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縱橫》雜誌2007年2期刊登過一篇《戴季陶墓今在何處》的文章，廣東人民出版社和團結出版社分別於2003年和2007年也出版了《戴季陶傳》，講述了戴季陶的一些逸事秘聞。今天，成都青羊區政協委員、戴季陶的親侄孫女萬鬱文，親自撰文講述她四外公戴季陶死後，在成都安葬墓地的尋找過程，從另一角度為我們揭開了過去那段曾經塵封的秘史……
戴季陶是我母親戴永芳的親四叔，戴季陶從小跟我外公在成都讀書，在他16歲時，我外公變賣老家田產送戴季陶到日本留學，從此步入社會，終成風雲人物……
壹
成都 戴家花園入葬
1948年，蔣介石本人多次或請多方要員勸請戴季陶同去台灣，但戴都說“不必去”。1949年，宋子文根據蔣介石的意思，邀戴到廣州小住，一方麵休養，一方麵再進行勸說，戴先生當時住在東園賓館。時值我父母隨考試院機關搬遷到廣西悟州，路經廣州，就到東園看望四叔。那晚戴季陶和我父母講了一夜的話，第二天早晨父母才依依不舍地告別戴季陶，戴季陶將他們送到園門，並贈送給我姐我哥鋼筆，囑咐他們要好好學習，長大做對國家有貢獻的人。可當我父母他們還在去悟州的船上，就傳來戴季陶病逝的消息，他們悲痛欲絕，根本不明白怎麽這麽快四叔就離開了人世？
1949年2月13日，成都的《新新新聞》發表《元老戴季陶昨晨病逝廣州，於院長行前病榻執手訣別》的文章，14、15兩日在廣州舉行了隆重盛大的公祭，15日祭奠完畢後，由戴季陶兒子戴安國護送靈柩乘專機回蓉。據當時媒體報道：“元老戴季陶在廣州病逝，靈柩已於15日由中國航空公司專機運蓉，全市民眾問訊，至為悲悼，下半旗致哀。於午後二時，即紛紛出城恭迎，迎柩人員有重慶綏靖公署主任張群、四川省政府主席王陵基、西康省政府主席劉文輝……”在機場，各界代表在軍校儀仗隊、軍樂隊的禮儀中，舉行了迎靈典禮，向戴季陶靈柩行了祭禮，讀了祭文。隨後，將靈柩暫時運到文殊院停放。在文殊院共停放了49天，這期間，省會各界舉行公祭。
4月3日，是戴季陶舉行葬禮的日子。在文殊院左殿靈堂，當時的四川省政府派員致了祭文，禮儀後，在哀樂中，戴靈出殯。椐《新新新聞》報道：“葬儀極為莊嚴隆重，‘蔣總統’親題執旗，陸軍軍隊、黨政軍各界代表、各學校、團體、童子軍等，送殯行列，長達數裏，天空有飛機翱翔，散發傳單。沿途市民爭仰遺容，凡所經過地方，人行道上觀者擁擠，街口交通亦為阻塞……出殯路線由文殊院經商業場、春熙路、東大街、西禦街，出新西門至棗子巷，下葬在葬有戴季陶母親的戴家花園。”
貳
羅家碾 秘密尋墓地
1949年底，成都解放了。不久，戴季陶的墓連同其母親，和戴季陶一同下葬的夫人及戴的二嫂、侄子一共五具棺木，被遷移到羅家碾埋在河邊的竹林中。當時我母親每天都要悄悄去看，但不敢聲張。直到棺木埋在了羅家碾，我母親才在一個天將黑的傍晚，來到戴季陶的墳前，檢了幾個大石頭埋在墳前，作為標記。每年清明節，母親總要和父親，悄悄來看一眼，但當時不敢敬香和停留，隻能在心裏默默悼念。以後，世事滄桑，我父母心裏一直想等待時機將戴墓休整一下，但時機還不成熟。隨著改革開放，城市建設開始了，過去棗子巷戴家花園的原址要擴建大學，在挖地基搞基建時，發現了戴母黃太夫人的墓碑，我們聞訊前去打掃出來，並拓片保留。這石碑做得很有特色很是精美，上方是雕刻有多朵雲彩，墓碑高有兩米，厚一尺。我們想，或許有文物價值，就將這一消息告訴了文館所，文館所的同誌來看後認為無法運走，估計有一噸重，要大吊車來吊才行，也沒有地方存放，隻好放棄，最後埋在了新建樓房的屋基下。
那時，羅家碾一帶變化也很大，母親隻是一段時間沒有去看，那裏的舊房子就沒了，地開出來種了菜，竹林挖掉了，原來的地也平了。找以前的石頭標記也沒有了，母親回家來給我們講起自是擔憂，那五棺墳在哪兒去了呢，她仍然常常去那裏暗訪。
時間到了1990年2月，一天，家裏來了兩位上海公安局的人，向我們了解戴季陶墓地的情況。母親開始不敢說，公安局的人告訴了我們找墓的起因：原來，不久前，蔣緯國先生托他曾經就讀黃埔軍校時最好的同學、現是上海黃埔同學會會長的李贛駒先生幫助，尋找葬在成都棗子巷戴家花園的戴季陶之墓。並附書信一封，信中講到：如是墓地已被占用，他願出巨資購下，重新修建。李贛駒會長請求上海市公安局配合做好這項工作。上海市公安局派人到成都後方知墓地早已搬遷，現在根本不知去向。他們通過四川省民革打聽到我們家屬的下落，來向我們了解情況。當即我母親告訴了他們現在墓地的情況，說如果不向到當地人打聽的話，難以找到。
不久，我家又來了一位四川公安廳的同誌，說是上海市公安局的同誌回去匯報了情況，經上級有關部門研究，要四川公安廳協助，鑒於情況特殊，在小範圍內可以找當地住戶了解情況。
從1990年2月17日開始，到3月5日，將近20天時間，我們成都的親屬和上海市公安局、四川省公安廳、四川省民革的同誌一道，多次到羅家碾走訪當地年長的社員，請他們回憶1952年有五棺木拉到這裏安葬的情景。經過多次尋訪，一位70歲的鮑大爺，他回憶說是有五具棺木從棗子巷遷到羅家碾臘家巷的，聽說是“考試院”戴院長的。一位45歲的社員王西正回憶說，記得在七十年代時，隊裏改田平地，隊長喊他帶領一些人開墳，開啟之後，有兩個棺木很好，就抬起來放在河邊，一口棺木很大，是紅漆棺蓋，棺圍是黑顏色，裏麵是一男屍，身穿黑綢衣服，其餘三口棺材已朽，不能挖出，便就地將土扒下埋好。那兩棺就抬到河邊，埋了。3月1日，上海市公安局高科長和趙同誌、四川省公安廳李平彥同誌，一同到羅家碾找到知情人員了解情況並錄音錄象，3月2日，又來到我們住地四道街34號和戴季陶曾住過的四道街40號、41號，和吉祥街新一號錄了象。3月3日，上海公安局、四川公安廳、統戰部、民革經研究，決定立即拾遺骨，因為情況緊急，再過一周，要填河重新開渠，河灘要修馬路，隊長告知第二天推土機就要進場平地。當晚，公安廳同誌來到羅家碾組織民工，向他們交代了任務。
叁
成都 協商安葬地點
1990年3月5日一早，上海市公安局高科長和趙同誌、四川省公安廳李平彥同誌、省民革對台聯絡處主任李大麗，和我們在蓉的戴家後代一同來到羅家碾，組織的農民挖掘隊已到場，上海市公安局趙同誌負責實地拍攝錄象。上午10時，王西正指導挖掘隊的農民工在回憶的墓址開始挖掘。我記得河灘土地是石頭多，土在下，農民們挖了很久，都沒有動靜，大家正在焦急之時，11時，在河灣旁挖出了第一堆遺骨，緊接著在一米左右又挖出一堆遺骨，頭蓋骨完好，共挖了3米長，再沒有發現其他骨頭。
中午吃了飯大家休息了片刻，下午繼續挖掘。在河坎小路旁，竹林裏，又發現了一些遺骨，到下午4時，周圍的鎖定的地點全部挖完，有兩個頭蓋骨完好，一個頭蓋骨分裂，挖啟完後，我們將骨頭大致分為五堆，放在事前準備的簸箕內，用紅紙寫上名字，排成一排，錄完象，而後將遺骨一一裝進塑料袋內，由挖掘隊隊長王西正、我母親和表哥戴孝密確認後，將五個小袋裝進一個大塑料袋，放上警車，運送到省公安廳保存。
5月初，我表哥戴孝密得到蔣緯國先生的電傳，說是找到遺骨非常高興，他建議將戴季陶和鈕夫人的遺骨遷移到浙江吳興故居安葬。當時的情況是四川方麵很想安葬在四川，我們成都的後代也希望留在成都，方便祭掃。於是我們多次帶信到對方，多次和省委統戰部、省台辦、省民革協商，交流、溝通，說明安葬在成都的理由。其最根本的一條是，戴季陶死後從廣州都送回成都安葬在母親身旁，他們不能分開，成都有戴氏家族，而浙江已無後人。不久，蔣先生派祝康彥先生來到成都和我們親屬見麵，祝先生在講話中說，蔣先生對找到遺骨很高興，叫我一定要來成都看望大家，蔣的意思是先把遺骨火化，火化以後最好是放在廟裏比較好。當時，我母親、大表哥、七舅媽和我，都陳述了安葬在成都的理由，祝先生聽後說，這樣也可以，我們明天就按你們講的到昭覺寺去看看，能否寄放骨灰和修墓，如果行，我們就把遺骨火化了，先存放在那裏。
肆
昭覺寺 安葬儀式
祝先生回去後，很快就有消息傳來，蔣緯國先生接到戴季陶的骨灰壇後，在家閉門祭奠了三天，三天中不會見任何客人，三天吃素，在自己的小客廳內，觀看在成都尋找墓地的錄象。
不知不覺中，到了1993年5月，省台辦杜主任因公到香港，約祝先生到香港會晤，祝先生應邀前往。在香港，就戴老的安葬問題進行了磋商，祝先生代表蔣緯國先生全權委托四川省台辦在昭覺寺內修建墓塋並盡快安葬。杜主任回四川後，立即將這一消息告訴了我們，要我們協助有關事宜的辦理。我大表哥是學美術的，又在省黃埔同學會工作，他設計了幾種墓地的形式，有中式、有西式和中西結合樣式，供昭覺寺清定法師選擇，但因為是在廟宇中修墓，要和廟宇中法師的靈骨塔風格一致，最後定下來是按佛教的樣式修建的。
1993年6月1日，省台辦杜主任和另一位同誌作代表，和我們戴老的親屬在昭覺寺舉行了破土動工儀式，按照確定的式樣開始修建。
1993年11月27日，在戴氏家族來說，是一個值得紀念的日子。這一天，為戴季陶夫婦在昭覺寺舉行骨灰安葬儀式。早上8點，在成都的所有戴家親屬一齊來到實業街四川省台辦，分乘兩輛客車來到昭覺寺，先在方丈室休息片刻，由杜主任介紹了墓地修建過程和將舉行儀式的程序。然後大家來到存放骨灰的大殿前，將戴季陶和夫人的骨灰壇取出放在供台上，祝先生從提包裏小心翼翼地拿出一個精美的骨灰盒，捧到戴季陶的骨灰壇旁邊，把骨灰壇打開，再打開骨灰盒的蓋子。祝先生迅速將壇內裝的骨灰放進骨灰盒裏，裝好，蓋上蓋子。然後由從東北特意趕來的戴季陶的孫子戴定遠抱著骨灰盒，祝先生抱著夫人鈕有恒的骨灰盒，來到新修建墓地塔前的供桌上放好，祝先生又從提包裏拿出一幅橫幅鋪掛在供台前，上麵書寫四個大字“唯心是佛”落款：蔣緯國。
上午10時，安葬儀式正式開始，這時昭覺寺的佛門弟子開始做法式，他們一隊有二十來人，身披袈裟，手敲木魚，口誦經書，站立在靈塔兩旁，為亡靈超度。清定法師坐在輪椅上，一位弟子慢慢地推著輪椅來到碑前，口中念著經文。在念經聲中，戴季陶的親屬們，下跪叩首，起立膜拜，點燭上香，獻花祝願。然後由佛門弟子將骨灰盒放進墓碑內，清定法師將一個花瓶插的孔雀毛拿出，將水灑在骨灰盒上，並饒墓一周，再次灑水在骨灰盒上，後慢慢離開。工人封好墓，在誦經聲中，戴氏後代一家一家向戴墓跪拜，完畢後，在墓前，和祝先生合影留念。整個儀式從10點開始，到11時結束。
曆時三年半的、從找墓地再到下葬的全過程終於結束了。現在如果你去昭覺寺，可以看到由台北“故宮博物院”院長秦孝儀書寫的墓碑，上麵用篆體書寫著：吳興戴傳賢季陶先生之墓，德配鈕氏有恒合葬於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