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六二年北戴河會議上，毛澤東把“三和一少”與“三自一包”相聯係，認為是黨內出現的新的右傾思想，加以批評和批判。
“三自一包”，在後來的文革中被猛烈批判，比較著名，具體是指自留地，自由市場，自負盈虧和包產到戶，當時提出來是為了解決大躍進時期發生的全國性大饑荒的。“三和一少”又是什麽東西呢？原來“三和一少”是由王稼祥提出來的改善對美蘇印度關係等的一些建議。具體內容和過程是這樣的：
一九六零年春，王力向王稼祥匯報了湖南農村的嚴重情況，因為大躍進，大煉鋼鐵，搞公共食堂，砸了農民的鍋，有的地方餓死人。王稼祥聽了匯報，很難過，說：我們革命這麽多年，取得政權不容易，現在農村以至全國問題這麽嚴重，我們應該集中精力解決國內問題，把農民問題以至整個國家經濟搞好，現在搞得沒有飯吃，餓死人，我們對不起老百姓。說這些話時，王稼祥哭了。然後王稼祥與王力就議論起為了集中把國內問題解決好，在國際上應該采取緩和的政策，同美國等國不要搞得那麽緊張，同蘇聯等國也不要搞那麽緊張，同印度等國也不要搞那麽緊張，國內那麽困難，又窮，對民族解放鬥爭的援助，要量力而行，不應該把人民的血汗錢那麽慷慨地送人，這不叫國際主義，因為中國如果搞不好，對國際共產主義運動才是最大的損失。從一九六一年起，王稼祥醞釀了一係列意見，他同劉少奇做了意見交換，劉少奇同意他的觀點，他在一九六二年用黨內通信的形式向周恩來，鄧小平，陳毅等人寫了一封信，信還叫身為中央委員的劉寧一，伍修權簽了名。王稼祥把一係列意見搞了一些文件，主要是參加國際會議的宣傳口徑和活動方針。一九六二年莫斯科裁軍會議，王稼祥提出方案，主持起草講稿，代表團的團長是矛盾，在這個班子出發前，書記處開會，完全同意王稼祥提出的方針和方案，中國共產黨代表團在莫斯科同蘇共進行談判，所采取的方針就是一九六一年王稼祥開始醞釀的一係列緩和的方針，也就是劉少奇一九六零年年底同赫魯曉夫達成的協議：不要先公開吵架，而是先經過中蘇兩黨內部協商，然後跟主要兄弟黨協商，然後才拿到群眾會上去，這次莫斯科會議第一次實行並且達成了這個協議。參加完會議，出席會議的代表王力和閻明複一回到北京機場，鄧小平，彭真，王稼祥三人就在懷仁堂等著聽取匯報，三人表示完全支持王力的工作，也就是支持王稼祥的方案，支持劉少奇和赫魯曉夫的協議。但是，這次會議闖了禍，後來毛澤東不同意王稼祥的一係列方針做法，他把王稼祥的主張歸納為：對以美國為首的帝國主義要和，對以蘇聯為首的修正主義要和，對以印度為首的各國反動派要和，這叫“三和”，對民族解放戰爭和革命運動以及民族獨立國家的支持要少，這就是“三和一少”的來源。
在北戴河會議上，毛澤東一批“三和一少”，所有人都接受毛澤東的意見，王稼祥和王力馬上痛改前非，按照毛澤東的方針重新考慮在國際會議上的口徑，後來出席國際會議，對於蘇聯以及所謂修正主義國家和黨的代表，針鋒相對，就是要吵架。
毛澤東要外事小組組長陳毅做一個反“三和一少”的國際問題的報告，在北戴河會議上講，在會議上劉少奇，鄧小平都保持沉默沒有發言。
九月份在北京召開八屆十中全會，毛澤東把北戴河的思想又重複一遍，重點是強調階級鬥爭。在北戴河講的是“階級鬥爭，一抓就靈”，在十中全會講的是階級鬥爭要“年年講月月講天天講”。後來這個北戴河和十中全會的講話被整理成為社會主義曆史階段的基本路線。
在十中全會及以後，經毛澤東批準，用中央外事小組名義開會批評王稼祥，會議著重批評莫斯科裁軍會議，以及王稼祥主持起草的，並且經過書記處討論通過的一係列文件。王稼祥沒有出席批判會，會議簡報送給他看。此後王稼祥沒法再做與蘇聯打交道的相關工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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