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誌華: 試論中蘇同盟破裂的內在原因（下）

來源: 千裏於 2022-09-13 12:50:27 [檔案] [博客] [舊帖] [給我悄悄話] 閱讀數 : (24606 bytes)

沈誌華: 試論中蘇同盟破裂的內在原因（下）

對於中國此期對外政策的傾向以及表現這種傾向的做法，性格衝動的赫魯曉夫確實感到無法容忍了，他認為中蘇關係已經發生變化，於是在1959年6月決定暫時停止向中國提供原子彈樣品和研製核武器的技術材料。莫斯科這種違反協定的舉動反過來又激怒了中國領導人，其嚴重後果甚至可能引起同盟的分裂，但赫魯曉夫顯然已經不再顧忌中國的反應了。不過，讓毛澤東下決心與蘇聯決裂的並不是莫斯科的這個決定，而是此後一個月赫魯曉夫關於公社問題的一次公開講話。

莫斯科會議以後，毛澤東心緒煩躁，憋了一口氣，就是要把中國的經濟搞上去。嘴上喊的是“超英趕美”，心裏想的卻是“蘇聯和中國都是社會主義國家，我們是不是可以搞得快點多點，是不是可以用一種更多更快更好更省的辦法建設社會主義”。“我們人多，政治條件不同，我們可以比他們快，有客觀條件。”[39]因為在毛澤東看來，如今“馬克思主義的主流”已經到了東方。[40]於是，15年超過英國的目標半年後就變成了3年趕上英國，5年趕上蘇聯，7-10年趕上美國。[41]在八大二次會議上，毛澤東充滿信心地提出，“後來者居上”，“我們的共產主義，可能比蘇聯提前到來”。[42]為此，不僅在建設速度上要超過蘇聯，更要加快改變生產關係，於是大張旗鼓地開展了人民公社運動。毛澤東認為，人民公社製度是中共創造的“一條過渡到共產主義的具體途徑”，“是共產主義社會結構的最好的基層單位”。[43]因此到1958年11月，毛澤東以國際共產主義運動領袖的口氣說，中國不久將在共產主義社會的大門口等著蘇聯。[44]在毛澤東看來，中國的經濟實力很快就會超過蘇聯，又為人類指出了一條通向共產主義的光明大道，隻要這一切得到社會主義各國的支持，特別是莫斯科的認可，也就等於承認了中共在社會主義陣營中的領導地位。

然而，實際結果卻使毛澤東大失所望。盡管中國人的熱情和幹勁在蘇聯報刊上得到一片讚揚，但對“大躍進”的很多做法和目標，蘇聯幹部和專家卻不斷提出懷疑和指責。[45]對於人民公社，蘇聯的媒體一直保持沉默。在紀念中國9周年國慶的幾百篇文章和廣播評論中，隻有區區6篇順帶提到了公社，而蘇聯大使在紀念蘇聯十月革命節招待會的演說中，對方興未艾的人民公社運動竟隻字未提。[46]蘇共中央認為人民公社是一種“左”傾政策的表現，但如果提出批評則會影響中蘇關係，所以決定“對它既不稱讚，也不批評”。[47]後來，由於蘇聯不少地方幹部和一些東歐國家領導人對人民公社表現出極大興趣，有的甚至認為，中國搞人民公社是真正找到了一條通向共產主義的道路，而蘇聯沒有找到這條道路。為了避免他們“盲目效仿”中國，赫魯曉夫在蘇共二十一大的報告中含沙射影地批評了人民公社製度。[48]幾個月後，赫魯曉夫在波蘭一個集體農莊群眾大會上講話，回憶並檢討了蘇聯20年代在農村建立公社的錯誤。[49]與前者相同，這個講話也沒有提到中國，甚至措辭更為緩和，本不該引起什麽強烈反應。但波蘭報紙在發表講話時刪去了其中有關公社的一段話，而《真理報》卻在7月21日予以全文發表，顯然是莫斯科有意為之，而且選擇了一個非常不恰當的時機。那時毛澤東正在廬山為彭德懷的萬言書發火，這個講話更使毛澤東怒不可遏，他決定向赫魯曉夫公開出擊。

在“大躍進”和人民公社運動的高潮中，很多中共幹部認為，“共產主義運動的中心已轉移到中國”，[50]這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毛澤東和中國黨當時的心態。毛澤東希望他的創舉得到國內外，特別是社會主義國家的承認。然而，毛澤東等來的不是人們的理解和支持，而是1959年經濟形勢的逆轉，以及各級幹部普遍的檢討和非議。[51]廬山會議就是在這樣的背景下召開的，難怪彭德懷一封私人信件就捅了馬蜂窩——毛澤東決心反擊那些對他的共產主義試驗傑作評頭品足的人。在7月16日向會議印發了彭德懷的意見書後，毛澤東怒氣未消，便連續看到兩份關於基層幹部非議“大躍進”和人民公社的材料，說全民煉鋼“得不償失”，“勞民傷財”，隻算政治帳，不算經濟帳；“人民公社沒有優越性”，是“人為的產物”，是“心血來潮”。接著又是外交部的報告，說在蘇聯幹部中普遍流傳著有關中國當前某些困難情況的說法，認為中國黨犯了錯誤。毛澤東強壓怒火，不動聲色地向會議印發了這些材料。[52]就在這時，7月28日，赫魯曉夫關於公社問題的講話送上了廬山。蘇聯領導人竟然也加入了這場爭論，而且是站在黨內右傾分子一邊，這是毛澤東無論如何也不能容忍的。

第二天毛澤東批示：將有關材料印發會議代表，“請同誌們研究一下，看蘇聯曾經垮台的公社和我們的人民公社是不是一個東西；看我們的人民公社究竟會不會垮台”。批示發出後，毛澤東意猶未盡，8月1日又批示：“我寫了幾句話，其意是駁赫魯曉夫的。將來我擬寫文宣傳人民公社的優越性。一個百花齊放，一個人民公社，一個大躍進，這三件，赫魯曉夫們是反對的，或者是懷疑的。”並表示為此“要向全世界作戰，包括黨內大批反對派和懷疑派”。8月19日毛澤東又要人去準備人民公社的材料，並說：“為了駁斥國內外敵人和黨內右傾機會主義”對“人民公社的攻擊、誣蔑和懷疑”，“必須向一切人作戰”，其目的是“破蘇聯同誌們中的許多反對派和懷疑派”。9月4日毛澤東接連發出信件，要求在《人民日報》上發表赫魯曉夫關於公社問題的講話，以“使他越處於被動，使全國人民知道赫魯曉夫是反公社的”，還指示以通訊方式發表捷克斯洛伐克和民主德國報紙讚揚和宣傳廬山會議決議的情況，“以壯士氣，可以將蘇聯某些人的軍”。[53]所有這些做法都表明，同赫魯曉夫一樣，毛澤東也決心與莫斯科翻臉了。

這時，雙方已經到了水火不容的地步。台海危機反映出中蘇在對外政策上的重大分歧，赫魯曉夫對此不能容忍，蘇聯決定給中共一些顏色看；公社問題反映出中蘇在對內政策上的嚴重分歧，毛澤東對此不能容忍，中共決定公開批評莫斯科。於是在1959年10月兩國領導人發生激烈爭吵後，中蘇分別確定了處理兩國關係的相同的方針：毛澤東認為，中蘇根本利益是一致的，分歧隻是“局部的，暫時的”。但“赫魯曉夫很幼稚”，又“不懂馬列主義”，“如果不改正，幾年後他將完全破產”。而真理在中共一邊，“馬克思主義、列寧主義大發展在中國”，中共最主要的任務就是批判修正主義。[54]因此12月中共中央工作會議決定，在處理中蘇關係時，“要有原則上的堅定性和策略上的靈活性”。[55]蘇共中央同樣認為，中蘇友好對於兩黨兩國都是重要的，對於整個社會主義陣營和國際共產主義運動也是必需的，但是由於對毛澤東的個人崇拜，中共在對內對外政策方麵都存在錯誤和缺點。因此必須“在堅持我們的原則的條件下克服相互關係中出現的困難”。[56]此時，中蘇分裂已成必然趨勢，除非有一方承認錯誤，從而達成妥協。

1960年伊始，雙方便開始在報刊上發表文章，闡述各自的觀點和主張，意在規勸和說服對方。勸說不起作用，中共在6月上旬的世界工聯會議公開散發批評蘇共的材料，試圖壓服蘇聯改正錯誤，而蘇共則在6月下旬的布加勒斯特會議組織對中共代表團的圍攻，試圖逼迫中共就範。結果，雙方沒有一個願意讓步。於是，赫魯曉夫終於決定撕破臉皮，宣布限期撤退全部在華工作的蘇聯專家，從而使中蘇分歧公開化。盡管1961-1962年中蘇都有意緩和矛盾，修複關係，但是所堅持的原則仍然是要對方承認錯誤。而1963年7月的兩黨會談的結果再一次表明，中蘇之間已經沒有妥協餘地。中蘇同盟的破裂成為不可挽回的事實。

結構分析：決定中蘇同盟破裂的兩個內在因素

麵對中蘇同盟瓦解的過程，人們不禁會問，毛澤東和赫魯曉夫為什麽要置中蘇的共同利益和同盟的整體利益於不顧？中蘇兩國為什麽會從當初的良好願望出發，走到了最後雙方都不願意看到的結局？就社會主義的同盟而言，這並非個別現象，因此，其根本原因必須從社會主義國家關係的普遍原則和理念中去尋求。

研究中蘇同盟的命運有兩個參照物，一個是與此同時存在的西方盟國的內部關係，一個社會主義陣營內部的國家關係。前者呈現出一種穩定性，後者則呈現出一種非穩定性。中蘇同盟的狀況與前者完全不同，卻是後者中的一個典型範例。

在西方資本主義陣營各國之間也存在著分歧和矛盾，比如英美、英法、美法、美日之間的關係，並非和諧美滿，有時甚至也會發生激烈的衝突，以至出現法國退出北約這樣的重大事件。但是，西方的同盟始終沒有分裂。用前引中情局的方法和邏輯完全可以解釋這一現象：他們之間維係相互關係的原則和標準是國家利益，而在冷戰時代，這種國家利益的最終體現就是保證在與共產主義世界對抗中西方國家的整體安全。為了這個根本的利益，每個國家都可以、也願意在某時某地放棄眼前利益和個別利益，就是說在需要的時候，他們可以通過相互之間的妥協來保證同盟的繼續存在。

在社會主義陣營內部國家關係的表現則完全不同，那裏明顯地缺乏一種妥協機製。人們在社會主義國家之間的關係中可以看到這樣一個較為普遍的現象：兩國相好，就好到不分你我——大家以兄弟相稱，高尚的無產階級國際主義精神掩蓋了一切分歧和矛盾；兩國交惡，就惡到你死我活——以至拋棄國際交往的起碼原則和慣例，甚至不惜兵戎相見。

不是不分你我的朋友，就是你死我活的敵人。這種情況絕非僅僅存在於中蘇關係之中。在歐洲，蘇南分裂後，蘇軍陳兵南斯拉夫邊境，甚至策劃對鐵托實施暗殺；波蘭統一工人黨政治局決定開除一些親蘇分子，便招致蘇聯大軍向華沙挺進；匈牙利政府想要探索一條建設社會主義的新路，即遭到蘇聯的武力鎮壓，其主要成員則被送上絞刑架；捷克斯洛伐克的經濟改革剛剛顯示出擺脫蘇聯模式的傾向，蘇軍頃刻之間就毀滅了布拉格之春。在亞洲，中朝、中越之間亦如此，今天是“鮮血凝成的友誼”、“同誌加兄弟”，明天就會惡語相向，乃至刀兵相見。總之，從蘇南衝突到中蘇分裂，從蘇聯出兵布達佩斯到中越邊境戰爭，社會主義陣營的同盟關係從未穩定過，不斷的動蕩、分裂、改組，幾乎伴隨著同盟的存在而存在。

為什麽社會主義盟國之間出現分歧和矛盾時，就不能實現妥協而保證同盟的繼續呢？為什麽社會主義同盟在其成長過程中顯得如此脆弱呢？首先，這當然不能歸咎於一時一地的政策失誤：即使鐵托沒有因政治局委員茹約維奇向蘇聯駐南大使透露黨內秘密而決定不再向蘇聯官員提供經濟情報，斯大林也會找到其他理由向南斯拉夫施加壓力；即使羅科索夫斯基沒有擔任波蘭的國防部長，哥穆爾卡同樣會指責蘇聯在其他方麵侵犯了波蘭的主權；即使赫魯曉夫認可了人民公社的原則，毛澤東追求共產主義運動領導地位的進一步舉措也會迫使莫斯科感到無法容忍；即使赫魯曉夫聽從眾人的規勸而收回撤退在華專家的命令，也無法扭轉中蘇分裂的必然趨勢。其次，恐怕也不能完全用領袖的個性來解釋。一般來說，社會主義國家遵行的是領袖外交，而其結果無疑會使某些個人性格突現在國際交往的舞台上。鐵托的桀驁不馴，斯大林的恃強淩弱，赫魯曉夫的喜怒無常，以及毛澤東的“無法無天”，固然都對他們之間雙邊關係的惡化起到了推波助瀾的作用，但如果把問題的實質僅僅歸結到這一點，無論如何是不能令人信服的。上述情況既然是一種普遍現象，那麽必然與社會主義國家關係的內在結構有關，人們就需要分析社會主義國家關係形成的曆史原因，並進而分析這一關係的政治準則和特性，從中找出那種結構性失衡的關節點。在筆者看來，問題的實質在於社會主義陣營同盟關係中某種固有的結構性弊病，或者說是這種社會主義國家關係的政治範式先天存在不足。

社會主義國家關係內在結構的弊病之一是國際主義理念與民族主義追求的矛盾，以意識形態的同一性替代或掩蓋國家利益的差異性。

在社會主義的早期理論中，人們都把未來社會理想化，幻想一個沒有國家和民族區別的大同世界。“工人階級無祖國”是共產黨人長期信奉的理念。蘇聯的國名就是一個典型的例子：“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這一名稱，既不包含地域概念，也沒有主體民族的內涵，其適用範圍在全世界，這就充分表明了當時共產黨人所追求的目標。作為革命黨的共產黨人，在其執政前普遍缺乏國家主權意識。在各個共產黨之間，目標是一致的，理論是統一的，在相互關係的準則上隻提倡無產階級國際主義，很少或未及考慮不同地區和不同國度的差別。及至領導革命成功，掌握了國家政權，在處理相互關係時仍然接續前緣，才發現與現實生活相距甚遠。從共產黨的角度，無疑必須高舉國際主義的旗幟，而從民族國家的角度，則需要維護各自的政治和經濟權益。作為一個國家的代表，共產黨人感到自己陷入了倡導國際主義準則與維護國家利益之間的兩難境地。從此出發，可以理解列寧為什麽在布爾什維克奪取政權前後對“民族自決權”這個問題采取了完全不同的立場和理論闡述。

這種理念上的混淆和矛盾特別突出地作用於社會主義國家在處理相互關係時的主張中。平時大家都認可意識形態的同一性，有意無意地掩蓋了國家利益之間的差異性，而當分歧和衝突顯露出來的時候，卻各自有所主張。大國，強國，處於領導地位的國家和黨，通常強調國際主義原則，而小國，弱國，處於被領導地位的國家和黨，則往往強調國家利益。況且，這些主張也是相對而言的。當南斯拉夫指責蘇聯侵犯自己的國家利益的同時，卻要求阿爾巴尼亞絕對服從南斯拉夫的需要，當中共批評蘇聯的大國沙文主義和老子黨作風的同時，卻硬要日本、朝鮮和越南黨接受自己的路線。不僅如此，這些主張又因時間和地點不同而異。1956年蘇聯出兵匈牙利被譽為維護社會主義陣地的革命行動，而1968年蘇聯占領布拉格則被譴責是社會帝國主義的侵略行徑。沒有統一的標準，沒有一致的認同，於是麵臨危機時就無法找到妥協的平台和條件，那麽兩國關係的破裂也就成為必然。

社會主義國家關係內在結構的弊病之二是同盟內部領導與被領導的組織原則與各國享有平等權利的準則之間的矛盾，把黨際關係等同或混淆於國家關係。

綜觀共產黨之間及共產黨國家之間關係的曆史，大概不會有人否認：社會主義陣營內部執政黨之間的關係與國家之間的關係是混淆在一起的；國家關係是黨際關係的延續，即各國共產黨把他們執政前相互關係的政治形態及其準則帶到了執政後的國家關係中。在現代國家關係中，通行的原則是相互承認國家主權的平等，無論國家大小，應該在此基礎上協商解決他們之間的利益衝突。而在共產黨內和黨際關係中，強調的組織原則是下級服從上級，全黨服從中央，是領導與被領導的關係。這兩個原則之間的矛盾是顯而易見的。

作為世界共產主義革命的國際組織，共產國際（第三國際）統管包括俄共在內的各國共產黨。這種在統一的意識形態和下級服從上級的組織原則規範下的結構形式，其本質上是排斥各黨獨立地位的，並體現出各國（各地）共產黨都要服從於一個指揮中心的政治特征。由於曆史的原因——意識形態的正統性和革命成功的先導性，使得莫斯科一直處於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中心地位，而蘇聯共產黨則實際淩駕於共產國際之上。特別是在斯大林提出“一國社會主義”的理論之後，蘇共就是各國共產黨的太上皇，保障和維護蘇聯的利益就是擁護和實行國際主義的表現。因此，這種領導與被領導的黨際關係從結構上就不可能是平等的。盡管有些黨也曾對此表示不滿，但由於理論上的誤區和實力上的差異，這種政治範式不僅可以合理地存在於社會主義運動的黨際關係中，而且得以延續到後來社會主義陣營的國家關係中。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以後，東歐和亞洲一些共產黨陸續掌握了國家權力，同時，在冷戰興起的背景下，這些國家組成了社會主義陣營。在這個過程中，各國共產黨很自然地把他們執政前相互關係的政治範式和準則帶到了執政後的國家關係中，社會主義國家關係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共產黨黨際關係的延續。當然，共產黨情報局的地位和權力是無法與共產國際相比的，斯大林以後的蘇聯領導人也比較顧及陣營其他各國的反應。不過，共產主義運動要有一個中心，社會主義陣營要有一個黨為首，則是所有共產黨共同奉行的準則。既然社會主義陣營內部執政黨之間的關係與國家之間的關係是混淆在一起的，領導與被領導的原則仍舊是適用的，那麽在這裏，實際上也就無從談起完整意義上的國家主權和民族獨立。其最典型的事例就是匈牙利在1956年10危機中的地位：蘇聯為平息波蘭危機剛剛發表了《社會主義國家關係平等宣言》，卻理直氣壯地派軍隊占領布達佩斯，解散了匈牙利合法政府。

中國人常常指責蘇聯侵犯了中國主權，而越南人又往往指責中國人侵犯了越南的主權，在社會主義國家關係中，類似的事情還有很多。其實在大多數情況下，表現出來的正是這種社會主義陣營內部黨際關係所通行的政治準則，即一種領導與被領導的關係範式。既然各國共產黨都強調和承認國際共運必須有一個領導核心，並在意識形態一致性的前提下維護正統的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指導地位，那麽也就在實際上放棄了各自的獨立性。於是，在黨政合一的政治體製下，在國家關係混同於黨際關係的狀態下，社會主義同盟中各國主權的完整性就很難得到保證。同時，這種關係範式壓抑了同盟各國追求獨立發展的民族感情和心理，表麵的團結統一往往掩蓋了同盟內部各國之間在發展水平和利益要求方麵的差異。平時大家以兄弟相稱，言談舉止無所顧忌，淡漠了正常的國家關係，等到矛盾積累到一定程度，那種籠罩在民族感情和心理上的陰影勢必顯露出來，相互關係也就隨之遇到危機。社會主義陣營內國家關係的這種政治特性決定了社會主義同盟內在的不穩定性：一旦處於領導地位的某個黨（和國家）的領導權受到挑戰，或者某一主權國家不再認同他們之間的整體利益，那時，領導與被領導的原則以及局部服從全局的邏輯就不再發生作用，他們之間的同盟關係也就麵臨著終結。

在中蘇關係的變化過程中，除了隱含著上述社會主義國家關係的普遍性矛盾外，還有其特殊性，即存在著爭奪國際共產主義運動領導權以及為此而產生的證明其意識形態正統地位的鬥爭。蘇聯和中國是社會主義陣營裏的兩個大國，一個領導著歐洲各國共產黨，一個指揮著亞洲革命運動，如果他們像以前那樣繼續分工合作，相互協調，社會主義陣營的前景可能是光明的。但是，在1950年代中期，出現了隱患，即中蘇在社會主義陣營中的地位開始發生變化。蘇共在二十大公開進行“自我批評”，無疑大大降低了莫斯科的威信，動搖了蘇聯在同盟中的領導地位，而中國共產黨則日益崛起，特別是一五計劃的順利完成和參與處理波匈事件取得成功，毛澤東感到他應該對人類未來的發展承擔更大的責任。就在這個時候，毛澤東開始提出了他的不同主張。從根本上講，那時中國和蘇聯還處於社會發展的不同階段，蘇聯已經進入戰後國際體係，甚至參與構建了這個體係，而新中國則被排斥在國際體係之外；蘇聯黨已經是成熟的執政黨，而中國黨才剛剛掌握政權，還沒有擺脫革命黨的意識。由於這種時差，毛澤東與赫魯曉夫對於世界形勢及其發展趨勢的認識完全不同，他們所製定的發展路線和方針也是根本對立的。蘇聯要求緩和，中國則製造緊張，蘇聯希望和平環境，中國則鼓動革命情緒，這種分歧直接影響到如何建設社會主義，以及如何領導社會主義陣營與資本主義世界鬥爭的問題。而國際共產主義運動領導權的重要體現是意識形態的正統地位，因為在共產黨的理念中，隻有高舉馬克思列寧主義大旗，也即擁有意識形態正統地位的黨，才具備領導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資格。於是，中蘇之間在具體的對內對外政策上的分歧就上升為思想政治路線的鬥爭，意識形態領域的鬥爭。單純的利益之爭可以讓步，可以妥協，因為還有最大的利益和根本的利益，但領導權之爭不在於實力大小、利益多少，而在於思想政治路線的正確與否，因此在原則上是不可調和的。其實中蘇雙方並非沒有認識到他們之間根本利益的一致性，從本意講，這對兄弟誰也不願意分家，問題是由誰來當家。馬克思主義與修正主義不共戴天，列寧主義與教條主義水火不容，所以，中蘇同盟的結局隻能是分裂。