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澳關係與在澳華人簡史（十五）

中澳關係與在澳華人簡史（十五）

民國政府與澳大利亞（7）

十六.中華民國駐澳公使館臨時代辦段茂潤（一九四五年三月—七月）期間

段茂瀾是段祺瑞的族侄。他於一八九九年出生於山東濟南，曾就讀於濟南德文學堂、天津南開中學和清華大學等校，在美國留學時獲紐約大學文學士和哥倫比亞大學哲學博士學位。後來段茂潤又曾赴巴黎大學等地進修。一九二八年回國後，他擔任天津電話局局長，同時在南開大學任教。段茂潤在一九三五年進入外交部，曆任秘書、交際科科長和美洲司司長等職。他在一九四一年赴澳任公使館參讚兼駐悉尼總領事，後短暫任公使館臨時代辦。

接著段茂潤先後任駐馬尼拉總領事、駐英使館公使銜參讚、駐法國公使代辦、駐巴拿馬大使和駐菲律賓大使。他在一九六四年返台任外交部顧問，次年再度出使，先後任駐科特迪瓦（Cote d'Ivoire）和阿根廷大使。一九七一年回台後再次擔任外交部顧問。從一九七三年起，他在外交領事人員講習所、淡江文理學院、中國文化學院和東吳大學等校任教。段茂潤一九八0年在台北逝世。

段茂潤精通英、法、德、俄、日和西班牙等多國語言。

一九四五年，《悉尼先驅晨報》在重慶建立了記者站。

十七.中華民國駐澳公使館臨時代辦胡慶育（一九四五年七月—九月）期間

胡慶育一九0五年出生於北京，曾就讀於匯文中學，一九三一年畢業於燕京大學法學係。在當年七月國民政府舉行的轟動一時的第一屆高等文官考試中，胡慶育名列第三，遂入選外交部，先在法務科，後任國際聯盟科科長。從一九四一年起，胡慶育在駐澳公使館曆任秘書和一秘，一九四五年七月至九月當了兩個月的臨時代辦。

他後來曾任駐阿根廷和烏拉圭（Urague）公使。胡慶育還擔任過外交部條約司司長、外交部常務次長和政務次長等職。他還曾任教於國立清華大學和國立交通大學。一九七0年胡慶育在台北逝世。

在兩次世界大戰之間，在澳出生的華裔人數超過了來自中國的華人，華裔中女性的比例也大幅增加。

十八.中華民國駐澳第二任公使鄭亦同（一九四五年九月—一九四六年二月）期間

鄭亦同於一九0四年出生於浙江樂清。從浙江省立十中畢業後，他考入北京高等師範學校，在校期間加入國民黨。他是北京學生運動的積極分子，參加了一九二六年三月十八日的天安門集會遊行以及到鐵獅子胡同段祺瑞執政府前的請願。三一八慘案以後，鄭亦同棄學離校，赴廣州擔任國民黨中央組織部幹事，不久被國民黨中央黨部派為江西省特派員。

一九二七年國共分裂後，鄭亦同參與組織國民黨中央清黨委員會。他是陳果夫領導的“中央俱樂部”（CC係）的骨幹之一。

一九二八年初，鄭亦同任中國留日學生監督兼日本國民黨黨務整理會主任委員。一九三0—三三年，鄭亦同在英國愛丁堡大學學習市政學。回國後他主持《政治評論》，又曾任江蘇省政府主任秘書等職。一九三五年，鄭亦同當選為國民黨第五屆候補中央執行委員。抗戰爆發以後，他曾任國民黨中央組織部駐上海代表等職。一九四五年，鄭亦同當選為國民黨第六屆候補中央執行委員。

一九四五年九月，鄭亦同出任中國駐澳公使。他是民國駐澳使團第一個也是唯一一個黨務出身的一把手，不過他在堪培拉的時間不長。

一九四六年六月到一九四九年八月，鄭亦同任中國駐伊朗王國大使兼駐德黑蘭國際法庭代表。

一九四九年八月，鄭亦同自國際法庭棄職，偕夫人及孩子到香港，並表示不再擔任國民黨候補中央執委。一九五0年冬，他舉家遷居新加坡，更名鄭衍通，初時任教於中正中學，後任南洋大學教授二十年，直至一九七一年退休。晚年鄭亦同專注研究《周易》十多年，著有《周易探原》一書。一九八四年，鄭亦同病逝於台灣榮民總醫院。

一九四五年八月日本投降後，悉尼華人的三大組織—國民黨、致公堂和中華總商會—聯合組織了盛大的慶祝集會，它們還募捐集資修葺了南半球最大的公墓—悉尼Rookwood墓園裏的華人墓區。

十九.中華民國駐澳公使館臨時代辦鄭康祺（一九四六年二月至一九四八年七月）期間及其夫人鄭念

鄭康祺一九一0年出生於濟南，據說他是寫《盛世危言》的鄭觀應的後輩。鄭康祺是學霸，一路憑獎學金讀高中、清華大學和到英國留學。他在倫敦經濟學院獲得博士學位。一九三九年，鄭康祺與夫人鄭念轉輾回到陪都重慶。一九四一年，鄭康祺被派往駐澳公使館，後以一秘的身份任公使館臨時代辦兩年多。

一九四八年十月，鄭康祺回到上海，任外交部上海辦事處主任。一九四九年六月，接管民國外交部上海辦事處的共產黨代表章漢夫聘請他擔任新任上海市市長陳毅的外交顧問（章漢夫在該年底調往北京任外交部副部長時曾邀鄭康祺同去外交部工作）。次年，鄭康祺獲準從市政府辭職，後經有關部門批準，出任英資殼牌（Shell）石油公司上海辦事處總經理。殼牌是當時唯一願意與紅色中國進行貿易的西方石油公司。

一九五七年，鄭康祺因癌症去世。

鄭夫人鄭念以其“紀實小說”《上海生死劫》（Life and Death in Shanghai）而大大聞名於世。

鄭念原名姚念媛，一九一五年出生於北京一個官宦之家。她先後就讀於天津南開中學和燕京大學（她與英籍作家韓素音是大學同學），後赴倫敦經濟學院留學，獲碩士學位。在讀中學時，她曾連續四次登上《北洋畫報》的封麵。在倫敦留學期間，鄭念與鄭康祺相識相愛，在雙雙拿到學位以後，兩人在英國結婚。婚後她隨夫改姓，同時保留了自己名字中的“念”。她也隨丈夫成了虔誠的基督徒。

在堪培拉的第二年，他們的女兒梅平出生，因此鄭梅平理應是澳大利亞公民。

一九五七年，鄭念在丈夫去世後被聘為殼牌公司上海辦事處新任英籍總經理的助理，她周旋於公司與政府之間，為不懂中文的總經理解決外資企業難免會遇到的種種麻煩，力求既不損害公司的利益和聲譽，又能顧全當局的麵子。她也是總經理和公司職工之間的聯絡員，她分析工會提出的要求，調解各種糾紛。她負責起草公司與政府機構之間交流的中文文件。每當總經理休假或去北京出差時，她就代理總經理職務（一九六六年春，殼牌結束了在華業務，跟政府簽訂了資產負債清理協議書，上繳了上海公司的全部財產。政府接管了公司的職工，為他們另行安排工作或支付了退休金）。

鄭念母女住在建國西路一棟獨立的三層小洋樓，她們有一男一女兩個傭人、一個廚師，另加一個半職的園丁。

從一九六六年八月三十日起，她們的家多次被抄。

九月，鄭念被以英國間諜的嫌疑關進上海第一看守所。在看守所的六年半裏，她始終被單獨囚禁，受盡饑餓、寒冷、肮髒、拳打腳踢、精神虐待以及種種病痛的折磨，但她極力捍衛自己的尊嚴，堅守底線，拒絕承認當局企圖強加給她的一切莫須有的罪名。開始時在讓她寫交代材料的最後那張紙的簽名處上麵，總是有“犯罪分子”四個字，她每次都不厭其煩地在“犯罪分子”前麵加上“沒有犯過任何罪的”幾個字。在多次反複寫交代材料以後，那“犯罪分子”四個字終於消失了。鄭念頂住了持續的高壓和無恥的欺騙，沒有誣陷過任何人，盡管她被許多人、包括她的弟弟誣陷。她甚至敢於為劉少奇鳴冤。

鄭念用背唐詩和毛澤東語錄的辦法鍛煉腦子，不讓自己瘋掉。

一九七三年三月廿七日，在被告知已獲釋放時，鄭念拒絕離開看守所。她要求當局宣布她無罪，並在上海和北京的報紙上向她公開道歉。她的要求讓專政人員啼笑皆非。她是被兩個看守所人員推搡出看守所大門的。

鄭念的女兒梅平是上海電影製片廠的演員，在鄭念被關進看守所的一年之後，梅平被上體司胡永年等人抓去，殘酷毆打至死，隨後被從南京路體委的高樓扔下，凶手們謊稱她是自殺（胡永年在一九八0年九月底因涉嫌毆打致死六人（包括鄭梅平）而被判死刑，緩期二年。他坐了十五年牢，但得以頤養晚年）。

一九七九年十月，鄭念獲得平反，不久被邀參加市婦聯的學習小組，有機會出席婦女界的一些活動，並同時得到一些特權，如在內部商店購物等。

一九八0年九月二十日，鄭念告別上海，以探親的名義出國。她先在加拿大渥太華（Ottawa）生活了兩年，然後在一九八三年搬到兩個妹妹所在的華盛頓。她在那裏的一個高等住宅區買了套一百八十平方米二房二廳四個衛生間的公寓，居住到去世。雖然去國時已經六十五歲了，但鄭念很快就適應了新的生活方式和環境，她甚至能在高速公路上開車。

離開上海前，鄭念婉拒了上海博物館收購她的劫後餘生的收藏品中的十五件珍貴文物的要求，而是把它們無償捐獻給了上博。

一九八六年， Life and Death in Shanghai由美國的格羅夫出版公司（Grove Press）出版，印了至少一百萬冊。一九八八年，上海作家程乃珊和她母親潘佐君合作把那書翻譯成《上海生死劫》（浙江文藝出版社），不過隻印了五萬冊，而且是內部發行。春風文藝出版社隨即在同年出版了華克健和曹思翻譯的《上海灘的浮沉》，百家出版社出版的《生死在上海》由方耀光、鄭培君和方耀楣翻譯。台灣新陸書局一九九二年出版了曾國清和陳小安翻譯的《上海生與死》。

鄭念在美國設立了專門資助大陸留學生的“梅平基金會”。

二00九年十一月，九十四歲的鄭念因心血管疾病和腎病在家裏去世。去世之前，她立下遺囑要求把她的骨灰撒入太平洋，因為太平洋連接著澳大利亞和上海。

有次記者曾問她想不想回國看看，鄭念回答說：“天安門上毛主席的像……不拿下來，我絕對不會回去。”

鄭念的一個妹妹是共產黨員、上海電影譯製廠的配音演員姚念貽，她在一九五八年就去世了。

鄭念出看守所以後住在太原路四十五弄一號二樓。

與鄭康祺差不多同時期擔任中華民國駐澳使節的有個劉渭平，他在一九一五年出生於北京，一九三六年廈門大學畢業，一九四一年通過高等外交官考試進入外交部。一九四五—四九年間，劉渭平先後任駐悉尼領事館副領事和駐珀斯領事。退出外交界後，他在一九五0年獲悉尼大學文學碩士、一九五五年協助創建了悉尼大學東方係（後改名為東亞係），一九六0年獲悉尼大學哲學博士學位，一九八0年以東亞係副教授身份退休。劉渭平曾兼任英國牛津大學、美國夏威夷大學、台北中國文化大學、(台灣)國立政治大學、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和香港大學等校客座教授，著有英語自傳《浮雲》（Drifting Clouds）、《澳洲華僑史》和《清代詩學理論的研究》等書。劉渭平於二00四年在悉尼去世。

二戰結束以後，南京政府曾企圖借戰勝國之威努力改善華僑在各國的地位。而澳大利亞的白澳政策是那一努力的一大障礙。駐澳公使館、駐悉尼領事館以及駐英使館等為修改白澳政策、改善旅澳僑民待遇以及居留條例跟澳大利亞政府反複交涉，但都基本徒勞。

澳大利亞有關外僑事務的管理在二戰後歸由移民部負責，但因戰後複員與國家重建等等當務之急，直到一九四七年初，本·奇夫利（Ben Chifley）工黨政府的移民部才得以騰出手處理戰時滯留在澳的盟國僑民的去留問題。移民部長亞瑟·卡爾韋爾（Arthur Calwell）提出了《戰時難民遣返法案》（中國在戰後也采取了同樣的驅逐外僑的措施，包括趕走在上海避難的幾萬猶太人）。二戰期間滯留在澳的中國海員、為英國人服務的一百零六個仆役和七百三十七個從澳大利亞周圍的島嶼（包括澳大利亞的委任統治地、托管地以及其它英國殖民地）撤退疏散前來避難的中國僑民自然而然成了驅逐對象。幸虧有個叫李俊生的律師極力為那些不願離開的人（其中三十八人已經在澳娶妻成家）向法庭鳴冤，法庭遂命令政府暫緩強製遣返。

同時，二戰的破壞以及恢複經濟的緊迫需要使澳大利亞的一些政治家發出了“增加人口，否則滅亡”（populate or perish）的警告。政府希望從英國大量移民，但英國政府不幹，他們也需要人口重建城市和基礎設施。於是澳大利亞從一九四七年起引進了大量流離失所的東歐和南歐人（如立陶宛（Lithuania）、拉脫維亞（Latvia）和愛沙尼亞（Estonia）三國的所謂的“美麗的波羅的海人”（beautiful Balts）以及意大利人等），雖然那些人不是盎格魯-撒克遜，至少他們的膚色看上去比較順眼。

二十.中華民國駐澳大使館首任大使甘乃光（一九四八年七月—一九五一年二月）期間

一九四八年二月，中華民國駐澳公使館升格為大使館，其間人事變動了幾次，第一任大使、老資格國民黨人甘乃光在七月正式上任。

甘乃光一八九七年出生於廣西岑溪，其父為被袁世凱暗殺的同盟會元老甘紹相。一九二二年從嶺南大學經濟係畢業後，甘乃光留校任助教，與廖承誌和廖夢醒兄妹等人在校內組織國民黨分部。他曾當過廖仲愷的秘書。一九二四年六月，甘乃光任黃埔軍校政治部秘書兼政治教官，是周恩來的直接部下。他是國民黨左派，在八月任國民黨實業部代理部長，一九二五年國民政府成立後任監察院監察委員。在國民黨二大上，他當選為中央執行委員會常委，任國民黨中央青年部部長，後又任國民黨中央農民部部長。一九二七年年底甘乃光任廣州市市長，在其任內剛好發生中共發起的廣州暴動，他以“縱袒廣州暴動”的罪名被免職。一九二八年，甘乃光赴美國芝加哥大學進修行政學，並在歐洲考察遊曆一年。一九二九年三月，蔣介石在國民黨三大上大反改組派，給汪精衛以書麵警告，將甘乃光和陳公博永遠開除出黨。甘乃光隨後在上海著書譯述，先後出版了《先秦經濟思想史》、《中國國民黨幾個根本問題》、《孫文主義大綱》、《孫文主義之理論與實際》、《美術攝影大綱》和譯著《美國政黨史》、《英國勞動黨真相》等書。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變後，國民黨各派在“共赴國難”的口號下重新聯合，甘乃光在國民黨四大上被恢複黨籍，並當選為中央執行委員會委員和中央政治會議委員，任國民黨中央宣傳委員會委員。一九三二年五月，他擔任國民政府內政部政務次長，一九三四年十二月暫代內政部部長。在內政部任職期間，甘乃光大力推行了文書檔案改革運動。一九三七年七月抗戰爆發以後，甘乃光任國防參議會秘書長。一九三八年任國民黨中央黨部副秘書長，同時與康澤等人發起籌建三民主義青年團，後任三青團臨時中央幹事會幹事。一九三九年，甘乃光任國防最高委員會副秘書長，一九四五年八月任國民政府外交部政務次長。一九四七年四月，甘乃光任行政院秘書長，次年五月任國民大會主席團主席，不久被派任駐澳大使。被免去大使職務後，甘乃光不能回大陸，也不願去台灣，於是選擇定居澳大利亞。一九五六年九月，甘乃光病逝於悉尼。

作為大使，甘乃光也曾企圖為在澳華僑爭取盡可能多的權益，但是戰後的國民政府極端腐敗（如政府官員濫用職權，將聯合國善後救濟總署（United Nations Relief and Rehabilitation Administration）支援中國的小麥等救濟物資在黑市上高價出售中飽私囊），令澳大利亞政府對之嗤之以鼻（澳大利亞是救濟總署的第四大捐款國，澳大利亞在救濟總署的職員希特因為批評中國政府官員的胡作非為而在華被捕），使甘乃光很難有所作為，他隻能盡力而為維持中澳之間的交流。一九四九年，他向澳大利亞國立大學贈送了一套商務印書館出版的《四庫全書》。

同時，由於內戰形勢逆轉，澳大利亞工黨政府以及隨後的自由黨政府對中國共產黨的態度也逐漸發生了變化，他們認為在與國民黨政府繼續保持禮節性的外交關係的同時，也必須與中共建立起“實業合作”關係，因此澳大利亞與國民政府之間的相互不滿、埋怨和指責成為戰後初期雙邊關係的基調。

奧斯蒙德·富爾曼（Osmond Fuhrman）在一九四八年六—十一月間擔任澳大利亞駐華公使館臨時代辦。

基思·奧菲塞（Keith Officer）在一九四八年十一月—一九四九年十月間擔任澳大利亞首任駐華大使。

一九四九年底，孟席斯的自由黨政府上台後，取消了前政府的難民遣返法案，給了那些難民五年的臨時居留簽證，那些人中的大多數華人後來都留在了澳大利亞。他們是澳大利亞推行白澳政策以後的第一批較大規模的華人移民。

在那以前，在澳隻剩下了六千四百個華裔（當時在澳的所有非白人包括土著，隻占總人口的百分之二）。因為年老華人數量不斷減少，而新一代華裔很少能讀中文，華文報紙少有銷路，加上航空業發達便利，香港報紙隔日就能送達，本地報紙卻排版緩慢，最快也要三天才能上架，根本無法跟港報競爭，以致除了在一九五五年創刊、兩年後即告停刊的台灣背景的《澳華時報》以外，直到一九八二年，澳大利亞在十幾年裏沒有一份華文報紙。

從一九四0年代末到一九五0年代初，澳大利亞也開始慢慢地允許中東和亞洲的臨時移民。同時政府大力推行同化政策，其後果之一是外國人入籍相對容易了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