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字獄
文字獄是因著文作字而獲罪的政策。要使你因此而獲罪，很容易，找出你的章表詩文，然後尋章摘句，旁牽側引，羅織罪名，這樣你就死得成了。
文字獄由來有兩千多年曆史了。明洪武年間，清康雍乾年間文字獄間極為盛行。而清康雍乾三朝對這案件捕風捉影之荒唐，牽強附會之怪異，株連之廣泛，處理之殘酷，無以複加。
最早的文字獄發生在春秋時期的齊國，公元前 548 年，齊國君莊公與大夫崔杼的妻子私通而被崔杼殺了，史官在竹簡上寫下“崔杼弑其君”，崔杼知道後，殺了史官，史官之弟秉承兄業錄史，仍記“崔杼弑其君”，亦被殺，後承者仍記錄“崔杼弑其君”。這個崔杼看硬的不行改軟的，找史官商量，要求別這樣寫，被拒絕，崔杼退一步，要求不要用這個“弑”字，因為是莊公沒有幹好事。史官答，不管怎樣臣子殺君王就是“弑”，沒商量的。後代史官都以齊國史官能這樣秉筆直書為光榮。
北宋的“烏台詩案”也是文字獄的一例，此案中蘇軾差點丟了性命，受到株連的有他的弟弟蘇轍和司馬光、黃庭堅等人。原因就是下麵這首詩：
凜然相對敢相欺，直幹淩雲未要奇。根到九泉無曲處，世間惟有蟄龍知。
這首“凜然相對”被人抓住把柄，“摭其表語，媒蘖所為詩，以為訕謗”上表參奏。於是有名的“烏台詩案”立案。
這年七月，上任才三個月的湖州太守蘇軾被逮回京城，關押在禦史台。某些言官“欲置之死”，這期間，神宗皇帝的祖母光獻太皇太後病了，神宗要大赦天下給老太太卻病延壽。老太後說：用不著大赦天下，你把蘇軾給我放了就行了。蘇軾這才保全了性命，貶到黃州當個團練副使，這大概相當今天的縣人民武裝部部長吧。
農民、和尚出身的明太祖朱元璋特別忌諱人家說僧、盜、光等字，連同音同意的生、道、亮、禿等也不行。他登上帝位後，凡章表中有這類字的，即誅殺作者。因他被元朝罵之為賊，賊的近音字-則，責，擇亦怒之。有一個和尚寫詩謝恩，
金盤蘇合來殊城，玉碗醍醐出上方。稠迭濫承天下賜，自慚無德頌陶唐。
朱元璋看了這首拍馬謝恩詩認為：殊是“歹”“朱”而合，這和尚是變著法子罵人，殺。拍馬屁拍到馬腿上了，讓馬撂蹄子給踢死了。
洪武三年（ 1370 年）下令禁民間用天、國、君、臣、聖、神、堯、舜、禹、湯、文、武、周、秦、漢、晉等字為名。洪武二十六年（1393 年）又禁用太祖、聖孫、龍孫、黃孫、王孫、太叔、太兄、太弟、太師、太傅、太保、大夫等為名。
洪武帝駕崩，子朱允文即位，為惠帝。朱元璋的弟弟朱棣發動政變，帶兵打進南京篡了侄兒的帝位。史稱“靖難之役”。命侍講學士，“太祖實錄”總裁方孝儒起草即位詔書。方拒絕，朱棣大怒，方被誅十族 （九族再加學生），共處死 873 人。這件案件雖然不是寫字，卻與寫字有關，我以為也應該算到文字獄裏。
到了清，滿清皇帝的神經更脆弱，對這類事情更敏感，章表詩文中一切能夠得上影射、暗示、以至可以牽強附會的字句，都會給作者帶來殺身滅族之罪。
按清律，凡謀反者和共謀，主犯淩遲處死，三代內父、子、兄弟、及同居之叔伯兄弟及子中 16 歲以上男子全部斬首，不滿 16 歲的男童閹割後罰為奴，母、妻、妾、姐、妹、不論長幼全部罰為奴。外戚師生朋友也逃不了幹係，就是死了也要挖出來戮屍。而文字獄的犯人無一不是謀反罪，都逃不脫以上命運。每起文字獄案件被奴、流、刑、殺的少則幾十，多則幾百。乾隆朝在這類案件上，捕風捉影之荒唐，牽強附會之怪異，株連之廣泛，處理之殘酷，遠遠超過了雍正和康熙兩朝。
清康熙在文化方麵頗有貢獻，開博學鴻儒科選仕，以振起文運。設館編《明史》，編《古今圖書集成》，編《全唐詩》，編《康熙字典》等。別看他這樣重視文化工作，他在文字這方麵也非常敏感。康熙年間較著名的文字獄案有朱國禎莊廷龍案、徐駿案、孫奇逢案、沈天甫案、戴名世案、朱方旦案等。
康熙二年（1663 年 ）的“莊廷龍明史案”，伏法牽連遭禍者 3000 餘人，參與刻字、印刷、校對、裝訂者、售書、 購書、藏書、及閱看此書的無一幸免。此事源於順治年間浙江湖州人朱國禎（明末大臣、史學家），朱國禎私招人編寫《明史稿》，康熙二年被告發。查辦發現《明史稿》補入明天啟、崇禎兩朝事，並有指斥清人之語，稱康熙的曾祖努爾哈赤為建州（明朝地名）都督，不書清帝年號，用南明年號。吳興富戶莊廷龍購得朱國禎的《明史稿》，也被牽連，時莊廷龍已死，被開棺焚屍，淩遲或斬首者 72 人，充邊罰為奴者數百。史稱“《明史》案獄”。誰會想到買錯了本書也招致家破人亡。
翰林（相當今科學院士）徐駿在寫公文時，將“陛”誤寫為“狴”，被審查。有人在他的詩作中發現“清風不識字，何須亂翻書”詩句。這本是徐駿在曬書時，見風刮翻書頁，即興而作。卻被專案組的人認定“清”是滿清當局，“不識字”是指影射滿人沒文化；“亂翻書”是影射乾隆征書編四庫全書，徐丟了腦袋滅了族。
康熙二十一年（公元 1682 年），有朱方旦之獄。朱漢陽人，自稱二眉道人，秘密刻書。書中有言：古號為聖賢者，安知中道？中道在我山根之上，兩眉之間。山根和兩眉本是指大腦之功能，非為異說。但是康熙認為是“詭立邪說，煽惑愚民”。
後有《南山集》獄，《南山集》為翰林院編修戴世民所著，記有南明（清入關後逃到南方的明末代王朝）之事，康熙五十二年（公元 1713 年 ）以大逆罪被處死，受牽連的子孫親朋師友三百餘人。
康熙五十五年（1716 年）印行的《康熙字典》，是奉旨編纂的，而且以康熙年號命名，足見政府之重視。可是有個書呆子叫王錫侯的，競敢批評《康熙字典》，說它收字太多，難以貫穿。他自己編刻了一部《字貫》，意是說，這本書可以用字義把零散的字貫穿起來，正好彌補了《康熙字典》不足。此案主犯的發落不說，還連累了兩江總督，因查辦不力受到降級的處分，江西的布政使按察使（都是副省長）受株連被革職治罪。其實，王錫侯寫《字貫》是想貢獻自己一得之見，想不到競落得這樣的下場。
雍正朝文字獄更盛，有汪景祺案、錢名世案、查嗣庭案、鄒汝魯案、呂留良案、謝濟世案、陸生楠案、屈大鈞案等。
最突出是呂留良案。呂留良浙江石門人（今浙江桐鄉縣），曾參加反清鬥爭，失敗後出家當了和尚，躲在寺廟裏著書排滿，其文有雲：清風雖細難吹我，明月何嚐不照人。呂於康熙二十二年死。其徒曾靜（湖南郴州人）敬佩呂的學問，派學生張熙到呂的老家打聽，張找到呂的文稿，還找到呂的兩個學生。曾靜約四人同反清。曾靜列雍正罪：謀父、逼母殉、弑兄殺弟、誅忠用奸、耽酒好色。雍正七年案發，雍正親審，留良雖死也拋骨示眾，著作全毀，張熙和呂的兩個學生，滿門抄斬。曾靜悔過認罪，雍正法外開恩，從寬處理，將曾靜供詞及懺悔錄，集成《大義覺迷錄》一書，刊發全國，並讓曾靜遊說各地，現身說法。這一情節在電視劇《康熙王朝》可見。
雍正這樣處置曾靜，他的兒子弘曆並不以為然。雍正駕崩，弘曆即位，還沒有來得及改年號，就下聖諭，著將曾靜淩遲處死，下令將他老子集的《大義覺迷錄》為禁書。
雍正四年，禮部侍郎（副部長）查嗣庭為江西鄉試主考官， 出了一道試題：“維民所止”。這本是出自《詩經·商頌·玄鳥》：“邦畿千裏，維民所止。”意思說，國家廣大的土地，都是百姓所居住的，含有愛護人民之意。但有人向皇帝報告，說“維”“止”兩字是“雍正” 兩字去掉了頭，暗示要謀害皇帝。雍正大怒，欽定“大逆不道”之罪。查在獄中病死後被戳屍梟首。其親屬被株連，有的被殺，有的被流放，有的被捕。其兄 查慎行被定為“家長失教罪”，囚禁一年後就死了。查嗣庭的一個兒子斬首，另一子死於獄中，幼子及侄子流放三千裏，家產抄沒，折銀充浙江海堤工程費用，另一兄流放陝西死於戍地，其他受牽連的有江西鄉試副主考革職，江西巡撫（省長）降四級調用。
到乾隆時，文字獄則達到頂峰，共發生 130 餘案。其中 47 件案件的案犯被處以死刑，
翰林學士胡中藻著《堅磨生詩抄》有“一把心腸論濁清”之句，被處斬棄市，連師友也禍及。
禮部尚書（部長）沈得潛《詠黑牡丹》詩有“奪朱非正色，異種也稱王”句，人已死也剖棺戮屍。
乾隆四十八年（公元 1783 年），李一《糊塗詞》有語：天糊塗，地糊塗，帝王師相，無非糊塗。被喬廷英告發，經查發現舉報人喬某的詩稿也有“千秋臣子心，一朝日月天”句，日月二字合為明，你不是謀反又是什麽？檢舉人被檢舉人皆淩遲處死，兩家子孫均坐斬，妻媳為奴。
徐述夔的“一柱樓詩集案”。徐是江蘇東台的舉人，生前曾著有《一柱樓詩集》，死後十多年，即乾隆四十三年被仇家蔡嘉樹告發，徐詩中有“明日天子重相見，且把壺兒擱半邊”，“明朝期振翮，一舉去清都”等句，硬將“壺兒”牽強附會成“胡兒”，是影射滿清外族。而“明朝”分明是指次日，可硬說是朱明王朝。徐及其子已死也開棺梟首示眾，兩個孫子雖攜書自首，仍以收藏逆詩罪處斬，最冤枉的是他的兩個族人徐首發和徐成濯，他兩人名字連起來是“首發成濯”，根據《孟子》“牛山之木，若波濯濯，草木凋零也”，認為這兩人的名字連起來是首發成濯，是嘲笑清剃發之製，以大逆罪處死，你說這兩人怨不怨。
江西德興縣的祝庭諍，為教兒孫讀書，自編一本“續三字經”，被人告發。官府查抄發現書中對“於帝王興廢，尤且大加誹謗” ，如寫元朝有 “發披左，衣冠更，難華夏，遍地僧”句，“衣冠更”是指改穿著，“難華夏”是華夏遭難，“遍地僧”是全部光頭，雖說是說元朝，認為是影射當朝“明係隱寓詆清”。判開棺戮屍，十六歲以上子孫輩斬立決。
江蘇興化人李驎《虯蜂集》中有“杞人憂轉切，翹首待重明”；“日有明兮，自東方兮，照八荒兮，我思孔長兮，夜未央兮”句，被認為故意影射，定為叛逆大罪。
張縉嚴在給劉正宗詩稿作序中有一句“將明之才”等，皆被定為逆案。
杭州卓長齡著《憶鳴詩集》，“鳴”與“明”諧音，被指為憶念明朝，圖謀不軌。乾隆帝對卓氏一家深惡痛絕，稱他們“喪盡天良，滅絕天理，真為複載所不容”。判決如下：“仁和縣監生卓長齡著有《高樟閣詩集》，伊子卓敏、卓慎等人亦著有《學箕集》等項詩稿，伊族人卓軼群寫有《西湖雜錄》等書均有狂妄悖逆之語，該五犯俱先後病故，僥逃顯戮，應仍照大逆淩遲律剁誰其屍，梟首示眾。卓天柱係卓長齡之孫，卓天馥係卓慎之子，均依大逆緣坐律，擬斬立決。卓連之收藏逆書不行首繳，依大逆知情隱藏律，擬斬立決。陳氏、高氏，王氏並卓天馥二歲幼子均解部給發功臣之家為奴。”
安徽歙縣生員方國泰收藏的其祖方芬《濤浣亭詩集》內有“征衣淚積燕雲恨，林泉不共馬蹄新”、“亂剩有身隨俗隱，問誰壯誌足澄清”、“蒹葭欲白露華清，夢裏哀鴻聽轉明”，乾隆帝認為有反清複明之心，羅織成罪。
有些字句是專製帝王的專用品，如果不慎誤用了這些字句，就是僭越犯上。
山西王爾揚為別人父親作墓誌銘，用“皇考”兩字，這是習語，屈原《離騷》和歐陽修《瀧岡阡表》內都稱父為“皇考”，卻被斥為“於考字上擅用皇字，實屬僭逆”。
江蘇韋玉振為父刊刻行述，中有“於佃戶之貧者，赦不加息”，不料“赦”字隻能由皇帝使用，韋玉振被指責“乃敢竟用赦字，殊屬狂妄”。
湖南監生黎大本為母親做壽，祝壽文內有“女中堯舜”等字句，被斥為“擬不於倫，謬妄幹分”，黎大本充軍烏魯木齊。
湖北秀才程明諲為人作祝壽文，內有“紹芳聲於湖北，創大業於河南”，“創大業”被曲解為做皇帝，程明諲“語言悖逆”，斬立決。
其他觸犯廟諱、禦名以及提到皇帝應該換行抬寫而沒有換行抬寫，因此獲罪的，不可勝數。有一個河南人劉峨，編印《聖諱實錄》一書出售，本來是為了告訴人們應當怎樣避諱，所以把應避諱的清代諸帝的名字“各依本字正體寫刻”，卻被控大不敬，慘遭斬首。
乾隆時的文字獄，有不少案件，甚至是因為向清朝統治者歌功頌德、獻書獻策，不過，因馬屁拍得不得法，犯了忌諱，也會遭到殺身之禍。
直隸容城一個走江湖的醫生智天豹，編了一部《萬年曆》，祝頌清朝國運久長，其中說“周朝止有八百年天下，如今大清國運，比周朝更久”，可是這萬年曆中把乾隆的年數隻編到五十七年為止，犯了大忌，被認為是詛咒乾隆帝短命，“罪大惡極，人人發指，非碎磔不足以蔽辜”，結果，將智天豹處死。
還有個冀州秀才安能敬，寫了一首頌揚清朝的詩，其中有“恩榮已千日，驅馳隻一時，知主多宿憂，能排難者誰”，這四句詩被曲解為咒罵皇帝有憂有難，無人輔佐，其實，就象安能敬自己在審訊時所說，“原要竭力稱頌，無奈說不上來”，頂多是頌詩寫得不好，哪裏是什麽譏訕誹謗呢？
再如著名學者全祖望著有《皇雅篇》，敘清世祖得天下之正。但全祖望的仇家卻向乾隆帝控告說，全祖望文內有“為我討賊清乾坤”之句，居然冠“賊”字於“清”字之上，大逆不道！全祖望幾遭陷害，因朝廷官員為之辯解，才得以幸免。
直到乾隆五十三年，文字獄高潮已經過去，還發生了所謂《篤國策》案。湖南省耒陽縣六十九歲的老秀才賀世盛，多次參加科舉考試都沒及第。他平時經常替別人代寫詞狀，又把道聽途說的傳聞和成語故事之類，拉雜地拚湊出一部“著述”，題名為《篤國策》，準備寫成以後上京城去投獻，以求貸得一官半職。因為這本書上寫了批評捐官製度的意見，這就成了“妄議胡政”，照例應當淩遲處死，子孫都要處斬。不過當時已經逐漸放寬對文字獄案件的處理，乾隆皇 帝認為賀由於科舉不中不滿，寫那些文章隻是發發牢騷而已，還不是肆意悖逆，於是“從寬”改為斬決，子孫免罪。
乾隆暮年下令輕議此事，文字獄才稍緩解。
文字獄案件發生，上報朝庭，皇帝先交給高級官員組成的專案小組研究如何處理，向皇帝提出所謂的“公論”，即當時說的“九卿公議”。提出的“公論”，當然千篇一律的認為那倒楣的被告罪大惡極，堅決的要求用酷刑“淩遲”處死，家屬全部砍頭。皇帝或同意，或表示他的寬大恩典，法外加恩，免去淩遲，改處絞刑或改斬首，全族或全家男女老幼，改為發配到黑龍江的黑河或寧古塔給窮披甲人為奴。
一旦文字獄案發，沒有人敢提出較輕處罰的建議，更不要說為當事人呼冤了，連對當事人一句有利的話都不能說，否則不但救不了被告，反而使自己也陷了進去。王錫侯案，江西巡撫海成，僅建議革去他舉人的身份，乾隆就勃然大怒，下了一道殺氣騰騰的諭旨說：海成請僅革去王錫侯的舉人，所謂人臣尊君敬上的心安在？亂臣賊子，人人得而殺之的大義又安在？海成真是天良喪盡，辜負我命他當官的大恩。海成還是幸運的，沒有被砍頭。徐述夔案的江蘇藩司（省民政廳長）陶易，就沒有那麽好的運氣了，他曾經拒絕受理對徐述夔的檢舉，結果判處死刑。
清道光人龔自珍有“詠史”一詩，第三句寫到“避席畏聞文字獄，著書都為稻梁謀”。意思是有人要是說到文章方麵的事，我就趕緊走人，別惹禍上身。寫書是為了混飯吃，不為別的。
現在許多電視劇總在宣揚什麽康乾盛世，把自中國統一以來最腐敗的滿清王朝吹得天花亂墜，將康熙、雍正、乾隆三人粉金著彩，什麽千古一帝，什麽盛世明君等等，好象大量的喪權辱國的事都與他們製定的閉關鎖國政策沒有一絲關係似的，殊不知這些明君們幹的壞事並不少，他們胡亂殺起人來，一點也不明白。
新中國建立後，本應銷聲匿跡的文字獄又如異軍突起，到文化革命期間，達到高潮期，隻不過在處置這些人時，沒有了淩遲和宮刑，較多的是流。本是描寫陝北紅軍革命鬥爭的小說《紅河激浪》，被認為是歌頌了高崗、描寫解放戰爭的小說《保衛延安》，因為該戰役的指揮者是彭德懷，該小說也就成了“反黨小說”。陶鑄寫的雜文《太陽的光輝》，是用太陽的黑子影射偉大領袖也有缺點。小說《劉誌丹》一案，牽連達一萬兩千餘人，六人被迫害致死，其殘酷程度不忍重述。《武訓傳》、《清宮秘史》、《三家村夜話》、《早春二月》、《北國江南》、《七天七夜》、《逆風千裏》、《紅日》、《龍須溝》、《黨的女兒》、《紅旗譜》……成千上萬的作品，都是大毒草，幾千年遺留下來的文化全成了糟粕，凡是古人就沒有一個是好的。央央幾千年文明大國古國，隻剩下一套書幾個樣板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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