”選舉，幫助國民黨勝選。王立強稱其影響台灣選舉的操作包括資助網絡公司，建立多達二十多萬個網絡帳戶和成立粉絲團，在支持韓國瑜的同時攻擊民進黨，從海外給韓國瑜捐款至少二千多萬人民幣，並投資中天、中視、東森和TVBS等台灣媒體十五億人民幣以上（據說旺旺中時集團是其主要盟友）。

二0一九年四月，王立強到澳大利亞探望妻兒。他說他在五月底接到大陸當局“派發”的包括兩本假護照在內的一套文件，要他去台灣幹預二0二0年的總統選舉。他那時決定金盆洗手，向澳大利亞安全情報局自首，同時尋求澳大利亞政府的庇護。

上海市公安局靜安分局在二0一九年十一月發布通報，稱王立強為涉案在逃無業人員，他曾在二0一六年十月因詐騙罪被福建光澤縣人民法院判處一年三個月有期徒刑，緩期執行，又被指控於二0一九年二月再度詐騙四百六十萬餘萬元人民幣，在四月十日潛往香港。四月十九日，上海靜安分局對王立強立案偵查。

中國國務院台灣事務辦公室發言人馬曉光在受訪時稱“大陸方麵從不介入台灣選舉，相關報導完全是無稽之談”。另一位發言人朱鳳蓮稱王立強是“騙子變間諜”。

澳大利亞媒體對王立強的陳述眾說紛紜。有人認為他的指稱“非常可疑”，說他至多是個低層次的情報官員；有人則認為他提供的不少細節禁得起驗證。

中華民國安全局和法務部調查局在事件爆光後立即展開調查。涉事的向心夫婦被限製出境出海，但可自由活動。兩人在訊問中稱不認識王立強，否認與王立強提到的事件有關（二0二一年十一月，檢察官認定向心夫婦的共諜案查無實證，不予起訴）。

國民黨駁斥王立強對韓國瑜的指控，並指王立強為詐騙犯。韓國瑜親自回應稱：“不要說兩千萬人民幣，我有拿一塊共產黨的錢，我辭掉高雄市長”。

澳方也曾向台灣方麵查證王立強報告的真實性，他們公開的態度是：王立強的故事“令人不安”。

中華民國國防部軍事情報局前副局長翁衍慶認為根據王立強接受訪問的內容可以輕易判定他根本不是中共的諜報人員，而是為了爭取在澳居留而假冒政治犯。翁衍慶認為王立強連說謊都很外行，他對中共情報體係以及國際間諜界行規的了解非常淺薄，他有關台灣的資訊大概都是在海外看台灣衛星電視獲得的。翁衍慶提出的主要疑點有：1）王立強自稱隸屬於總參謀部，而總參早在二0一六年初就已經被拆分為聯合參謀部等部門了；2）王立強說他曾為國防科工委工作，但國防科工委根本不是情報機構；3）以二十多歲的年紀，王立強頂多是個上尉，不可能主導對港台的工作；4）情報員外派時，為了保密，總是任務單一，而王立強既負責香港，兼顧滲透台灣，還在澳大利亞執行任務，這違反了全世界情報界最基本的工作原則；5）情報人員外派隻可能攜帶一本護照，否則被查獲就是罪證確鑿；6）外派人員都應該有一定的外語能力，可是王立強既不會粵語，也不會英語，顯然不具備一個外派間諜最基本的技能；7）間諜外派期間，家人留在國內是鐵定的規矩，而王立強的妻小卻居然可以居住在澳大利亞；8）王立強在接受采訪時的說辭毫無新意，基本都是過往媒體揣測的內容，他根本就是在轉述新聞的內容。

五）中資企業在澳大利亞房地產業的擴張與澳大利亞在中國的投資

二0一0年代中期，中國企業以史無前例的規模大舉進軍澳大利亞的房地產業。

如成立於二0一三年的綠地澳洲從二0一六年起在悉尼完成了五個項目，其中在市中心的六十七層的綠地中心高二百三十五米，是悉尼最高的摩天大樓之一。

北京首都開發公司在澳大利亞的分公司澳寶（Ausbao）在悉尼唐人街以三億澳元建成了兩幢高檔的商業和住宅樓。他們在悉尼還投資了京城大廈、寶華大廈和首開國際大廈三個綜合項目。

軍方背景的保利集團斥資八億澳元先後在悉尼、墨爾本和布裏斯班買地造樓，據說其誇口要爭取成為澳大利亞第三大地產發展商。目前它最惹眼的項目在是悉尼環形碼頭的保利中心（Poly Centre）。

大連萬達分別以四點二五億澳元和二點九澳元收購了悉尼環形碼頭的Gold Fields House和黃金海岸的一片海濱地區（後來賣給了黃向墨的玉湖集團）（萬達還買下了澳大利亞的第二大電影院線Hoyts。Hoyts除了在澳大利亞和新西蘭擁有四十四家電影院（共四百五十個放映廳）以外，還擁有瓦爾·摩根（Val Morgan）廣告集團）。

瑞豐以大約一億澳元收購了悉尼市中心的一棟辦公樓以改造成公寓。

陽光保險出資四點六三億澳元收購了悉尼喜來登（Sheraton）公園酒店。

世茂集團購買了悉尼市中心的另一幢辦公大樓。

複星集團在北悉尼和布裏斯班買下了三個地塊。

海南航空成了悉尼塔的主人之一。

平安保險成了悉尼環形碼頭最高大樓項目的最大股東。

但是，對企業在海外大力擴張而造成嚴重的債務風險的憂慮，使中國政府在二0一七年八月下令銀行加強對貸款杠杆的監管，嚴格控製對境外娛樂、體育、影視、休閑和房地產領域的投資，同時徹底禁止對賭博業的投資。同年末，國家發改會要求中國公司通過離岸實體進行境外並購時需獲得監管部門的批準。一度一擁而上的海外圈地熱因此很快就退潮了。除了保利等少數企業，萬達、海航和平安等紛紛出售了他們剛到手不久的房地產資產而鳴鑼收兵。

中投公司（CIC）在二0二0年收購了悉尼的地標建築格羅夫納廣場（Grosvenor Place）物業的一半股權，可算是逆流而上的一個例外。

中資房企在澳大利亞建造的公寓的許多買家是大陸的新富，他們置產的動機無非是1）為將來移民未雨綢繆；2）為在澳留學的孩子築窩；或3）投資贏利。

在中國企業大量投資澳大利亞的同時，澳大利亞也在向中國投資。比如，據報道，聯邦政府於二00六年設立的現有近一千八百億澳元資產的澳大利亞未來基金（Australia's Future Fund）在二0二一年在擁有微信的騰訊有六點零六億澳元投資，在阿裏巴巴有五點零五億澳元投資，在中國建設銀行有一點九五億澳元投資，在百勝中國有九百八十萬澳元投資，在平安保險有九百四十萬澳元投資等等。

六）成競業不辱使命

二0一九年十二月十九日，成競業在使館舉行記者會，捍衛中國立場並駁斥澳大利亞政府和媒體對中國侵犯人權、間諜活動以及介入澳大利亞政壇等指控。他以“十足假新聞”形容外界有關中國在新疆拘禁超過一百萬維吾爾穆斯林的報導。他聲稱，中國在新疆的作為“無涉人權與宗教壓迫，而是打擊恐怖主義並防患於未然”。

成競業坦承中澳關係的緊張加深，稱二0一九年是雙方關係複雜的一年。

在二0二0年三月底新冠疫情初期，成競業向堪培拉地區的學聯、公派留學生和小留學生代表贈送了“健康包”。在儀式上，成競業還視頻連線北澳的查爾斯·達爾文大學孔子學院的負責人和留學生代表，對他們的健康和防疫情況表示關心。

二0二0年四月，澳大利亞總理斯科特·莫裏森（Scott Morrison）與美國總統特朗普遙相呼應，呼籲國際社會對新冠病毒展開溯源調查，這又一次大大惹惱了中國。成競業警告澳大利亞此舉會降低中國大眾到澳大利亞留學、旅遊以及購買農產品的熱情。莫裏森強調追查疫情的根源是為了吸取教訓，預防今後發生類似的事，並不針對任何特定的國家，並不針對中國，但成競業根本不為所動，他稱“無論澳方怎麽辯解，都掩蓋不了有關建議是政治操弄的事實”。

七）中澳雙方的博弈

中國政府對美國除了口頭強烈抗議以外無可奈何，但對澳大利亞則除了口誅筆伐以外，一招緊接一招，實施了一係列“不宣而戰”的經濟製裁，主要是大幅度減少了對澳大利亞的煤炭、木材、大麥、龍蝦、葡萄酒、紅酒和牛肉等的進口。

比如二0二0年一月至十月，中國從澳大利亞進口了三千五百～四千萬噸燃煤，占中國進口燃煤總量的兩成左右，而從十一月起，中國海關以種種借口，拒絕為停泊在海上的滿載澳大利亞燃煤的巨型散裝船及時清關，導致澳煤對中國的出口大跌（在此同時，為了彌補能源所需的缺口，中國轉向印尼和俄羅斯等國采購煤炭。由於突然減少了澳煤的進口，一時造成取暖的動力煤不足，以致在某種程度上誘發了湖南、浙江等地一度的“拉閘限電”）。

又比如中國先是在二0二0年五月以違反檢疫要求暫停進口四家澳商的牛肉，接著又宣布對澳大利亞大麥征收百分之八十的反傾銷與反補貼稅，並在當年十一月底進一步對澳大利亞葡萄酒課征百分之一百到兩百的臨時反傾銷稅。

中國政府還公開勸告中國留學生不要前往澳大利亞留學。

二0二0年六月，澳大利亞當局突擊搜查了新南威爾士州工黨議員肖凱特·莫索曼（Shaoquett Moselmane）的辦公室。莫索曼被指是中國代理人，與前中國政府官員、澳大利亞智聲文化傳媒總經理張智森關係密切。莫索曼在二00九年當選以後曾九次接受私人資助訪問中國，他多次批評澳大利亞的對華政策，以直言不諱的中國政府的辯護者而知名。在議會中，他稱中國是西方世界秩序的受害者，中國“需要增加對全球媒體的控製”，並多次讚揚中國的抗疫成就。

九月，澳大利亞安全情報人員突擊搜查了四名中國駐澳記者（包括中新社澳大利亞分社社長陶社蘭和中國國際廣播電台悉尼分社社長李大勇）的寓所，沒收了他們的手機及電腦。當局同時還注銷了中國學者陳弘和李建軍的簽證，指兩人涉嫌對澳大利亞國家安全構成風險。陳弘是上海華東師範大學教授，也是該校澳大利亞研究中心主任，他的研究方向包括中澳關係、澳大利亞政治、文化和文學等。李建軍是北京外國語大學澳大利亞研究中心主任、西悉尼大學在讀博士生，他主要研究二十世紀五十年代的澳大利亞作家。陳李兩人斷然拒絕了澳方的指控。

同月，澳大利亞警方首次引用《間諜和外國幹預法》，起訴六十五歲的楊怡生（Duong Di Sanh，又名Sunny Duong），指他與由中共統戰部控製的中國和平統一促進委員會關係密切，並與中國情報機構有涉。楊怡生出生於越南，以難民身份來到澳大利亞，他是墨爾本東南部華人社區的名人，是墨爾本澳華曆史博物館的副主席，也是大洋洲越南柬埔寨老撾華人團體聯合會主席。楊怡生曾組織華人社區為皇家墨爾本醫院捐款三萬七千四百五十澳元，他邀請了聯邦多元文化部部長艾倫·塔奇（Alan Tudge）出席支票捐贈儀式。在截獲的楊怡生與同事的電話中，楊怡生說塔奇將來可能成為“我們的讚助人或支持者”，並“為我們華人”的問題發言。聯邦警察稱，他們與澳大利亞安全情報局合作組成的打擊外國幹預工作組（Counter Foreign Interference Taskforce）早在一年前就已開始對楊怡生展開調查，這次起訴是先發製人的預防措施。

楊怡生二0二0年十一月五日在墨爾本地方法院出庭，被控“準備實施外國幹預罪”（preparing for a foreign interference offence）。他獲準保釋。該罪名如成立，最高可判刑十年。二0二二年七月，法庭開始審理楊怡生案。

在中國方麵，當局在八月十三日拘捕了在中國環球電視網（CGTN）擔任節目主持人的澳籍華裔記者成蕾。

成蕾一九七五年出生於湖南嶽陽，十歲時隨父母定居澳大利亞。她於一九九四年獲得昆士蘭大學商學學士學位，畢業後曾先後在糖果及軟飲料公司吉百利·史威士（Cadbury Schweppes）和美國石油公司埃索（Esso）澳大利亞分公司擔任會計師。二000年，她跳槽到澳大利亞物流企業巨頭拓領（Toll），去中國大陸在拓領旗下的中澳合資公司從事財務工作。

二00二年，成蕾加入中國中央電視台，在中央台英語國際頻道（當時為央視九頻道）主持《財經回顧》（Financial Review）。從二00三年至二0一二年，成蕾擔任美國消費者新聞與商業頻道（CNBC）駐華記者，以後在環球電視網主持財經新聞節目。

成蕾主持過亞太經濟合作組織（APEC）女性領導力論壇、世界互聯網大會和中國國際大數據產業博覽會等活動。此外，她還采訪過比爾·蓋茨和理查德·布蘭森（Richard Branson）等世界經濟界領軍人物。

二0二0年九月八日，中國外交部發言人趙立堅在例行記者會上證實，成蕾因“涉嫌從事危害中國國家安全的犯罪活動”，被采取強製措施。

同年十二月，成蕾的好友、在彭博（Bloomberg）社駐京辦事處工作的範若伊（Haze Fan）也因“危害國家安全”被拘留。範若伊是中國記者，以前曾為CNBC、卡塔爾的半島（Al Jazeera）電視台、哥倫比亞廣播公司和路透（Reuters）社北京分社工作過。

二0二一年二月八日，成蕾被正式逮捕。案件於二0二二年三月三十一日在北京市第二中級人民法院以“涉及國家機密”為由閉門審理，現場保安嚴密，跟楊恒均案一樣，澳大利亞駐華大使傅關漢被拒絕旁聽庭審。世人至今不清楚中國指控成蕾向什麽人透露了什麽國家機密，她又是從什麽途經得到國家機密的。

澳大利亞前駐華大使芮捷銳（Geoff Raby）曾對路透社表示，他和成蕾是多年好友，也曾多次被成蕾采訪。他認為，財經新聞的報導一般不被視為政治敏感，他對成蕾被捕感到驚訝。芮捷銳說：“她（成蕾）對中國媒體有一定程度的懷疑，但她同樣強烈地為中國辯護，認為外國報導不符合事實或曲解中國”。

成蕾在她的推特（Twitter）賬號上介紹自己是一名“中國故事熱情的講述者”。不過二0二0年新冠疫情在武漢爆發導致封城、中國其他地區實施了嚴格的限製措施以後，成蕾對中國政府的看法似乎有所改變。在其臉書（Facebook）上的帖子裏，成蕾認為是官方的無能和隱瞞導致了那場醫療災難。她在一篇帖子中寫道：“中國的規模意味著它是一個巨大的過濾器，個人悲劇會從中落下。但現實有時感覺就像一部慢動作的恐怖電影，將死亡一幕幕地展開。”

成蕾稱她的長期伴侶尼克·科伊爾（Nick Coyle）為“我的穿著閃亮人字拖的騎士”。她在給科伊爾的一則短信中說 “你的信總是讓我笑，讓我更愛你。……我無法描述你的忠誠對我有多麽的重要” 。

二0二二年八月二十四日，澳大利亞《每日電訊報》稱成蕾不久前告訴探訪她的澳大利亞領事官員，因為很少能到戶外見陽光，她的視力正在減弱；因為穿的鞋子不合腳，她不得不將衛生巾墊在鞋子裏。報道說，成蕾最初被關在北京秘密監視居住，後來被轉移到一個監獄，與三名女囚犯關在九平方米的牢房裏，牢房裏隻有一張床，供四個人輪流使用。成蕾用莎士比亞作品與英語影集教室友們英文，還教她們一九八0年代的流行英文歌曲。她說，“我的英語教學事業正在蓬勃發展”，在改變獄友的生命的同時，那也讓她自己保持樂觀。

成蕾是個單親媽媽，有一子一女，他們因疫情而在她出事前就被送回了澳大利亞外祖母處。

中國國安人員還在九月初一天的半夜裏突擊造訪了澳大利亞廣播公司的記者比爾·博圖斯（Bill Birtles）和《金融評論》報的記者邁克·史密斯（Michael Smith），兩人隨即逃入澳大利亞駐華使館避難，數天後緊急撤離中國。他倆的離開意味著澳媒駐華記者實現了清零。

中方也禁止澳大利亞戰略政策研究所（Australian Strategic Policy Institute）的研究人員周安瀾（Alex Joske）和查爾斯·斯特爾特（Charles Sturt）大學的教授克拉夫·漢密爾頓（Clive Hamilton）入境。中國準官方的《環球時報》稱他倆為“反華學者”，中國外交部表示中方堅決反對打著學術幌子蓄意抹黑攻擊中國的行為。

《悉尼先驅晨報》在二0二0年十一月十八日報導，中國駐澳使館一名官員向媒體分發了一份文件，其中列舉了十四項中國對澳大利亞政府的“不滿”，其中包括澳政府對澳大利亞戰略政策研究所的“反華”研究項目的資助、在國際論壇上積極攻擊中國在香港、台灣與新疆的政策、突襲調查中國駐澳記者、取消中國學者赴澳訪問簽證、禁止華為參與澳大利亞的5G建設、先後拒絕批準十起中資企業對澳大利亞的基建與農業項目的投資案、企圖廢除維多利亞政府在二0一七年與中國達成的“一帶一路”備忘錄、聽任澳大利亞媒體對中國做出“不友善且充滿敵意”的報導等等，“罪狀”中自然少不了澳大利亞政府針對新冠病毒起源展開調查的呼籲。

該文件聲稱，如果澳大利亞願意停止執行中方列舉的那些政策，將有助於雙邊關係變得更有建設性。那名官員在接受采訪時告訴記者：“中國生氣了。如果你把中國當作敵人，中國便會是你的敵人。”

同一天，趙立堅在例行的記者會上指責澳大利亞是使雙方關係惡化的始作俑者。趙立堅說：“中澳關係下滑的症結在哪裏，澳方是十分清楚的。澳方屢屢在涉及中國核心利益和重大關切的問題上采取錯誤言行，主動發起挑釁性和對抗性的行動，是造成當前中澳關係困難局麵的根本原因。”

《環球時報》主編胡錫進輕蔑地稱澳大利亞就像“粘在腳底的口香糖”，討厭而無足輕重。

莫裏森在第二天回應中方的不滿時表示澳大利亞始終以自身的利益和原則為出發點行事，他重申澳大利亞絕不會改變其政策。莫裏森強調：“澳大利亞不會停止為自己製定外部投資法，我們也不會停止為自己決定該如何建設澳大利亞的5G網絡，我們更不會停止決定如何確保澳大利亞的機製不受外部幹預。”

與此同時，中國官方切斷了與澳大利亞政府部長和外交人員的直接聯係，毫不理會澳大利亞與中國對話的多次呼籲。

二0二0年十一月底，趙立堅在推特上轉發了一幅表現澳軍殺戮阿富汗兒童的合成圖片，澳大利亞政府立即召見成競業，要求中方馬上刪除圖片並道歉。

二0二一年四月，澳大利亞政府宣布首次引用《外交安排政策法》（Foreign Arrangements Scheme），正式取消了維多利亞與中國簽署的有關“一帶一路”計劃的諒解備忘錄，此舉立即引起中方的強烈譴責，中方稱澳大利亞是“搬起石頭砸自己的腳”（其實澳大利亞聯邦政府原本對“一路一帶”發出過積極的信號，不過漸漸對那計劃的透明性和最終目的產生了懷疑）。

二0二一年五月，澳大利亞聯邦政府開始重新審查北澳特區政府在二0一五年與中國嵐橋集團簽訂的達爾文港九十九年租賃合約，研究是否有以國家安全為理由迫使嵐橋集團放棄相關租賃權的可能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