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T:
文革期間北京出題考教授小記
一
進入七十年代以來，為貫徹毛澤東“七二一”指示，全國高校開始從工農群眾中間選撥學生，招收了一批批工農兵學員。由此改變了文革前長久實行的招生製度，相應的考試方式也變得簡易。但就是這麽簡單應付的考查辦法，遭到遼寧朝陽市農村生產隊考生張鐵生“一張白卷”的衝擊，他在1973年大學招生的文化考查中交了白卷，但卻在考場寫了一封憤怒抨擊考試的信件。時任遼寧省革委會負責人、毛澤東侄子毛遠新抓住這個由頭，在幕後運籌中央級媒體，有預謀地刊發了《一份發人深思的答卷》長篇報道，在全國範圍內掀起了“反潮流”的運動。
“交白卷”事件在高校釀成不小的波瀾，相當多的高校教師通過各種方式表達心中的不解，民間的抵觸還是隱約地呈現出來，高層覺察到這種湧動的敵意和抵製暗潮。如何看待張鐵生的白卷？舊的考試製度是否可行？有的地方悄悄地對教授、副教授進行突然的文化考試，試題大都是1973年高校招生中的理科題目，讓教師出醜，以此來彈壓學校教師說怪話的風氣。
毛遠新聞訊後也想嚐試一下效果，就把沈陽醫學院做為試點單位，突然召集基礎部38名教授、講師到教室考試，果然有不少教授當場答不上考卷，事後被迫承認“張鐵生交白卷是可以理解的”。毛遠新對此表示：“這個辦法很好，各校都可以試試”。“考教授”之風就由此從遼寧刮起，經北京、上海吹向全國。江青在1974年中央會議上以表揚的口吻說道：“這個考教授，是從東北開始，就是張鐵生。”
毛澤東知悉後有所附和，1973年12月中旬與政治局部分成員、軍區將領談話中，幾次提到不要看不起“兒童團”，他直接提議在北京要把八大學院的教授集中起來，出一批題考他們。高層一向知道毛對教授的輕蔑態度，毛最著名的語錄之一就是：“對於資產階級教授們的學問，應以狗屁視之，等於烏有，鄙視，藐視，蔑視。”文革前他就再三表態，最厭惡的就是老師用對付敵人的辦法，搞突然襲擊，出怪題偏題整學生。
遵照毛的指示，1973年12月30日上午，國務院科教組、北京市科教組召開會議，確定對北京17所高校的教授、副教授進行一場考試。上午剛開完會，就組織專人在清華大學出題，考題則是從1973年全國高校招生的數、理、化考題中挑選，選定後即印考卷，緊急送往各高校。下午至晚上，各校即以開座談會的名義，事前沒有通知，騙教授們到會議室或教室，突然宣布考試，並特意強調依據舊教育製度的考試方法，規定考場上不許交頭接耳，要求兩小時內交卷。一些在校的工農兵學員出現在考場，充當臨時監考人，無形中就變成社會上流傳的“學生考教授”的版本。
對於此次突然考試的意義，北京市委1974年1月17日向中央的專題報告中闡述道：“廣大革命師生員工認為，這場考試是對舊考試製度的一次批判，是對資產階級右傾回潮的一個反擊，是對張鐵生反潮流精神的一個支持，是對教育革命的一個促進，對大多數教授來說也是一個深刻的路線教育。”報告中坦承，此次考試對教授們震動很大，學校裏反映強烈，對高校的思想麵貌將有較大的改善，有望提高教師的思想覺悟，批判資產階級世界觀，切實改革文化考查問題。
二
市委報告中透露，參加12月30日考試的教授、副教授共613人，及格者僅53人，占8.6%；不及格者560人，占91.4%。其中得零分（包括交白卷）的209人，占34%。參加考試的理工科教授，不及格者301人，占85%，其中又有20人得零分，占6%。參加考試的259名文科教授，沒有一個人及格，189人得零分。清華大學參加考試的143人，除體育、美術等專業的12人得零分外，及格的僅24人，有9個一、二級教授和一個留蘇博士都不及格（見1974年1月17日《中共北京市委關於考大學教授的情況和反映向中央的報告》）。教授中不及格者占九成和零分者占三成，成績如此之差，也出乎主持者的意料之外，更讓他們欣喜若狂，津津樂道，似乎一下子抓住教授們的軟肋和把柄。實際上，讓不同學科（尤其是文科）的教授應付同一種理工試卷本身就是荒唐之事，違背了治學遞進、得失相間的學科規律，許多初級階段的基礎考題不會做或習慣性的遺忘應是正常不過的教學現象。
從一些題型來看，並不是特別有難度。有一些容易理解的簡答題，還是有三分之一的教授沒答上，或者寫下一些怪異的答案或做打油詩。這裏就有拒絕作答和不屑配合的成分，也暗藏著些許憤懣的抵觸情緒。
在市委報告中，特別點到北京師大曆史係教授白壽彝的名字，他和北大三個理科教授，在宣布考試後，題目都沒看就交了白卷，“揚長而去”。還有一位特異表現的是鋼鐵學院地質教授謝樹英，由於對政治運動中受審查不滿，拒不答卷，但沒有離場。文革之後，白壽彝女兒回憶說，父親當場識破四人幫不可告人的詭計，在答卷上隻寫了自己的名字拂袖而去，表達一種憤怒和抗爭。
市委報告中並沒有對白壽彝的舉動有何不利的評價，隻是含糊地說，“有的人則有這樣那樣的不滿情緒”。在白壽彝的名字旁加以注釋說，“黨員，十大代表”。白壽彝在當時是被黨組織重視的高級教授，能成為黨的十大代表已是當時知識分子的極高殊榮，屬於重點保護的“革命化”代表人物和特殊黨員。他居然離場飄然而去，不給組織麵子，也讓市委及高校黨委人士百般不解。
讓市委開心的是，這次考教授暴露了一些教授無知、可笑的麵目，可以讓廣大群眾認識到資產階級教授的無能和欺騙性。答卷中有一些需要死記硬背的常數，如冰的熔解熱是多少，清華大學力學“權威”、老右派錢偉長、北京大學熱力學專家王竹溪也沒有答出來，本行業的常識題為何落空，也確實令人們費解。錢偉長自己事後也承認，這次“考糊了”。
政治上偏右傾的清華大學黨委副書記、副教授何東昌一向不為市委所喜，覺得他過於自負，做事張揚，曾經與人說過：“全校四十多個專業都能說上話，憑我一支筆、一張紙，就能算出人造衛星的軌道。”而這次他居然考了不及格，在答題中出現了-2-1/2-1/2=1的大笑話，讓市委內部有一種解氣之感。
何東昌曾“誣蔑”工農兵學員像麵包，一捏就癟。這回清華來自工農戰線的學生則嘲諷說，他才真是麵包，一考就癟了。 市委報告中引用了清華、北師大等校的工人發言，他們興奮地表示，路線不同了，時代變了，學生考教授了。有的工人說，平時教授的架子挺大、尾巴翹得很高，很嚇人，看不起工農兵。這一考，許多人“考蔫了”，煞了一下資產階級的威風，打敗了對教授的迷信，大長了工農兵的誌氣。
三
市委報告中也沒有一味地醜化教授，還是盡力顯現安撫、拉攏的政策一麵。借用工農兵學員的發言內容，市委領導多次強調，這次考試，不單純是考業務，而且是考政治；不是出哪一個教授的洋相，而是用事實教育他們，使他們認識到如果不前進，搞倒退、回潮、複辟，是沒有出路的，目的是為了調動他們起來和我們一起向封資修開火。
一些參加考試的教授一再表示頗受震動，觸動很大，從中受到教育。他們原來以為是出席重要會議或赴宴，想不到參加了這麽一場罕見的特殊考試，內心極為緊張、焦慮，有的甚至不知所措。
應該說，曆經文革幾年的磨煉，在異常惡劣的政治環境中，許多教授已經有了較強的適應能力，能自動地應對襲擾而自保。再則，教授們浸泡政治運動幾十年，擔驚受怕，長期被強迫灌輸，對官方政策有較多的認同感，在行為上已懶於對抗。思想洗腦的結果便是，喪失了部分思考的自省能力，容易附和黨組織的任何決定，輕易表示讚同和擁護的態度，並始終保持自我批評的姿態。
在市委致中央的工作報告中，我們就可以看到成批量的教授們的表態發言，大都是從正麵去肯定“考教授”的政治意義，批判教授群體的所謂“不當”言行，不惜以自汙的方式來應付過關。譬如，清華大學教授童詩白說，我念過幾個大學，大小考試不下千次，可謂“身經百戰”，“千錘百煉”，這次一考，證明“金字塔”還是不行的。清華大學建工係教授陶葆楷說，原來我們這些人實踐方麵不行，搞建築的到農村連豬圈也不會蓋，出了洋相，沒想到在文化考查上也出了洋相。清華水利係教授張光鬥交卷時連連說道：“考得不好，原形畢露，原形畢露。”
涉及新舊考試製度的是非，大多數人反映，通過這次考試，受到了一次很好的路線教育，他們對舊考試製度的看法有了一些變化，對教育革命的認識也有了一些進步。北醫教授胡漢生說：“舊考試方法是典型的資產階級考試方法，從封建主義到資本主義社會，從考狀元到考博士，都是沿用這種方法。特別是蘇修的‘三堂會審’，弄得學生很緊張，壓力很大。我們過去吃了幾十年的苦頭，現在反過來又用這一套整工農兵學員，這確實是個大問題。”北師大教育學教授王煥勳說：“這樣一考，使我們進一步認識了舊教育那一套東西的反動性。”鋼鐵學院教授高瀾慶、於學夫說，自己受孔孟之道和修正主義教育路線的毒害很深，也毒害別人，總認為不考不放心，用這種考試方法和標準錄取學生是大錯特錯。
不少教師想起1963年毛澤東在春節座談會上對教育製度的談話，認為十年過去了，考試問題還沒很好解決，有的教師習慣走老路，仍以“了解學習情況”為名，對工農兵學員搞突然襲擊。由此他們認識到，毛主席的指示仍有重要的指導意義，資產階級知識分子還頑固地想繼續統治學校，因此教育革命必須繼續堅持下去。
市委報告中用兩句話語概括了教授們的心聲：“這一考把我們考醒了。”“離毛主席的教育路線近了。”清華大學教授張維的一句話被認為更貼切、到位：“這次考試，對教育革命考出了一點感情。”
四
進入七十年代以後，中央高層對重新開張的高校工作並不持樂觀的態度，認為與文革前的修正主義教育路線沒有做有效的切割，圍繞著招生製度的改革，兩條路線、兩種世界觀的鬥爭一直尖銳地存在著，有些人特別是一些教授看不起工農兵學員，繼續利用考試這個手段對工農兵學員實行“管卡壓”。此次考教授的目的之一，就是要迫使教授們承認自己知識體係的不足、缺陷，認可張鐵生“交白卷”破天荒的革命意義。官方在考教授後所收集到的反映中，有意地多集中在對張鐵生事件的表態上。
報告中列舉相當多的事例，以此佐證教授們的認罪程度。清華大學教授孟昭英說：“過去對張鐵生的信不服，經過這次考試服氣了，認識到他是正確的反潮流。”北大教授張龍翔、張小霞說：“這一考，才覺得張鐵生的精神很可貴，張鐵生確實造了修正主義的反。”北京師範學院副教授王光兆說：“這些題原來是考工農兵學員的，和文化大革命前基本一樣，理論聯係實際，反映了智育第一的流毒，這就是右傾回潮。”北大教授金克木說：“用這樣的題考工農兵，完全是刁難，是有意阻礙工農兵上大學。”
通過這麽一次用心難測的考試，一些教授因考試低分失盡麵子，也看不出危機的處理前景，隻能順著官方的宣傳口徑來表態，而且態度更為激昂、偏激。一些教授異口同聲地說，出偏題、難題，搞業務掛帥，就是資本主義回潮和複辟，用分數卡工農兵，就是資產階級專無產階級的政。北大副教授沈克琦說：“這些考題都是死記硬背的書本知識，不聯係生產實踐，看不出分析問題、解決問題的能力，隻能把青年引向埋頭讀書、‘三脫離’的老路上去。”有的教授幹脆直接表示，我一拿到考卷就站到了張鐵生一邊了。
反對的聲音是極其低弱的，近乎牢騷，甚至是模糊的、忽略不計的。北大教授梅振安說：“這樣考，沒人當教師了。”工業大學教授侯汝勳在試卷上寫道：“這些數、理、化題，考生都應該知道，否則，以後學習專業就無法進行，將被世界上其他各國遠遠拋在後麵。”這種反應僅限於個別教授，並沒有惡意抗上，但能委婉、含蓄地表達也屬不易。
1974年1月5日，上海市革委會文教組模仿遼寧、北京的做法，也對全市18所高校650教授、副教授進行考試，分政治、語文、數學、理化四部分共17題，考試結果及格65人，占10％；不及格585人，占90％。這個考試結果及比例與北京大體相近。1月25日在批林批孔動員大會上，江青、姚文元、謝靜宜拿兩地考教授的結果和事例，互相插話，極盡奚落之能事。江青說，這兩次考都有缺點，就是沒有出社會科學的題目。
由於江青的交待，也鑒於有些文科教授對這次考試不服氣，北京市委文教組曾擬定再出一些文史哲、政治方麵的題目，專門對文科教授進行一次考試，“以剝奪他們的借口”。但從後麵的實際情況看，此次文科教授考試並沒有按計劃舉行，估計被洶湧而來的批林批孔、反右傾翻案風運動所打斷。
1974年元旦前後，北京各院校黨委曾分別組織參加考試的教授、教授開座談會，向他們講明這次考試的目的和意義。市委報告中這樣描述，“座談會重溫毛主席關於教育革命的教導，引導他們正確認識國內外的大好形勢，同時肯定他們幾年來的成績和進步，勉勵他們加緊世界觀的改造，和革命的教職員工一起，同修正主義回潮作鬥爭，爭取做教育革命的促進派。”一打一拉，嚴厲與撫慰，輪換“好人”與“壞人”的角色，這都是黨內鬥爭與工作的常態。
1974、1975年教育界反右傾翻案風運動翻江倒海，牽扯到高層的權謀，人人經曆一場惡夢般的爭鬥，撕殺成風，出口害人。再回過頭來1973年12月30日考教授，就猶如一個別樣的小插曲，一個莫名其妙的過場戲。
選擇“Disable on www.wenxuecity.com”
選擇“don't run on pages on this doma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