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0年代末,徐遲與數學家陳景潤在一起。同行作家黃宗英、周明、秦牧。
揭開詩人徐遲跳樓自殺之謎
1978年第1期《人民文學》出版發行,《哥德巴赫猜想》與廣大讀者見麵。緊接著《人民日報》於1978年2月17日全文轉載。整個文壇、整個讀書界立刻沸騰了起來。人們眉飛色舞地談論著這篇振聾發聵之作,訴說著徐遲用形象語言描繪陳景潤在抽象數學高原上艱苦攀登的華彩篇章,被文中描寫的數學演算的稿紙,像漫天飛舞的雪片,堆積在樓板上,足有三尺深的情景所感動。一時間爭相傳閱,奔走相告。
其時,徐遲已接受國務院副總理兼中國科學院院長方毅的委托,和責編周明一起,深入雲南西雙版納亞熱帶密林采訪植物學家蔡希陶的重大貢獻去了。除夕前後,他們鑽進偏僻蠻荒的原始森林裏埋頭苦幹。他們不知道《哥德巴赫猜想》已引起全國性轟動,詩人點起的這支數學火把,已照得華夏大地一片亮堂,人人讀《猜想》之文,家家議景潤之事,盛況空前。
徐遲在西雙版納采訪完畢,寫出了《生命之樹常綠》,慎重送給當地領導審閱,然後和周明一起,攜稿回京。坐在飛機上,徐遲惜時如金,拿出印有“人民文學”字樣的稿紙,對報告文學作進一步的修改、潤飾,被眼尖的空姐瞥見。她用挺驚訝的語氣問:“老先生,您就是《人民文學》雜誌的?”徐遲笑笑,指指旁邊的周明說:“他是《人民文學》的。”空姐興奮地說:“這期《人民文學》刊登了徐遲寫的《哥德巴赫猜想》,人人搶著讀。我們看了非常感動,寫得太好了,大家奔走相告。”周明告訴美麗的空姐:“他就是徐遲,文章是他寫的。”空姐兩眼放光,連忙向徐遲深深鞠躬:“老先生您辛苦了,您寫得太棒啦!我代表讀者謝謝您。”
回到北京,聽到一片讚揚之聲,徐遲反而感到羞澀、不自在,連忙躲進北大燕南園采訪物理學家周培源去了。
過了兩個月,當徐遲和周明再去中關村看望陳景潤時,發現他的生活、工作條件大為改善,已有了自己的辦公室。新時期文學中最早出現的新人典型陳景潤,收到了來自全國四麵八方的讀者來信,來信堆放在辦公室地上有幾麻袋之多。有一袋信件另放在屋子最裏邊,上麵還覆蓋著幾份雜誌。徐遲問陳景潤:“那麻袋信為什麽另放?”陳景潤說:“那裏裝的都是姑娘們寫來的信,有的願意為我洗衣做飯打掃衛生,有的表達了愛慕之情,有的表示要和我終身生活在一起……我擔心別人看到了不好,故另放在最裏邊保存起來。”
徐遲對周明說:“數學家陳景潤,有一顆保護女孩子的心。”
為了向即將召開的全國科學大會獻禮,徐遲馬不停蹄、奮筆疾書,寫出了《生命之樹常綠》後,又趕寫了《在湍流的漩渦中》等力作。於是他成了新時期報告文學的開拓者、領跑者。在他帶領下,一批優秀報告文學作家如雨後春筍般冒出來:黃宗英在《十月》上發表了寫農業科學家秦官屬的《大雁情》,《人民日報》登出了陳祖芬歌頌內燃機工程師王運豐的《祖國高於一切》,理由在《新體育》上刊登了讚美擊劍運動員欒菊傑的《揚眉劍出鞘》……一時間雲蒸霞蔚,風光無限,群雄並起,陣容齊整,開啟了新時期報告文學的黃金歲月。
1981年11月30日,我和《十月》雜誌的詩歌編輯晏明同赴武漢,先去武漢軍區大院暗中安慰正在挨批的《苦戀》作者白樺,下午到武昌東湖之濱拜訪徐遲。
晏明是老詩人,出過《三月的夜》《北京抒情詩》《故鄉的梔子花》等十多本詩集。早在1959年,他就在北京出版社編輯、出版過徐遲的評論集《詩與生活》,故他倆是親密的文友。我們去拜訪徐遲之前一星期,晏明在北京還收到他寫來的信,談及愛妻陳鬆得了腸癌,動手術打開一看,是良性瘤,尚未擴散,心中大慰,說今後又可重操筆墨生涯矣……
我們到徐遲家時,他正在午睡。他見到我們,喜出望外,便把我們領到書房裏坐下來交談。我趁兩位詩友敘舊之際,細看靠牆立著的三個書架:一個書架上是一些舊的英文書;另一個書架上插著魯迅作品集、散文集、詩集,還豎立著大大小小幾十個硬皮筆記本——我坐在沙發上心想,這些可能是曆年積累下來的采訪本,會給徐遲創作提供豐富、生動的素材;引人注目的是第三個書架上擺著許多音樂書籍,有《音樂大辭典》《音樂家傳記》,以及徐遲早年寫作、出版的《歌劇素描》《世界著名音樂家》《音樂家和樂曲的故事》等著作。
我好奇地問徐遲:“您為什麽如此熱愛音樂?”徐遲告訴我:“我的故鄉是太湖之濱吳興縣古鎮南潯。我們那兒是魚米之鄉。南潯有小蓮莊公園,有嘉業堂藏書樓,有中國最早的絲綢業。我父母親都是老師。我父親在家鄉辦過一個貧兒教養院。教養院裏有個管樂隊,還有鋼琴,但沒有弦樂。我從小在音樂聲中長大,這樣培養了我對音樂的喜好。1936年,上海舉辦一次交響音樂會。我從家鄉專程趕去欣賞,會後搭車趕回浙江南潯。可見我對音樂是十分迷戀的。我特別愛聽古典音樂,家裏有幾張留聲機唱片,我想買一架落地唱機,閑來聽聽。”
接著他談起了音樂評論家李淩、小提琴家馬思聰。他說,李淩任中央樂團團長期間寫的音樂隨筆很有水平。說馬思聰在“文革”中被鬥得死去活來,為了保命才潛居到美國。他是愛國愛鄉的音樂家。他那支《思鄉曲》何等邈遠、幽美、曼妙,魅力無窮,堪稱20世紀的經典樂曲。正如李淩所說:“馬思聰不大喜歡濃墨重彩和強烈的戲劇性衝突,風格比較恬淡、素雅,有點像南國的‘夜合花’,徐徐吐出幽香。”
1984年,徐遲訪問美國,與馬思聰王慕理夫婦劫後重逢
徐遲本質上是詩人。除《二十歲人》外,還出版過詩集《戰爭·和平·進步》《美麗·神奇·豐富》《共和國的歌》,上世紀50年代中期還擔任過《詩刊》副主編。故兩位詩友談起詩歌、詩人來,如數家珍,十分熟悉。徐遲說:“論詩,徐誌摩第一,戴望舒第二,卞之琳第三,艾青第四。”我插言道:“艾青排第四,評價是否低了?”徐遲認為,排名第四,也是“五四”以來的傑出詩人。你看他在上海監獄裏雪晨寫的那首《大堰河,我的保姆》多麽蕩氣回腸、感人肺腑:“大堰河,今天我看到了雪使我想起了你:你的被雪壓著的草蓋的墳墓,你的關閉了的故居簷頭的枯死的瓦菲,你的被典押了的一丈平方的園地,你的門前的長了青苔的石椅。大堰河,今天我看到雪使我想起了你……”乳兒回憶幼年深情,彌漫於詩行之間。他站起來,從書架上抽出一本剛出不久的《九葉集》,說:“這本詩集封麵上印著一支斜長著九片葉子的草莖,裝幀典雅,詩好,內容也好。上世紀40年代寫的、如此精美的詩,如今辛笛、鄭敏、陳敬容、袁可嘉等人,恐怕寫不出來了。今天隻能依靠舒婷、北島、顧城等新一輩年輕人了。”他喝了口茶,對詩人晏明說:“今年是葉聖陶文學研究會辦的老《詩刊》60周年、解放後的新《詩刊》25周年,現任《詩刊》主編嚴辰約我寫了一篇紀念文章。我今年67歲,是1933年19歲那年開始寫詩的,最初的詩發表在《現代》雜誌上。那時我是一個現代派。從風格上來說,受到了歐美現代派詩歌的影響,比較晦澀難懂,後來我寫了散文、報告文學,就比較明朗了。”
我問他:“您最初發表的詩歌,署的就是‘徐遲’這個名字嗎?”他微笑道:“不是的。我原名徐商壽。處女作沒有用‘徐遲’這個名字。我上麵還有三個姐姐,我是老四。父母叫我‘遲寶’。發表了幾年作品,我才用‘徐遲’這個筆名,原意是叫自己生活得慢一點,不要老是快節奏、性急、匆忙。不過,我這輩子也慢不下來。”
是的,徐遲的生活節奏是很迅捷的。上世紀50年代初,他作為《人民日報》《人民中國》特約記者,足跡遍及祖國各地,到過朝鮮戰場,去過鞍鋼、武鋼、包鋼,奔走於長江大橋和黃河三門峽水庫工地,日夜兼程,步履匆匆。正如他1961年自述的那樣:“我朝拜過鋼都、汽車城,親眼看見黃河清;祁連山俘虜了我的心,青海湖讓我一見鍾情;在芒崖我曾頂禮昆侖,我有心向塔裏木進軍……”祖國東西南北,到處都留下了詩人的身影。“徐遲”這個筆名,也改變不了他那難移的本性。
辭別之前,徐遲告訴我們,他打算找個木匠,丈量一下房間尺寸,做一批書架,幾個屋子靠牆放一圈,再買一批書來,建立一個像樣的智庫。他壽星眉下露出燦爛的笑容,說:“我的船兒加足了油,就可在這長江之濱,揚帆啟碇。”
1996年12月14日下午,我乘出租車到西郊賓館參加中國作協第五次代表大會。報到後住318房間,突然聽到一個爆炸性消息:徐遲已於12月12日深夜12時跳樓自盡!
眾代表驚駭之極,困惑莫解。我在會上遇到的馮亦代、袁鷹、張鍥、高洪波、陳建功、李存葆、史鐵生、陳祖芬、淩力、畢淑敏、梁衡、南帆、韶華、張賢亮、胡昭、趙本夫、肖亦農等二十多位代表極其傷心,紛紛詢問,是什麽原因導致如此悲劇。各個房間都在議論著這件事。好幾位作家猜測這是老年寂寞所致;有的認為他第二次婚姻失敗,遇人不淑,子女疏離,雖然很快跟C女士分手了,總是心上的遺憾;有的認為他不能忍受血壓不穩、腸胃不適、支氣管炎嚴重等疾病的頻繁襲擊而取此下策;有的猜想他患了老年抑鬱症,心中想不開就尋了短見……種種說法,莫衷一是。
17日那天,吃完中飯,路上遇到湖北團的老詩人曾卓。曾老和徐遲是多年老友,便向他探問。他說,徐遲一生追求真善美,看不慣社會上的假惡醜,便過著與世隔絕的生活,不看刊物,不看書,不讀報,不看電視,不接電話,不聽音樂,不玩電腦,不會客,不出門。他關在家裏隻研究憲法,拿著憲法反複閱讀,認為憲法是最深的哲學,最美的文學,最公平、正義的根本大法。曾老的話,仍不能解我心中的疑團。
由於徐遲的為人為文,是當代作家中我最敬仰的對象之一,故作代會之後,我一直設法揭開這個死亡之謎。經過向他親密助手、得意門生、友好鄰居、交心詩友、責任編輯長期打探,詳細詢問,終於梳理出一條清晰的脈絡,才弄明白他如此謝幕、如此離世,主要是因為他精神上的極端痛苦。
那時他主編過的嚴肅文學雜誌《長江文藝》滯銷,訂數一再下降、下降,隻剩不到一萬份;而同在武漢的通俗刊物《今古傳奇》卻發行一百萬、兩百萬甚至兩百萬份以上。兩者懸殊如此之大,他想不通。那時書商瘋狂盜版刊印暢銷書,賺了大錢,過著土豪似的生活,而他這個辛勤寫書的人,隻能住在冰窖似的臥室內,凍得徹夜難眠(湖北作協領導關心他,在他書房內安裝了取暖設備)。他想不通的是:為什麽有關部門不采取強有力措施保護知識產權,為什麽放任不法書商們明目張膽的盜竊行為?科學家們默默無聞地作出巨大貢獻,但為什麽研究衛星、研究導彈的,其生活還不如街道上賣茶葉蛋、賣鴿子蛋的,對此他想不通。演戲、演電影、唱歌的人,其片酬、出場費高得驚人,而寫劇本的、作曲的、寫歌詞的稿酬很低,這種本末倒置的現象,他實在想不通。上世紀90年代以來,假藥、假酒、假煙、假油、假奶、假肉(注水肉)、假魚(名真實假)、假米(米中摻沙)等假貨充斥市場。食品摻假是人命關天的事啊!他想不通世風為何如此頹敗,道德為何如此淪喪。有位密友特地安排他住進溫暖的星級賓館,讓他度過寒冷的冬夜。他高高興興去了,洗完澡,剛躺下,床邊桌上的電話鈴就響起來了。一個嬌滴滴的女聲說:“先生,你要按摩嗎?你要陪夜嗎?我這就過來。”徐遲憤怒地摔下電話,自言自語:“武漢之大,我竟然找不到一個平靜的安居之所。”
1996年左右,當時尚未展開像如今的既抓老虎,又打蒼蠅,更把權力關進籠子的反貪、反腐、反奢、反黃、反假的執法行動,故社會上官商勾結、權錢交易、賄賂橫行、貧富懸殊、大吃大喝、鋪張浪費的現象十分嚴重。徐遲對此深惡痛絕。他是個對憲法有深入研究的人,可是生活中經常發生違憲違法、權大於法的事例,對此他百思不得其解。
徐遲是個有尊嚴、有追求的理想主義者,容不得醜惡泛濫。麵對如此無奈的環境,豈能隨波逐流、苟且偷生!?他不由想起了巴爾紮克的小說《幻滅》。他和這部小說的作者和主人公一樣,感到了理想的破滅。他想起了他譯述《托爾斯泰傳》中托翁最後的結局,以82歲的高齡在寒冬裏獨自出走的情景。托爾斯泰是整個俄羅斯的良心,他想步這個大師的後塵,也在82歲冬天出走。他想起了《南齊書·王敬則傳》中記的“檀公三十六策,走是上計。”他曾經以暗示方式把“三十六計走為上”的想法告訴他最親密、最信得過的人。但他的密友沒有認真對待,隻以為這如他詩友徐誌摩在《再別康橋》中所抒寫的那樣:“悄悄的我走了,正如我悄悄的來,我揮一揮衣袖,不帶走一片雲彩。”密友覺得這是詩人的浪漫情懷。其實,徐遲已選定時間,要擺脫當時那種泥沼般汙濁的生活。
有次一個路人不幸被汽車軋死了,他說此人在幾秒鍾之內就結束了生命,是一種幸福。徐遲在醫院裏撿到的一張紙片上,用英文潦草地、別人很難辨認地寫了一行字,譯成中文,就是“走意已堅,誰能勸我,誰能救我?”有個朋友到醫院裏探望他,他對友人說:“你有什麽問題快問我吧,你不問,過些時候就問不著了。”他對醫院裏一位愛文學的女醫生說:“花盛則謝,光極則暗。一個人,當他的事業達到頂峰之後,再難以往上攀登了,轉折之前最好的收場是飛起來。”說完,徐遲做了個飛翔的手勢。
時間終於捱到了他選定的1996年12月12日深夜12時,三十六計走為上。他悄悄從病床上坐起來,悄悄走出陽台門,悄悄推開窗子,然後向外縱身一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