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澳關係與在澳華人簡史（十六）

中澳關係與在澳華人簡史（十六）

民國政府與澳大利亞（8）

二十一.中華民國駐澳大使館代辦陳岱礎（一九五一年五月—一九五九年九月）期間

      民國政府遷台以後，直到一九六六年，澳大利亞拒絕在台北設立大使館，當然也沒派大使，於是陳岱礎在一九五一年到堪培拉上任以後，隻能以代辦身份主持使館事務。

陳岱礎一九一三年出生於上海，其父陳模為一九一三年在討袁的二次革命中犧牲的烈士。陳岱礎是其父的摯友林森的義子。

陳岱礎從燕京大學畢業後出國留學，先後獲美國哥倫比亞大學政治學碩士和英國倫敦大學國際關係學博士。進入國民政府外交部以後，陳岱礎先擔任專員和秘書，從一九四三年起，他曆任中華民國駐蘇大使館參讚、駐聯合國大會中國代表團顧問、巴黎和會中國代表團顧問、外交部亞西司司長和美洲司司長等職。一九四九年一月底，民國政府遷往廣州，作為美洲司司長，陳岱礎幾乎每天都和美國大使館駐廣州的參讚聯絡（美國大使司徒雷登（John Stuart）留在南京坐等跟共產黨握手言歡），因此有人稱讚他“在一九四九年危急存亡之秋獨力於廣州支撐外交部的危局”。

一九五九年五月，陳岱礎代表中華民國將在澳參加亞洲文物展覽的《二十五史》全套及《中華美術圖集》三冊贈送給澳大利亞國家圖書館。

陳岱礎在返台後任外交部顧問。一九六二年出任中華民國駐利比裏亞（Liberia）大使。一九六七年起他先後任教於政治大學和東吳大學等校。從一九七一年起至一九七九年，陳岱礎任駐美大使館公使，直至美台斷交。台灣情治單位不知何故懷疑陳岱礎會叛變投靠中共，設計把他誘回台北，限製其出境（後來解除）。陳岱礎晚年曾任亞太國會議員聯合會副秘書長、淡江大學教授、行政院新聞局顧問和外交部顧問等職。

陳岱礎在一九六九年出版了《文化交流與國際關係》一書。

韓戰期間，因為相信“死的也比紅的好”（better dead than red）,澳大利亞與台灣的關係大大改善。

一九五五年二月，澳大利亞內務部長威爾弗雷德·休斯（Wilfred Hughes）訪問了台灣。他是第一個訪台的澳大利亞政府部長。

次年，澳大利亞前外交部長萊塞姆率領一個代表團訪問台灣。

二十二.中澳在朝鮮半島的兵戎相見

      韓戰期間，澳軍是由十六國軍隊組成的聯合國軍的一部分。在一九五0—五三年間，前後有一萬七千一百六十四個澳大利亞軍人直接或間接卷入，其中陸軍一萬零六百五十七人，海軍四千五百零七人，空軍二千人。澳軍在韓戰中共死亡三百四十人，負傷一千一百十六人，分別被朝鮮人民軍和中國人民誌願軍俘虜二十九人（其中一人在被關押期間死亡）。澳軍中至少有一個華裔士官Stanley Wing Quay。

澳軍實際參戰的主力是原來駐紮在日本、受英國占領軍指揮的皇家空軍七十七飛行中隊和皇家第三步兵營。他們去韓國是為了幫助韓國抵抗北韓的入侵，怎麽也沒想到在不久的將來他們的主要對手變成了中國人民誌願軍。

七十七飛行中隊是第一個抵達韓國的聯合國軍空軍單位，它主要執行地麵支援、轟炸、空中巡邏和護航任務。在三年期間，該中隊共出動過一萬九千餘架次，炸毀了三千七百幢建築物、一千四百零八輛各種車輛、九十八節火車頭和火車車廂以及十六座橋梁。它自身損失了四十一個飛行員（另有七個跳傘後被俘）和九十架飛機中的五十四架。

七十七飛行中隊與誌願軍空軍在一九五一年十二月一日上午九點左右在雲山（Sunchon）附近的上空發生激戰。澳方的十二架格羅斯特·流星（Gloster Meteor）戰鬥機遭到至少二十架速度快得多、機動性優越得多的米格十五（據說飛行員實際上都是俄國人）的攻擊，澳方損失了三架飛機，而中方稱他們隻損失了一架飛機。

初時隸屬於英聯邦二十七旅的澳軍第三營一九五0年九月二十八日在釜山登陸。不足千人的該營在韓戰中共陣亡了二百三十一人。

在一九五0年十一月五日的博川（Pakchon）戰鬥中，第三營初次與誌願軍交手，他們得到了七十七飛行中隊的支援，那是澳軍陸空軍在韓戰中的第一次協同作戰。第三營承受了十二人死亡、七十人負傷的損失。

第三營第二次與誌願軍對抗的主要戰鬥是為控製橫城（Hoengseong）和原州（Wonju）之間梅花山（Maehwa-san)周圍地區的梅花山之戰。一九五一年三月七—八日，第三營的A、B和D三個連經過苦戰，以十二死二十四傷的代價，從吳瑞林當軍長的誌願軍第四十二軍一二四師三七0團三營手裏奪取了四一0高地。

誌願軍在一九五一年四月發起以重新奪取漢城為主要目標的春季攻勢（又稱第五次戰役），他們在臨津（Imjin）江戰鬥中獲勝，但是在開平（Kapyong）戰鬥中受挫。

參加開平戰鬥的誌願軍是鄧嶽任師長的一一八師。他們在四月二十三日輕易擊潰了韓軍第六師，但是接著遭到了倉促構築成防禦工事的澳軍第三營和加拿大輕騎兵第二營的頑強抵抗。經過多番激戰，包括肉搏和拚刺刀，防守五0四高地、幾乎彈盡糧絕、麵臨被包圍危險的澳軍在二十四日下午撤退到了新的位置。在撤退的過程中，四個擔任掩護的士兵擊退了三輪進攻，打死了至少二十五個敵軍，打傷了更多。在澳軍通過電話向美軍求援時，美軍指揮官回答說，我們得到情報說你們已經被消滅而不複存在了。在兩天兩夜的戰鬥裏，澳軍戰死三十二人，負傷五十九人，被俘三人（其中兩死若幹傷是被美軍飛機誤炸的）。

（被團團包圍在六七七高地的加軍第二營D連的連長米爾斯（Mills）在二十五日淩晨曾幾次呼喚炮兵向他自身所在的位置開炮。當天黃昏，誌願軍的攻勢減弱了，同時加軍得到了新西蘭炮兵和美軍一個坦克排的支援）。

誌願軍具有人數上的極大優勢，他們作戰勇敢而頑強，但是他們的裝備特別是重武器遠遠不如訓練良好、紀律嚴明的澳軍和加軍，因而無法徹底粉碎澳軍和加軍的防線。

第三營在開平戰鬥中的表現使其成為獲得美國總統褒獎的三個集體之一。

第三營在韓戰中參加的最後一次主要戰鬥是一九五一年十月的馬良山（Maryang San，即三一七高地）之戰。那是聯合國軍在韓戰中發動的最後一次大規模進攻“突擊隊行動”（Operation Commando）的一部分。該行動的目標是進攻誌願軍在臨津江邊的突出部，以保護聯合國軍在漢城附近的供應線。澳軍在濃霧中強攻馬良山成功，並在接下來的兩天裏頂住了誌願軍日夜不停的反攻。一些軍事學家認為那是澳軍在韓戰中打得最出色的一仗。澳軍的傷亡人數分別為二十和八十九。“突擊隊行動”結束以後直到停戰，第三營在臨津江最北麵的高地上據壕與誌願軍對峙。

在韓戰後期，許多國家越來越希望減少投入，而澳大利亞卻反其道而行之，在一九五二年四月增派了皇家第一步兵營。

該營在七月二日組織了“烈火行動”（Operation Blaze），其目標是進攻在高野裏（Kangao-ri）附近誌願軍三十九軍占據的二二七高地，奪取那裏的碉堡，同時抓幾個俘虜以獲取情報。在一陣炮火準備以後，該營A連在上午九點發起衝鋒，半小時以後登頂。然而先前的炮擊遠遠沒有對守軍造成嚴重的損失，澳軍遭到了機槍、手榴彈和迫擊炮的反擊，連指揮部被兩發迫擊炮彈直接命中，無線電員當場死亡，炮兵觀察員和其他兩個人受傷。A連控製了六個碉堡中的兩個，不過沒能抓到俘虜。在高地堅持了九十分鍾、打光了子彈以後，他們被迫撤退。

第一營在十二月十一日又奉命組織了“動物行動”（Operation Fauna），其目標跟“烈火行動”相似，即從三五五高地（高光山）抓幾個俘虜以弄清新到的誌願軍部隊的番號以及摧毀高地上的碉堡。執行任務的B連在清晨從三五五高地的背麵偷襲，雖然打了誌願軍一個出其不意，但誌願軍很快就穩住了陣腳，讓B連除了二十二個傷員以外一無所獲。在混亂中，澳軍還有三個士兵失蹤（第二天找回了一個）。

第一營在一九五三年三月回國，由第二營接替。

一九五三年七月二十四—二十六日，澳軍第三營和第二營在沙尾川（Samichon River）戰役中頂住了程登誌的誌願軍一三七師對一個叫“鉤子”（The Hook）的陣地的猛烈進攻。在誌願軍被擊退的幾個小時以後，朝鮮停戰協定就簽署了，朝鮮戰爭從而結束。

戰後，一些澳大利亞人又作為軍事觀察員在韓國繼續駐紮了四年。

澳大利亞海軍也投入了朝鮮戰爭。它們參加了一九五0年十二月的興南軍民大撤退。在一九五一年七月到九月，為了打擊漢江北岸的誌願軍及其設施和防止誌願軍渡江，聯合國軍的十四艘軍艦執行了“漢江行動”（Operation Han），在封鎖江麵的同時，它們不斷炮擊開城（Kaesong）附近的大片地區。而誌願軍在九月底的兩次炮擊中，擊中了澳軍默奇森護衛艦（HMAS Murchison），打傷了若幹水手，其中一人重傷。

澳大利亞著名女歌手格拉迪斯·蒙克裏夫（Gladys Moncrief）曾到韓戰前線勞軍，在戰鬥前夕在鋼琴的伴奏下為士兵們演唱。

二十三.五十年代的變化

盡管韓戰炮火隆隆，墨爾本和悉尼在一九五一年和一九五二年相繼成立了互不統屬的澳中協會（以後在其它州也成立了相應的組織），這些民間團體的宗旨是在澳大利亞公眾中增加對新中國的認識和了解，促進兩國民間的友好往來。

    一九五六年，北京京劇團和武漢歌舞團到澳為墨爾本奧運會期間助興。中華民國體育代表團參加了比賽，不過沒有獲得獎牌。

有個澳大利亞出生的英籍華裔運動員John Ian Wing在奧運會結束前幾天給組委會寫信，建議在閉幕式上讓運動員混在一起自由走動以加強彼此間的友誼和了解。他的建議被組委會接受並從此成了奧運會的傳統。為了表彰Wing的創意，那屆奧運會專門給他頒發了一枚銅牌獎章（二000年悉尼奧運村附近的一條街被命名為John Ian Wing街）。

一九五七年，由孟席斯領導的自由黨政府立法允許在澳大利亞居住滿十五年的非歐裔移民入籍（歐裔移民隻需五年）。第二年，政府又取消了語言聽寫測試。

在五十年代，澳大利亞接收了許多來自新加坡/馬來亞、帝汶、新幾內亞和印度支那的華人留學生，其中不少得益於澳大利亞等英聯邦國家發起的《關於南亞和東南亞經濟合作發展的科倫坡計劃》（Colombo Plan）。

二十四.中華民國駐澳大使館第二任大使陳之邁（一九五九年九月—一九六六年八月）期間

陳之邁一九0八年出生於天津，一九二八年從清華大學畢業後赴美留學，一九二九年獲俄亥俄大學文學士，一九三三年獲哥倫比亞大學哲學博士學位。一九三四年回國後，他先後任教於清華大學、北京大學、南開大學、中央政治學校和西南聯合大學等。他還加入了胡適和蔣廷黻等創立的《獨立評論》社，協助編輯《獨立評論》周刊。陳之邁是個民主派，他反複強調：“民主政治的精義在於一切國內問題取決於政治而不取決於武力”，“民主政治的根本在於……（一）統治者由被治者產生，（二）統治者根據被治者的同意而統治，在統治者失去了被治者同意（政治學裏有時稱之為失去了‘信任’）的時候，被治者可以不用暴力便能請統治者下台，另外產生合被治者脾胃的統治者來統治”。陳之邁在一九三八年棄學從政，任教育部參事和行政院政務處參事等職，參與政府各種典章製度的擬訂和執行。一九四四年，陳之邁出任中華民國駐美大使館公使銜參事，後又曆任聯合國善後救濟總署中國副代表、聯合國糧農組織國際緊急糧食委員會中國代表和駐美大使館公使等職。一九五五年出任中華民國駐菲律賓大使。

在任駐澳大使的後期，陳之邁還兼任駐新西蘭大使。

一九六六年，陳之邁調任駐日大使，一九六九年任駐羅馬教廷大使，一九七一年兼任駐馬耳他大使。一九七八年，陳之邁回到台灣，任外交部顧問和國際關係研究所研究員，同年去世。

陳之邁著有《英國議會委任立法製度研究》（英語博士論文）、《國民會議之選舉》、《政治學》、《中國政製建設的理論》、《天主教流傳中國史》、《蔣廷黻的誌事和生平》、《澳紐之旅》和《中國政府》等書。

一九六0年，由國民黨主持的中華公會在悉尼創辦了二戰後的第一所華文學校。一九六二年，他們在墨爾本也辦了一所華文學校。

一九六五年，台灣外交部長沈昌煥對澳大利亞進行了一周的訪問。

一九六六年陳之邁離任後不久，澳大利亞終於在台北開設了大使館，先後兩任大使分別為弗蘭克·庫珀（Frank Cooper）和休·鄧恩（Hugh Dunn）。

到一九六一年時，澳大利亞有二萬零三百八十二個華裔。一九六五年，哈羅德·霍爾特（Harold Holt）取代孟席斯擔任總理，他允許亞裔移民，在事實上結束了澳大利亞的白澳政策。一九六六年，在澳華裔達到了二萬三千二百八十一人。

二十五.中華民國駐澳大使館第三任大使沈劍虹（一九六六年十月—一九六八年七月）期間

沈劍虹一九0八年出生於上海，先後就讀於光華附中、滬江大學、燕京大學新聞係和美國密蘇裏大學新聞研究院。

一九三六年從美返華後，沈劍虹進入中央通訊社，後到中央宣傳部國際宣傳處任職。一九四三年，他被外放主持國際宣傳處駐舊金山辦事處。一九四七年，國際宣傳處改組為行政院新聞局，沈劍虹出掌主管外宣的第二處。一九四八年底，他奉派前往香港建立行政院新聞局辦事處。

民國政府遷到廣州以後，新聞局解散，沈劍虹離開公職，先後在香港的《德臣西報》（The China Mail，香港曆史上壽命最長的報紙，一八四五年創刊，一九七四年停刊）、《英文虎報》（The Standard）和麗的呼聲（Rediffusion）有線廣播電台工作了七年。

一九五六年，經陶希聖介紹，沈劍虹出任總統府秘書，為蔣介石將《蘇俄在中國》一書翻譯成英文（Soviet Russia in China）。其間他參與接待了美國國務卿杜勒斯和總統艾森豪威爾等人。一九五九年八月，他兼任外交部情報司司長及外交部發言人。一九六一年，沈劍虹出任行政院新聞局長，一九六三年三月兼任台灣中央電影公司董事長。

從澳大利亞回國後，沈劍虹擔任外交部副部長。

一九七一年夏，沈劍虹出任駐美大使。在他與美國國家安全事務助理基辛格見麵時，後者表示美國絕對會堅定地支持中華民國。尼克鬆也曾兩度向他保證，美國在聯合國及其他方麵支持中華民國的政策不變，然而與此同時，基辛格和尼克鬆正在暗中緊鑼密鼓地推動美國與中華人民共和國的關係正常化。十月，聯合國表決通過了“恢複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一切權利，承認她的政府的代表為中國在聯合國組織的唯一合法代表並立即把蔣介石的代表從它在聯合國組織及其所屬一切機構中所非法占據的席位上驅逐出去”的2758號決議。決議表決前台灣的外交部長周書楷已宣布中華民國退出聯合國，然而沈劍虹對時局的發展茫然無知。

澳大利亞對聯合國2758號決議投了反對票，它支持台灣保有在聯合國的席位。

一九七二年尼克鬆訪華並簽訂上海公報。隨後中美雙方之間交流不斷，包括繼任的福特總統訪華和鄧小平訪美。對所有的那些事情，沈劍虹完全無能為力。一九七九年中美正式建交，沈劍虹黯然離開華盛頓返回台北。回台後他擔任總統府國策顧問。

沈劍虹出版有《雙橡園的觀點》（The View from Twin Oaks）、《使美八年紀要》和《半生憂患》三本書。

一九六六年，霍爾特政府邁出了結束白澳政策的最重大的步驟，他們宣布對任何移民簽證的申請人，不論種族、膚色和國籍，都將隻考慮他們可能給澳大利亞社會帶來的潛在利益，他們入籍的等待時間也將被一視同仁。

一九六七年，霍爾特訪台三天，兩度與蔣介石會談。

二十六.澳大利亞“專家”的大字報

      一九六七年三月十日，西安外語學院校園裏貼出了一張署名大衛·庫普、題為《讓我們“治病救人”》的大字報。西安市外事辦公室一個名叫高智的工作人員曾在毛澤東機要室工作過，他將其抄錄上報毛。毛在三月二十日批示：“這個外國人很能看出問題，分析得很不錯。總理閱後，送文革小組一閱。”周恩來隨即批示：“建議將這張大字報和主席批語登文化革命簡報。”

四年多以後的一九七一年七月，毛澤東的那個批示作為中共中央文件在全國範圍內傳達。

大衛·庫普是由澳大利亞共產黨介紹赴華在西安外語學院短期教英語的年輕人，他不會說漢語，更不會寫，在那張大字報以前，他在西安剛住了一個多月。不言而喻，他根本不可能寫什麽大字報，更不用說寫文理通順、分析有據的大字報了。

大字報的真實作者是西安交大一九六二級數理係力學專業學生戴誌剛。那天他去外語學院看朋友，正遇上庫普在向人抱怨自己的自行車鈴蓋被偷走，而且一個月來已經是第三次了。戴誌剛就向他建議，不妨寫一張大字報對此予以譴責，他可以代為起草。於是，一幹人眾便到了庫普的房間。大字報的開頭以庫普的口氣說：我雖然對整個情況了解的不是很清楚，但我堅信，西安地區存在著一股左傾機會主義的逆流。在大字報裏，戴誌剛批評了外語學院揪鬥為軍隊代培的現役青年軍人，以及動不動宣布開除某人的黨籍並將其入黨資料當眾燒毀等歪風。文章反對極左，反對武鬥，反對打砸搶（包括反對偷車鈴蓋），反對亂抓亂鬥亂遊街。文章中引用了列寧的名言“左翼共產主義運動是一種幼稚病”、“十六條”中的“在進行辯論的時候，要用文鬥，不用武鬥”以及毛的語錄“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和“警惕有人把革命群眾打成反革命”。文章明確提出：“革命的打砸搶”不是無產階級革命派應該做的，而是流氓行徑！

毫無疑問，那張大字報若不是用大衛·庫普的名義發表，西安市外辦的高智就不會抄錄上報毛澤東，那篇文章就會自然而然地淹沒在大字報的汪洋大海裏。那時洋人在中國稀缺，洋人寫大字報就更為新奇，連毛澤東也不免有點崇洋。

不過那大字報強調的群眾運動也須有規範、有所限製的觀點，並不是當時的中央文革喜聞樂見的，所以文章和毛的批示被雪藏了多年。

二十七.中華民國駐澳末任大使沈錡（一九六八年七月—一九七二年十二月）期間

沈錡於一九一七年出生於浙江德清。一九四0年從中央政治學校新聞係畢業後，他進入國民黨中央宣傳部國際宣傳處任職，後擔任蔣介石的英文秘書，兼為蔣介石讀報，接著擔任行政院新聞局第二任局長，繼之外調任剛果共和國大使，但因斷交撤館而轉任駐美公使，之後回台北任外交部政務次長。

在任駐澳大使期間，沈錡兼任駐湯加（Tonga）和薩摩亞（Samoa）大使。一九七二年底因澳大利亞與中華民國斷交，他撤館歸國。

沈錡繼而被派任駐哥倫比亞大使，但亦因斷交撤館歸國待命。後任駐德國全權代表直至退休。沈錡二00四年去世於美國加州灣區。

沈錡著有《我的一生: 沈錡回憶錄》和《敝帚自珍集》。

二十八.澳中友好協會

一九七0年，由各州和北澳特區的澳中協會的代表聯合組成了全澳性質的澳中友好協會總會。澳中友好協會以擁護和平、與中國大陸友好、促進對中國大陸的認識、加強相互間的了解為己任，積極開展各種政治、文化和旅遊活動。它們初期的精力主要集中於推動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在一九七二年澳中建交以後，其精力轉為專注於增強澳中貿易、經濟和教育之間的往來和發展等，它們組織澳大利亞各界人士前往中國參觀遊覽以加深對中國的了解，同時積極參與接待來自中國的各種文化交流訪問團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