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5年9月，紅軍在哈達鋪的休息時間太短，戰士體力消耗未能恢複，行軍途中一路有人掉隊。政治保衛機關懷疑掉隊與情緒不振作有關，懷疑掉隊的人會投敵，就采取殘酷的懲罰措施。
我當時擔任軍事裁判所所長，上級機關把那些掉隊的人抓起來交給我審判處理。我實在不忍心下手處理這些同誌。記得有一位姓周的管理科長，以前在戰鬥中被敵人打掉了一隻胳膊，因為在過草地時丟掉了幾名傷兵，這時也被抓起來交付審判。我去找縱隊司令員彭雪楓講情，認為這種情況情有可原，不應處死，恰巧碰到政治部門兩位領導同誌，他們見我替被交付審判的人講情，就把我狠狠地訓斥了一頓，說：“你還當過師政治委員呢，邊這點小事情都處理不了，真不中用！”說完，就派人將那位管理科長押走處死。（黃克誠，2005：161）
當時被處理的人我能記起名字的還有原第四師管理科長邱湘、曾擔任過團長的康聲揚、曾擔任過衛生部長的曹企賢等。
前次我因為反對整頓紀律和審查幹部，已經使某些領導同誌 對我產生了極不好的印象，這次我又不肯執行審判處理掉隊者的指令，更引起了他們的反感。一位領導同誌曾毫不客氣地說：“像黃克誠、吳溉之這樣的人，年齡大了，幹不了什麽工作了，連當個紅軍戰士也不夠格。”聽了這個評語，我便不敢再講什麽話了，隻得小心翼翼地跟著部隊行軍，生怕掉隊而遭到處理。"（黃克誠，2005：162）
注：政治部門兩位領導同誌 - 羅瑞卿，劉亞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