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澳關係與在澳華人簡史（十三）

中澳關係與在澳華人簡史（十三）

民國政府與澳大利亞（5）

九. 中華民國駐澳第一任公使徐謨（一九四一年九月—一九四四年十一月）期間

一九四一年中澳正式建交（二戰以前，除了英國，澳大利亞在任何國家都沒有正式的外交使團）。七月十五日，中澳兩國決定互派公使。澳大利亞派駐重慶的首任公使是弗雷德裏克·艾格爾斯頓（Frederic Eggleston）爵士。中國則在堪培拉設置了公使館，悉尼的總領事館隨之降格，不再是中國駐澳的最高外交機構而改為公使館的下屬。

民國第一任駐澳公使徐謨一八九三年出生於江蘇吳縣，從小在上海長大。他在一九一七年畢業於北洋大學，獲法學學士學位，一九一九年在北洋政府的外交官招聘考試中榮登榜首，被派往中國駐美公使館見習，並擔任出席華盛頓會議的中國代表團的秘書。一九二二年，徐謨獲美國喬治·華盛頓大學法學碩士學位。回國後他在南開大學政治係任教授。一九二六年，徐謨在上海掛牌當律師，接著先後擔任上海公共租界臨時法庭法官和鎮江地方法院院長。一九二七年四月南京國民政府成立以後，徐謨回到外交部，先任參事，後任歐美司司長。在此期間，他協助外交部長王正廷從英國收回威海衛，與法國達成了關於北部灣的協議，並與希臘、波蘭和捷克斯洛伐克簽訂了商務條約。從一九三一年下半年起，徐謨先後擔任外交部亞洲司代理司長、外交部常務次長和政務次長。他還兼任過中央政治學校外交係主任和考試院典試委員會高等考試典試委員會委員等職。

悉尼近千華人舉行了歡迎徐謨抵澳的集會，而國民黨第一次沒有辦歡迎國家的外交使節的宣誓效忠儀式。

在任駐澳公使期間，徐謨被墨爾本大學授予名譽法學博士學位。

離開澳大利亞以後，徐謨任中國駐土耳其大使。作為法律專家，徐謨在一九四五年參與起草籌備成立國際法庭的草案。在舊金山會議上，他擔任聯合國憲章起草委員會處理國際糾紛部分的中國代表。一九四六年，徐謨當選為聯合國國際法院法官，後又連選連任。一九五六年他當選為國際法學會副會長。同年六月，徐謨因心髒病突發，在國際法院法官的任上於荷蘭海牙（Hague）去世。

一九四二年三月，從菲律賓狼狽撤退到澳大利亞的道格拉斯·麥克阿瑟（Douglas MacArthur）將軍奉命在墨爾本建立了西南太平洋戰區盟軍司令部，在那裏有個中國軍事代表團辦公室。

七月，原在新加坡的中國銀行分行遷到了悉尼。直到一九八0年代，那是在澳大利亞營業的唯一一家外國銀行。

同月，民國政府在墨爾本建立了領事館。第二年三月，民國政府又在珀斯建立了第三個領事館。

十.在澳華人與二戰

因太平洋戰爭的爆發，澳大利亞政府對所有滯留在澳的盟國公民包括華人都提供了三年的臨時居留簽證，有效期至一九四五年六月三十日。當時決定，如簽證到期時戰爭仍在繼續，則該簽證自動展延兩年。

那時在澳的華人，除了少數歸化了的之外，都被視為外僑（alien），哪怕他們已經在澳大利亞居住了幾十年。他們不能應征入伍，不能享受國民的許多待遇，因此澳大利亞華裔直接投入二戰保家衛國的隻有二百人左右，下麵是他們中的幾個例子：

1）Thomas Wong See。Wong See是第一個加入皇家澳大利亞空軍的華人。他一九一二年出生於悉尼，於一九四0年進空軍，在接受了短期的新兵訓練以後又完成了最基本的飛行訓練項目。他在同年底成為首批“帝國空軍培訓計劃”（Empire Air Training Scheme）項目的學員，前往南非和羅德西亞（Rhodesia，即今天的津巴布韋）受訓。一九四一年五月，Wong See回到澳大利亞。次年六月，他前往英國，在第四行動培訓中心接受進一步的飛行訓練，隨後奉命加入英國皇家空軍的海岸警備隊，先後在第四百六十一、三百五十七和二百二十四飛行中隊服役。一九四五年八月，Wong See回澳繼續在澳大利亞皇家空軍服役，兩個月以後退役。

2）Roy Francis Goon。Goon一九一三年出生於維多利亞的巴拉瑞特，父親是個中醫，母親是個有四分之一華人血統的愛爾蘭人。Goon從小就是個飛行迷，二十歲時在當地的飛行俱樂部學會了飛行。他在中國抗戰開始時曾效力於蔣介石的空軍。二戰爆發後，他回到澳大利亞，以平民教練的身份為皇家空軍訓練飛行員，他的二百餘個學生中，基思·“布魯尼”·特魯斯科特（Keith“Bluey”Truscott）後來成了英倫空戰中赫赫有名的王牌戰鬥機飛行員。但是當Goon想參軍上戰場殺敵時，卻被根據一九0九年的聯邦國防法的規定，因為“不夠歐洲人”（not“substantially European”）而兩次被拒之門外。直到他向空軍部長詹姆斯·費爾貝恩（James Fairbairn）當麵抱怨並表示打算去香港參加英國空軍以後，他才如願以償成了皇家空軍的一員。Goon先後在新幾內亞（New Guinea）和澳大利亞執行任務，一九四三年升任為第八十三飛行中隊的指揮員。

Goon的八個兄弟姐妹中六個參加了二戰，其中一個受傷以致終身殘疾。

3）康財。康財於一九一九年出生於昆士蘭的凱恩斯，一九四一年參軍，先在陸軍第六師通信情報處擔任發報員。因為通中文和日文，還能聽懂和說簡單的意大利語和南斯拉夫語，他很快被調到盟軍情報翻譯處。一九四二年，康財隨軍參加了著名的在新幾內亞的科科達小徑戰役（Kokoda Track Campaign。該戰役挫敗了日軍從陸地進攻莫爾茲比港（Port Moresby）的企圖，從而保證了澳大利亞本土不受日軍的侵略)。此後，康財繼續在新幾內亞戰場的各個海島上從事偵察、翻譯和審訊等工作。戰後，他先後在荷屬東印度群島和達爾文服役，主要參與對日軍戰犯的軍事審判。康財在一九四七年退役。

4）黃如彩（Jack Wong Sue）。黃如彩在一九二五年出生於珀斯，是個商船水手。他先申請參加海軍，但因為華人家庭的背景而被拒。一九四三年，黃如彩成功加入了皇家空軍。一九四五年三月，他和Z特別小組的六個夥伴每人貼身攜帶一顆三十秒鍾就能致命的自殺藥片，被空降到日軍占領的婆羅洲執行阿加斯三號行動（Operation Agas 3），為澳軍正在策劃的解救被關押在山打根戰俘營裏的戰俘的行動搜集情報（該行動後來被取消），並訓練當地的華人和馬來人遊擊隊襲擊和騷擾日軍。六月，黃如彩化裝成華人苦力，再次深入敵穴，走進一個日本兵來來往往的車站，脅迫那裏的華人站長吐露機密。為此黃如彩在戰後獲得了傑出服務勳章。黃如彩著有《血染婆羅洲》（Blood on Borneo）等回憶錄。

澳大利亞國民黨主席餘榮的幾個兒子都上了抗日前線，其中一個不幸當了戰俘被關押在新加坡樟宜（Changi）的戰俘營裏。

墨爾本僑領劉光福的兒子當了海軍，在尼泊爾號驅逐艦（HMAS Nepal）上服役。

由於日軍從菲律賓南下勢如破竹，受雇於西方列強各輪船公司的二千多名中國海員隨船撤退到了澳大利亞，主要分散在悉尼、墨爾本、布裏斯班和珀斯等港口。他們大多數是英商和荷印輪船公司的中低級技術人員和普通水手，或是廚師和廚房幫工，因為一時薪水停發，生活受窘，為了抱團自救，他們於一九四二年在悉尼的僑青會的協助下，成立了澳大利亞中華海員工會（Chinese Seamen Union of Australia），並成為左翼的澳大利亞聯邦海員工會的一個特別支部。一九四三年，中國政府正式承認了這個工會，並將其置於中國駐澳公使館的領導之下。

應澳大利亞政府的要求，澳大利亞中華海員工會積極組織海員為戰爭服務。因為戰時對海員的需求量極大，他們中的相當一部分前往各種被征用的商船工作，還有很多人被澳軍征召，編成中國勞工連（戰時澳軍下屬有三十七個勞工連，其中有幾個以華人為主），在碼頭上為盟軍裝卸軍用物資，或在特定地區種植專門供應盟軍的蔬菜水果等等。

滯留在珀斯的約五百名左右的中國船員被澳大利亞軍事當局編為中國勞工第七連，先在弗裏曼特爾港為美軍修理軍艦，然後在一九四二年底被全員轉移到布裏斯班，與來自其它地方的華籍勞工一起，在布裏斯班河靠近出海口的伯林巴（Bulimba）船塢為美軍修船和造船。

第七勞工連離開後，西澳政府農林部按戰時體製，將當地的一些華人組織起來，編為新的華人勞工連，從事各種物資的生產和搬運以及蔬菜水果的種植，以滿足盟軍的需要。同時，華人勞工連還承擔了部分澳軍和盟軍的後勤工作如洗衣等。

北澳特區的萊瑞瑪（Larrimah）是澳軍的整訓基地和物資集散地之一，那裏也有一個華人勞工連。

十一.鬱金香部隊（Tulip Force）

二戰爆發以後，中澳分頭在神州大地和南太平洋跟日本人血戰，成了同一陣線的戰友。其間，澳大利亞軍人的靴子第二次踏上了華夏大地。

一九四一年初，英國在東南亞日益感受到了日軍南侵的威脅。作為英聯邦軍隊的一部分，澳軍加入在緬甸的英軍準備對日作戰。澳軍第八師的一部分官兵在眉謬（Maymyo）的叢林戰訓練學校接受了六個月爆破、伏擊和偵察等方麵的訓練。太平洋戰爭爆發後，那批受訓者中的兩個軍官和四十三名大兵，加上五個英國士兵，組成了一支名為鬱金香部隊的小分隊前往中國，他們的任務是培訓與日本人作戰的中國遊擊隊。英軍為鬱金香部隊提供了六個月的給養、大量炸藥和各種裝備。一九四二年一月，那支小分隊乘坐卡車，沿著滇緬路，經過十八天三千多公裏雲貴高原上崎嶇山路的顛簸，到達昆明。然後又行程八百多公裏，先是汽車後是火車，在二月十七日輾轉到達湖南的祁陽，進入國軍著名的遊擊將領李默庵領導下的第一突擊隊（按照當時的編製，突擊隊為師一級的部隊）第五突擊營的駐地。陳姓中校率領的第五突擊營剛參加過由第九戰區司令長官薛嶽指揮的第三次長沙戰役。

六月以後，鬱金香部隊跟隨第五突擊營穿過湘中和湘東，進入江西，越銅鼓，直趨靖安丘家街，他們在那裏住了三個多月。當時與鬱金香部隊在一起的還有一支英國醫療小分隊和他們的醫院。不過到了十月份，那些英國人就撤出了中國前往印度。

在中國境內近十個月的時間裏，鬱金香部隊未參加過任何一次作戰（其中個別成員曾經參加過一次突擊隊的偵察行動）。他們的貢獻是利用其從緬甸帶來的爆破工具和偵察器材給國軍遊擊隊進行了一些培訓，並指導了那些士兵如何操作迫擊炮等。

鬱金香部隊乏善可陳。李默庵在《世紀之履：李默庵回憶錄》中對他們的評價非常低，他說那支部隊的官兵大多本是商人、牧師和傳教士等，盡管他們帶來了炸藥和一些偵察設備，但他們自己並不是訓練有素的職業軍人。他們態度消極，紀律馳廢，無心訓練，卻看不起中國人。他們索求太多，難以駕馭，製造的麻煩遠多於其工作成績。更嚴重的是，他們還強入民宅，任意拿走財物，騷擾婦女，甚至強奸。

而按照那些澳大利亞大兵和英軍的說法，他們麵臨的首要困難是溝通問題，那不僅僅表現在語言的交流上，還體現於對訓練的方案、計劃和實際操作等方麵的理解上。同時，雙方對軍令和紀律的要求也不同，從而造成相互間的諸多誤會與扯皮。其次，澳英大兵的胃實在無法適應湖南江西一帶的飯菜，以致於他們幾乎時時刻刻都在幻想著家鄉的食物，根本沒有心情去認真訓練。還有，那支部隊在橫穿中國西南和中部地區的過程中，飽受瘴氣、瘧疾、痢疾和傷寒的困擾，其中兩人在過江西銅鼓時染病身亡（也算是在與中國人民共同抵抗日本帝國主義侵略中犧牲），這種狀況使得他們的士氣相當低落。最後，他們不願意聽從中國人的指揮，從而使得他們常常無所事事。澳大利亞人還說中國人隻貪圖他們的設備，對他們的存在卻感到尷尬。

鬱金香部隊在一九四二年十月經昆明飛往印度加爾各答（Calcutta），然後從那裏回家。

盡管鬱金香部隊在中國幾乎毫無建樹，不過那些軍人中事後有些留在中國，加入了陳納德的飛虎航空隊，飛越“駝峰”，為中國抗戰運送軍事物資。

十二.從新不列顛島解放與遣返中國戰俘和平民

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五日日本投降後，澳軍十一師第四旅的兩個營在九月十日從西南太平洋上的新不列顛島（New Britain Island）的西部乘艦前往島上首府—東邊的拉包爾（Rabaul）解救被關押在那一帶五十個苦役營裏的澳、印、英和美等國的八千多戰俘。

登陸以後，澳軍發現那裏還有七百四十八個國軍戰俘以及八百十五個中國平民。那些軍人和平民是在一九四二年底和一九四三年初被日軍從萬裏以外運到島上做苦工的。其中軍人的人數已不足最初運來時的一半，其餘人已經死於日本人非人的虐待和疾病。而那些從廣東和香港擄來的勞工（後來被稱為“廣東民眾大隊”），最初抵達時共有二千三百八十人。

新不列顛島是如今的島國巴布亞新幾內亞（Papua New Guinea）的一部分，當時大約有二十萬居民。戰前該島屬於國際聯盟委托澳大利亞代管的澳屬新幾內亞（The Territory of New Guinea）。太平洋戰爭爆發以後，日軍迅速攻占了該島，在拉包爾一帶集結了十萬陸海軍，那裏一度成為日軍在西南太平洋戰區的海軍基地和陸軍指揮中心之一。

為了大規模地修建工事、機場、碼頭和倉庫等，把那一片熱帶叢林覆蓋、地形複雜的地區改造成軍事要塞，日本人可用的除了各國戰俘，就是從中國和東南亞輸入的大量苦力。       

一九四二年底，日軍從南京老虎橋戰俘營和關押在滬、杭等地的抗日官兵中挑出了一千五百零四人，將他們分兩批從上海裝船，經過“地獄般的航行”，在一九四三年一月運達新不列顛島。來自南京戰俘營的一千名中國軍人中，有五十七名自一九三七年淞滬抗戰後就飽受羈押和折磨之苦的著名的四行倉庫“孤軍營”的官兵。其他有中央軍十四軍和二十七軍、忠義救國軍、新四軍以及蘇、浙、皖三省遊雜部隊的官兵，他們中甚至還有上海和武漢的武警。而來自滬浙的五百零四人都是在一九四二年五—七月間於浙贛會戰特別是衢州戰役中被俘的軍人。

在新不列顛島的兩年八個月裏，那些戰俘和勞工時時刻刻受到殘酷的大自然的折磨：島上密布蚊子、鱷魚、毒蛇、蜘蛛、蜈蚣、螞蝗和蠍子等動物和昆蟲，流行瘧疾、叢林熱、出血熱、斑疹傷寒、登革熱、壞血病和腳氣病，再加上變幻無常的熱帶氣候，雨季防不勝防、隨時爆發的雷陣雨、山洪和泥石流。而遠比一切水土不服、毒蟲惡疾、自然災害更可怕的是殘暴的日軍以及為虎作倀的台籍日本人。

戰俘和平民勞工們食不果腹，衣不蔽體，寢不得安，病不得醫。凡體弱患病不能做工或稍有不服表示者，動輒被槍斃、被刺刀殺死、被軍刀砍頭或活埋，無緣無故被咒罵毆打更是家常便飯。他們每天得幹十多個小時的活，或在森林中開路，或挖防空洞，或築飛機場，或挖壕溝建碉堡，甚至被迫冒著盟軍的空襲搶建搶修機場和其它防禦工事（如一九四四年三月二日，盟軍對拉包爾實施的一次大規模轟炸持續了整整二十四個小時，將拉包爾的建築和地麵的防空設施幾乎全數摧毀，也造成了大量盟軍戰俘的傷亡）。

在拉包爾的台灣日本兵生於日據時代，說閩南語，日語也流利，他們中的許多人自視為大日本的皇民。中國抗戰爆發、尤其是太平洋戰爭爆發以後，他們中相當多的人滿懷激情地投身於日本的“大東亞聖戰”。日軍戰事吃緊之時，他們中的一些人參加了“台灣特設勤勞團”，到日軍在西南太平洋的前線新幾內亞當軍夫，在日軍野戰醫院、救護所甚至戰鬥部隊服務。

在拉包爾，許多台灣日本兵後來頂替日軍負責管理盟軍戰俘。為了表現他們對日本的忠誠，台灣日本兵中的一些人對待戰俘，尤其是對待同文同種的中國戰俘，甚至比日本鬼子更凶惡。

從一九四三年開始，美軍在俾斯麥群島（Bismarck Archipelago）實施跳島戰略，將拉包爾那個日軍重兵集結的海陸軍要塞冷凍包圍，由於供應補給線以及與本土的聯係被逐漸切斷，十萬日軍麵臨嚴峻的生存問題，因此從一九四四年以後，日本人就基本上停止了對中國戰俘和勞工的本來就極其微薄的糧食供應，導致後者隻能靠野果和其它野生植物生存。

在解放了苦役營裏的戰俘和平民以後，澳軍清點完人數，把他們從分散的營地迅速集中到距離拉包爾不遠的卡拉維雅灣（Karavia Bay）的營地。澳軍委派了麥添強為中國軍人營地的翻譯，與麥添強同時被任命為翻譯的還有一個擔任隨軍牧師的澳大利亞人詹姆斯·弗格森（James Ferguson）。弗格森戰前曾在上海基督教青年會傳教多年，會講很好的漢語，他的中文名字叫孫信生。

自從得悉新不列顛島有中國戰俘獲救的消息以後，中國駐澳公使館就積極與國內相關機構如軍政部和外交部等聯絡，並商洽澳大利亞軍方和航運部門，尋找遣返他們的船隻。當時主要的困難是中國的海軍早已蕩然無存，澳大利亞的海軍也一時無力支援，而有強大海運能力的英美隻顧遣返自己的戰俘，對運送中國戰俘的事則相互推諉、置身事外，其他的運輸船隻同樣稀缺。同時中澳雙方還要與香港當局就有關中轉停留問題進行溝通。

包括三百三十九名軍人和八百零二名平民的第一批被遣返者在一九四六年十二月二十一日乘坐澳大利亞運輸艦離開拉包爾，次年一月二日抵達香港，平民全數在香港下船再返回廣東各地，而軍人被繼續轉往上海。

七個月以後，第二批軍人終於在一九四七年八月四日乘坐一艘商船從拉包爾出發，到香港後換船前往廣州（在第二批中國軍人被遣返以前，澳方警察在他們營地的內外都發現了非法釀製的酒精，以致發生衝突，造成混亂。在等待遣返期間，又有十人死亡）。中國政府為兩次遣返支付了船費。

除了從中國運來的戰俘和苦力，澳軍還從拉包爾西約十五英裏處的一座集中營裏解放了大約八百個自十九世紀下半葉開始移居拉包爾等地的客家人和廣府人。日軍占領新不列顛島後，那些人被全數關進了集中營。他們不需要遣返。

雖然有七百多名中國官兵死於新不列顛島的戰俘營，不過在戰後隻找到了不足四百具遺骸，那些遺骸分別被葬於碧塔帕卡（Bita Paka）戰爭公墓和拉包爾戰爭公墓裏被稱為中國軍人公墓的一側，當時由澳軍的軍墓管理當局負責管理維護。一九四九年中國大陸政權更迭，國共雙方都無暇顧及那些葬在異國他鄉的抗日將士遺骸。在一九六0年代初，當地華人曾多次向台灣當局的僑務部門及國民黨高層提請維修中國軍人公墓或建造紀念碑，但沒有下文。一九六四年四月，澳大利亞軍墓管理委員會宣布他們自此再不過問任何與中國軍人公墓有關的維護管理事宜。風吹日曬雨淋，如今中國軍人公墓再無蹤跡可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