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澳關係與在澳華人簡史（十二）

中澳關係與在澳華人簡史（十二）

民國政府與澳大利亞（4）

七.中華民國駐澳第七任總領事陳維屏（一九三一年九月—一九三六年十二月）期間

陳維屏於一八七六年出生於北京，其父陳大鏞為衛斯理宗（Wesleyans）美以美會（The Methodist Episcopal Church）在華北地區的著名牧師，一九00年六月在布道時為義和團所殺，陳維屏的母親、十七歲的弟弟和十一歲的妹妹同時遇害。一九一一年，陳維屏赴美，先後入讀俄亥俄韋斯理大學、密歇根大學和波士頓大學，獲神學和哲學兩個博士學位。一九一八年八月，陳維屏與石美玉醫生等推動全國性的聯合布道工作，於翌年成立了華人第一個自發的布道組織—中華國內布道團。一九二0年，陳維屏受聘為金陵神學院教授。

在陳維屏赴澳的途中，恰逢日本關東軍發動九一八事變。事變後，悉尼華僑隨即在二十七日於國民黨會所開會成立了悉尼華僑對日救國後援會組織勸捐，同月墨爾本也設立了滅敵救國軍費基金，在澳華人從此投入了共赴國難的艱難曆程。十一月十五日，悉尼華僑在領事館的協助下召開追悼東北殉難同胞大會。同年十二月初，悉尼成立了華僑拒日戰費籌備會。

一九三二年四月二十三日，墨爾本公布得捐款六千七百十七英鎊零六便士，其中電匯中央財務委員會五千英鎊，犒勞前方將士二百英鎊。五月二十八日悉尼公布得捐款三千一百三十四英鎊十一先令，電匯中央財務委員會一千英鎊，犒勞前方將士四百英鎊，電匯上海十九路軍一千英鎊。在一九三一—三三年間，在澳華僑的抗日救國捐款累計達兩萬三千多英鎊，此數尚未包括個人或悉尼、墨爾本之外的大小城鎮的直接匯款。不過那些抗日捐款有相當部份沒有匯出，原因是“原立章程，必要正式開戰，始能將款匯回”。然而直至一九三四年，中日仍在和談，因此悉尼拒日戰費籌備會把餘款退回了捐款人（日本在一九四一年十二月七日突襲珍珠港，美國在次日對日宣戰，中國才狐假虎威馬上跟著也對日宣戰）。

後來華僑又成立了澳大利亞及南太平洋國難後援總會（下轄各地分會），並指定永安、永生、錦順和源泰四個公司收儲，“積有成數，即匯中央指定收款機關，以應軍需”。

陳維屏積極參與了那些募捐活動。他領導的領事館向公眾分發了許多揭露日本軍國主義侵略罪行的材料。一九三四年，陳維屏出版了英語的《滿洲還是滿洲國：日本侵略三年的後果》（Manchuria or Manchukuo：The Effect of Three Years of Japanese Aggression）一書。他多處發表演講，向澳大利亞官方和民眾警告日本侵略的危險。

陳維屏還努力促進中國對澳大利亞的出口。

在五年多的任期中，陳維屏最引起爭議的是他對蔡廷鍇訪澳的態度。

蔡延鍇在上海抗戰和福建事變後下野，前往香港，並在一九三四年四月出國“考察”。他在海外遊曆了整整一年，先後訪問了歐洲、美洲、澳大利亞和東南亞，所到之處無不受到僑胞的熱情歡迎。

蔡廷鍇在一九三五年二月二十五日到達悉尼，至三月二十日乘船回國，在十八天裏由悉尼的中華總商會、致公堂等七大華人團體招待。華僑敬重他是敢於跟日本人幹仗的好漢，並不計較他參與一九三三年十一月發動福建事變反叛中央分裂國家的事，而黨國可不健忘，他們專門派人到澳大利亞進駐國民黨機關報《民國報》，組織撰寫和發表攻擊蔡廷鍇的文章。

就蔡廷鍇訪問悉尼事，一貫正統、愛黨愛國愛上帝的陳維屏對《悉尼先驅晨報》發表評論說，作為政府代表，總領事館不能對蔡廷鍇予以正式認可，理由一是蔡廷鍇在福建事變中的責任，二是蔡廷鍇在外國進行了反政府的宣傳。

蔡廷鍇為自己辯護，稱他到美國後因被反對他的報紙所激怒，不得已向僑報將“賣國政府的事實報告”，並辱罵陳維屏“滿紙胡塗，語倫無次，以此等蠢才而充外交官，安望其獲勝利”。

一九三四年，時任澳大利亞副總理兼外長約翰·萊塞姆（John Latham）率領官方代表團訪問了荷屬東印度、新加坡和馬來亞、法屬印度支那、香港、中國、日本和菲律賓七國，在途中，萊塞姆聲稱：“澳大利亞既是大英帝國的光榮成員，也是一個東半球國家”，表明澳大利亞開始發展獨立於英國的外交政策。萊塞姆是第一個訪華的澳大利亞政治家。

一九三五年五月，澳大利亞在上海建立了貿易代表處。

《東華報》在一九三六年八月的一篇文章中對陳維屏冷諷熱嘲，他們不敢明言陳維屏親國民黨、關心國民黨黨務遠超過對華僑社區的關心，就說他“專做上帝工夫”而不盡領事職責：

“從前之領事昏庸愚懦，不善外交，不顧僑務，不必論矣。現任總領事陳維屏先生富有中西學識，擅長外交才能，乃任職四年，對於往日苛例未見解除，現時苛例全無知覺……殊屬不解。或謂我總領事一大宗教家也，常受遠近教堂聘請演講耶穌聖道，幾有應接不暇之勢……誠不愧為宗教大家，但不知其將何以盡領事職責，並將何以對我外交部眷念僑胞之至意。吾僑有此領事為福與否，可於此以覘之矣。”

而《民國報》在聽說陳維屏因受人非議、心情不悅而已遞上辭呈後發表了“各僑商聯名挽留陳總領事”一文：

“駐澳總領事陳維屏氏，五載以來為我僑胞辦理一切事務至為盡力，清廉正直，有口皆碑；近因被人誣蔑，頓萌退誌，已向外交部辭職。本洲各僑商聞訊，紛紛慰達陳氏，懇切慰留；一麵電呈外交部請勿準其辭職，俾能繼續努力為吾僑謀幸福，為國家爭光榮。惟聞陳氏至為消極，不知能否打消辭意也。”

那文章後麵附了份挽留名單，其中包括悉尼五十家主要商號以及個人一百五十九人。

一九三六年十二月二十五日晚，悉尼僑商設宴，邀請了聯邦政要、新南威爾士州上下議院的議員、各國使節和報界記者等百餘人為陳維屏踐行。

陳維屏於次年一月十三日乘船回國，有約四百人到碼頭送別。

抗戰勝利後，民國首都從重慶遷回南京，為了紀念凱旋，蔣介石將南京官邸的禮拜堂命名為凱歌堂，陳維屏是主持凱歌堂的牧師。

一九四九年，陳維屏隨中華基督教衛理公會遷往台灣，一九五一任台北信友堂主任牧師。一九五四年四月，陳維屏牽頭發起組織自由中國基督教協會，並任理事長。該協會同時全盤接管了外國傳教士相繼離開後留下的基隆私立博愛救濟院，改其名為博愛家園。一九五五年，陳維屏又與鈕永建等人倡議在桃園成立了名為私立中原理工學院的基督教大學（即現在的中原大學）。

陳維屏在一九六四年七月四日為六十四歲的張學良與五十三歲的趙一荻（趙四小姐）的婚禮證婚，在場的隻有宋美齡、張群等十二名至親摯友。一九七0年十二月，陳維屏以九十四歲的高齡又為台灣著名女子田徑運動員紀政（紀政在一九六八年墨西哥城夏季奧運會上進入百米短跑決賽，創造了亞洲紀錄。她還獲得了八十米跨欄的銅牌，為台灣贏得了第一塊奧運會獎牌）的婚禮證婚。

陳維屏在一九七二年逝世。

八.中華民國駐澳大利亞第八任總領事保君健（一九三六年十二月—一九四二年二月）期間

陳維屏的繼任人是保君健。

保君健是江蘇南通人，肆業於南通五屬中學、上海南洋中學和北師大附中。從北平大學法科經濟係畢業後，保君健公派赴美留學，先後在康奈爾大學、哥倫比亞大學和哈佛大學讀政治經濟學，得學士和碩士學位。他曾任哥倫比亞大學中國學生會會長。返國後，保君健曆任北平國立師範等大學的教授、北平民國大學教務長、副校長以及國務院秘書、國民政府外交部九江英租界接收委員會主任秘書等職。

徐誌摩在一九三一年十一月十九日從南京去北京為林徽因在北平協和禮堂為外國使節作題為“中國建築藝術”的演講捧場，他的機票是當時任中國航空公司財務主任的保君健免費贈送的。結果那架飛機在大霧中誤觸濟南開山墜毀，徐誌摩罹難。當天深夜是保君健去上海徐公館向徐夫人陸小曼報告噩耗的。

保君健於一九三七年元旦在悉尼宣誓就職。他在宣誓後的簡短講話分外鏗鏘有力：“奉令來澳宗旨係為黨國效命、為僑民服役”。與保君健同時到悉尼的，還有黨國的“新生活運動視察員”駱介子。蔣介石在一九三四年發起以“禮義廉恥”為道德標準的“新生活運動”，並要求全民在日常的衣食住行中實行。駱介子南來就是為了在華僑中開展“新生活運動”，同時向華僑提倡“互助合作運動”、“國語國文運動”、“國貨行動”和“救濟運動”。

總領事館於是雷厲風行，先是大掃除，“窮一日之精力，非特領館牆壁、地板及器具等件均經刮垢磨光，纖塵不染，即檔案、文卷、賬冊等項亦經理清楚，有條不紊”。然後是“整頓館務”，保君健對全體館員訓話，要求“辦理館內一切事務應依照科學方法進行，藉以增進行政之效率。辦公時間內，館員不得料理私事。除因公接洽外，尤應謝絕賓客之探訪，以免妨礙公務。公私概須分明，尤不可有感情之作用，更萬不可多預閑事，致招誤會，有礙館譽。處世接物均宜和慎為懷，本領館代表國家，各人一舉一動，務宜審慎”。接著，保君健又大力鼓動華僑購募救國公債。

一九三八年，為紀念英國殖民者到澳一百五十周年，保君健與總領事館的三個下屬合寫了一本六十四頁的英語小冊子《百年中澳關係》（A Century of Sino-Australian Relations），書中收了六篇文章，保君健寫了其中的三篇，一篇簡單介紹華人如何移民澳大利亞、當時各州華人的情況以及中澳政府之間的關係。保君健呼籲澳大利亞政府給予華僑公正待遇以至公民權，雖然他聲明無意挑戰澳大利亞的白澳政策。文章顯示在當時的華裔中，已經幾乎有四分之一是混血兒了。一篇探討中澳兩國的文化差異。另一篇介紹兩國間的經濟往來。保君健非常不滿中澳間巨大的貿易差距（從一九三三—三七年的五年間，澳大利亞對華出口總值達一千五百五十萬英鎊，而同期從中國僅進口了二百萬英鎊貨物），但他沒有說明中國有什麽東西可以向澳大利亞大量出口。保君健對澳大利亞出口管理以及市場營銷的係統性和規範化非常讚賞。

副領事曹文彥的文章題為“澳大利亞一百五十周年慶祝活動中的華人”（Chinese Participation in Australia’s 150th Anniversary Celebration）,文中先是對澳大利亞頌揚一番，接著說明保君健和他本人受命將中國政府的祝詞和國旗贈送給新南威爾士州州長，然後詳細解釋了由陸皓東設計的中國青天白日滿地紅國旗的元素和色彩所表現的含意，他說中國國旗的藍、紅、白三色代表了法語中的“平等、自由和博愛”，而孫中山的三民主義與林肯總統的“民有、民治、民享政府”的含義相同。

王良坤在他的文章“理解中國”（Understanding China）中說：“中西方文明的不同之處在於一種根本的差異，這種差異集中在對獲得幸福的欲望的看法上。必須理解的是，西方文明以所滿足的欲望的數量來衡量幸福，而中國文明是基於這樣一種信念：真正的幸福是在減少這些欲望中發現的，你擁有的以及欲望越少，你就會越快樂。西方崇尚物質主義哲學，而中國崇尚並堅持生命的精神需要。而這兩種觀點目前都不合適，我們需要的是兩者的結合”。

隨習領事K.D.Hung（中文待考）文章的標題是“澳大利亞在中國的商機”（Opportunities for Australian Commerce in China），文章抱怨澳大利亞沒有充分利用在澳華人的聰明才智和經驗知識，以致對中國市場缺乏深刻的認識。文章建議澳大利亞人“不僅要聽官方所讚助的堪培拉著名講師的講座，還需要在澳大利亞的每個城鎮和村莊討論如何最好地利用這些機會”。文章認為澳大利亞可以向有四億七千五百萬人口的中國大量出口麥子、麵粉、羊毛、水果、罐頭食品、玉米和鐵道枕木等等，同時可以從中國購買絲綢、生薑、花生和其他高質量的產品。

那本書的最後附了宋美齡在上海舉行的國際婦女大會上發表的書麵講話。宋美齡的講話強烈控訴日寇在中國的暴行，讚揚婦女的犧牲精神，似乎比那些外交官的文章更接地氣。

保君健很有錢，而且慷慨大方，她的夫人是個美國人，喜好社交，因此他們夫婦在悉尼人緣極好，他們不僅經常在領事館舉辦舞會、放映電影以聯絡各界人士，甚至還組織成立了一個英華網球俱樂部。

保君鍵在澳大利亞共五年多（最後幾個月作為駐悉尼總領事受在堪培拉的公使徐謨的領導），之後任駐印度總領事，後又擔任過駐秘魯暨玻利維亞大使、駐約旦大使和駐沙特阿拉伯大使。

一九三七年，澳大利亞政府實行了一項新政策：如果在澳華人所辦商號或企業的年營業額超過五千英鎊，就可從海外引進一名助理協助工作。

蔣介石在一九三九年給在澳華人寫了封公開信，號召他們支援抗戰，接著宋美齡又對他們發表了廣播講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