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澳關係與在澳華人簡史（七）

中澳關係與在澳華人簡史（七）

滿清與澳大利亞政府（2）

五.清廷第二任駐澳總領事唐恩桐（一九一0年十月—一九一一年五月）期間

清廷第二任駐澳總領事為唐恩桐。他在一九一0年九月底偕翻譯和書記等接任視事。

唐恩桐是廣東香山人，多年擔任駐朝鮮的外交官。不知為何，不懂英語的他卻被派到了澳大利亞。不足半年後的一九一一年五月，唐恩桐即以水土不服、諸病交作為由而辭職回國調理（辛亥革命後唐恩桐曾任民國總統府秘書和外交部僉事，一九一二年在北京去世）。

唐恩桐在澳大利亞的時間非常短，他發出的一則告示大意如下：

本地英語報紙近日報道，有街坊向政府抱怨，稱有幾家華僑種菜，把廚房濁水積蓄成池以澆灌蔬菜，池中之水腥臭難當，旁又有廁所，還堆積各種腐敗之物。又有一戶將街外溝渠汙水截止，流入菜圃，種種齷齪，極不衛生。同日報紙又登有皇家醫生調查華人菜圃，發現多為肮髒汙穢不堪，急須整頓雲雲。查我僑民以耕種度日，為數甚眾，久為外人所嫉視。現有此瑕疵，外人更有所籍口，萬一將來或因此查封菜圃，不準僑民種菜，則菜農有苦難訴，那時雖有領事與官方交涉，恐怕為時已晚。不如趁此機會，各位趕緊自理清潔，免致授人口實。

因為唐恩桐的辭職事出突然，清政府匆忙中令駐新西蘭領事黃榮良接替。

六. 清廷第三任駐澳總領事黃榮良（一九一一年五月—一九一三年十一月）期間

黃榮良是安徽無為人，於南京匯文書院畢業後留校任教，後赴美國留學，先後入貝克（Baker）大學和哥倫比亞大學，畢業後先任駐英使館二等翻譯，一九0九年任駐新西蘭首任領事。

黃榮良在一九一一年五月剛到墨爾本不久，椅子還沒坐暖，國內就改朝換代了。滿清駐澳總領事館改名為中華民國駐澳總領事館。雖然新政府留用了黃榮良和他的班子（黃榮良曾一度聘請了當地華人劉光福幹些翻譯和抄寫的活），授意一切如舊，但畢竟流年不利，他也確實揪心事不斷。

首先是遠在海外、身為晚清外交官的進退維穀。辛亥革命剛一打響，血氣方剛的劉光福就扯下了領事館懸掛的大清龍旗。悉尼保皇派的《東華報》稱龍旗乃中華之旗，無滿無漢無蒙無回之分，而激進的墨爾本少年中國會則直指黃榮良為“滿清奴隸”。在反複躊躇之後，黃榮良決定暫時仍掛龍旗，直至一九一二年八月接外交部電，得悉有大總統令及參議院議決以紅、黃、藍、白、黑五色旗為民國國旗以後，領事館才換上了新旗。

其次是潘如妻離境案。吉朗（Geelong）商人潘如在一八九三年來澳，一九一0年回國娶妻，隨即以探親名義申請其妻來澳，起初獲批六個月，經黃榮良說情後延期六個月，其間生下一個女兒。在居留期將滿時，潘妻要求留下不走，黃榮良再次與澳外交部商議，但無效，又向英駐澳聯邦總督懇請。其間潘妻又多留了半年，並且又再次懷孕。這事導致澳大利亞社會議論紛紛。按當年法律，無論父母是否澳大利亞公民，在澳出生的孩子即自動獲得澳籍。問題是潘如並非澳籍，其妻以探親名義入境，必須先行離境，在數年後才可以再次申請入境。黃榮良無法可依，隻能將情況報至民國外交部上交矛盾。最後潘如變賣在澳產業，帶妻女回國。

再次是跟廚師阮亞梅之間的私人糾紛。黃榮良上任時隻帶了妻女同行，到署與唐恩桐交接時，以月薪兩英鎊挽留了唐恩桐帶到澳大利亞的廚師阮亞梅，而唐恩桐本已為阮買了回國船票。沒多久阮就發現黃榮良不太容易侍候，加上思鄉心切，決定辭工，要求黃榮良為他支付回國船票。黃榮良以阮自行辭工而不允，他許諾每月加薪十先令，希望阮能留下。阮暫時答應了，隻是心情不悅，所以怨言不止，惹得眾人均不快。黃榮良最後不得不為他買了船票讓他回家了事。

最悲慘的是槍傷案。唐恩桐不懂英文，翻譯謝德怡是他不可或缺的左臂右膀，而黃榮良是美國留學生，閱讀英語文件或與澳大利亞政要往來根本不需要謝德怡，因此謝德怡的主要工作就成了把澳方文件譯成中文，這樣一來，他糟糕的中文根底就露餡了。謝德怡有公子哥兒的習性，他化了很多時間、精力和錢財追求當地一個名伶，而他家裏並沒有金山銀山，因此難免四處借貸。黃榮良不懂留情麵，將事情傳回北京，外交部回覆讓謝德怡自行告退或將被革職。謝德怡卻一不做、二不休，幹脆大張旗鼓地與女伶結婚。一時間，謝德怡既要在妻子麵前顯得多金闊綽，又要千方百計躲避追債人。澳外交部則開始懷疑他的外交人員身份。

一九一二年三月十一日，謝德怡到領事館要求黃榮良幫忙：1）因欠款而正在跟債主打官司，他請黃榮良出麵要求對方允許延遲還款；2）他要求黃榮良在澳外交部查詢他的身份時謊報說他仍在領事館任職，同時在等待國內另行委任；3）他要求黃榮良為他寫推薦信以便在國內謀職。兩人談了三個多小時，黃榮良不肯答應謝德怡的任何一個要求。於是謝德怡從口袋中掏出手槍朝黃榮良射擊，不過僅一顆子彈傷及黃的肩部並從臂後穿出，沒有危及生命。

經審判以後，謝德怡被判入獄五年，實際服刑了三年。其妻在案發後轉往倫敦繼續從藝。

該案轟動了全澳，華洋報紙都有持續報導。華語報紙上的評論五花八門，對黃榮良以貶為主。有人說：黃領事肩負保護僑民之重責，竟不能保證領事館內及自身的安全，簡直“駭人聽聞”；有人則說：黃領事對外人指責謝德怡漢語基礎差，不能稱職，但此點與本案無關，卻暗指政府用人不當，以致招洋人輕視，這是抹黑母國。謝某在監獄裏多過一天，就是母國多失一分體麵。

黃榮良和他的兩位前任要應付的是自一九0一年以來華人社團中日益滋長的對母國對他們的冷淡漠視的怨憤，個個都承受山大的壓力，而黃榮良們對那些冷淡漠視其實並不真正負有責任。無論是清末還是民初的政府，都是內外交困，泥菩薩過河，自身難保，哪裏有多少時間、精力和能力照顧那些當初不顧風險、自願遠渡重洋希望“掘金搵銀”然後衣錦還鄉的平民百姓？黃榮良們不約而同地在很短時間裏就心灰意冷、告病辭差，實在是無奈之舉。下麵是當時二則華人報紙上的痛訴：

“我華人以積弱之國民，又不見顧於無心肝之政府，正如失怙恃之嬰兒任人苛待。力難與爭，悲苦之情無可告訴矣。”

“夫中國地大物博，利源充溢，不能開通百產以為養民之地，坐令大好子民流離海外，受外人之淩辱，被外人所踐踏。嗚呼！是誰之過耶？是誰之過耶？”

其實黃榮良可算是個在職盡職的外交官。

一九一二年初，南澳一僑商為申請其弟來澳讀書，寫信給黃榮良詢問程序手續，黃榮良往謁澳外交部長喬賽亞·托馬斯（Josiah Thomas），托馬斯回答說：原有章程本是準許貴國學生入境的，然而有太多人借留學為名而來此打工，經常被警察查出。還有人舉報見到華人兒童在洗衣坊幹活。現在華商和學生來澳章程的修訂還未落實，將來如何處置，希望您能加以操心並提出意見。

黃榮良隨即起草了與修改中國商人及學生赴澳章程有關的五份文件送中國外交部審查，同時致函澳大利亞外交部，建議1）中國赴澳人員如持有中國護照和英駐華官員的簽名批準，應準予登岸；2）無論是探親、訪友、旅遊還是留學，其護照內須注明在澳期限；3）凡華商居澳已滿兩年、且確係經商者，應準其在華妻室來澳，但必須遵守如1）所述，即有中方所發護照及英方簽署；4）凡居澳華商，如因病痛不能營業或竟在澳沒故者，應準其子來澳照管或繼承其之家業；5）凡居澳華人所生子女，應準其在澳讀書，不過不得入籍；6）凡華人居澳已數年者，如欲回國，經澳政府發給憑照，應準其自由往返，屆時不能令之留手印，以招恥辱。此憑照可載明最後回澳期限，以兩年為度，以便海關易於查察；7）中澳間並未有禁止工人入境之協定，所以凡中國工人來澳，如能通過語言聽寫測試，應準其登岸；8）澳政府與議會不能特別製訂歧視華人的工廠或工作條例，無論什麽樣的華人在澳，均需與歐洲人一律看待。

對於澳大利亞在事實上禁止中國工人入境，對商人和學生來澳也嚴加控製，即使準許入境者，也都須留指印掌模，而對日本人卻網開一麵的做法，黃榮良向澳政府提出抗議。澳方的反應是，因為“華僑工省價廉”，且屢屢違反工廠管理條例，所以為澳大利亞工會所忌；同時華人冒充商人和學生的例子時常發生，而日本政府自禁工人來澳，他們也沒有工人冒充商人和學生的情況，因而澳大利亞不予防範。

九月，中澳政府新訂《中國學生和商人赴澳管理條例》（Chinese Student and Merchant Regulations），開啟了中國留學生有序來澳學習之門。其中關於學生的主要條款有：1）中國男女學生凡年在十七歲以上、二十四歲以下者，如領有中國官方所發之護照並經英國領事簽字，準其來澳（原來中國學生來澳留學，不限年歲，也無需申請費用）；2）凡持有該項護照的學生，抵澳時可免聽寫測試。學生在澳時間如超過十二個月，須由中國領事館代為照會澳外交部，申請延期，延期至多十二個月。如所申請之延期期限又滿，須再次申請。在澳總年限不得超過六年；3）學生抵澳後即須在中國領事館注冊。如住址有更動，必須隨時報知領事館；4）學生抵澳後，須提供華僑兩人的姓名住址，或兩家體麵商鋪之店號地址，送交澳外交部作為擔保人，所有留學資費及期滿回國等事，皆歸其擔保；5）來澳之學生，須在政府認可的學校修習一定的課程。

不久，中澳雙方同意，將來澳中國學生之最小年齡改為七歲。

一九一三年，中國外交部又令黃榮良將所有澳政府有關華僑的禁例以及應如何修改的意見直接寄往駐英代表，以便進一步交涉。

黃榮良在任內成功地在僑民中為北洋政府募得“愛國救國捐”二萬五千多英鎊。

一九一三年六月因腦病從澳大利亞告假離任後，黃榮良先後在外交部任數職。一九一七年天津德租界收回後，他任天津特別一區管理局副局長、直隸管理敵國人民財產事務分局局長等職。一九二0年十月，黃榮良出任駐奧地利公使，一九二六年離職回國，其間於一九二二年還曾奉派擔任駐國際聯盟代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