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上海來的下鄉知青
前不久，在觀看中央電視台熱播的電視劇——《曆史轉折中的鄧小平》時，我被這樣的情節所吸引：剛剛恢複工作的鄧小平聽聞在雲南兵團農場的北京下鄉知青赴京請願的消息後，立即讓國家有關部門對知青問題進行調研。在掌握了大量一手材料的基礎上，親自拍板讓知青返城，從而使全國一千多萬下鄉知青能夠重新回到城市就業和生活。
看到這一幕情景，我記憶的閘門也被打開了。在近二十多年裏，我陸續接觸過一些當年在黑龍江、內蒙古以及雲南上山下鄉的兵團戰士，也和幾位曾經插隊陝北的北京知青非常熟悉。但我對他們的真實生活和工作情況並沒有太多的了解，隻偶爾從文學作品以及影視中知曉一二。
我對上山下鄉知青的了解主要來自上海下鄉知青，並對他們當時的生活和工作情況以及生存狀態有過較直觀的認識和了解。今天回想起來，有些情景依然曆曆在目。
一九七〇年代初，我家剛搬到小鎮時，鎮上基本沒有外地人。後來，漸漸地一些年輕的麵孔出現在小鎮上，他們的衣著以及言談舉止讓人一瞧就知道是外鄉人。後來父母告訴我，他們是從上海來的下鄉知青。
在當時沿淮平原上的鄉村裏，幾乎每個大隊都有至少十多名上海下鄉知青。這些 知青大都集體居住在一處，男女分開，類似集體宿舍。據當地的幹部介紹，最早一批上海下鄉知青大約是在一九六八年來到這裏的，一九七〇年前後是高峰期。在我的記憶中，一九七五年之後幾乎沒有增加新的上海知青。
對這些上海來的下鄉知青，當地百姓稱其為“小蠻子”。之所以有此呼稱，主要源於沿淮地區百姓的優越感。在當地，有這樣一句順口溜：走千走萬，不如淮河兩岸。其本意是這個地區地多人少，老百姓能吃飽飯不會餓肚子。正是緣於這樣一種心態，以沿淮地區為界，淮河以南較遠地區的人被統稱為“蠻子”，而淮河以北較遠地區的人則被統稱為“侉子”。這或許就是“南蠻北侉”的由來。
沿淮平原上生活的百姓基本上以小麥、玉米、高粱、紅薯以及豆類等為主要食物，而上海人則主要吃大米。這些上海下鄉知青剛來到這個地方時，不習慣當地的糧食，隻好借助於家裏父母的資助，到集鎮上去買大米。因此，每到逢集的日子，總能看到他們的身影。
或許是認識上的不足，也或許是當年動員知青上山下鄉時政府相關部門的不實承諾，許多上海下鄉知青以為到農村待上兩年就可以順利回城。可是，隨著時間一年一年過去，每年被推薦招工以及上大學的名額極其有限，許多知青想早點順利返城的希望像肥皂泡一樣破滅了。
一九七四年春，我家搬到一個叫湖東的地方，住在當地的小學校裏。學校的後麵是一個很小的供銷社，供銷社的西麵不遠處是縣煙草公司的煙葉收購點，在煙葉收購點西麵四、五十米的一個院落就是湖東大隊的一個知青點。
我家搬到湖東的時候，已是知青上山下鄉的低潮期。一些已經在農村待了四五年的下鄉知青通過各種途徑返城了。為了安全以及便於管理，大隊就把以前分散居住在各個生產隊知青點的知青集中在大隊部附近居住。
我父母和這些上海下鄉知青本來沒有交集，或許是“同是天涯淪落人”的原因，也或許是有一些共同語言的緣故，一些上海下鄉知青經常到學校找我父母聊天，訴說他們的不幸和困惑，久而久之，其中的許多人和我父母熟悉起來。偶爾有知青探親回來，還會帶些上海產的“大白兔”奶糖給我嚐嚐。“大白兔”奶糖在我兒時的記憶中，是最美味的兒童食品。
後來，聽我父母說，這些沒有返城的知青絕大部分是因為“成分”問題，不是“黑五類”的親屬，就是“資本家”的子女，因此他們隻能毫無希望地等待下去。實際上，他們後來也很少參加生產隊的勞動，即使出工也是“磨洋工”，或者以傷病的名義拒絕出工。
從當地領導和我父母的聊天中，我知道了許多這些上海知青的“秘密”。許多上海下鄉知青為了達到返城的目的采取了許多極端的辦法，其中包括自殘；還有個別知青因絕望而自殺；更多的知青采取的辦法是“走後門”。在當時縣和公社都有知青辦。“知青辦”是一個權力很大的部門，這個部門的公章就是能否返城的“鑰匙”，而“知青辦”的領導則是最關鍵的人物。許多下鄉知青為了返城，就要千方百計走知青辦的“後門”，不僅要花費錢財，有時還要付出比錢財更珍貴的東西。
大約在一九七四年或者一九七五年前後，在當地的魏莊公社（張店、年湖等大隊在其行政區域內）就曾經發生過一樁大事件。一名上海下鄉女知青在向公社知青辦領導奉上上海牌手表和身體之後，仍然未能達到返城的目的，徹底絕望的她自殺身亡。在自殺之前，她向省裏領導寫了控告信。這一事件直接導致該知青辦領導被逮捕。根據其交代以及後來公布的情況，這個官員奸汙了十多名女知青，並在其家中搜出數十塊上海牌手表和大量現金。該名官員叫劉懷賢（音），由於其所犯罪行影響惡劣，最後被判處死刑。公審槍決的那天，這個公社的幾乎所有知青都被動員去參加公判大會並觀刑。
一九七四年之後，大規模的知青“上山下鄉”運動進入低潮，但知青問題並沒有從根本上解決。失望、苦悶、壓抑和自認為沒有出路後的絕望伴隨著這些知青。當時，我還是一個不諳世事的孩子，盡管不了解“上山下鄉”運動的來龍去脈，但從心裏對這些遠離家鄉和親人的上海下鄉知青抱以深深的同情。
在湖東大隊的這些下鄉知青中，有一個叫傅明都（音）的男知青，後來我們成了朋友。盡管我們年齡相差十多歲，但是由於都喜愛文學而使我們有了共同語言。
我們全家都叫傅明都“小傅”，我也習慣稱其為“小傅”。小傅已經在農村待了近五年，各方麵表現都很優秀。由於其家庭成分是“資本家”，幾次被推薦上大學和招工，都因“政審”而被退了回來，為此，他非常苦悶。苦悶中的他從書籍中尋找心靈的安慰，我也成了他的“知音”。我們談文學，談曆史，他把他的藏書借給我閱讀。在短短的兩年時間裏，我就讀了一二十部中外名著。我常常用名著裏的語句安慰他，也希望他能像普希金詩句中所描寫的那樣，“快樂的日子就將來臨”。
我認識的另外一名上海知青是位女知青，名字很奇特，叫申屠偉風。這樣的姓我以前還從來沒有聽過，後來才知道，她姓申屠，後兩個字才是名字。她很活潑，說話語速很快，臉上總是洋溢著笑容。她下鄉也已經四、五年了，表現也不錯，曾被抽調到“批林批孔”宣傳隊做宣傳員。宣傳隊解散以後，大隊推薦她到小學當民辦教師，也就自然而然成了我母親的同事。申屠偉風當了教師之後，工作非常認真，多次受到表揚，還獲得了學校一個男老師的青睞。這個男老師也是民辦教師，名叫崔懷善。崔老師喜歡體育，愛好打籃球，文字功底也不錯，學校裏的黑板報以及文藝活動一般都是崔老師“承包”。崔老師當時二十多歲，是個單身小夥子，家住在不遠處的崔家村。申屠偉風到學校不久，崔老師就展開了“攻勢”，但很長時間都沒有效果。後來才聽父母議論，申屠偉風害怕一旦結婚就再也回不了上海，所以一直猶豫不決。直到一件事情發生以後，兩個人才確定了戀愛關係。
一天晚上，由於申屠偉風所在知青點的其他知青臨時去別的大隊知青點聚會，將院門鎖上，申屠偉風進不了房門，隻好投宿在崔老師家。那個時代，社會風氣比較保守，鄉村尤甚。在崔老師家，崔老師讓他母親和申屠偉風在一個床上湊合，等天亮之後再回去。沒想到崔老師曾經得罪過的一位大隊幹部在得到“小報告”後，想借此整崔老師。這天深夜，這個大隊幹部帶著民兵闖進崔老師家中，還把崔老師帶到大隊部“審問”。盡管這件事情最後不了了之，但各種流言蜚語隨之而來。在這種情況下，崔老師和申屠偉風才對外公開戀愛關係，半年後，兩人結了婚。
在上海下鄉知青中，和當地農村青年結婚的事例並不多。盡管這些上海下鄉女知青是眾多農村男青年傾慕的對象，但由於害怕影響返城等原因，最終在當地結婚成家的寥寥無幾。
一九七六年春，我家離開湖東，搬回到小鎮。離開的時候，湖東知青點隻剩下三、四名上海下鄉知青，小傅就是其中一個。他得知我家即將搬走的消息趕過來送我，並答應抽時間去看我。一九七七年，他終於被招工到淮北市工作，工作以後，給我寫過幾封信並在信中鼓勵我好好學習。一九七〇年代末，我家搬離小鎮，去了遙遠的城裏，從此，我和他的聯係中斷了。後來，我聽說他最終回到了上海，但是具體情況不詳。如果以他當時的年齡計算，他現在應該已經退休了。我曾經的飽經風霜的“大朋友”，現在也該安享退休以後的美好時光了吧。
崔老師和申屠偉風結婚後，申屠偉風沒能返城。一九八〇年代，申屠偉風被調到魏莊公社擔任婦聯主任，後來又被調到其他鄉鎮工作。崔老師後來轉為公辦教師，被調到魏莊鎮中心小學任教。
我家搬離小鎮之後，我再也沒有見過崔老師和申屠偉風。後來聽說申屠偉風在一九九〇年代辭職回到上海，而崔老師則一直留在魏莊中心小學。二〇〇九年，我途經魏莊，在兒時朋友的引導下，去探望崔老師。他已經不認識我了，在朋友的提示下，他仍然把我和我的弟弟弄混了，直到我告訴他我小時候的名字，他才如夢方醒一般看著我，眼裏湧出激動的淚花。他告訴我，再過一兩年他就退休了，退休後就去上海陪伴妻子以及他們的孩子。今天的崔老師應該早已退休，也應該在上海安度晚年了吧。我衷心地祝福他們，希望他們健康、幸福、平安。
關於中國知青上山下鄉的話題是沉重的，又是無法回避的。一代人的悲劇實際上是一個時代的悲劇，也是一個國家的悲劇。在那樣一個特殊的年代，上千萬的中國城市知識青年在無奈的情況下開始了史無前例的人口大遷徙，而這次人口大遷徙給這一代人的心靈留下了創傷，留下了痛苦的記憶和不堪回首的往事。
當一個國家的悲劇落在一代青年身上的時候，這個悲劇更具有悲壯色彩。
當一個國家的痛苦記憶烙印在一代青年心上的時候，這個記憶不可能輕易磨滅。
在我的記憶深處，有一個名詞無法泯滅，那就是“上海下鄉知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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