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於1973年3月進外交部工作。蘇聯東歐司蘇聯處處長田曾佩、主管司長於洪亮先後找我談話，從政治、業務、紀律各方麵都提出了明確的要求，強調“外交無小事”，要做到“站穩立場、掌握政策、熟悉業務、嚴守紀律”。他們還特別指出，從此開始，我已不再是學生，而是一名光榮的外交戰士了。
當時，中蘇兩國邊界談判正在北京舉行。司裏安排我到中蘇邊界談判代表團實習，在“反修”第一線進行鍛煉。到代表團後，除了馬敘生、王厚立等領導談話外，許多老同誌也都主動向我介紹情況，傳授經驗，從參加外事活動要注意什麽、怎樣與對方交談、如何打電話以及怎麽坐車等都一一指點，手把手地教我，希望我成為一個“不可替代的專家”。
我的外交生涯就是從參加邊界談判開始的。在中蘇邊界談判代表團的六年中，我不僅研究兩國邊界問題的曆史沿革，了解中蘇關係的演變情況，而且直接體驗到了政治談判鬥爭的複雜性和尖銳性。
邊界問題曆史懸案
中國西北、東北地區與蘇聯接壤，邊界線長達7600多公裏。兩國存在邊界問題曆史久遠。從16世紀下半葉開始，沙俄越過烏拉爾山，逐步向東擴張。17世紀40年代，沙俄侵入中國黑龍江流域，開始與中國發生邊界問題。1689年，中俄簽訂第一個邊界文件《尼布楚條約》，以外興安嶺為界，劃定中俄兩國的東段邊界；1727年，簽訂《布連斯奇條約》，規定了兩國中段邊界。當時中國西部疆界在巴爾喀什湖一帶，與俄國相距甚遠。在19世紀40年代以前，中俄兩國在基本平等的基礎上，通過談判初步確定了兩國邊界的走向。而蘇聯方麵認為，《尼布楚條約》對俄國來說是“不平等條約”。
1840年鴉片戰爭以後，中國逐步淪為半殖民地。俄國強迫中國先後簽訂了19個不平等條約，將大片中國領土並入了俄國版圖。十月革命後，蘇俄政府先後發表了兩次對華宣言，宣布“以前俄國曆屆政府同中國訂立的一切條約全部無效，放棄以前奪取中國的一切領土和中國境內的一切俄國租界，並將沙皇政府和俄國資產階級殘暴地從中國奪取的一切，都無償地永久歸還中國”（俄羅斯蘇維埃聯邦社會主義共和國政府對中華民國政府的宣言——1920 年9月27日）。
在1924年3月舉行的中蘇談判中，北洋政府要求廢棄舊界約，遭到蘇方拒絕。蘇方代表認為，舊約對於兩國疆界極有關係，若即廢止，則疆界無所依據。中方代表在給北洋政府的報告中指出，關於廢棄中俄舊約問題，蘇方代表“態度甚為強硬，甚至於決裂而不肯讓步”。5月，雙方簽訂了《中蘇解決懸案大綱協定》，其中第七條載明：“兩國疆界重新劃定，在劃定之前，仍維持現有疆界。”
1926年3月至6月，根據解決懸案大綱的規定，中蘇雙方舉行邊界事務談判。中方代表要求重新劃界，訂立新約，蘇方代表則反對， 談判沒有結果。這樣，中蘇邊界問題便成為曆史懸案遺留下來。
談判變成政治論戰
20世紀50年代，中蘇友好時，兩國邊境上一直是安寧的。隨著兩黨、兩國關係日益緊張，從60年代初起，中蘇邊界糾紛不斷。為了緩和邊境緊張局勢和解決曆史遺留的邊界問題，在我國政府倡議下，1964年2月25日，中蘇兩國代表在北京開始舉行新中國誕生後第一次邊界談判。中國政府代表團團長是外交部副部長曾湧泉，蘇聯政府代表團團長是國防軍司令澤裏亞諾夫上將。
談判中，雙方主要圍繞曆史上的中俄不平等條約問題進行了一場大辯論，分歧主要集中在兩國邊界條約性質問題。中方指出，盡管有關目前中蘇邊界的條約是沙俄在中俄兩國人民處於無權地位的情況下強加給中國的不平等條約，但中國政府從無產階級國際主義原則和加強中蘇兩國人民友誼的願望出發，仍準備以這些條約為基礎解決兩國邊界問題，簽訂新的條約，不要求收回被割去的150多萬平方公裏中國領土。關於任何一方違反這些條約占據另一方的領土，原則上必須無條件歸還，但雙方可以根據平等協商、互諒互讓的原則，考慮當地居民的利益，對某些地區的邊界做必要的調整。
沒有料到的是，蘇方團長一聽就暴跳如雷，稱蘇中邊界是曆史上形成的，兩國間“不存在領土問題”。蘇方不但不承認條約的不平等性質，還不同意以條約為唯一基礎解決邊界問題。蘇方提出，除條約文件劃定的邊界線外，曆史形成線和實際守衛線也都是解決邊界問題的基礎。中方團長指出，你們提出什麽“曆史形成線”，什麽“實際守衛線”，統統不能算數。你們有本事占領，你們就占領好了。你們可以占領北京，可以占領廣州，可以占領中國的任何地方，但是，要想我們承認你們違法侵占是合法的，那是絕對辦不到的。現在辦不到，一萬年也辦不到。蘇方團長表示，他們堅決抗議對蘇聯的攻擊和誣蔑，說他們不想論戰，並且為了工作利益拒絕論戰。蘇方之所以如此，據透露，莫斯科指示代表團“不能把事情演變成政治辯論”。
中方在發言中引經據典，強調馬克思、恩格斯和列寧都曾經譴責沙俄割占中國領土，並特別指出，列寧領導的蘇維埃政府曾宣布過, 以前曆屆俄國政府同中國簽訂的一切條約全部無效，放棄以前所奪取的一切中國領土。蘇方團長則引用列寧說過的“符拉迪沃斯托克（海參崴）距離我們雖遠，畢竟是咱們的城市”這句話來證明，列寧從未對蘇中邊界表示過懷疑。蘇方聲稱，兩國封建皇帝都是侵略者，列寧在世時就已廢除了對華的不平等條約，抨擊中方所謂“沒來得及”廢除的說法是對列寧的汙蔑。
蘇方一直回避叫這次談判為邊界談判，而稱作“蘇中關於核定個別地段邊界線走向的磋商”。這本身就反映了雙方在邊界問題上的不同立場。有趣的是，中方在一次發言評論中用過“作繭自縛”“得隴望蜀”的成語，蘇方硬說這是對他們的汙蔑，將它比喻成什麽“蟲子”， 對甘肅和四川提出“領土要求”雲雲。這是哪兒跟哪兒呀？
在這次談判中，雙方交換了標有各自主張的邊界線大比例尺地圖（東段1:100000，西段1:500000）。對照雙方邊界地圖，存在爭議的地區麵積共約3.5萬平方公裏。雙方還組成專家工作小組，具體討論了東段的邊界線走向。根據主航道劃界等原則，雙方就大部分地段的邊界線走向取得一致。但因為雙方對位於黑龍江、烏蘇裏江匯合處的黑瞎子島歸屬爭議不下，談判無果而終。
據2006年俄羅斯出版的《邊界談判鮮為人知的篇章》一書披露，1964年中蘇邊界談判之所以未簽署任何協議，與當時蘇共中央第一書記赫魯曉夫的決策直接有關。該書作者基列耶夫曾任蘇聯外交部主管局局長，從事邊界問題達35年之久。基列耶夫寫道，在談判中，除了大烏蘇裏島和塔拉巴羅夫島地區（即黑瞎子島）外，雙方已就包括阿穆爾河（黑龍江）、烏蘇裏江在內的東段4200多公裏長的邊界線走向達成一致。劃分島嶼歸屬的原則是，通航河流以主航道中心線為界，不通航河流以主河道中心線為界。這不僅符合國際法準則，也符合蘇聯國內立法。蘇方代表團於1964年6月底向莫斯科高層建議，暫時將有分歧的上述島嶼地段“掛起來”，而先草簽雙方工作小組已達成一致的協議。但沒有想到的是，7月中旬莫斯科高層回複不同意。
經了解，原來這是赫魯曉夫本人的指示：“либо все，либо ничего”（要麽都解決，要麽什麽也不解決）。
基列耶夫認為，蘇聯領導人之所以做出這樣的決定，除了兩國關係持續惡化、意識形態論戰不斷升級外，還有毛澤東發表關於同蘇聯“算領土賬”的聲明（指1964 年7 月10 日毛澤東主席與日本社會黨代表團的談話），以及赫魯曉夫、毛澤東兩人關係中的某些個人因素起了作用。基列耶夫透露，當蘇聯代表團離京回國之後，時任蘇聯駐華大使的契爾沃年科於9月底專程赴莫斯科，想說服赫魯曉夫同意簽署東段邊界協議。他先後會見了幾乎所有的蘇共中央書記，陳述了自己的理由，但未見到赫魯曉夫本人。後來赫魯曉夫去黑海岸邊的皮聰大休假，蘇共中央書記處在勃列日涅夫的主持下聽取了契爾沃年科的匯報，讚同大使的建議，並答應要“勸說”赫魯曉夫。大使帶著這一結果返回北京。但緊接著，在10月14日召開的蘇共中央全會上，赫魯曉夫被解職了。
巧合的是，蘇聯方麵原來建議兩國邊界談判於1964年10月15日在莫斯科繼續舉行，而就在赫魯曉夫被解職的前一天，即10月13日，中方通知蘇方，中國政府原則上同意中蘇邊界談判下一階段在莫斯科舉行，但是蘇方建議的日期對我們不合適。10月16日，我國成功地爆炸了第一顆原子彈。10 月17日，《人民日報》在第一版同時報道了我國原子彈“上天”和赫魯曉夫“下台”這兩件大事，真所謂“無可奈何花已開，無可奈何花已落”！
在上述政治背景下，1964年2月開啟的中蘇邊界談判於8月中斷，一掛就是五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