轉貼，作者 劉統
“1945年8月日本戰敗投降後, 根據同盟國的商定, 1946年初起, 國民政府陸續在北平、沈陽、南京、廣州、濟南、武漢、太原、上海、徐州、台北等10個城市設立了專門軍事法庭, 獨立審判日本戰犯。從1945年12月至1947年12月計審判日本戰犯2435人, 其中被判處死刑149人, 實際執行145人 (4人在執行前病死或減刑) 。其餘被判處無期或期限不等的徒刑, 也有部分因證據不足被釋放。 在沒有先例、沒有經驗的背景下, 組織如此大規模的國際審判, 對中國的司法工作者是一次嚴峻的考驗。
由於當年法庭判決侵華戰犯岡村寧次無罪, 毛澤東代表中共中央發表聲明, 否定了國民黨主導的對日審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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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
1956年4月25日，由毛澤東簽署的審判日本戰犯的《中華人民共和國主席令》，由中華人民共和國第一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第三十四次會議通過。
與此同時，撫順戰犯管理所也在進行審判前的準備工作。
1956年4月，撫順戰犯管理所召開戰犯“應訴動員”大會，開展教育、談心、座談工作，向戰犯們交代政策、交代原則，打消顧慮，迎接中國人民對他們的審判。戰犯管理所製定了有針對性的教育原則，這就是讓他們在審判中能夠較老實地認罪，敢於在法庭上當麵作證，正確對待中國政府的寬恕。
真誠悔罪與絕對寬恕
審判前，特別軍事法庭做了大量的審判準備工作，為戰犯請了辯護律師，做了長期、細致的偵訊工作。每一位檢察員大約分擔10名戰犯檢察材料的偵訊任務，足跡遍及十幾個省區，收集有關證據26000多件，以及補充證據1000多件。1956年6月9月，中華人民共和國最高人民法院特別軍事法庭在沈陽開庭，對日本戰犯進行了審判。
起訴過程中，戰犯們真誠地領罪。戰犯島村三郎在領罪時，就地撲通一聲雙膝跪倒在法庭上，聲淚俱下地說：“在這塊潔淨的地毯上，留下了我真誠悔罪的眼淚和手掌的痕跡。”在法庭宣布判決後，審判庭長向原日本中將師團長滕田茂問道：“對判決有什麽話要說?”滕田茂說：“我在勝利了的中國人民的法庭麵前低頭認罪。凶惡的日本帝國主義把我變成了吃人的野獸，使我的前半生犯下了滔天罪行，中國政府教育我認識了真理，給了我新的生命。我在莊嚴的中國人民正義法庭上宣誓，堅決把我的餘生，貢獻給反戰和平事業。”
島村三郎與滕田茂對待起訴與審判的真誠態度是整個審判的縮影。
當年的審判整個過程嚴格遵循法律規定、原則和程序，重證據、重事實。如對武部六藏等28名偽滿戰犯的犯罪事實，法庭就審查了被害人及其家屬的控訴書642件，證人的書證407件，有關檔案、書刊等物證315件，有48人出庭作證。法庭在審理過程中，充分保護被告人的訴訟權利，共為45名被告人指定了32名律師為他們辯護，被告人有權為自己辯護並作最後陳述。
根據罪行輕重及悔罪表現，特別軍事法庭對受審的45名戰犯分別判處了8年至20年有期徒刑。其中武部六藏因患重病並有悔罪表現，宣判後即裁定準予假釋。宣判後，全體戰犯一致深切地感謝中國人民的寬大處理，表示要重新做人。除佐佐真之助在服刑期間病故外，其餘43名戰犯自1957年開始陸續釋放，其中屬於刑滿釋放的有14名,因服刑期間表現良好提前釋放的有29名。1964年3月6日，對被關押的最後3名戰犯齋藤美夫、富永順太郎、城野宏予以提前釋放。至此，1109名日本戰犯除關押期間死亡47人，服刑期間死亡1人外,其餘全部生還日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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