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在網上閑逛，無意中發現一個短視頻，僅僅幾秒鍾，是蔣公在中華民國國慶時的講話。講話，僅僅幾句話，但鏗鏘有力，那就是“我們能夠光複大陸、恢複失土、消滅共匪，來完成我們國民革命的使命”。
盡管蔣公講得鏗鏘有力，其實他自己也清楚，就當時國共雙方的實力對比來說，要想做到“光複大陸、恢複失土、消滅共匪”何談容易。而目前島上的那些國民黨人，包括他那位正在選台北市長的重孫，早已沒有了這樣的雄心。
蔣公這麽說，一是明誌、再是鼓勁。幾百萬人跟著他從廣裘的大陸，到了這麽一個小島上，不打回大陸，如何向這些人交代？
幾年前看過一個電視劇，名為《原鄉》，是由張國立執導，陳寶國、張國立、奚美娟、馮恩鶴、馬少驊等聯袂主演的一部現代題材電視劇。
《原鄉》以老兵思鄉為情感主線，講述了20世紀80年代在台灣眷村生活的老兵們思念家鄉並最終和家人相見的故事。電視劇中，不管是在台的大陸人，還是在陸的台灣人，那種對家鄉、對老娘的思念、呼喊，撕心裂肺、催人淚下。親情是割不斷的，它不受時間和空間的製約。
《原鄉》的片尾曲，歌詞於右任先生的《望故鄉》，由韓磊演唱。
《望故鄉》
葬我於高山之上兮，望我故鄉；故鄉不可見兮，永不能忘。
葬我於高山之上兮，望我大陸；大陸不可見兮，隻有痛哭。
天蒼蒼，野茫茫，山之上，國有殤！
何嚐那些老兵，蔣公和經國先生何曾不思念故鄉。但他們有時還不及這些老兵，至少老兵中的一些人，在兩岸破冰後有機會重返或定居大陸。而兩蔣則不知何日是歸期？
兩蔣去世後，沒有下葬，其靈柩暫厝在桃園縣大溪鎮的慈湖陵寢，以待時機，歸葬故鄉。根據江浙一帶的習俗，人死在異鄉而又暫時未能歸葬老家的話，就先予浮厝方式處理。所謂浮厝方式，是指靈柩離地三寸，在四個角墊高。采用這樣的殯葬方式，是為了讓子孫能在不破土刨墳的情況下，輕易地遷葬先人。
中國有“蓋棺論定”之說。人死之後，其曆史地位基本就確定了。但有些曆史人物往往“蓋棺”而不能“定論”。這些曆史人物，在維護國家領土、領海、領空主權完整，在反抗外來侵略者的戰爭中作出了傑出貢獻，但因他們在其漫長複雜的政治生涯中曾扮演過複雜多變的角色，各個時代、階層、族群、黨派因立場各異，對他們的評價可能大相徑庭，蔣公即為一例。
蔣介石（1887年10月31日-1975年4月5日）是中國近現代史上的一個關鍵人物，他的政治生涯對中國近現代史的進程產生過極為重要的影響。其幼名瑞元、譜名周泰、學名誌清，後改名中正，字介石。浙江奉化人，曆任黃埔軍校校長、國民革命軍總司令、國民政府主席、行政院院長、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委員長、中華民國特級上將、中國國民黨總裁、三民主義青年團團長、第二次世界大戰同盟國中國戰區最高統帥、中華民國總統等職。
蔣少年頑劣，沒有受過良好的教育，性格上也有好色、多疑、暴躁、任性、孤僻等大的缺陷；年輕時逛妓院，搞三陪，吃花酒，是上海洋場的浮浪子弟。從1920年代末期，蔣才逐漸習慣早起、靜坐、讀書、飲食簡單、不抽煙、不喝酒、愛情專一，後來增加禱告等內容。
蔣一生過錯很多，主要包括：
其一，就是殺戮太重，如1927到1937年的清黨和剿共及1947年台灣的二二八事件等。以剿共為例，根據統計，僅僅從1927年3月到1928年的上半年，共產黨員和民眾被殺的就有31萬人，其中共產黨員兩萬六千人。這就是大陸共產黨及台灣本土人群至今對他都不能原諒的主要原因；
其二，是1946年到1949年的三年的國共內戰。蔣撕毀了已經達成的國共和平協議，發動了違背人心、違背曆史潮流的內戰；
其三，就是長期忽視中低層民眾的利益。如在抗戰前後，河南民眾中有“水旱蝗湯（湯恩伯）”的說法，可見有些蔣軍的軍紀非常之壞。再如1938年的“花園口事件”，目的是為阻止日軍西進，而且確實獲得了很好的戰略效果。但據不完全統計，此事件衝毀河南民宅140萬餘家，淹沒耕地800餘萬畝；淹沒安徽、江蘇耕地1100餘萬畝；傾家蕩產者達480萬人；數十萬老百姓葬身魚腹，上千萬人流離失所。這些都為其在大陸日後的戰敗埋下了伏筆。
在他過世之時，海峽兩岸對他的評價有著天壤之別。他過世40多年了，無論在政界還是學界圍繞他的爭論從未停止過：在台灣，對他的評價經曆了從“神化”到“醜化”的過程，近年來不斷發生雕像砍頭、棺木潑漆等惡性事件；在大陸，對他的評價則經曆著從“漫畫”到“寫實”的過程。1975年4月7日《人民日報》第四版：“新華社一九七五年四月六日台北消息：國民黨反動派的頭子、中國人民的公敵蔣介石，四月五日在台灣病死。”而改革開放後對蔣的評價逐漸趨於中立，電影“西安事變”的拍攝是個標誌性的事件。近年來大陸政府對蔣及國軍在抗戰中的正麵作用已經公開承認。
蔣的過錯甚至是罪孽上麵已做論述。我認為，如果要公正地評價一個曆史人物，首先就要拋棄個人好惡及得失、族群及團體利益、政黨偏見，擱置一些枝節問題，觀其在中華民族的整體利益受到威脅以及在整個民族生死存亡關鍵時刻的角色與作用，再去評價，隻有這樣，才能經得起曆史的檢驗。蔣公的主要功績如下:
其一，在他的領導下，上世紀20年代末，基本完成了中國的再次統一。清朝滅亡後，軍閥混戰，民不聊生。蔣介石作為國民革命軍的總司令，率領黃埔係為主的國民革命軍，成功北伐，先後擊敗孫傳芳、吳佩孚及奉係軍閥張作霖的部隊，而且在1928年的12月，爭取張學良“和平易幟”，歸順南京國民政府，再次完成了中國的基本統一；
其二，作為第二次世界大戰同盟國中國戰區最高統帥，整合一切政治力量，率領中國人民進行了長達8年的浴血奮戰，最終獲勝。整個八年抗戰，國軍正麵戰場先後進行了淞滬會戰、南京保衛戰、上高會戰、徐州會戰、太原會戰、武漢保衛戰、桂南會戰、四次長沙會戰、緬北滇西戰役、湘西會戰等大戰役22次，重要戰鬥1117次，小型戰役3.89萬餘次，斃傷日軍85.9萬餘人，國軍總共死傷322萬多人 。這在中華民族五千年的曆史中，也將是重重的一筆；
其三，其任內爭取到的聯合國安理會常任理事國資格，奠定了二戰後中國在世界上的五大國地位。近年來德國、日本、印度、巴西等國屢屢挑戰此資格，望洋興歎，屢戰屢敗，可見其難度及重要性；
其四，在外蒙古問題上，知錯就改，為以後蒙古問題的翻盤，留下伏筆。1945年8月14日，國民政府與前蘇聯簽訂“中蘇友好同盟條約”，同意外蒙古根據公投結果獨立。次年，對獨立予以承認。1953年，蔣當局在聯合國以蘇聯違反了“中蘇友好同盟條約”並同中國共產黨合作為由引發“控蘇案”，從此不再承認蒙古人民共和國。至今在中華民國的版圖中仍包括外蒙，其潛在的意義極其重大；
其五，在敗退台灣後，堅決反對台獨，堅持“反攻大陸”之信念，直至生命最後一息。
這五個功績中，尤以領導抗戰的曆史意義最大。公道的說，蔣在抗戰初期並不積極，“剿共”才是他第一要務，即所謂“攘外必先安內”，抗日是“西安事變”後的被迫之舉；但蔣的優點是言而有信，答應了就去做，而且全力以赴，拿出了自己的全部本錢，這是不能否定的。
在中國五千年的曆史中，朝代更迭頻繁，但多數是在漢人內部完成，隻有宋、
明被金、元、清取代是例外，這是漢族人民心中永遠的痛。北宋靖康之變時的徽欽二帝-宋徽宗趙佶、宋欽宗趙桓，崖山海戰時被陸秀夫背著跳海而亡的宋末帝趙昺與蔣在抗戰時的表現不可同日而語；明崇禎帝朱由檢雖誌向遠大、勵精圖治、宵衣旰食、事必親躬，但他既無蔣的治國之謀，又無蔣的識人任人之術，最終命喪煤山。但蒙古及女真人與日本人不同，首先他們是外族，不是外國，其控製的領域曾經或就是中原政權的領土，是天高地遠、天寒地凍，平日疏於管轄而已；再者少數民族當時的文化非常落後，要想在中原站住腳，隻有接受中原文化道統這一條路，所以至今的滿族及蒙族人大都漢化，不分彼此；而日本不同，其國家沒有一天歸屬中國，中國軍隊也未曾踏上日本一寸國土，其文化雖受中國影響，但抗戰時，其先進程度已遠超中國。如抗日戰爭失敗，不可能複製元、清的曆史，日語無疑會成為國語，中華文明將徹底終結。如台灣回歸中國已70餘年，至今仍有眾多日本餘孽在作亂，可見日本文化的破壞力如此之強。所以抗戰的勝利，在中國曆史上具有裏程碑式的意義，蔣作為當時的最高統帥，其堅毅、剛強的個性不僅影響了當時的中國，也影響了未來的中國及世界。
蔣在與毛交手前，無論是與孫傳芳、吳佩孚等各路軍閥，還是國民政府內部與汪精衛、胡漢民、孫科、李宗仁、閻錫山、馮玉祥等相比，均遊刃有餘，打遍天下無對手。然“既生蔣，何生毛？”，蔣與毛比，無論文韜，還是武略，都不是對手，這是蔣的悲哀之處。蔣的失敗除了其個人因素外，國內外大環境及其執政團隊均有密切關係。敗退台灣後，相信蔣對其為何在國共內戰失敗的原因，進行了深刻的反思。其除了整頓吏治外，重用陳誠，於1949年2月，在台灣公布實施“三七五減租”的土地改革；1950年3月，繼續推行土地改革，並且在1952年底正式發表“耕者有其田”政策的主要內容，農民以合理補償的方式獲得地主的田。即通過政府主導，以一種溫和的補償方式，來達到將大量地主的土地分配到佃戶手中，進而產生了大量的自耕農。這就為以後台灣經濟的騰飛，躋身與“亞洲四小龍”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人無完人，對蔣的評價可能後人更有資格。但蔣作為一代英雄，民族存亡危機時刻，能夠對日本侵略者抗戰到底，並最終獲得勝利，僅憑這一點就足以：
千古不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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