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2年8月 閻紅彥同誌曆史報告：
對高崗同誌的態度——一是我受了郭洪濤挑撥。郭告訴我：劉景範給中央寫材料，說解決劉誌丹的部隊是我的陰謀。我當麵質問高崗，他很坦白的向我解釋，我不信。從此高崗的話對我不起什麽作用了。一是我受了肖主任的挑撥。肖說高崗對我有意見，高不願叫我當保安司令。我很氣憤。一是西北局的問題。陳正人一次找我，對我說：西北局委員有你（閻）一個，但中央未批準，請你原諒。我很不高興。我認為不必要解釋。一是七大代表問題，高要減少我一年黨齡。我總覺得高對我不誠懇，我不滿意。高也感覺對我無法說清，很難對付。一般陝北同誌猜疑我與高崗關係不好：“是我與高崗爭地位，還是高崗排斥我呢？”這些傳說是對陝北幹部團結有影響的，且與西北局的領導上有了影響。)
我到黨校學習後，高崗找我來談了一夜，解決了我與高崗很多的關係問題，以後在西北局開會已解決了。
1945年6月閻紅彥同誌在陝甘寧邊區曆史座談會上的發言：
對高崗同誌我是長期的不了解，而且有成見。不了解是因為過去不認識，31年底見麵，到32年，在一起工作了幾個月，對他過去在那裏工作，不了解。再陝西省委來人打擊過我們，那時有個成見，就是西安派來的和地方的搞不在一起，而高崗同誌是西安派來的，尤其是臨鎮的事情和秘密隊委的事情，過去很長時間沒弄清事非，抱有成見。今天看來，這些問題在我腦子裏得到了解決。高崗同誌過去沒和我一起工作，他在別處工作，而且做領導工作。過去不了解，今天就了解了。特別是紅26軍在南山失敗後，高崗同誌和誌丹同誌為首，創造了這個地區，形成了一個完整的正確路線，在路線上說來，他也是西北的領袖。至於那些成見，是我那裏處理錯了，以後對他的看法也是錯了。
我這個人有成見不大容易清除，幾年來就是別別扭扭的。我這人也奇怪，說不同意高崗的路線嗎？不，我還是同意的。不同意高崗做領袖嗎？不，我也讚成，也沒和別人說過不同意，就是個有別扭，很少來西北局，在學校采取很多消極辦法，要出去工作。我覺得過去反對過高，問題沒處理對，不好意思來，自己也有些傲慢，又不靠你什麽東西，這地方工作好就做，不好到別的地方再去做，覺得常來這裏，也許會有人說：過去你對高不滿，現在這樣親近，是不是拍拍打打？我就不來這一套。我就是在這些壞思想上支撐著的。這些小事情別人也看到了，賀晉年、張達誌說：“西北局就沒見過你來過一趟。”我這樣的幹部高不高低不低，這些舉止影響黨內團結。我這樣一個人，高崗同誌也很難對付，過去錯誤承認了，現在大的問題也沒有，小問題也難搞。上次我和高崗同誌談了一下，說我就是這樣個個性，他說這樣個性不好。過去我是認為這是個性問題，現在看來，是個人與黨的關係問題，就和犯錯誤不積極改正一樣，不積極主動解決問題，問題總解決不了。從前沒有積極的主動的和不正確思想作鬥爭，總也逃不出錯誤圈子，總解決不了這個問題，認為隻是個人問題。覺悟了前一問題，也就覺悟了後一問題，要在政治上反省，也要在生活上個人問題上靠攏，不然，在政治上我同意你，在個人問題上我不讚成你，這樣解決不了問題。要把事實搞清，成見搞掉，就要靠攏，不管生活上、學習上、政治上都要靠攏。這從路線、政策、黨的組織原則來說，是靠近黨，還是不靠近黨的問題。我一定要站在黨的方麵來，讚成而且擁護高崗是領袖。過去所以有錯誤，就是沒有站在黨的方麵。我和他也沒有什麽路線上的爭論，就這樣一些問題有什麽搞不好，在黨內講都是根本講不通的。要堅持我的脾氣，就要堅持錯誤。對敵人講氣節是很寶貴的，在黨內不能講氣節，隻能講真理，是真理就應該堅持，不是真理就應該承認錯誤。我幾年來不能靠攏，就是因為這個東西，而且不僅和高崗，和其他同誌都是靠不攏來。我感到自己犯了錯誤，一般不出門，楊家嶺那些地方就不去。所以這個氣節問題是很厲害的，這是個思想問題。
高崗同誌是領袖，他是正確的，是對的，我完全擁護，我應當靠近他，向他學習。我自己在曆史上一些問題我將來還會談。很多同誌說我有功，我說這個功看怎麽說，你說我有功也可以，我做了一些事情，但是我也有錯誤，可以說曆史上是瞎搞了一下，隻是起了那樣一個作用。有些同誌把我和高崗同誌擺在一起，那不能這樣比。我反對過李艮路線，反對過杜衡，反對那些是對的，但並不是在思想上真正認識了這些問題，那是很直覺的，在比較顯然的問題上反對過。這一點是我的好處，但這裏頭也有壞處，我說不執行就不執行。那時也不懂路線，比如反對李艮，他講路線我不懂得，他說要消滅據點，我就不同意，這在某種條件下我是對的，但在組織路線上還是不對的。所以我在這個問題上也不能和他比。從形式上看，我也做了些事，說有功也有功，說成績也有成績，但也有錯誤。過去的錯誤，像我這樣的人免不了，嚴重的還是現在的錯誤。我對我的估計是在創造的時候做冒險的事，我倒做了不少，我有些亡命之徒的作風。那時也靠這點，不管要槍要人，搞起來再說。但是，要做為一個成熟的幹部，思想上立場上那時都是一塌糊塗，不能和高崗同誌比。在能力上也不能和他比。而且也不能和邊區其他幹部比。如果說我有功勞，他比我功勞更大一些。
這就是我對領袖問題的看法，看法上的爭論中心還是一個問題，就是劉謝還是謝劉。過去我思想上也說謝劉是對的，現在我根據上麵講的理由，把問題提明確些，想還是劉謝好些。
閻紅彥同誌1959年5月談陝西黨史記錄
在洛川吉子縣，由於中了敵人孫蒼狼和張雲平的兩個團的埋伏，敗退。洛川遭敵敗退以前，遊擊隊曾在宜川消滅了高雙城的一個團。從繳獲的敵人的文件中知道臨鎮（真）駐敵一個團，於是計劃去消滅。由於高崗（二大隊政委）未堅決執行預定計劃，搶占臨鎮（真）山上的一個製高點，在敵人強行奪取時沒有怎樣打就撤退了。結果，我帶的隊伍已衝進鎮去，因製高點被敵占據，形勢不利，又衝出來，使部隊受了損失，未實現預定計劃。高的那個大隊的人跑光了，高也跑了（吳岱峰插話：聽當時高崗那個隊的人說，製高點沒有被我們占領，高是被打敗的，不是逃跑），大家當時都很氣憤，隊委開會決定開除高的黨籍。後來高又回來解釋了一番，說因為隊伍成分不純，他被綁了；碰見了高朗亭的遊擊隊後，同去保安一帶找陝甘遊擊隊；在安塞、保安之間的安條嶺被敵人打散，壓槍去石子俊部隊。劉誌丹等把高崗批評了一頓，給了幾個人槍，高出去搞遊擊活動去了。後來高崗說他領導了西華池兵變，其實不是那回事。西華池兵變是高鵬飛、曹世發、楊林他們搞的，與高無關。高搞了一個時期的遊擊活動，因不滿意隊委對他的處理，去省委了。我在那一段（1931～1932年），高崗在遊擊隊中最高職務是二大隊的政委，沒有當過什麽陝甘遊擊隊的隊委書記（吳岱峰：高崗在陝甘遊擊隊工作時期，是怕打仗的，這我了解）。
我記得1945年我在黨校學習時，高崗和我談了一夜，意見是要我承認他過去在陝甘遊擊隊是負責人（隊委書記），以及臨鎮（真）戰役情況就是他說的那樣，不是逃跑。我不幹，他恨我，整我。
閻紅彥同誌談西北紅軍戰史（1965年8月25日、9月7日）
關於劉誌丹的問題，有機會的話，我想係統的談清楚，必需把劉誌丹的問題揭破。有人說人死了就算了，不是這個問題，如果現在黨內沒有什麽爭論，劉誌丹同誌已經犧牲了，也可以算了。但是高崗在劉誌丹死後，利用了劉誌丹，歪曲、篡改了曆史，把他們說是一貫正確的馬列主義者，創造了陝甘邊區；後來揭露了高崗反黨集團以後，習仲勳、劉景範又把劉誌丹裝扮成一個天生的馬克思主義者、毛澤東思想，來進行反黨反中央、反毛主席的活動，為高崗翻案。現在還有一部分同誌對這個問題不了解，所以必須把它談清楚，免得以後還有人再來利用。
至此，高朗亭同誌插話說：我們肯定42年高幹會，反對45年曆史座談會，因為45年的會議中央不知道，根本不應該開。
閻紅彥同誌繼續談：1945年的曆史座談會，不能說中央不知道。當時，中央還有幾個同誌參加了，在座談會後高崗還在中央黨校作過報告。45年高崗敢那樣，基礎是42年高幹會打下的。42年高崗歪曲曆史，不光是鬥郭洪濤、朱理治，那裏是利用了“左”傾錯誤；不光是利用了陝北，而且利用了中央，因為當時全國對錯誤肅反的憤慨情緒錯誤。在這個問題上，高崗、習仲勳、張秀山等人的惡劣品質都暴露出來了，他們就把這個東西拿過來了。四二年的會打好基礎，四五年就必然要開會，非開不可。因為當時有人講了他很多流言蜚語。他四二年吹的牛被揭發了，為了解決問題，怕人不承認，怕人不服氣，四五年不開會沒辦法，因為四二年高幹會組成了反黨集團，組成了宗派。為了鞏固他在四二年吹牛的信用，繼續鞏固他們既得的東西，鞏固四二年高幹會的基礎，就得開會。中央支持他也對的，因為高崗有些事也確實支持中央，但他品質不好，不是解決問題，而是利用了這個問題。你們要衝破四二年高幹會結論的框框，因為你們對高、習沒有什麽批判，有些批評也是沒氣力的，高崗要是不犯錯誤，誰來寫曆史？還不是高崗寫？高崗那時還是聽中央的話，但他是為了蒙蔽中央，歪曲曆史。
中央我是擁護的，中央決定宣傳劉誌丹我不反對，你們怎麽寫我沒意見，但要談曆史，我還是談我的看法。中央結論我服從。如果有意見，我還可以保留，你們要實事求是，不一定按一個人的意見，但也不能沒有根據地否定一個人的意見。我說你們套也不一定對，當然你們不敢衝破，或者沒材料也不能衝破，對高、習反黨集團有些批評也是不關痛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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