鄧小平與恢複高考
2014年03月10日15:05 來源：人民網-中國共產黨新聞網 手機看新聞
1977年8月8日，鄧小平（中）在科學和教育工作座談會上講話
1977年冬，關閉了11年之久的中國高考大門再次麵向莘莘學子敞開。570萬從農村、工廠、部隊一路風塵趕來的考生參加了當年高考。1978年夏，參加高考的考生達到610萬。恢複高考，成了一個國家和時代的拐點。作出這一重大決策的，是1977年7月剛剛複出的鄧小平。他於千頭萬緒中抓住恢複高考這一關鍵環節，為扭轉教育戰線混亂局麵乃至實行全麵撥亂反正、開辟新道路打開了一個突破口，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發展史上書寫了濃墨重彩的第一筆。
恢複高考醞釀已久
恢複高考的決策，是1977年8月6日鄧小平在他主持的科學和教育工作座談會上拍板決定的。但是，關於恢複高等學校招生考試的一些想法，早在“文化大革命”結束前，就開始醞釀了。1952年，我國開始實行大學統一招生，建立起了新中國的高考製度。“文化大革命”開始後不久，1966年6月13日，中共中央、國務院發出通知，要求改革高等學校招生考試辦法。7月24日，中共中央、國務院又發出通知，要求“從今年起，高等學校招生，取消考試，采取推薦與選拔相結合的辦法”。
1966年至1969年，中國大陸所有大專院校均停止招生，知識青年上山下鄉，大學教師被下放到“五七幹校”勞動。高等教育陷入全麵癱瘓。1970年，為落實毛澤東“大學還是要辦的”及“要從有實踐經驗的工人農民中間選拔學生，到學校學幾年以後，又回到生產實踐中去”的指示，北京大學、清華大學等部分高校開始招收工農兵學員。1971年，全國教育工作會議作出規定：高等學校恢複招收新生，招收初中畢業經過兩年以上勞動鍛煉的工農兵學員。
從1970年到1976年，按照“自願報考，群眾推薦，領導批準，學校複查”的原則，全國295所大專院校共招收工農兵學員七屆94萬人。工農兵學員主流是好的，他們在大動亂的年代成為文化科學的傳承者和經濟、社會建設的脊梁。但由於廢除了招生考試，工農兵學員的文化程度差別很大。據1972年5月北京市11所高校的調查，在校學員入學前文化程度：初中以上的占20％，初中的占60％，相當於小學程度的占20％。把這些層次不同的學員集中在一個教室裏接受大學教育，給教育組織帶來很大困難，影響了高水平的科技隊伍建設。北大、清華被戲稱為“北京中學”“清華中學”。
為改變單純依靠群眾推薦招收工農兵學員的招生方式，盡可能地提高大學教學質量，1972年，周恩來提出，在中學生中選一些有研究才能，鑽研有成績的，高中畢業後直接上大學。但由於“四人幫”幹擾，這個正確建議未能得到實施。
1975年，鄧小平領導開展全麵整頓，對當時的大學招生方法和教學質量提出批評。他說：“我們有個危機，可能發生在教育部門，把整個現代化水平拖住了。”“大學究竟起什麽作用？培養什麽人？有些大學隻有中等技術學校水平，何必辦成大學？”“一點外語知識、數理化知識也沒有，還攀什麽高峰？中峰也不行，低峰還有問題。”為此，他要求教育部搞一個教育工作匯報提綱。鄧小平當時設想，搞一些試點，通過考試直接從高中生中選拔一批優秀學生到大學深造。他後來說：“1975年教育戰線的整頓搞不動，我就想讓軍隊帶頭，在軍隊搞一所國防科技大學，從高中直接招生。”當時，中國科技大學根據他的指示，起草了改進學校工作的意見，提出要把培養又紅又專的科技人才作為自己的任務，並準備實行周恩來指示的招生辦法。但是，由於“四人幫”的幹擾和很快發生的“批鄧、反擊右傾翻案風”運動，鄧小平的這些正確主張沒能得到實施。
“文化大革命”結束後，麵對中國高科技人才嚴重缺乏，中國在世界新的科技革命浪潮麵前步履蹣跚的狀況，鄧小平憂心如焚。1977年5月，他尖銳地指出：“同發達國家相比，我們的科學技術和教育整整落後了20年。科研人員美國有120萬，蘇聯90萬，我們隻有20多萬，還包括老弱病殘。”7月，他在同長沙工學院（編者注：即今國防科技大學）臨時黨委負責人談話時又指出：“我們國家60年代和國際上差距還比較小，70年代差距就比較大了。”“科學技術人員，這些年接不上茬，10年啦。”發展科技必須同時抓教育。正因如此，複出後的鄧小平主動向中央提出分管科技、教育工作。在此前後，他多次發表談話，就盡快改變“文化大革命”中實行的高等學校招收工農兵學員製度和恢複高等學校招生考試製度問題，提出了思慮已久的意見。
第一，高等學校招生要恢複文化考試製度。1977年5月24日，鄧小平在同王震、鄧力群談話時說：要經過嚴格考試，把最優秀的人集中在重點中學和大學。7月23日，他在同長沙工學院臨時黨委負責人張文峰、高勇談話時，講得更加明確：不管招多少大學生，一定要考試，考試不合格不能要。不管是誰的子女，就是大人物的也不能要，不能“走後門”。8月1日，他在得知時任天津市革委會副主任的蔣南翔向教育部提出，希望能夠允許天津市在1977年大學招生時直接在應屆高中生中挑選一些學生參加考試時，當即表示讚賞與支持：“就是要敢想敢講，不要吞吞吐吐。要提倡實事求是。”
第二，提倡高等學校招生“兩條腿”走路，允許高中畢業生直接上大學。7月23日，在同張文峰、高勇談話時，鄧小平指出：“教育要兩條腿走路，要有重點。大學要從工農兵中招生，重點學校可以從應屆高中畢業生中招。”7月29日，他在聽取中國科學院負責人方毅和教育部長劉西堯匯報工作時提出：“是否廢除高中畢業生一定要勞動兩年才能上大學的做法？在中小學完成了勞動任務，為什麽還要集中搞兩年勞動？”8月1日，他在聽取方毅、劉西堯匯報工作時指示：辦教育要兩條腿走路，學校可以搞多種形式。科技大學由科學院包下來，直接招生，軍隊院校由軍隊包。“一年準備，從明年開始兩條腿走路，一半直接招生，一半從別的路子來，特別是理工科。開學時間統一到秋季好。”
鄧小平最初的想法是，1977年用一年的時間做準備，1978年正式恢複高考，生源一半是應屆高中畢業生，一半來自社會，然後逐步走向正軌。然而，形勢發展很快，就在鄧小平複出工作主持召開的第一次會議上，這個方案被提前實施了。
1977年8月4日至8日，鄧小平（前排右八）主持召開科學和教育工作座談會，圖為他和與會人員合影
科教工作座談會上一錘定音
1977年6月29日至7月13日，教育部在山西太原召開全國高等院校招生工作會議，形成了1977年高校招生方案。這個方案較以往有一些突破：明確規定普通高校招生一般要有高中畢業或相當於高中畢業的文化水平；決定試招應屆高中畢業生4000到1萬人直接上大學；強調重視文化程度，對考生要進行文化考查。但是，招生的方式依然沿襲“文化大革命”期間實行的“自願報考，群眾推薦，領導批準，學校複查”的老辦法。8月4日，教育部向國務院報送了《關於1977年高等學校招生工作的意見》。
同一天，即8月4日，鄧小平在人民大會堂主持召開了科學和教育工作座談會。關於這個座談會的開法，7月29日，鄧小平在聽取方毅、劉西堯等匯報時就提出，“找一些敢說話、有見解的，不是行政人員，在自然科學方麵有才學的，與‘四人幫’沒有牽連的人參加”。按照他的要求，中國科學院和教育部迅速在科學院係統和高等院校確定了與會的33位專家學者。他們是：中國科學院吳文俊、馬大猷、郝柏林、錢人元、嚴東生、張文佑、黃秉維、王守武、高慶獅、許孔時、鄒承魯、張文裕、童第周、葉篤正、汪猷、王大珩，中國農業科學院金善寶，北京大學周培源、沈克琦，清華大學何東昌、潘際鑾，複旦大學蘇步青，吉林大學唐敖慶，武漢大學查全性，中國醫學科學院黃家駟，上海交大吳健中，南開大學楊石先，天津大學史紹熙，南京大學苗永寬，西安交大程遒晉，華北農大沈其益，中山醫學院宗永生，中國科技大學溫元凱。
他們中既有中國最著名的科學家和德高望重的權威教授，又有當時已嶄露頭角的青年才俊。其中年齡最大的是82歲的小麥育種專家金善寶，最小的是31歲的化學鍵理論研究者溫元凱。值得一提的是，他們中的一些人到北京前，事先對會議內容、參會人員、會期長短等毫不知情。突然接到參會通知的溫元凱當時在上海，由於買飛機票需要單位的介紹信，而中國科技大學在合肥，他來不及回學校開證明。最後還是上海市政府給他安排了機票，他才從上海乘飛機來到北京。查全性2007年在接受采訪時還表示，參加科教工作座談會，“對我來說是很偶然的。因為我到現在都不知道，是誰讓我去參加那個會的”。
令與會者沒有想到的是，日理萬機的鄧小平，並沒有隻聽秘書對會議情況的匯報，或在會議開始和結束時各來一次，再講幾句話，而是自始至終親自主持座談會。不僅如此，他在會議一開始就開宗明義：請大家來，就是想聽聽意見。題目就是科研怎麽搞得更快些更好些，教育怎麽合乎四個現代化的要求，包括學製、教材、教員的來源、辦學的方針、具體措施有什麽想法，征求同誌們的意見。方法，就是想說什麽說什麽，發言可長可短，講一次兩次可以，十次都可以，插話都可以。自由一點，什麽話都可講。這裏沒有棍子。要消滅棍子。三個公司，鋼鐵公司、帽子公司還有鞋子公司，都丟掉。
在鄧小平的引導下，與會專家一掃會議開始時的拘謹，暢所欲言。會議的議題很快從揭批“四人幫”罪行轉到為振興科學教育獻計獻策方麵，而提高教學質量、改革招生製度，成為其中的主要話題之一。
中國科學院鄒承魯建議，高校招生的16字方針應當修改，群眾推薦往往隻是形式，而領導批準實際成為“走後門”的合法根據，今後一定要有考試考查製度。
中國科技大學溫元凱建議，把過去招生的16字方針改為“自願報考，單位同意，統一考試，擇優錄取”。鄧小平當即表態說：你的16字比較好，但第二句有點問題，比如考生很好，要報考，隊裏不同意，或者領導脾氣壞些，不同意報考怎麽辦？我取你的四分之三，不要這一句。
而時年52歲的武漢大學化學係副教授查全性15分鍾的發言，則引發熱烈討論，把座談會推向高潮。查全性後來回憶說：“由於參會的大都是非常著名的學者，所以頭兩天我基本沒有發言。後來我看到小平同誌這麽認真，認為這個機會很難得，也很有可能會解決一些問題，我就在6日下午開始發言。”
8月6日下午座談會上，清華大學黨委負責人憂慮地說，現在清華的新生文化素質太差，許多學生隻有小學水平，還得補習中學課程。鄧小平插話說：那就幹脆叫“清華中學”“清華小學”，還叫什麽大學！
這席話令查全性感同身受。他在筆記本上原本寫了一個大綱。這時，他受到會議氣氛的影響，激動地站起來，慷慨陳詞：“招生是保證大學教育質量的第一關，它的用，就像工廠原材料的檢驗一樣，不合格的原材料，就不可能生產出合格的產品。當前新生的質量沒有保證，部分原因是因為中小學的教育質量不高，而主要矛盾還是招生製度。不是沒有合格的人才可以招收，而是現行製度招不到合格的人才。”他尖銳地抨擊了現行招生製度的4個嚴重弊病：埋沒了人才，大批熱愛科學，有培養前途的青年選不上來；卡了工農子弟上大學；敗壞了社會風氣，助長了不正之風；嚴重影響了中小學生和教師的教與學的積極性。查全性呼籲：一定要當機立斷，隻爭朝夕，今年能辦的就不要拖到明年去辦。
查全性的發言說出了與會專家
學者的心裏話，引起他們的強烈共鳴。吳文俊、王大珩、鄒承魯、汪猷等紛紛發言，讚同查全性意見，建議黨中央、國務院下大決心，對現行招生製度來一個大的改革，寧可今年招生晚兩個月。不然，又招來20多萬人，好多不合適的，浪費就大了。
專家們的意見震動並激勵了鄧小平。他問坐在身邊的教育部長劉西堯：今年就恢複高考還來得及嗎？劉西堯說，推遲半年招生，還來得及。鄧小平聽了，當場決斷：“既然今年還有時間，那就堅決改嘛！把原來寫的招生報告收回來，根據大家的意見重寫。”“今年下決心按要求招生，招的學生要符合要求。”
鄧小平當場拍板的這個決定得到全場經久不息的熱烈掌聲，很多學者激動得熱淚盈眶。不出兩天，全北京城就知道了這個消息。
8月8日，科學和教育工作座談會結束。鄧小平在總結發言中再次明確宣布：“今年就要下決心恢複從高中畢業生中直接招考學生，不要再搞群眾推薦。從高中直接招生，我看可能是早出人才、早出成果的一個好辦法。”
根據鄧小平的意見，教育部很快報送了《關於推遲招生和新生開學時間的請示報告》，報告提出：“原計劃高等學校和中等專業學校八月開始招生，十一月中旬新生開學。現根據鄧副主席最近的指示，我們將對高等學校招生製度作較大的改進，招生時間擬推遲到第四季度，一九七七年新生於明年二月底前入學。”8月18日，鄧小平批示：“這是經過考慮，為了保證重點大學學生質量而商定的。擬同意。”當天，華國鋒、葉劍英、李先念、汪東興等均圈閱同意。恢複高考取得了階段性的重大勝利。
新的招生文件實現了重要突破
自8月13日起，教育部在北京再次召開1977年第二次全國高校招生工作會議。各省、市、自治區文教辦或教育局和招生辦公室的負責人，國務院有關部委和少數高等學校的代表共80餘人參加了會議。
由於當時正在舉行黨的十一大，“兩個凡是”思想還有較大市場，在要不要廢止群眾推薦、恢複高考招生製度以及怎樣看待“文化大革命”前17年教育路線“兩個估計”等問題上，與會人員分歧很大，爭論不休。蔣南翔在會前提出允許天津市直接在應屆高中生中挑選一些學生參加高考的建議盡管得到鄧小平和教育部肯定，但在招生會議中，天津市代表提出，蔣南翔的意見不代表天津市委，否定了蔣南翔的意見。結果會期一拖再拖，從仲夏到中秋，總是議而不決。焦慮的人們寫下了這樣的詩句：“招生會議兩度開，眾說紛紜難編排，雖說東風強有力，玉（育）門緊閉吹不開。”
關鍵時刻，鄧小平又說話表態了。9月19日，他召集教育部負責人劉西堯、雍文濤、李琦等人談話，嚴肅提出：“教育部要爭取主動。你們還沒有取得主動，至少說明你們膽子小，怕又跟著我犯‘錯誤’。”“你們要放手去抓，大膽去抓，要獨立思考。把問題弄清楚，該怎麽辦就怎麽辦。該自己解決的問題，自己解決；解決不了的，報告中央。教育方麵的問題成堆，必須理出個頭緒來。現在群眾勁頭起來了，教育部不要成為阻力。教育部首要的問題是要思想一致。讚成中央方針的，就幹；不讚成的，就改行。”針對1971年張春橋、姚文元在《全國教育工作會議紀要》裏炮製的“兩個估計”對教育界、知識界的嚴重桎梏，談話中鄧小平明確表態：“建國後的17年，各條戰線，包括知識分子比較集中的戰線，都是以毛澤東同誌為代表的路線占主導地位，唯獨你們教育戰線不是這樣，能說得通嗎？”“‘兩個估計’是不符合實際的。怎麽能把幾百萬、上千萬知識分子一棍子打死呢？我們現在的人才，大部分還不是17年培養出來的？”“對這個《紀要》要進行批判，劃清是非界限。”他明確要求：招生會議要盡快結束。招生文件繼續修改，盡可能簡化，早點搞出來。辦事要快，不要拖。
鄧小平9 月1 9 日談話擲地有聲，字字千鈞。教育部負責人隨即向出席招生會議的代表作了傳達。許多代表連夜打電話、拍電報或寫信，把鄧小平的談話精神傳到四麵八方。
9 月2 5 日， 招生工作會議結束，新的招生文件基本定稿。
10月3日，鄧小平將劉西堯報送的教育部《〈關於1977年高等學校招生工作的意見〉的請示報告》和教育部代擬的《國務院轉發教育部〈關於1977年高等學校招生工作的意見〉》兩個文件批送華國鋒：
“此事較急，請審閱後，批印政治局會議討論批準。建議近幾日內開一次政治局會議，連同《紅旗》雜誌關於教育的評論員文章（前已送閱）一並討論。”華國鋒旋即批示汪東興將上述文件印送中央政治局各同誌。
10月5日，中央政治局討論並原則通過了教育部《關於1977年高等學校招生工作的意見》，也提了一些修改意見。華國鋒、葉劍英、鄧小平等中央領導接見了出席全國招生工作會議的全體同誌。10月7日，鄧小平在教育部修改後的《意見》上批示：“我看可以。華主席、劍英、先念、東興、方毅同誌核示，退教育部辦。”當天，華國鋒等圈閱同意。10月12日，國務院批轉了《關於1977年高等學校招生工作的意見》。恢複高考的決策自此塵埃落定。
新的招生文件根據鄧小平指示精神，在幾個政策問題上實現了重要突破。
第一，改變錄取比例，擴大招生範圍。鄧小平拍板恢複高考時提出，“今年就要下決心恢複從高中畢業生中直接招考學生，不要再搞群眾推薦”，這本來是恢複高考的特定含義，但是，10年積壓的數千萬社會知識青年怎麽辦？他們應該占多大的錄取比例？這是個政策問題。
9月5日，劉西堯向鄧小平提交的一份書麵報告中提到，因為招生涉及到城鄉知識青年和高中應屆畢業生3000萬人，招生辦法又涉及一些方針政策問題，需要考慮周到，以防對當前工農業生產產生不利影響和對知識青年上山下鄉引起波動。第二天，鄧小平即致信華國鋒、葉劍英、李先念、汪東興：“招生問題很複雜。據調查，現在北京最好中學的高中畢業生，隻有過去初中一年級的水平（特別是數學），所以至少百分之八十的大學生，須在社會上招考，才能保證質量。”根據鄧小平的意見，1977年招生文件規定，凡是工人、農民、上山下鄉和回鄉知識青年（包括按政策留城而未分配工作的）、複員軍人、幹部和應屆高中畢業生，符合條件的均可報考。錄取比例，應屆高中畢業生占招生總數的20％～30％，絕大多數生源來自社會。有了這個政策，10年積壓的廣大社會知識青年才有了上大學的機會。
第二，放寬招生年齡、婚姻限製。1977年的招生文件規定：“考生年齡在20歲左右，不超過25周歲，未婚。”這個規定對老三屆高中學生，特別是1966、1967兩屆高中畢業生來說，無異於下了一道“逐客令”。因為此時他們大多已30歲左右，而且很多人都有了家室。對於“老三屆”學生這一批特殊群體，鄧小平十分關心愛護。早在5月24日，他在同王震、鄧力群的談話中就明確提出，要采取特殊政策通過嚴格考試從1966、1967屆高中畢業生中選拔學生上大學。在科教工作座談會上，他又兩次談到下鄉知青的報考問題。8月4日他指出：“對上山下鄉知識青年中通過自學達到了較高水平的人，要研究用什麽辦法、經過什麽途徑選拔回來。這種人成千上萬，要非常注意這部分人，愛護這部分人，千方百計把他們招回來上大學或當研究生。不要定什麽名額，這樣的人有多少就選多少，可以在名額之外。”8月6日他又強調：“招生涉及下鄉的幾百萬青年。要拿出一個辦法來，既可以把優秀人才選拔上來，又不要引起波動。”正是在鄧小平的關懷下，高考破例為大齡知識青年開了綠燈。1977年的招生文件特別規定：“對實踐經驗比較豐富並鑽研有成績或確有專長的，年齡可放寬到30歲，婚否不限（要注意招收1966、1967兩屆高中畢業生）。”1978年招生文件又明確規定年齡可放寬到30歲，並取消了其他限製。在恢複高考的政策中，還有一條特殊規定：大齡青年，工齡到一定年限的可以帶工資讀書。這條政策，為那些結婚生子、拖家帶口的莘莘學子解除了後顧之憂。
第三，修改繁瑣的政審條件，實行擇優錄取。受“文革”影響，1977年教育部最初起草的恢複高考的招生文件中，對錄取的政治條件規定得很細，羅列了許多由“階級鬥爭為綱”派生出來的“左”的條條框框。鄧小平對此十分不滿。9月19日，他嚴肅批評教育部負責人：“你們起草的招生文件寫得很難懂，太繁瑣。關於招生的條件，我改了一下。政審，主要看本人的政治表現。政治曆史清楚，熱愛社會主義，熱愛勞動，遵守紀律，決心為革命學習，有這幾條，就可以了。總之，招生主要抓兩條：第一是本人表現好，第二是擇優錄取。”根據鄧小平的指示，最後招生文件規定：招生實行德、智、體全麵衡量，擇優錄取的原則，政審“主要看本人政治思想表現”，政治思想表現的主要依據是：“政治曆史清楚，擁護中國共產黨，熱愛社會主義，熱愛勞動，遵守革命紀律，決心為革命學習。”政審條件的修改，引起全社會強烈反響，在當時被稱為“招生製度進行重大改革的一項重要內容”。
10月21日，新華社、《人民日報》、中央人民廣播電台等媒體都以頭條新聞發布了恢複高考的消息，這個消息很快傳遍了中國的城鄉。它猶如春雷滾滾，極大地震撼了每個有誌青年的心靈。
1977年高考從11月28日開始到12月25日結束，各省、市、自治區命題，錄取新生27.3萬人。1978年高考全國統一命題，錄取新生40.2萬人。這兩年錄取的新生中，大多數是政治立場堅定，有理想、有才華的知識青年。這批人後來都是改革開放各個領域的骨幹，如今已成為社會的中堅，為中國社會的前進起了巨大的推動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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