馮友蘭的委屈和尷尬

來源: 加州花坊於 2022-10-20 06:13:09 [檔案] [博客] [舊帖] [給我悄悄話] 本文已被閱讀：次 (27784 bytes)

馮友蘭的委屈和尷尬

漢嘉女1 2022-10-20 05:38

中年時期的馮友蘭與母親和妻兒

1985年12月，馮友蘭90歲生日，邀請一眾知交聚會。結交數十年的梁漱溟，自在受邀之列，可他拒絕出席。開始，是給麵子，托辭稱“天氣不好，不宜出門”。稍後，可能還覺得不夠到位，直接寫信“挑釁”，說“北大舊人現唯我二人存矣，應當會晤”，隻是你太“諂媚”，“故我不願來參加壽宴”雲雲。這樣一封信，已經可視為當代版的《與山巨源絕交書》了。

就連受惠至深的學生，都不屑與其為伍。1979年，錢鍾書在外講學，一時忍不住，公開“炮轟”：“馮友蘭簡直沒有點文人的骨氣，也沒一點知識分子的節操觀念”，又說，“馮友蘭最不應該的，是出賣朋友”，此言一出海內外沸沸揚揚。兩家也從此決裂，馮的女兒、作家宗璞，從此也“盤”上了錢楊夫婦。盡管，馮是錢鍾書的恩師，而宗璞一度是楊絳的得意弟子。

可以說，馮友蘭論為人，是個爭議極大的人物，尤其為彼時精英圈同道所不齒。王元化就說，當年與他一塊參加某國際研討會，大家似乎都很默契地疏遠、孤立他。一眾學者吃飯，彼此熱熱鬧鬧，唯有馮是孤零零單獨一桌，沒人搭腔，身邊隻女兒默默作陪，讓人見了於心不忍。

平實地講，馮先生論學術，確實大家級，近百年來都沒幾人敢去質疑他。就連樸槿惠都奉他為最大的精神導師，說在最困難之日，是馮友蘭的《中國哲學簡史》，讓她“重新找回心靈平靜”。

民國文化界，雖大師輩出，可馮友蘭仍算得上20世紀中國聲望最著的哲學\哲學史雙料大家。他可說是典型的“民國式學者”：遭逢家國存亡之秋，懷學術救國之理想，探新知求臻大道，闡舊邦用輔新命；舊學根柢深湛，又立意鑿通中西，是真氣彌滿，與古為新。那代人搞學問，都不是虛的。

而後，抗戰興起，幹戈四海，在如此荒野亂世中，“如草間孱兔,藏首草際”的他，竟陸續推出“貞元六書”係列，震驚海內外學界。此時的他，早就不滿足於隻做“哲學史家”，意在“接著講”宋明理學，體係性與原創性兼具，完全是別開生麵的魄力與格局。同行大佬，例如金嶽霖、陳寅恪諸位，都對他誠心推重，評價甚高，譽美為“哲學家”。

他甚至可稱最具國際聲譽的現代中國哲學家。他的《中國哲學簡史》，本身就是英文講稿，當初一經出版，馬上就吸引到了白膚藍睛的西方讀者，竟成為紐約、巴黎等地的暢銷書。至今，在不少西方人心中，Fung Yulan就是中國哲學，中國哲學就是Fung Yulan。也因此，馮友蘭及其作品，日漸成為西方人了解與研習中國哲學的“超級入門書”。

也就是說，對於馮公學術的評價，民國迄今多無間言，巋然哲學史大家乃至哲學家無疑。盡管有個別同行如錢穆，私下也有疵議，認為他是以西學談中學，隔膜橫亙，兩敗俱傷。

馮友蘭之複雜，以及由他引發的爭議，重心並不在學術，而在其立身出處。當代思想史上，所謂“郭沫若現象”之外，還有一重要議題，稱為“馮友蘭現象”，著眼點就在此處。

馮先生中年後，曾自撰一名聯：“闡舊邦以輔新命，極高明而道中庸”，可謂道盡其一生抱負：讀書萬卷所為何事，在為往聖繼絕學。同時，這聯也透露出他人格上的局限所由：終其一生，都做著“帝王師”的美夢，黃粱夢碎就給人一種悲劇性的錯謬感——身為頂級學者，自詡“道學家”，不僅沒有風骨正氣上的表率，還表現為一種很庸俗的聰明，汲汲奔湊於當軸人物，諂權媚勢，唾麵自幹，倡優類蓄。

他晚年的這些言行，完全是與時俯仰的庸人格調，且有見縫投機、熱心獻媚等醜行，對中國傳統士大夫的節操觀構成了嘲弄，與他自身言必稱“士誌於道”的高調自詡，更形成悖謬與反諷，也是對現代知識分子獨立自尊、有所不為理念的極大揶揄。太多人想不通，連篇累牘諸如“則天敢於做皇帝，亙古反儒女英雄”這類彩虹屁詩，怎麽會出自一代“理學大師”之手？

其實，早期的馮友蘭，在身邊同仁眼中，就已經頗有長袖善舞之狀了。人送外號“清華曾國藩”，以其深於城府、老謀深算是也。比如，羅家倫執掌清華時，他甚受器重，被稱“軍師”，可校內“驅羅運動”興起，羅氏親信張廣輿、楊振聲等一概被摒，獨馮公能安然無恙扛過“倒馮”風潮。梅貽琦繼任校長，馮又搖身一變成為“心腹”。何兆武感慨，馮公真是“君子豹變，其文蔚也”。

再比如，當左翼思潮飛騰時，他態度積極，還在1934年因此被捕過；可一旦風雲突變，他很快就與當局打得火熱，與上方往來密邇，並進入中心圈，接受各種宴請與官帽，為此還洋洋自得，寫了數篇捧蔣文章。後輩張中行，曾說讀來臉紅。

再後來，海內定鼎，他先知先覺，是彼時著名文人中，最早出頭登報自我否定的。胡適說他認錯130次，真“時之聖者”；丙午丁未劫難起來，過去自詡“孔子門徒”的他，又是批孔急先鋒，為“商山四皓”之首，揭露章廷謙，吹捧武媚，唯恐不及。諸如此類不堪事跡，實難盡數。

也就是說，無論是“邦有道”之日，還是在“眾蒙難”之時，他竟可以永是“不倒翁”的風雲人物，偶有落寞，無非世態翻轉太快罷了。

得實話說，作為一人所共仰的知識分子，一個以繼承道統自命的理學大師，馮先生也許真的過於識時務了。胡適那些人看不起他，就是覺得他在人格與德性上，欠缺知識人應有的底線與尊嚴。

馮公的翻雲覆雨，實際也讓他損失太多。作為一代“新儒學大師”，他的後半生，是在幾乎斷絕所有獨立思考，在自我否定與自我批判的噩夢中循環度過的。他曾公開宣稱，自己“過去的著作，沒有半點價值”，在時代滾水的翻騰中，他既痛罵自己，也不忘狠批他人，不管是誰逮誰批誰，完全淪為武器。

是以，當有人說，馮先生在晚年，終究回歸了“修辭立其誠”的學者本色，於85歲高齡之際重寫《中國哲學史新編》最後一卷，重定許多錯謬人事，展示出了“其人將死其言也善”的勇敢與真誠。可是，我總不免滿腹狐疑：朋友們是否想過，以馮公一貫的緊跟善變，這一行為是否可能是他窺見社會鬆動的又一次“投贄”呢？

也有寬厚的朋友說，在那些荒謬時代裏，有個別人不得已有些過分、過激、乃至乖違良心的舉動，是人之常情，不應太苛責。他們說，馮先生也沒做啥極惡之事，無非迫不得已，無非逢場作戲，至多就是身體力行，讓“知識分子”、“理學家”、“大儒”這組詞充滿了反諷跟滑稽感而已。馮公女兒，現年92高齡的名作家宗璞女士，近些年也為“挽回父親聲譽”，作了大量工作。不僅公開回應，說一切非議，“純屬誣蔑不實之詞’，甚至不惜與錢家對簿公堂，逼得楊絳為息事寧人，寫文否認。

這些話，知人論世，體深情溫，亦是好理由，不才自然不會一概否認。

隻是，我也想，這番論調，終究還不夠完善，我也無法全盤接受。

道理是如此顯豁：世間人事，倘若啥都以寬厚之名給和稀泥掉了，那就是善惡不明，黑白顛倒，“春秋責備賢者”的大義也得落空。更何況，還很顯然的是，很長一段時間，馮先生是可以沉默而主動迎合。一切有為法，都有痕跡，例如他的那些《詠史》詩，至少媚姿與醜態，肯定是無法抹掉的了。

是的，馮先生絕對不是啥大奸大惡之徒，可他問題在於，在時代留給人性的考試中，失去了人格，也丟掉了真誠。這種表現，作為“理學大儒"，是滑稽的反諷；作為知識分子，是氣節有虧；身為普通人，是德性有欠。大概也因此，同是劫後餘生懺悔，巴金能得到世人諒解並更受敬重，而馮先生則注定千夫所指。

“積毀難銷骨，長留紙上聲”。往事重提，中心目的，自然不是要去責罵他，而是大家當引為共戒：讀書人，還是不要太馮友蘭的好吧！

（轉自公眾號：墨箋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