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褻瀆”屬於孤證
一九六六年六月四日，中科院哲學社會科學部借用吉祥劇院，召開了一場批判會。會議按原定計劃進行不久，哲學所部分青年學者突然打破慣例，衝上主席台搶奪話筒，強行發言，當場指責坐在主席台上的黨組書記關山複、劉導生等人搞假批判、真包庇的把戲。一時間會場攪成一鍋粥，爭吵聲、口號聲此起彼伏。有高喊衝擊會場者滾下台的，有支持衝擊會場者行動的。最後，大會主持人隻好宣布暫時休會。
第二天學部大院貼出第一批大字報，一部分人維護黨組領導，反擊衝擊會場者；另一部分人則反對黨組，狠批“保皇派”；其他大部分人則持觀望態度。在一段時間裏，做資產階級保皇派，還是做無產階級造反派，成了不容回避的選擇。直到六月上旬，《人民日報》發表反擊資產階級保皇派的社論之後，才開始出現一邊倒的趨勢，誰也不願再當保皇派了。造反和造反派成了最時髦、最激進、最革命的詞匯。
學部大院大批判的第一個高潮始於運動初期，這一階段揪鬥的對象，不但麵廣人多，而且揪鬥的方式也是花樣翻新。就以文學研究所而言，遭到揪鬥批判的對象就有研究所領導何其芳、毛星，現代室主任唐弢、當代室主任朱寨、古代室主任餘冠英、理論室主任蔡儀、民間室主任賈芝、《文學遺產》陳翔鶴，罪名大體是“三反分子”“走資派”。另有俞平伯、錢鍾書、吳世昌、吳曉玲、孫楷第等，則被戴上“反動學術權威”的帽子。
在學部大院內常能看到這樣奇異的景觀：文學所何、毛、俞、錢等十餘人在所裏被批鬥之後，先是由何其芳帶隊在學部大院敲鑼打鼓地遊街示眾，此時，被批鬥者大都戴著奇形怪狀的紙帽子，胸前掛著大小不一的黑牌子。其中，何其芳的高帽子最為顯眼特殊，黑牌子最為沉重醒目。率隊遊街時，還要一邊敲鑼，一邊高呼：“我是三反分子、黑幫分子何其芳！”
遊遍學部大院後，還需一字排開，站立在文學所六號樓前，接受革命群眾的責問與羞辱。錢鍾書先生當時戴著一頂酷似古錢幣式的紙帽子，被學部工人戰鬥隊揪出來接受批鬥，有電工厲聲責問錢鍾書為什麽不許他家高聲開收音機，收聽偉大領袖毛主席的最高最新指示？麵對這樣的責問，錢鍾書無言以對，隻能低頭認罪。
未搞運動前，學部大樓裏非常安靜，人們說話總是輕言細語，很少有爭吵的事情發生。可是文革一來，整個學部大院頓時變成了沸騰的油鍋與火場，一向說話低聲細氣、溫文爾雅的知識分子，突然間好像完全變了樣。一時間爭吵聲、辯論聲、銅鑼聲、口號聲充斥於耳，幾乎遍布每個角落。大字報貼滿了從一號樓到各所的牆壁，就連食堂也掛滿了各式各樣的標語，就連吃飯也難以找到一塊安靜的地方。
有一天，《新建設》雜誌社的劉再複，來文學所批鬥何其芳，他站在講台上，以濃重的福建口音，聲色俱厲地揭批何其芳的“三反”罪行，他的口才和膽識曾給文學所的年輕人留下深刻印象。十年後，四人幫一垮台，劉再複調到文學所工作。再後來，還擔任了文學所所長的職務。
徐兆淮是學部文革的親曆者，他曾親眼目睹了學部大院裏一幕幕令人吃驚的怪異場麵：文學所一位一向文質彬彬的中年研究員，在全所批鬥會上，把廁所裏的字紙簍強行套在所領導何其芳、毛星的頭上；一位平素溫文爾雅的中年專家竟伸手打人嘴巴；而親手製作高帽子、黑牌子，強行戴在被批鬥者的頭上、掛在他們身上，迫使其在大院裏敲鑼打鼓、遊街示眾的，也大都是些中青年知識分子。
這些人多數是全國各重點高校的優秀畢業生，寫起大字報來，龍飛鳳舞，倚馬可待。文學所的祁連修書寫大字報，用的是鄭板橋體，堪稱一絕；許誌英揮舞毛筆，抄寫大字報迅捷如飛。哲學所的徐崇溫與人論辯，口若懸河，出口成章，妙語連珠。那段時期的學部，從一號樓學部機關到曆史所、文學所、外文所，凡是上了大字報的，從走資派到小爬蟲，事無巨細，皆無隱私可言，全都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
到了一九六八年，王力、關鋒、戚本禹這些紅得發燙的人物相繼垮台，工宣隊、軍宣隊雙雙進入學部，開展清查曆史專案的工作，其中就包括錢鍾書、陳翔鶴等人的專案。
錢鍾書的曆史與學術成就，清清楚楚，沒有什麽好查的。但大字報揭發他的現行言論，卻大多是可以置人於死地的罪行。其中一條是有人揭發他在《毛選》英譯委員會工作時，曾說過我不把翻譯《毛選》的工作帶回家做，是怕褻瀆了我的家庭。其中“褻瀆”二字是用英語說的。另一條是有人檢舉錢鍾書說過一段關於廚房的言論，大意是：食客吃菜不要光看廚師端出來的菜肴，表麵五光十色煞是好看，卻不知道在廚房烹飪時，會是多麽肮髒！政治大體如此。
這兩條言論，第二條隻是泛泛而論，並無具體的指向和特定背景，所以不算什麽。但第一條屬惡攻，是死罪。幸好具體辦案人認為，錢鍾書出於留學習慣，平日說話幽默，有時不免失之刻薄，其實並無惡意。因此，在給錢鍾書做政審結論時，便以“褻瀆”言論屬於孤證，無法確定，最終推翻。
但陳翔鶴就沒有這樣幸運了。陳是現代文學史上著名的沉鍾文學社的重要成員，《文學遺產》主編兼曆史小說家，他創作於1960年代初期的《陶淵明寫〈挽歌〉》、《廣陵散》，曾一度產生過重要影響。後來，在“利用小說反黨是一大發明”的語錄風行之後，卻遭到了嚴厲批判，被視為“影射文學”的代表作。工宣隊、軍宣隊進駐學部時，陳翔鶴已經67歲，身患冠心病、高血壓、動脈硬化等多種疾病，卻被迫與大家一起睡在辦公室的地鋪上。身心既已疲憊不堪，加上所裏連續舉辦批判會，逼迫他承認影射問題。陳翔鶴終於承受不起，在去單位接受批判的路上，突然倒地，經同仁醫院搶救無效含冤去世。死時未留任何文字或話語，但工宣隊、軍宣隊卻做出了“畏罪自殺”的結論，並在他死後召開批鬥大會，通報相關組織，進而影響到他入伍的子女和家人。
陳翔鶴和錢鍾書，同屬社科院下屬的研究所，麵對的也是工宣隊和軍宣隊，隻因具體的辦案人不同，結局便有天壤之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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