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典型民國名媛鄭念的“硬骨頭”與她的家世
作者：伏靈
鄭念，原名姚念媛，以其出版的著作《上海生死劫》而聞名於世。她的書最早是1987年用英文在美國出版，這本名為Life and Death in Shanghai的自傳作品，一經發行即洛陽紙貴，成為關於中國文化大革命曆史最著名暢銷書之一，中國人所寫自傳能夠獲得如此高的評價與銷量，在英文世界也是非常罕見的。這種文革迫害的故事在中國雖然不是很稀奇，但是鄭念的故事是非常不同的。她用自己迷人的文筆，將一位遭受如此殘酷迫害的女性的非常故事寫得異常生動：在共產黨的監獄中，她一直保持人格尊嚴，絕不承認自己有罪，與瘋狂的政治機器鬥智鬥勇，並且最後能夠走出監獄。同時非常難得的是，曾經是“上海英文講得最好的中國人”的鄭念，用自己嫻熟的英文與良好的文學素養，在1980年離開中國之後，將這段經曆寫成書，成為轟動出版界的暢銷作品。
這本書最初的中文譯者之一程乃珊稱《上海生死劫》是最早的“傷痕文學”作品，這個名詞也許不大適當，因為瘋狂的獨裁政治與殘酷的極權統治給中國人帶來的可不是什麽淡淡的“傷痕”，而是深入骨髓令人無法擺脫的創痛。但無疑鄭念的書是那個年代對文革曆史最有反思深度的著作之一。作為一個女性，在凶惡的政治環境中，她為什麽還能保持這種堅韌與毅力呢？從1949年開始，曆次的政治運動，其實就是一斷發生的針對不同人群的政治獵巫，文革則將原來被中共利用的統戰人士全部打成了敵人。在反複的強迫認罪、肉體折磨、精神打擊之後，為什麽鄭念還能保持鬥誌，為什麽殘酷的政治機器沒有完全摧垮她這樣一個女人？用中國話來講，鄭念在那個年代就表現出來常人不具備的“硬骨頭”精神。這在文化大革命中可能不是唯一，但確實是非常少見的故事。這種頑強的精神是從哪裏來的呢？這就要從她的曆史及家世去追溯了。
鄭念今天常被人稱為“名媛”，其實這個詞匯也會讓讀者對她產生誤解。因為她屬於那個年代的非典型“名媛”。普通所謂“名媛”，除了家世都很不一般，大概是人長得漂亮，受過較好的教育，才藝突出，言談舉止都非常得體，尤其是都市社交圈的寵兒。上麵這些特質鄭念都具備，但她卻不僅如此，準確地說，她是民國時期新式教育培養出來的一位傑出人才。她還在南開女子中學讀書的時候就已經名聞華北，她讀書非常用功，功課幾乎全優，英文與國文尤其是她的擅長。她曾經是校報主要編輯，同時還在雜誌擔任兼職記者。那時她發表的小說，就被老師們認為才華不亞於丁玲。民國時代上海、天津的女子名校都特別注重體育，鄭念也表現出其優秀的體育天賦，她是學校籃球隊的隊長，在許多比賽中都奪得冠軍，可以稱為是人氣非常高的體育明星。她升讀燕京大學之後，也成為校園之星，不但在運動場代表燕京出戰，也是許多學校社團的活躍成員。
不僅如此，之所以說鄭念是非典型“名媛”，是因為她有非凡的精神氣質與道德修養。鄭念在中學時期就表現出強烈的社會公益精神與愛國主義。在南開女中時期，鄭念就經常參加社會公益活動，救濟窮困，幫助同學。1932年中國軍隊在華北浴血抵抗日本侵略，她曾組織學生到前線戰壕去慰問戰士。她有很好的演講才能，經常為公眾演說，鼓勵大家愛國。到了抗戰時期，她在英國通過自己的演講為中國抗日戰爭募捐，還在英國的報刊發表文章激勵英國婦女來幫助中國的抗戰，這絕非一般中國的“名媛”可以做出的行動。
鄭念這些過人的才華與精神氣質當然也與家庭有關。她的祖父姚晉圻本來就是清末關心國家命運的著名賢達。姚晉圻是湖北羅田人，進士出身，曾官居刑部主事，因為治學嚴謹，經史通達，品行端正，不但名聞學界，後來也極受湖廣總督張之洞器重。姚晉圻對新學也非常熱衷，是戊戌變法的重要參加者，又在湖北創辦報紙，啟迪民智。他曾經主持兩湖書院、黃州經古書院，培養學生無數。辛亥革命後被任命為湖北教育司長，辦理教育善後，興建學校。甲午戰爭中國戰敗，他認為國弱先要強軍，因此鼓勵自己長子也就是鄭念父親姚秋武到日本學習海軍。姚秋武後來考入日本海軍士官學校，成績優秀，返國後成為海軍重要將領，對近代中國海軍建設頗有貢獻。鄭念在書中對她的家世寫得很少，包括父親、祖父都極少著墨。但顯然她的精神氣質與祖父、父親是一致的。鄭念母親一心向佛，是虔誠的佛教徒，這一點她在書中也曾經寫到，從小母親的善良與樂於助人的精神就對她有很大的影響，在教會大學讀書的鄭念亦受基督教影響。她囚禁中最艱難的時候，幫助她的既有唐詩，亦有上帝，她用默默的祈禱來幫助自己度過非人的日子，信仰給了她更多堅強的動力。
鄭念在燕京大學讀書時，認識了一位聲氣相通的男朋友鄭康祺，他是清華大學政治係的高材生，學業優秀，運動才能也是了得，是有名的網球高手，曾拿過不少比賽的冠軍，他也有強烈的報效祖國的理想，畢業後考取了英國公費留美資格，去倫敦政治經濟學院攻讀博士學位。鄭念也追隨而來，在倫敦政經學院念碩士。兩人在英國結婚。鄭康祺畢業後直接進了國民政府外交部工作，曾奉派到澳州創辦外交使館，1948年返回中國在上海擔任外交部駐滬辦事處處長。一年後國民黨失敗，鄭康祺並沒有隨之遷移，反之留下來協助共產黨處理對外溝通，後來又奉命擔任殼牌公司總經理，為新政權海外采購石油等能源貢獻許多力量，1957年勞累過度不幸逝世，由他的妻子繼續這個工作。文革爆發，他們這種奉獻完全被否認，鄭念與她女兒成為文革路線鬥爭政治獵巫犧牲品。但鄭念也正是憑借著其超凡的精神力量，在上海熬過了生死劫難，最後來到美國，將她的一生故事貢獻給了全世界的讀者，幫助世人更好地理解中共，理解中國。
1949年前鄭念的經曆與其家世背景，可以作為解釋1949年鄭念為什麽要回到中國大陸的一個思想背景。當時鄭念丈夫與她自己都認為當時中共領導下的“新中國”可能是與蔣介石領導下的“舊中國”是完全不一樣的國家，充滿理想主義與美好前景，這一點她在自己的書中也反複強調。她自己的祖父與父親所作所為，也是為了讓這個病弱的國家強大起來，她的想法當然也是繼承先人之誌。當然，後來冰冷殘酷的事實教育了她，飽嚐共產主義鐵拳之後的鄭念一直在後悔1949年後的決擇，尤其是她後悔不應該將自己獨女帶回中國，讓自己充滿熱情活潑聰明的孩子被迫害至死。但即使如此，愛國主義，仍是鄭念的精神底色之一，盡管她在努力將國家是與中共分開，用自己的稿費成立基金會支持在美國的中國留學生，她仍在關心中國的時事政治，甚至到香港遙望祖國，祝福國家能走上健康發展的坦途。但是，從鄭念2009年在美國逝世到現在，時間又過去了13年，這個命運多舛的共產國家，前途仍然一切未卜，不知道已去天國的鄭念現在會做何感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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