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澳關係與在澳華人簡史（十四）

中澳關係與在澳華人簡史（十四）

民國政府與澳大利亞（6）

十三. 審判台籍日本兵

盟國在二次大戰結束後的善後措施之一便是審判戰爭罪犯，以厘清戰爭責任，伸張正義，警示後人。在太平洋戰場作戰的盟國的任務是對日本戰犯的審判。在東京的遠東國際軍事法庭負責對策劃、準備、發起和組織戰爭的甲級日本戰犯的審判，中、美、英、蘇、法、澳、荷蘭和菲律賓八國則在所在國或占領地區設立軍事審判法庭，起訴和審判犯有普通戰爭罪和違反人道罪的乙、丙級日本戰犯。丙級戰犯多半是中低級軍官或士兵。

自一九四五年底開始至一九五一年，澳大利亞分別在達爾文和其海外領地以及占領地區的荷屬東印度的莫羅泰（Morotai）、英屬北婆羅洲的納閩（Labuan）、新幾內亞的維瓦克（Wewak）、拉包爾和馬努斯（Manus）島設立了軍事法庭，共進行了三百場審判，審理被指控的日軍嫌犯一千一百三十三人，其中七百七十人最終被判為戰犯，三百三十八人無罪釋放，另有二十五人未能得出結論。

那些被審者中包括台籍戰犯嫌疑人一百多人，他們大多是從事輔助工作的軍夫，少部分人正式在編具有軍籍。許多台籍日本兵在關押盟軍戰俘最多的北婆羅洲和拉包爾的戰俘營當看守，他們中的許多人極其殘暴凶狠，因而被曾受其奴役虐待但幸存下來的戰俘和平民指認為戰犯嫌疑。

從一九四五年十二月至一九四七年八月，在拉包爾共進行了一百八十八場審判，九十五個台籍日本兵被確認有罪，其中林發伊（日名林一）和陳銘智（日名木代原武雄）因參與在一九四三年於拉包爾附近槍殺七個中國戰俘又拒不認罪而被執行絞刑。被判死刑的還有潘進添（日名米田進）和另外四個台籍日本兵林琳彩（日名鈴木三郎）、蔣清全（日名川上清)、王壁山（日名北村光太郎）和林江山（日名林義德)。潘進添涉及二十四個中國戰俘和平民以及六個生病的中國戰俘分別在一九四三年三月和四月於拉包爾附近的塔笠瀝（Talili）海灣被害案，他親手槍殺了兩個中國戰俘。

關押在澳大利亞和各地的其他台籍日本兵戰俘和僑民共五千多人分別在一九四六年三月六日和十三日乘坐除役的原日軍驅逐艦宵月號和特設航空母艦熊野丸被遣送回台灣基隆。

在軍事法庭審判台籍戰犯時，中國政府曾通過駐澳公使館向澳方表示戰後台灣回歸了中國，這些台籍日本兵已是中國國民，因此希望能將其按戰勝國的國民對待，但是澳大利亞認為他們是以敵國軍民身份參與戰爭犯罪活動的，所以必須以敵國公民身份待之並予以判決。

一九五一年九月舊金山和約簽訂後，美國總統杜魯門下令設立戰犯大赦和假釋委員會，根據日本政府的建議對被判刑的戰犯分別作出了減刑、假釋或大赦的安排，包括台籍戰犯在內的許多戰犯被送往日本的巢鴨監獄關押服刑。到一九五八年，所有戰犯都被假釋、減刑或以赦免的名義釋放了。

澳大利亞始終堅持那些台籍戰犯是服務於日軍、以日本國民的名義對盟軍戰俘和平民犯下了反人道罪行的，因而拒絕了將他們遣送去台灣的要求。而那些台籍戰犯在意識上也早已將自己視為日本大和魂的一部分，他們在獲釋以後，絕大部分留在了日本，沒有回台灣。

十四.尋找海南島上的澳軍戰俘

一九四二年一月，日軍以壓倒的海陸空優勢進攻印尼安汶（Ambon）島，在五天內便擊潰了四千多澳荷守軍，占領了全島。

島上的澳軍是臨時編組成的海鷗支隊（Gull Force），其主體是以威廉姆·斯科特（William Scott）中校為營長的第八師第2/21營，加上一些附屬單位如三個野戰班、一個反坦克連、一個軍務團分隊、一個野戰救護隊、一個牙醫隊和一個輕裝輔助隊等，共有一千一百三十一人，其中十五人在最初的五天裏陣亡。在隨後的幾天裏，三百零九個官兵在拉哈（Laha）機場被日軍為報複他們的一艘掃雷艇的沉沒而集體屠殺。餘下的八百零七個俘虜中的二百六十七人，包括斯科特，在安汶的戰俘營被關押了大半年之後，被日本人用船運到海南島。

日軍於一九三九年七月攻占海南島，隨後在島南的石碌發現了高品位的鐵礦。在開始采礦的同時，日本人在北黎灣八所修建港口，並鋪設從石碌通往八所的七十多公裏長的運送礦石的鐵路。他們需要大量的勞動力，除了海鷗支隊的官兵和二百多個荷蘭戰俘，日本人從廣州、香港以及海南島各地強征和抓來了二萬多個中國勞工。負責修建港口和鐵路的是日本的三井公司。

在八所戰俘營裏，各國戰俘備受日軍摧殘，其中六十六個澳軍先後累死、病死或餓死。而那些中國勞工隻有二千多人活到了戰後。

一九四四年三月中旬，四十個澳軍戰俘被派到八所東北三十多公裏處的抱板村據點做苦工。四月八日，二十四個澳軍由十五個全副武裝的日本兵和台灣兵監督隨行，前往據點的北麵修路。他們乘坐的卡車開出約一英裏半左右就遭到了中共瓊崖抗日遊擊隊獨立縱隊的伏擊。那些日軍和台灣兵中的十二個被當場擊斃，二人負傷被俘，隻有一人逃脫，而澳軍戰俘九人被打死，五人逃脫（其中三人受傷），其餘十人被瓊縱帶走。那十人在以後的十六個月中渺無音訊。

一九四五年八月二十七日，美軍發動代號為“鴿子”的解救行動，由美軍戰略服務局（OSS）的一支八人突擊隊空降八所，解放了那裏九死一生的三百多個盟軍戰俘（包括一百八十多個澳軍）。次日，美軍將那些戰俘轉往三亞，再由軍艦送往香港，然後分別遣送回國。

被救以後，斯科特不遺餘力地尋找他失蹤的部下，他先向盟軍駐港最高當局提交了那十個人的名單，請求協助查找，同時向澳大利亞軍方提出報告，希望通過盟軍以及中澳兩國的外交渠道查清那些人的生死存亡。

一九四五年九月，韓練成率領的國軍第四十六軍登陸海南島進行接收，盟軍立即派遣聯絡官隨行，以便查詢在島上失蹤的戰俘以及戰時被日軍擊落的盟軍飛行員的下落。

九月十九日，盟軍太平洋戰區美軍司令部又派出兩個聯絡官，空降海南島儋縣的那大鎮，拜會了瓊縱司令員馮白駒。瓊縱隨即移交了他們手裏的二十七個盟軍人員。但那些戰俘中除了美軍飛虎隊的飛行員以外，基本上都是英國人和印度人，無一是澳大利亞人。

一九四六年一月，澳大利亞駐華公使館的一秘邵伯（Patrick Shaw）致函中國外交部長王世傑，希望中方批準澳軍戰俘管理處和戰爭公墓管理處派員搭乘也準備去海南島尋找在戰時歿亡軍民的英國軍艦上海南島以搜尋那些澳軍失蹤人員。二月四日，王世傑表示基於“同盟國作戰之友誼，可予同意”，簽呈國民政府主席蔣介石批複。二月八日，蔣批複同意。

可是內政部卻膽敢妄議中央，他們認為事情發生在中國境內，應由中國相關部門代為解決，如任由外人前往自行尋找，有損國權，所以不應允許澳方代表上島，更不能同意讓英艦前往（當時港英當局跟中國的關係非常緊張，原因是太平洋戰爭爆發前防守香港的英軍雖做了長期的準備，但在日軍的進攻下卻打了僅僅兩個星期就繳槍投降，而在日本宣布投降以後，當從廣西出發的中國軍隊沿西江東下準備接管香港時，英軍卻以軍艦快速運兵，搶先收複了香港，這讓中國政府和準備接收香港的國軍非常惱火，所以廣東的軍政當局對港英政府處處製肘，他們不準英國的軍艦前往大陸沿海的港口，也不準英軍人員去海南島）。

外交部認為內務部的意見不妥，遂向軍令部尋求支持。那時中國遠征軍和駐印軍已在緬甸和印度修建了陣亡將士陵園，得到了當地軍政當局的協助，並準允派員駐守打理。軍令部認為對於澳軍入島尋找其失蹤人員或者遺骸，於情於理都不能拒絕。外交部最後給澳軍搜尋小隊一個月的時間上島搜尋，同時通過軍令部請當地駐軍予以配合。

在中方亮了綠燈以後，澳大利亞軍方組織了以傑克遜（H.N.Jackson）少校為首的查找海南失蹤戰俘三人小組，與傑克遜小組同行的還有去尋找和收集盟軍戰俘遺骸的澳軍戰爭公墓處的三個人。一九四六年二月二十七日，他們從澳大利亞乘軍機出發，輾轉多地，花了一個多星期才抵達香港。

由於中方不準英國軍艦去海南島，傑克遜求助於在港的美軍。美國軍艦可以在中國沿海航行，因為中國政府不僅需要美國幫助運送軍隊和其它戰略物資以準備內戰，而且還需要其派出掃雷艦協助清掃日本人在沿海及瓊州海峽布下的水雷。傑克遜的請求獲得了美軍的積極回應，美軍此時也正要派遣一個小組前往海南進一步搜尋因戰時空襲該島而被擊落或跳傘的美軍飛行員。三月十五日，傑克遜等隨美軍的一艘驅逐艦在海口上岸。

傑克遜小組在海口四處打聽，但沒有什麽眉目，於是決定從北向南縱貫全島一路找去。三月十九日，由傑克遜三人小組、澳軍戰爭公墓處的三人、一個英國海軍中校、二個美軍軍官和一個中國譯員組成的尋訪失蹤澳軍探險隊，分乘兩輛吉普車由海口向那大進發。國軍海口衛戍區派了六個官兵乘坐另一輛車在後麵予以護衛，但保持了半英裏的距離，以便讓那些盟軍官兵顯得在國共相爭之際保持中立。一路上逢村過寨時，傑克遜小組都會停下來打探失蹤戰俘的消息，不過都一無所獲。

傑克遜他們在那大見到了馮白駒的一位聯絡員，但沒能見到馮白駒。傑克遜隻能修書一封，希望馮白駒能告知有關澳軍（包括其他歐美裔）失蹤戰俘的情況以及如何找到他們的途徑。傑克遜在信中說，如能將那些澳軍戰俘送還，瓊縱可以提出要求，澳方都可以考慮。他還給了那位聯絡員二萬元金圓券。

在那大得知，因瓊縱與國軍之間戰事不斷，從那大到八所的所有橋梁都已被破壞，道路不通，無法前往。因此，傑克遜小組決定原路返回海口。當他們抵達澄邁縣福山鎮時，遇到了大批從八所徒步而來的香港勞工。傑克遜從他們口中聽說有四個澳軍戰俘從瓊縱遊擊隊逃出，但已死亡，就埋葬在距八所北麵約四英裏左右的地方。

回到海口後，傑克遜拜會了當地駐軍最高首腦韓煉成，希望能獲得一些信息，然而韓煉成愛莫能助。三月二十二日，傑克遜小組等再從海口出發，沿東線前往榆林，又從榆林抵達八所。他們在當年盟軍戰俘營附近的小嶺墓地及周邊地區收集死難戰俘的遺骨，遍訪當地居民和仍然滯留在八所的勞工。他們聽說瓊縱帶走的澳軍中有二個受了傷，很快就死了。剩下的八個在被帶走的次日就從遊擊隊那裏逃了出去，一分為二，一組三人，另一組五人，前者向南，後者往東，朝不同方向逃命。據說那三人組後來被日軍逮住，其中二人當即被日軍拉到海邊槍斃了，剩下的那一個很可能也已經病死了。

傑克遜們又聽說，有人在一九四五年九月看到遊擊隊裏有歐洲人。更早一些時候，約在一九四五年一月，有人看到有一個澳軍士兵在為馮白駒的兵工廠製造彈藥。

傑克遜小組於四月三日返回榆林。在那裏又聽說有人在一九四五年十二月曾看到有四個歐洲人與馮白駒的部隊在一起活動，看上去他們不像是被關押的俘虜，不過顯然其活動範圍有所限製。

傑克遜決定返回香港，再從那裏赴廣州拜會當地的最高軍事長官張發奎，希望通過他使搜尋工作能有所進展。在香港，傑克遜向駐港英軍首長報告了海南行的結果以及麵臨的問題，後者答應將為其完成使命提供盡可能的協助。雙方在考慮了中國的形勢尤其是海南島的局勢之後，都認為派出部隊前往海南島搜索是不可行的，那隻會加劇島上的動蕩，也可能會為島上國共雙方爭相利用而造成無法避免的外交糾紛。眼下唯一能做的，就是設法與馮白駒直接聯係，或者通過澳駐華使團直接與中共中央聯絡，通過他們責成馮白駒澄清澳大利亞戰俘的問題。

澳大利亞駐華公使高伯蘭（Douglas Copland）為此事督促公使館一秘邵伯直接與在南京軍調小組的中共代表團團長周恩來聯絡，試圖通過周與馮白駒取得聯絡。傑克遜因以前曾見過孫夫人宋慶齡，也極力設法與之取得聯係，希望孫夫人能對此事幫上一把。

而英國駐廣州總領事館的一個領事同時聽到另一個傳言，說被瓊縱裹挾的澳軍戰俘已經全部死亡，都埋葬在昌江與感縣之間的地帶。那裏有成千上萬的無主墳墓，埋的主要是病歿餓死或被日軍槍殺的勞工。

邵伯在一九四六年四月二十七日發出給周恩來的信。周恩來在五月十四日的回信中說，因為馮白駒部正在應付國軍重兵的圍剿，處境極端困難，雙方通訊極不正常，所以中共中央很難向馮白駒傳達保護澳軍戰俘並將他們安全送出國軍包圍圈的指示。周恩來建議邵伯與國府廣州行營聯係，以探聽相關消息。周恩來同時答應將盡一切可能設法與瓊縱聯絡，一旦有任何進展，就會及時相告。

六月七日，周恩來再次給邵伯去信，報告與瓊縱聯絡上了，後者將有關救助及交還盟軍戰俘的事項一一作了匯報，然而根本沒有提及澳軍戰俘。

傑克遜最後向澳大利亞軍方報告的結論是，尋訪小組已竭盡所能搜尋那些戰俘的蹤跡，但無法完成任務。綜合各方信息，他估計那些人業已全部死亡，葬於島上，但沒有留下任何墓碑標誌。

一九八一年，從海南島的老歐村突然傳出一個消息，說那裏在抗戰中曾收留過兩個得了瘧疾的“藍眼睛紅胡子”，先是說他們是從日寇那裏逃出的，後來又說他們是抗日武裝委托村民照料的。他們死後就埋在當地。二00三年，中澳合作在老歐村豎立了一座“海鷗支隊紀念牌”。澳大利亞總督彼得·科斯格羅夫（Peter Cosgrove）及夫人曾在二0一五年三月到老歐村為紀念碑敬獻花圈。

據說那兩個軍人的遺骸曾被送往北京作DNA鑒定，不過鑒定的結果不曾公布，因此不清楚他們是否屬於那十個失蹤的澳軍戰俘，更談不上確定他們的姓名，也沒見到那些遺骸被運回澳大利亞的報道。

 

 

 

 

 

 

 

中澳關係與在澳華人簡史（十四）

民國政府與澳大利亞（6）

十三. 審判台籍日本兵

盟國在二次大戰結束後的善後措施之一便是審判戰爭罪犯，以厘清戰爭責任，伸張正義，警示後人。在太平洋戰場作戰的盟國的任務是對日本戰犯的審判。在東京的遠東國際軍事法庭負責對策劃、準備、發起和組織戰爭的甲級日本戰犯的審判，中、美、英、蘇、法、澳、荷蘭和菲律賓八國則在所在國或占領地區設立軍事審判法庭，起訴和審判犯有普通戰爭罪和違反人道罪的乙、丙級日本戰犯。丙級戰犯多半是中低級軍官或士兵。

自一九四五年底開始至一九五一年，澳大利亞分別在達爾文和其海外領地以及占領地區的荷屬東印度的莫羅泰（Morotai）、英屬北婆羅洲的納閩（Labuan）、新幾內亞的維瓦克（Wewak）、拉包爾和馬努斯（Manus）島設立了軍事法庭，共進行了三百場審判，審理被指控的日軍嫌犯一千一百三十三人，其中七百七十人最終被判為戰犯，三百三十八人無罪釋放，另有二十五人未能得出結論。

那些被審者中包括台籍戰犯嫌疑人一百多人，他們大多是從事輔助工作的軍夫，少部分人正式在編具有軍籍。許多台籍日本兵在關押盟軍戰俘最多的北婆羅洲和拉包爾的戰俘營當看守，他們中的許多人極其殘暴凶狠，因而被曾受其奴役虐待但幸存下來的戰俘和平民指認為戰犯嫌疑。

從一九四五年十二月至一九四七年八月，在拉包爾共進行了一百八十八場審判，九十五個台籍日本兵被確認有罪，其中林發伊（日名林一）和陳銘智（日名木代原武雄）因參與在一九四三年於拉包爾附近槍殺七個中國戰俘又拒不認罪而被執行絞刑。被判死刑的還有潘進添（日名米田進）和另外四個台籍日本兵林琳彩（日名鈴木三郎）、蔣清全（日名川上清)、王壁山（日名北村光太郎）和林江山（日名林義德)。潘進添涉及二十四個中國戰俘和平民以及六個生病的中國戰俘分別在一九四三年三月和四月於拉包爾附近的塔笠瀝（Talili）海灣被害案，他親手槍殺了兩個中國戰俘。

關押在澳大利亞和各地的其他台籍日本兵戰俘和僑民共五千多人分別在一九四六年三月六日和十三日乘坐除役的原日軍驅逐艦宵月號和特設航空母艦熊野丸被遣送回台灣基隆。

在軍事法庭審判台籍戰犯時，中國政府曾通過駐澳公使館向澳方表示戰後台灣回歸了中國，這些台籍日本兵已是中國國民，因此希望能將其按戰勝國的國民對待，但是澳大利亞認為他們是以敵國軍民身份參與戰爭犯罪活動的，所以必須以敵國公民身份待之並予以判決。

一九五一年九月舊金山和約簽訂後，美國總統杜魯門下令設立戰犯大赦和假釋委員會，根據日本政府的建議對被判刑的戰犯分別作出了減刑、假釋或大赦的安排，包括台籍戰犯在內的許多戰犯被送往日本的巢鴨監獄關押服刑。到一九五八年，所有戰犯都被假釋、減刑或以赦免的名義釋放了。

澳大利亞始終堅持那些台籍戰犯是服務於日軍、以日本國民的名義對盟軍戰俘和平民犯下了反人道罪行的，因而拒絕了將他們遣送去台灣的要求。而那些台籍戰犯在意識上也早已將自己視為日本大和魂的一部分，他們在獲釋以後，絕大部分留在了日本，沒有回台灣。

十四.尋找海南島上的澳軍戰俘

一九四二年一月，日軍以壓倒的海陸空優勢進攻印尼安汶（Ambon）島，在五天內便擊潰了四千多澳荷守軍，占領了全島。

島上的澳軍是臨時編組成的海鷗支隊（Gull Force），其主體是以威廉姆·斯科特（William Scott）中校為營長的第八師第2/21營，加上一些附屬單位如三個野戰班、一個反坦克連、一個軍務團分隊、一個野戰救護隊、一個牙醫隊和一個輕裝輔助隊等，共有一千一百三十一人，其中十五人在最初的五天裏陣亡。在隨後的幾天裏，三百零九個官兵在拉哈（Laha）機場被日軍為報複他們的一艘掃雷艇的沉沒而集體屠殺。餘下的八百零七個俘虜中的二百六十七人，包括斯科特，在安汶的戰俘營被關押了大半年之後，被日本人用船運到海南島。

日軍於一九三九年七月攻占海南島，隨後在島南的石碌發現了高品位的鐵礦。在開始采礦的同時，日本人在北黎灣八所修建港口，並鋪設從石碌通往八所的七十多公裏長的運送礦石的鐵路。他們需要大量的勞動力，除了海鷗支隊的官兵和二百多個荷蘭戰俘，日本人從廣州、香港以及海南島各地強征和抓來了二萬多個中國勞工。負責修建港口和鐵路的是日本的三井公司。

在八所戰俘營裏，各國戰俘備受日軍摧殘，其中六十六個澳軍先後累死、病死或餓死。而那些中國勞工隻有二千多人活到了戰後。

一九四四年三月中旬，四十個澳軍戰俘被派到八所東北三十多公裏處的抱板村據點做苦工。四月八日，二十四個澳軍由十五個全副武裝的日本兵和台灣兵監督隨行，前往據點的北麵修路。他們乘坐的卡車開出約一英裏半左右就遭到了中共瓊崖抗日遊擊隊獨立縱隊的伏擊。那些日軍和台灣兵中的十二個被當場擊斃，二人負傷被俘，隻有一人逃脫，而澳軍戰俘九人被打死，五人逃脫（其中三人受傷），其餘十人被瓊縱帶走。那十人在以後的十六個月中渺無音訊。

一九四五年八月二十七日，美軍發動代號為“鴿子”的解救行動，由美軍戰略服務局（OSS）的一支八人突擊隊空降八所，解放了那裏九死一生的三百多個盟軍戰俘（包括一百八十多個澳軍）。次日，美軍將那些戰俘轉往三亞，再由軍艦送往香港，然後分別遣送回國。

被救以後，斯科特不遺餘力地尋找他失蹤的部下，他先向盟軍駐港最高當局提交了那十個人的名單，請求協助查找，同時向澳大利亞軍方提出報告，希望通過盟軍以及中澳兩國的外交渠道查清那些人的生死存亡。

一九四五年九月，韓練成率領的國軍第四十六軍登陸海南島進行接收，盟軍立即派遣聯絡官隨行，以便查詢在島上失蹤的戰俘以及戰時被日軍擊落的盟軍飛行員的下落。

九月十九日，盟軍太平洋戰區美軍司令部又派出兩個聯絡官，空降海南島儋縣的那大鎮，拜會了瓊縱司令員馮白駒。瓊縱隨即移交了他們手裏的二十七個盟軍人員。但那些戰俘中除了美軍飛虎隊的飛行員以外，基本上都是英國人和印度人，無一是澳大利亞人。

一九四六年一月，澳大利亞駐華公使館的一秘邵伯（Patrick Shaw）致函中國外交部長王世傑，希望中方批準澳軍戰俘管理處和戰爭公墓管理處派員搭乘也準備去海南島尋找在戰時歿亡軍民的英國軍艦上海南島以搜尋那些澳軍失蹤人員。二月四日，王世傑表示基於“同盟國作戰之友誼，可予同意”，簽呈國民政府主席蔣介石批複。二月八日，蔣批複同意。

可是內政部卻膽敢妄議中央，他們認為事情發生在中國境內，應由中國相關部門代為解決，如任由外人前往自行尋找，有損國權，所以不應允許澳方代表上島，更不能同意讓英艦前往（當時港英當局跟中國的關係非常緊張，原因是太平洋戰爭爆發前防守香港的英軍雖做了長期的準備，但在日軍的進攻下卻打了僅僅兩個星期就繳槍投降，而在日本宣布投降以後，當從廣西出發的中國軍隊沿西江東下準備接管香港時，英軍卻以軍艦快速運兵，搶先收複了香港，這讓中國政府和準備接收香港的國軍非常惱火，所以廣東的軍政當局對港英政府處處製肘，他們不準英國的軍艦前往大陸沿海的港口，也不準英軍人員去海南島）。

外交部認為內務部的意見不妥，遂向軍令部尋求支持。那時中國遠征軍和駐印軍已在緬甸和印度修建了陣亡將士陵園，得到了當地軍政當局的協助，並準允派員駐守打理。軍令部認為對於澳軍入島尋找其失蹤人員或者遺骸，於情於理都不能拒絕。外交部最後給澳軍搜尋小隊一個月的時間上島搜尋，同時通過軍令部請當地駐軍予以配合。

在中方亮了綠燈以後，澳大利亞軍方組織了以傑克遜（H.N.Jackson）少校為首的查找海南失蹤戰俘三人小組，與傑克遜小組同行的還有去尋找和收集盟軍戰俘遺骸的澳軍戰爭公墓處的三個人。一九四六年二月二十七日，他們從澳大利亞乘軍機出發，輾轉多地，花了一個多星期才抵達香港。

由於中方不準英國軍艦去海南島，傑克遜求助於在港的美軍。美國軍艦可以在中國沿海航行，因為中國政府不僅需要美國幫助運送軍隊和其它戰略物資以準備內戰，而且還需要其派出掃雷艦協助清掃日本人在沿海及瓊州海峽布下的水雷。傑克遜的請求獲得了美軍的積極回應，美軍此時也正要派遣一個小組前往海南進一步搜尋因戰時空襲該島而被擊落或跳傘的美軍飛行員。三月十五日，傑克遜等隨美軍的一艘驅逐艦在海口上岸。

傑克遜小組在海口四處打聽，但沒有什麽眉目，於是決定從北向南縱貫全島一路找去。三月十九日，由傑克遜三人小組、澳軍戰爭公墓處的三人、一個英國海軍中校、二個美軍軍官和一個中國譯員組成的尋訪失蹤澳軍探險隊，分乘兩輛吉普車由海口向那大進發。國軍海口衛戍區派了六個官兵乘坐另一輛車在後麵予以護衛，但保持了半英裏的距離，以便讓那些盟軍官兵顯得在國共相爭之際保持中立。一路上逢村過寨時，傑克遜小組都會停下來打探失蹤戰俘的消息，不過都一無所獲。

傑克遜他們在那大見到了馮白駒的一位聯絡員，但沒能見到馮白駒。傑克遜隻能修書一封，希望馮白駒能告知有關澳軍（包括其他歐美裔）失蹤戰俘的情況以及如何找到他們的途徑。傑克遜在信中說，如能將那些澳軍戰俘送還，瓊縱可以提出要求，澳方都可以考慮。他還給了那位聯絡員二萬元金圓券。

在那大得知，因瓊縱與國軍之間戰事不斷，從那大到八所的所有橋梁都已被破壞，道路不通，無法前往。因此，傑克遜小組決定原路返回海口。當他們抵達澄邁縣福山鎮時，遇到了大批從八所徒步而來的香港勞工。傑克遜從他們口中聽說有四個澳軍戰俘從瓊縱遊擊隊逃出，但已死亡，就埋葬在距八所北麵約四英裏左右的地方。

回到海口後，傑克遜拜會了當地駐軍最高首腦韓煉成，希望能獲得一些信息，然而韓煉成愛莫能助。三月二十二日，傑克遜小組等再從海口出發，沿東線前往榆林，又從榆林抵達八所。他們在當年盟軍戰俘營附近的小嶺墓地及周邊地區收集死難戰俘的遺骨，遍訪當地居民和仍然滯留在八所的勞工。他們聽說瓊縱帶走的澳軍中有二個受了傷，很快就死了。剩下的八個在被帶走的次日就從遊擊隊那裏逃了出去，一分為二，一組三人，另一組五人，前者向南，後者往東，朝不同方向逃命。據說那三人組後來被日軍逮住，其中二人當即被日軍拉到海邊槍斃了，剩下的那一個很可能也已經病死了。

傑克遜們又聽說，有人在一九四五年九月看到遊擊隊裏有歐洲人。更早一些時候，約在一九四五年一月，有人看到有一個澳軍士兵在為馮白駒的兵工廠製造彈藥。

傑克遜小組於四月三日返回榆林。在那裏又聽說有人在一九四五年十二月曾看到有四個歐洲人與馮白駒的部隊在一起活動，看上去他們不像是被關押的俘虜，不過顯然其活動範圍有所限製。

傑克遜決定返回香港，再從那裏赴廣州拜會當地的最高軍事長官張發奎，希望通過他使搜尋工作能有所進展。在香港，傑克遜向駐港英軍首長報告了海南行的結果以及麵臨的問題，後者答應將為其完成使命提供盡可能的協助。雙方在考慮了中國的形勢尤其是海南島的局勢之後，都認為派出部隊前往海南島搜索是不可行的，那隻會加劇島上的動蕩，也可能會為島上國共雙方爭相利用而造成無法避免的外交糾紛。眼下唯一能做的，就是設法與馮白駒直接聯係，或者通過澳駐華使團直接與中共中央聯絡，通過他們責成馮白駒澄清澳大利亞戰俘的問題。

澳大利亞駐華公使高伯蘭（Douglas Copland）為此事督促公使館一秘邵伯直接與在南京軍調小組的中共代表團團長周恩來聯絡，試圖通過周與馮白駒取得聯絡。傑克遜因以前曾見過孫夫人宋慶齡，也極力設法與之取得聯係，希望孫夫人能對此事幫上一把。

而英國駐廣州總領事館的一個領事同時聽到另一個傳言，說被瓊縱裹挾的澳軍戰俘已經全部死亡，都埋葬在昌江與感縣之間的地帶。那裏有成千上萬的無主墳墓，埋的主要是病歿餓死或被日軍槍殺的勞工。

邵伯在一九四六年四月二十七日發出給周恩來的信。周恩來在五月十四日的回信中說，因為馮白駒部正在應付國軍重兵的圍剿，處境極端困難，雙方通訊極不正常，所以中共中央很難向馮白駒傳達保護澳軍戰俘並將他們安全送出國軍包圍圈的指示。周恩來建議邵伯與國府廣州行營聯係，以探聽相關消息。周恩來同時答應將盡一切可能設法與瓊縱聯絡，一旦有任何進展，就會及時相告。

六月七日，周恩來再次給邵伯去信，報告與瓊縱聯絡上了，後者將有關救助及交還盟軍戰俘的事項一一作了匯報，然而根本沒有提及澳軍戰俘。

傑克遜最後向澳大利亞軍方報告的結論是，尋訪小組已竭盡所能搜尋那些戰俘的蹤跡，但無法完成任務。綜合各方信息，他估計那些人業已全部死亡，葬於島上，但沒有留下任何墓碑標誌。

一九八一年，從海南島的老歐村突然傳出一個消息，說那裏在抗戰中曾收留過兩個得了瘧疾的“藍眼睛紅胡子”，先是說他們是從日寇那裏逃出的，後來又說他們是抗日武裝委托村民照料的。他們死後就埋在當地。二00三年，中澳合作在老歐村豎立了一座“海鷗支隊紀念牌”。澳大利亞總督彼得·科斯格羅夫（Peter Cosgrove）及夫人曾在二0一五年三月到老歐村為紀念碑敬獻花圈。

據說那兩個軍人的遺骸曾被送往北京作DNA鑒定，不過鑒定的結果不曾公布，因此不清楚他們是否屬於那十個失蹤的澳軍戰俘，更談不上確定他們的姓名，也沒見到那些遺骸被運回澳大利亞的報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