賈植芳：我的獄友邵洵美

來源: chufang 於 2022-10-31 16:57:28 [檔案] [博客] [舊帖] [給我悄悄話] 本文已被閱讀：次 (9882 bytes)

　今年是現代作家、翻譯家、出版家邵洵美誕辰100周年，賈植芳先生回憶起自己與故人獄裏獄外交往的點點滴滴……

　　撰稿／錢亦蕉（記者）

賈植芳先生1955年因“胡風反革命集團案”被捕入獄，而邵洵美先生在1958年時也因所謂曆史問題被關押，他們不幸也有幸在短時間內成為同一間牢房的獄友。

雖然聽力明顯不行，且操著一口難以聽懂的山西鄉音，但現已91歲的賈先生性格爽朗，精神矍鑠，記憶力更好得驚人，話鋒裏透著幽默和硬氣。

獄中遇老友

　　1955年，我因胡風案被捕，關了大概5年之後，遇到了所謂的“自然災害”。我由於長期吃不飽，所以得了浮腫，兩條腿腫得又粗又亮，一直腫到了腹部。看守所（上海市第一看守所）把我送到提籃橋監獄，在“公安醫院”治病，住了3天就好了，其實就是餓的。所謂“營養品”，就是豆腐幹，三塊帶魚，吃了就一切正常了。

　　所以3天後，一位自稱“病區負責人”的勞改犯就叫我下床勞動了，打掃衛生，照料重病犯的飲食起居。我對他提出抗議：“我已經快50歲了，病還沒好利索，為什麽不叫那些躺在床上休養的年輕犯人勞動呢？”他說：“他們是普通刑事犯，你是看守所來的政治犯，你怎麽能和他們比？叫你幹什麽你就得幹什麽！”原來我那時的身份地位還不如那些流氓阿飛。

　　我在醫院住了十幾天後，又到了8號監——“休養監”，都是關的醫院出來的人。我倒覺得這個地方蠻幸福，因為能吃飽。後來，我又被調回看守所。

　　看守所例行“調房間”，我被調到二樓的一個牢房，門一開，我看裏麵空蕩蕩的，隻有盡頭坐著個老頭。警察把門鎖了，我走近一看，這個老人年紀很大，很虛弱，頭發花白亂蓬蓬的。我剛坐下來，他就跑過來，小聲問：“咱們不是在韓侍桁家一起吃過螃蟹嗎？你還記得我嗎？”我說是，然後示意他別說話，因為我知道剛才那個監察肯定還在門口暗中監視，如果看到犯人在說話，就會衝進來，把人調出去盤問：“你們談了什麽？”要是讓他知道我們是朋友，那可就麻煩了。

　　這個老人就是邵洵美了。我在解放前跟他沒什麽來往，第一次與他見麵是1952年。當年，開國際文化服務社的韓侍桁（他是翻譯家，也是批評家），想編一個“世界文學名著譯叢”，收入羅玉君（他是法國留學生）翻譯的法國作家司湯達的《紅與黑》，《紅與黑》原來是由國民黨的南京正中書店出版的，解放後停印了。所以，韓侍桁就邀請羅玉君修訂，在新雅酒店擺席，還請了一些其他朋友，有劉大傑、施蟄存、李青崖、餘上沅，還有我們夫婦。席間，我第一次見到了邵洵美，他穿著不大整齊的舊棉襖，須發蓬亂，介紹以後就認識了。

　　後來，我們夫婦又到韓侍桁家吃螃蟹、喝酒，邵洵美也來了。這就是邵洵美在監獄見到我時提起的“螃蟹宴”了。

　　同監四個月

　　沒想到，我和邵洵美再次相見，居然是在看守所的牢房裏。那天中午，我們吃了午飯，就是水、米飯加菜皮。邵洵美向門口吆喝：“報告”，跟警察說要寫交待，要來了鋼筆和墨水。他就拿出幾張草紙來寫，寫什麽呢，寫首詩，叫《獄中遇甄兄有感》。我不是姓賈嗎？《紅樓夢》裏有個賈寶玉，還有個甄寶玉，所以有了這個標題。詩中還有“有緣幸識韓荊州”的句子，他拿給我看，我點點頭，表示看過了。我說這個東西啊得馬上撕掉，要不到時警察來“抄靶子”抄出來，可不得了。

　　後來，我們這個監房裏又陸陸續續關進來不少人，慢慢人多起來了，有20多個，裏麵有老外——白俄、日本人，還有資本家。那個白俄原來是上海英文報紙《字林西報》的編輯；那個日本人是日本浪人，據說敵偽時期在濟南開過一個咖啡館。於是，這個監房裏通中文、英文、俄文、日文，好像“國際監獄”。

　　每天吃完飯轉圈“活動”一下的時候，大家可以講講話。邵洵美告訴我，他已經進來3年了，他是繼續“肅反”時被抓的。說他以前與南京政府的文化特務張道藩和謝位鼎（謝位鼎是現代派詩人，後來做了國民黨政府駐梵蒂岡的大使）是磕過頭的拜把子兄弟。他們在一起照過相，說是有證據，就把他抓來了。

　　當時正是“自然災害”時期，我們都掙紮在饑餓線上。每天兩餐稀飯（主要是湯水），一餐幹飯（其實形同爛稀飯），根本吃不飽。所以大家都非常珍惜，鐵盒子外麵有幾粒米粒，也是要趕緊舔幹淨的。大家一般都吃得很慢，吃到一半，就舍不得吃了，把飯盒包在自己的棉被裏，留到肚皮叫的時候再吃。吃完後，還要用手指刮光飯盒裏剩餘的殘湯米粒，才罷休。而邵洵美呢，幾乎每頓都是一下子就吃光，刮光，然後不得不挺著挨餓。

　　他有氣喘病，年紀也比我大，他跟我說：“賈兄，你比我年輕，你還可能出去，我不行了，等不到出去了。”他鄭重交代我，將來出來的話，有機會要為他寫篇文章，幫他澄清兩件事。第一，1933年英國作家蕭伯納來上海，是以中國筆會的名義邀請的。邵洵美是世界筆會中國分會的秘書，蕭伯納不吃葷，吃素，他就在南京路上的“功德林”擺了一桌素菜，花了46塊銀圓，是邵洵美自己出的錢。因為世界筆會隻是個名義，並沒有經費。但是後來，大小報紙報道，說蕭伯納來上海，吃飯的有蔡元培、宋慶齡、魯迅、林語堂……就是沒有寫他。他說，“你得幫我補寫聲明一下。”“還有一個事，就是魯迅先生聽信謠言，說我有錢，我的文章都不是我寫的，像清朝花錢買官一樣‘捐班’，是我雇人寫的。我的文章雖然寫得不好，但不是叫人代寫的，是我自己寫的。”他的囑托，我記住了。

　　我和邵洵美“同監”一共四個月，後來我被調走了，不料竟成了永訣。

　　踐約人茫茫

　　到1966年4月，我被第一中級人民法院判處有期徒刑12年，說我是“胡風反革命集團的骨幹分子”，“企圖奪取中國共產黨的文化領導權”。判12年，當時我已經坐牢坐了11年了。

　　“文化大革命”，我被勞改，在印刷廠裏做重勞動，是“專政對象”。和我一塊勞改的外文係教授潘世茲，原先是右派，後來變成了反革命，他早年是聖約翰大學的校長。我問他：“潘先生，你是英國留學生，邵洵美也到過英國，你們認識？”他說：“我們熟，但是現在不敢來往了。”潘世茲告訴我邵洵美已經從“裏麵”出來了，但是生活很苦，與兒子媳婦一起住個小房，後來窮得沒辦法，把床也賣了，睡在地下。

　　1980年，我平反了，邵洵美的兒子和媳婦來看我。他們說，“法院也沒審判，父親被關了幾年，就放出來了。放出來以後，我們的生活很苦，父親睡在地板上，身體又有病（氣喘、肺病），就這麽死了。”

　　記著邵洵美在獄中叫我要幫他澄清兩件事（現在已成遺願了），1989年，我寫了篇文章，登在《上海攤》雜誌上，算是踐約。

　　邵洵美留學回國以後，寫作、翻譯、辦出版社、編畫報，又是“新月派”的重要人物。剛解放時，他在四川路辦了個時代書局，“趕時髦”，出了些“托派”、第二國際的書，《人民日報》圖書版發文批判，後來讓公安局查封了。我後來一直說，邵洵美集詩人、翻譯家、出版家於一身，但中國解放以後出版的文學史裏卻沒有他。

　　上海書店出版社老板畢清，是我1948年在國民黨監獄的難友。解放後出版社公私合營，政治標準第一，這些有問題的人，書都不能出版了。後來，80年代，我跟畢清說，你可以用“中國現代文學參考書”的名義，影印一本邵洵美的詩集《花一般的罪惡》，作為“內部發行”。剛印出來，他們出版部的部長來找我了，說，這書一出版，邵洵美的小老婆就來要稿費了，給了一百多塊錢。

　　邵洵美從前翻譯過一本書，是英國唯美派作家喬治·莫爾寫的《我的死了的生活的回憶》，他沒有全部譯完。我叫學生孫宜學把它全文譯出來，2001年由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出版，他在出版後記裏麵講到，我和邵洵美是朋友，我推薦他翻譯這本書，為了紀念邵洵美。

　　今年春節，邵洵美的女兒邵陽、女婿吳立嵐來看我。今年是邵洵美誕辰百年，他們請我為邵洵美即將出版的書（回憶朋友和自傳文章）寫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