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突然有一天,連長告我:軍區首長通知,讓你趕快回家。等我到了北京,因為一直被隔絕,三年未通音信,我都不知道家是不是還在中南海?我就先去中南海的小南門,報了名字,問:我們家還在這兒嗎?他們說,你父親還在老地方住,你還走西門。這樣,我到了西門,我父親的秘書出來接我,說,哎呀,指導員回來了。我說,什麽指導員?他說,聽說你都當了指導員了嘛。我說,沒有啊,你看我的軍衣,兩個兜兒啊〔10〕。
後來聽父親講,才知道是怎麽回事。1971年初開批陳整風會的時候,父親見到沈陽軍區司令員陳錫聯,就問了一句,“陳司令啊,我一個兒子還在你那兒當兵呢,怎麽樣啊?”“哎,表現很好啊,現在已經提幹部了,當指導員了。”“他三年沒有消息了,沒有回過家。”“哎,我立刻讓他回家。”於是,他就打了個電話讓我回家。實際上我探親的時候,父親已經發現是癌症了,1970年10月動的手術。他想見見我。
我回來以後,跟父親講起當時我們團傳達“二月逆流”的問題和九屆二中全會的情況,他挺受感動。但是,我大哥他們帶給他的消息,跟我講的完全不一樣,負麵的多。後來,父親跟母親講了一句話:“小魯可能知道很多東西,但是不跟我們講,他怕我們傷心。”我當時對父親,確實是隻講比較好聽的。不過實際上,我們部隊批“二月逆流”,態度也確實很好,我也是非常受感動。
後來父親又見到陳錫聯,說,我兒子回來了,謝謝你啊。不過他還是戰士嘛,沒有提幹部呀。陳錫聯反應快,連忙說,噢,還沒提?報告我已經批了啊,可能還需要一些手續。他回去打電話就問軍裏,陳小魯的工作,你們怎麽考慮的?就不能好好安排一下?怎麽搞的?這樣,不久就給我提了排長,一兩個月後就當了副指導員,等於是陳錫聯下了命令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