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澳關係與在澳華人簡史（十七）

中澳關係與在澳華人簡史（十七）

中華人民共和國與澳大利亞（1）

一.中華人民共和國與澳大利亞建交

一九七一年七月，澳大利亞反對黨工黨領袖高夫·惠特拉姆（Gough Whitlam）率領一個小型的工黨代表團，其中包括基辛格在哈佛大學時的朋友、工黨的顧問羅斯·特裏爾（Ross Terrill），訪問北京並會見了周恩來。他們剛好趕在基辛格秘密訪華以安排尼克鬆訪華之前。這次會見奠定了以後四十多年澳中友好關係的基石。惠特拉姆一直為之津津樂道。

回國後惠特拉姆聲望一路飆升。在次年聯邦大選的競選中，惠特拉姆宣布如果工黨獲勝，澳大利亞將跟中國建交，澳中關係於是成了那次大選中的重大議題之一。惠特拉姆在十二月五日大勝當選後的第一件外交舉措，就是下令趕在聖誕節之前與中國建交。半個月後的二十一日，中澳兩國在巴黎簽署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和澳大利亞政府關於中澳兩國建立外交關係的聯合公報》。

台灣隨之跟澳大利亞斷交（一九七五年四月，台灣在墨爾本成立了一個遠東貿易公司以處理與台灣有關的一切事務，那是台灣實際上的駐澳領事館。一九七九年三月，台灣撤銷了遠東貿易公司，代之以台北經濟文化辦事處，其總部設在堪培拉，在悉尼、墨爾本和布裏斯班設有三個分部。從二0一一年起，該辦事處的主任對外依然稱“代表”，而他們的外交職務是“特命全權大使”）。

二.中華人民共和國駐澳大使館臨時代辦朱啟禎（一九七三年二月—五月）期間

一九七三年二月，朱啟禎以中國駐澳使館政務參讚和臨時代辦的身份率領一個先遣組到堪培拉籌建大使館。他們買下了一個能夠基本滿足使館人員工作和住宿需要的旅館。中國大使館在那裏待了十七年（其間中國先後在悉尼、墨爾本、阿德萊德和珀斯設立了領事館，而澳大利亞則在上海、廣州、成都、沈陽和香港設立了領事館），直至新館在一九九0年竣工。

朱啟禎一九二七年出生於江蘇宜興。他在一九四四年九月進上海聖約翰大學政治係學習，一九四七年三月加入中國共產黨，一九四八年從聖約翰大學畢業，次年入職新政府的外交部。朱啟禎英語極好，為人友善，他曾任中國駐阿拉伯聯盟共和國（一九五八—一九六一年間埃及和敘利亞的聯合體）使館一秘。文革中朱啟禎曾在外交部江西上高幹校當炊事員。從一九七一年六月起，他先後任外交部西亞非洲司處長和西亞北非司副司長，一九七三年至一九七七年任駐澳使館政務參讚。他隨後參加了中美建交和中美八一七公報的談判，並在一九七九年陪同鄧小平訪美。一九八二年十二月，朱啟禎任外交部部長助理兼美大司司長。一九八四年至一九八九年，朱啟禎任外交部副部長，一九八九年至一九八三年任中國駐美大使，一九九三年至一九九八年任第八屆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和外事委員會副主任委員。

朱啟禎在二0一四年去世。

惠特拉姆在一九七三年十月再度訪華，成為首位訪華的澳大利亞總理，也是大洋洲第一個訪華的政府首腦（惠特拉姆在三十餘年間曾訪華十一次）。

三.中華人民共和國首任駐澳大使王國權（一九七三年五月—一九七五年四月）期間

王國權於一九一一年出生於河南鞏縣，一九三0年考入河南大學。他在一九三四年因躲避國民黨追殺而流亡東京，次年在日本加入中國共產黨。一九三六年，王國權回國赴延安進抗大學習，一九三七年底後先後任晉察冀一分區地委副書記、書記兼軍分區政委，一九四五年九月參與接收熱河省，先後任中共熱河省委委員、組織部部長、省委副書記和民運部長，並曾兼任中共承德市委書記、熱東地委書記兼熱東軍分區政委。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後，王國權擔任熱河省委書記、省長和省軍區政委。一九五六年，他進入外交部，擔任駐民主德國大使。一九六四年，他擔任駐波蘭大使，從而經曆了三年中美大使級華沙會談。文革中，王國權擔任位於湖南茶陵的外交部五七幹校的副校長，是實際上的主管（他先去了外交部在黑龍江五常的幹校，因為那裏冬天的自然環境太惡劣，加上邊境形勢緊張，幹校轉移到了湖南）。據說王國權為人謙和，從不對人發脾氣。幹校時期是瘋狂揪五一六分子的高潮，但王國權沒有窮凶極惡地整人，因此事後罵他的人不多。幹校撤銷時，王國權被周恩來調回北京，出任對外友協會長。其子說，他父親自覺在外交戰線最有成就感的是在當對外友協會長時，曾作為周恩來的私人特使赴日參加自民黨元老鬆村謙三的葬禮，廣泛交友，為後來中日邦交正常化作出了貢獻。王國權在一九七三年擔任駐澳大使，一九七七年擔任駐意大利大使。次年他被調任民政部副部長，後任民族委員會常務副主任和外交委員會常務副主任。

王國權著有《王國權回憶錄》。他在二00四年去世。

一九七三年，中國外貿部部長白相國率領一個貿易代表團訪澳。他是中華人民共和國訪澳的第一個政府部長。

次年，澳大利亞在北京舉辦了首屆澳大利亞貿易展覽會，展覽會上最受歡迎的是每天中午的剪羊毛表演。

惠特拉姆的工黨政府在一九七三年正式宣布拋棄白澳政策。

四.中華人民共和國第二任駐澳大使周秋野（一九七六年六月—一九七八年五月）期間

周秋野一九一三年出生於江蘇無錫，一九三0年加入中國共產黨。一九三二年至一九三八年間，周秋野與組織失去聯係，但仍積極從事抗日救亡宣傳工作。抗戰時期，他先後在山西青年抗日決死縱隊、八路軍一一五師一支隊和延安中央軍委作戰部工作。解放戰爭時期，周秋野曆任東北民主聯軍司令部秘書科科長、交際處處長、哈爾濱鐵路工廠副廠長、東北行政委員會外事廳副廳長和沈陽市人民政府秘書長等職。

新中國成立後，周秋野曆任中共中央東北局統戰部秘書長、東北行政委員會副秘書長兼辦公廳主任和遼寧省政府秘書長等職。進入外交部以後，他先後任駐南斯拉夫大使館參讚和代辦、外交部第二亞洲司司長、駐剛果（布）首任大使、中國人民外交學會秘書長和副會長、駐澳大使、駐南斯拉夫大使和駐塞爾維亞（Serbia）大使等。退休前周秋野擔任中國人民外交學會副會長。

周秋野於二00八年去世。

周秋野參加了一九七六年六月二十日中國國務院總理華國鋒與來訪的澳大利亞新任總理馬爾科姆·弗雷澤（John Malcolm Fraser）的會談。他當時已被任命為駐澳大使，不過尚未上任。

那次中國藝術家在人民大會堂舉行的國宴上表演了傳統的歌舞，弗雷澤心血來潮，覺得澳方也應該有所表示，他讓隨行的記者們出個節目，於是兩個記者自告奮勇即興唱了個當時澳大利亞正流行的電視上一個賣果醬的廣告歌曲，把弗雷澤弄得哭笑不得。當中方請那兩個記者解釋歌詞的大意時，他們說那歌譴責萬惡的資本主義對澳大利亞經濟的控製，那讓中方非常滿意。

澳大利亞新任總理的初次出訪地，通常總是非英即美，而弗雷澤打破傳統，選擇了日本和中國。在那次訪問中，弗雷澤希望中國能夠跟美、日、澳一起，搞個太平洋四國協議以對抗蘇聯，中國沒有點頭，不過也沒有表示反對。

在一九七八年至一九八一年任駐南斯拉夫大使期間，周秋野在跟人聊天時談起在澳大利亞的經曆。他說：我不知道馬克思心目中的共產主義是什麽樣子，不過在我想來，如果真有共產主義，澳大利亞大概離共產主義不遠了。

當然澳大利亞並不是共產主義。然而正如澳大利亞最著名的政論家唐納德·霍恩（Donald Horne）在其名著《幸運之國》（The Lucky Country）裏說的，澳大利亞社會財富非常豐富，社會極其安全穩定，普通老百姓“一般總能得到他們想要的：房子、汽車、牡蠣、曬得黝黑的皮膚、蘆筍罐頭、龍蝦、海濱休假、高爾夫、網球、衝浪、釣魚，以及修整花園”。周秋野看到的，確實是一片歲月靜好。

一九七七年中國文物局局長王冶秋率團到澳大利亞舉辦中國古代文物展覽。

為了增強兩國的友好關係，澳大利亞政府在一九七八年底成立了澳中理事會（Australia-China Council），其首任主席是著名的曆史學家傑弗裏·布萊尼（Geoffrey Blainey）教授，副主席是澳大利亞首任駐華大使費思棻（Stephen FitzGerald）。

澳大利亞從一九七五年初開始接納來自越南、柬埔寨和老撾的印支難民，前後一共收容了十八萬五千人，其中超過百分之三十是華裔，而那些華裔中的大多數是吃過共產黨苦頭的地、富、反、壞、右、資本家和臭老九。印支難民中的百分之七十七落戶在新南威爾士和維多利亞。那是澳大利亞曆史上最大規模的一次華裔移民。

五.中華人民共和國第三任駐澳大使林平（一九七八年十一月—一九八三年七月）期間

林平是浙江鎮海人。他在一九三八年參加新四軍，同年加入中國共產黨。林平曾任新四軍營教導員、蘇浙軍區第三縱隊政治部組織科科長、華東野戰軍團政治部主任、第三野戰軍團政委。建國後，他曆任師政治部主任、第十三航校政治部主任、外交部美澳司專員和副司長、駐智利大使、外交部美大司司長、駐澳大使兼駐巴布亞·新幾內亞大使等職。

在一九七九年底到一九八0年初，澳大利亞實施了最後一次大赦黑民，使許多華人得益。

根據一九八0年簽署的《中澳促進發展技術合作協定》，澳大利亞向中國提供了五千萬澳元的無償援助，用於中方購買雙方商定的合作項目的技術和設備。

一九八二年三月，華文媒體老字號、總部在香港的《星島日報》集團在悉尼發行《星島日報》澳洲版，填補了澳華傳媒長達二十五年的空白。

同年八月，澳大利亞總理弗雷澤第二次訪華。

一九八三年四月，趙紫陽成為第一個訪問澳大利亞的中國總理。

六.中華人民共和國第四任駐澳大使聶功成（一九八三年十一月—一九八六年十月）期間

聶功成一九二八年出生於山東掖縣。他在一九四三年進入膠東西海專署青訓班學習，結業後任掖南縣政府幹事和會計。一九四七年，聶功成加入中國共產黨，同年入抗大膠東分校學習，結業後任膠東軍區情報處機要秘書，一九四九年後曆任膠東區黨委秘書、華東革命大學政治研究院秘書和華東文教委員會副科長。一九五四年，他進入外交學院學習，一九五八年畢業後任外交部領事司副科長。一九六0年後，聶功成先後任駐印尼棉蘭（Medan）、巴東（Badung）、雅加達和馬辰（Banjarmasin）領事館的副領事和領事，見證了一九六0年代初印尼的反華動亂。一九六四年，聶功成任外交部領事司副處長，一九六九年任駐巴基斯坦卡拉奇（Karachi）總領事館代總領事，一九七二年起先後任駐圭亞那（Guyana）商務辦事處主任和大使館參讚，一九七四年任駐委內瑞拉大使館參讚，一九七八年起任外交部領事司副司長和司長，一九八三年任駐澳大使。一九八六年，聶功成任外交部領事司司長。

聶功成於二00九年出版了回憶錄《關山度若飛：我的領事生涯》。

一九八四年二月，澳大利亞總理鮑勃·霍克（Bob Hawke）訪華。

一九八五年四月，中共中央總書記胡耀邦訪澳。

同年，由來自印度支那的華裔創辦的第二份當代華報《華聲報》在悉尼出版（後被台灣人收購）。

一九八六年五月，霍克第二次訪華。

八月，中國國際信托投資公司（中信集團，CITIC）以一億二千萬澳元購買了位於維多利亞的波特蘭鋁冶煉廠（Portland Aluminium Smelter）百分之十的股份，那是當時中國最大的海外投資項目（一九九八年中信集團再次投資一億七千萬澳元，將在該企業的股份增加到了百分之二十二點五）。

七.中華人民共和國第五任駐澳大使張再（一九八六年十一月—一九九0年八月）期間

張再一九二八年出生於江西九江。他於一九四八年進晉冀魯豫邊區北方大學學習，隨即進華北大學二部外語係學習，一九四九年三月被調到中共中央外事組，同年十月調外交部，先後任外交部美澳司美國科科員、副科長和美國處副處長。他參加了朝鮮停戰談判。從一九六九年至一九七一年，張再隨著外交部幹校先後轉輾於黑龍江、湖南和江西勞動。離開幹校後張再在外交部歐美司、美大司和國際問題研究所任職。

一九七三年六月，時任美大司美國處副處長的張再按照周恩來的指示，在專供中樞閱讀的《新情況》一百五十三號上發表文章《對尼克鬆—勃列日涅夫會談的初步看法》，文章認為美蘇那次會談的“欺騙性更大”，“美蘇主宰世界的氣氛更濃”。毛澤東讀後認為那篇文章隻寫了美蘇勾結而沒寫雙方的爭鬥，他批評說：“近來外交部有若幹問題不大令人滿意。我常吹大動蕩、大分化、大改組，而外交部忽然來一個什麽大欺騙、大主宰。在思想方法上是看表麵，不看實質。”毛澤東接著沒頭沒腦地上綱上線說：“結論是四句話：大事不討論，小事天天送。此調不改動，勢必搞修正。”周恩來從王海容處得悉毛澤東的不滿以後，慌忙要求外交部撤回那期《新情況》，並檢討說：“這個錯誤主要責任在我。”周恩來接著審閱修改了由外交部起草的《〈新情況〉一五三號錯誤何在？》一文，送毛澤東審定後，將該文連同《新情況》一五三號，除原發單位外，加發到中國各駐外使領館、中央和各省、市、自治區黨政軍部門。

當年十一月底到十二月初，中共中央召開政治局擴大會議批判周恩來的所謂“喪權辱國”和“投降主義”等錯誤。四十年以後，張再在接受《中國新聞周刊》采訪時，對於後來所遭到的輪番審問，並被嚴厲追查那篇文章與周恩來的關係，仍然心有餘悸，三緘其口。

張再在一九七九年任外交部美大司一處處長，一九八二年後先後任美大司副司長、駐美大使館公使銜參讚和公使。一九八六年任駐澳大使。一九八九年九月中國與西太平洋上的島國密克羅尼西亞聯邦（Federated States of Micronesia）建交後，張再兼任了駐密克羅尼西亞大使。

一九九0年回國後，張再任中國國際經濟谘詢公司高級顧問。

張再於二0一六年去世。

一九八七年，中國的中鋼集團（Sinosteel）向澳-英礦業巨頭力拓（Rio Tinto）擁有的在西澳的查納爾（Channar）鐵礦投資，持股百分之四十。

同年，《香港新報》的海外版《澳洲新報》在悉尼出版。

同年，悉尼德記飯店被移民部前後包抄，捉去黑戶口的大廚及樓麵侍應數人。

在一九八0—九0年代，澳大利亞增加了許多因對回歸大陸的前景不安而來自香港的經濟移民。跟早期華人當家人在澳討生活，家人留在故鄉的模式相反，那些香港移民往往把家庭子女留在澳大利亞，而自己回到香港去繼續打拚。

一九八八年一月，新南威爾士和廣州政府合作在悉尼的達令港（Darling Harbour）建了個小小的卻收費不菲的中國古典風格的園子“誼園”。

同年，為慶祝建國二百周年（英國人運送罪犯的“第一艦隊”在一七八八年抵達悉尼），悉尼僑青社組織了一百多個華裔青少年在悉尼歌劇院、堪培拉國會大廈和墨爾本、布裏斯班巡回演出大型舞蹈史詩“龍騰澳洲”，回顧一八四八年以來華人先輩艱苦創業的曆程以及中澳人民友好關係的發展。

中國總理李鵬在一九八八年十一月訪澳。

在張再駐澳大使任期內，發生了八九民運和六四。盡管國內風雲動蕩，在澳中國留學生也群情激憤而不斷到使領館前請願抗議，使領館係統裏更有人出逃申請政治庇護，但使館始終保持了極度的低調。

與中國駐澳使館的萬分謹慎小心相反，澳大利亞駐華使館則活躍得多。

那裏的文化參讚尼克·喬斯（Nick Jose）是劉曉波的好朋友，他在六月四日那天開車帶著劉曉波去澳大利亞使館，在使館大門外，他停了車，對劉曉波說：“就是這樣了。我們可以開進去，門會打開，又會關上，你就正式尋求澳大利亞的政治庇護了。或者，你可以離開，去找住在附近的朋友。”

劉曉波想了片刻，然後說：“謝謝。不了。”

當晚十一點左右，劉曉波的女友劉霞給尼克打電話，十分焦慮地說：“他們騎車經過一條黑黑的街道時，一輛沒有標記的麵包車突然出現，把他拉上了車，他就消失了。”

尼克回憶說，他那天晚上躺在使館的地板上，一夜都醒著。他覺得當時也許應該更努力一點鼓勵劉曉波進使館。同時，他又明白，劉曉波對局勢的了解和認識一定比他更清楚。他無權要求劉曉波幹什麽，更沒有權力硬把劉曉波拉進使館。

不過尼克和其他一些人在大使戴維·薩德利爾（David Sadleir）和使館其他上司事先不知情的情況下設法把台灣歌手、與劉曉波同為天安門廣場四君子之一的侯德健蒙在毯子底下偷運進了使館。

薩德利爾在事後說：“英國大使館有個政策：如果什麽人尋求政治庇護，他不會被準許在使館裏過夜。我們沒有這樣的規定，我就隨機應變了。我想我們基本上做對了。”

薩德利爾沒有把侯德健的事立即告訴中國當局。他覺得時間拖得越久，形勢就會越緩和。中國越是希望盡快回到國際大家庭，他就越有機會讓侯德健活著出去。

使館最終通知了中國外交部侯德健的事。經過二個多月的交涉，侯德健在得到安全保證以後於一九八九年八月十六日走出澳使館回到家中。次日，他接受了新華社的采訪，後者隨即發表了一則簡短的報道，說侯德健承認在“撤退過程中無一人被打死，也沒見坦克壓人”。

一九九0年，侯德健同四君子中的另一位高新等人策劃在六四事件一周年紀念日召開國際記者會，打算公布一封要求中共釋放全體政治犯的公開信，他立即被公安軟禁，然後在六月二十日從福州被押上一艘軍艦，該艦在公海找到一艘台灣漁船，將侯轉上船讓他偷渡返台。侯德健在蘇澳海灘上岸後回到台北向當局自首，很快被以非法入境罪判刑三個月，他繳納了罰金，避免了坐牢。不久，侯德健從台灣移民去了新西蘭。

澳使館的新聞官格雷格森·愛德華茲（Gregson Edwards）參與了把西方記者拍攝的幾盤六四磁帶偷帶到香港的行動。

使館的武官彼得·埃弗裏特（Peter Everett）在戒嚴後跟美國使館合作監視北京郊區兩個軍用機場的動靜，美國人負責南麵的那個，埃弗裏特負責北麵的那個。他借口參觀那附近的飛機博物館而去觀察機場裏有多少飛機、卡車和帳篷，以便估計運進了多少軍隊。他去了兩三次，後來就不行了。

埃弗裏特在使館工作人員在長安街的宿舍裏收集到了七十二顆殺傷力很大的 “達姆”子彈。他認為那說明了為什麽那天有那麽多人流血致死。

在使館的大多數工作人員奉命從北京撤退以前，他們極其匆忙地燒掉或粉碎了所有的重要文件、搗毀並焚燒了所有的譯碼設備。

當時正值澳大利亞航空公司飛行員大罷工，由誌願人員臨時組成的一個澳航七四七機組飛去北京撤出了所有想走的人。在從北京機場起飛時，飛機非同尋常地急劇升空。駕駛員事後向大家道歉，說機場跑道上有一門炮，他不敢冒任何風險，隻想盡快離開那鬼地方。

使館發給堪培拉的電報以及撤退回國的外交官的匯報讓霍克總理悲憤激動得涕淚交加，最終促使他作出了給所有在一九八九年六月二十日以前抵澳的中國公民四年臨時保護居留簽證的決定（事後證明那些電報的信息來源不很可靠。一九九四年初，繼霍克以後擔任總理的保羅·基廷（Paul Keating）給了那批人以及在一九八九年底—一九九0年上半年到澳學習英語的四萬多中國公民永久居留權。據說澳大利亞政府七個部門花了六個月時間對那批人作了分析研究，他們發現，那些人中百分之七十五有大專以上學曆，其中百分之三十二有大學或以上學曆，他們中百分之八十四的年齡在四十歲以下，換句話說，那些人將是澳大利亞社會的財富，而不會成為負擔）。那是又一批大規模的華人移民。

當年的那些外交官們認為，一九八九年發生的事件，使那個黨在道義上失去了合法性。隻有用某種方式處理了那個事件，那個黨才可能重新獲得合法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